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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外散文经典评点珍藏本》牛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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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2013

牛汉,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生于山西定襄县,远祖系蒙古族。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55 年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70年代在湖北干校劳动,1980 年平反。40年代始发表诗作,出版《温泉》等多种诗集。

离别故乡

一向以为,童年活在心灵中,不管想不想它,绝不会弃离自己,它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随时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它的境界。可是这一次,主意要好生写写自己的童年,却引起我无限的伤感。童年与我之间,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茫茫的距离。这里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上的可以丈量的含义,它近似疏远或淡化,是一种心灵上茫茫然的感觉。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自己的影像,我向它走去,怀着虔诚和信任,可是,不是越走距离它越近,而是越走越远了,它远出了淡出了我的记忆。童年像一个灿烂的星座,黄昏(“黄昏”之前,我有意略去“生命”二字)之后,本该它出现,却无声地陨落了,就落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到了它以往的重量和光芒,却很难从心灵上再升起那个完整而美丽的星座,照亮自己的生命。因此我至多只能写出童年在我心灵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是的,连 1937年10月末,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别家乡和亲人的情形,我都无法详尽而清晰地录写出来了,这还不令人伤感吗?

那个晚上,全家人只有我和两个弟弟跟平时一样睡觉,其他人都整夜没有合眼。祖母为父亲和我出远门准备干粮,用文火烙了七八个有油盐的厚厚的白面饼,有点像西北高原的“锅盔”,只是略小点薄点。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带着这种经吃经饿的饼。祖父年青时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祖母也是烙的这种饼,够十天半月吃,我还从来没吃过这种干粮,它的特点就是“干”。揉进油盐才有点发酥,否则难以咬动。穷人家烙的饼,只有盐,没有油,怕咬不动,烙之前,就把生饼虚切得棋盘似的,吃时掰一块下来,正好塞满嘴巴,噙好一会,口水泡软才能嚼啐,因此十分耐吃。

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饼,十岁的妹妹帮着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诉我,那天晚上,祖母一边烙饼,一边默默地流泪,可能想起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已经有多少年没烙过这种干粮。那天祖母烙饼时,油用得很多,隔壁金祥大娘闻到了油香气。第二天上午,她来我家,—进院就嚷嚷:“哎呀,你家有甚喜事?”听说我母亲把她狠狠剋了—顿。两个不懂事的弟弟晓得家里烙了油盐饼,向祖母哭闹着要,但祖母没有留一张饼下来。

母亲为父亲和我准备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裤裆里,一块一块地缝进十四块银元。听说我三舅父在太原坐牢时,母亲为他缝囚犯专用的带有脚镣能脱能穿的那号棉裤时,就絮进了几块银元,以备急用。

后半夜,祖母叩我的门,她用戴顶针的指头叩击门框的声音特别响(烙饼的同时,祖母还缝补一条狗皮褥子,所以戴着顶针)。上初中以后,我就住在与羊圈为邻的半间小屋,一向睡得很死,袓母喊我半天才醒过来,“成汉,快起来,你听,炮响得越来越近啦。”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大炮声,坐起来,感到一种很闷的声音,像远方的雷朝这里滚动,炕有些颤动。

我走到院里,远方有密集的枪声,响得很脆,格外令人恐怖,仿佛老天在做噩梦咬牙。父亲正兀立在院子里听动静。他说:“还远着哩,多半在忻口一带,诗人元好问的老家离那儿不远。”不久之前,父亲为我讲过元好问的诗。

母亲让我换上远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让我一层层地穿上。穿棉裤时,母亲才对我说:“裤裆里絮了十四块银元,万一你和父亲被冲散了,你就一块一块拆下来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母亲这番话也是说给父亲听的。父亲嗜酒如命,花钱多。

父亲说天一亮就动身。晚了,村里人见到要问长问短。”

当时,全家人或许只有父亲一个人心里明白,这一走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天天看报,当然晓得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国内军阀混战,那最多不过几个月,这一回,谁也难以预测。父亲近来常常默不作声,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当时,我的头脑简单,不理解人世间还有生离死别这种事。我心想,跟父亲出去走走,去大地方开开眼界,起码能进省城太原转转,到一个地方躲一阵子就可回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永远地分离。

那几天天气晴朗,凌晨有点寒意,墙角的蟋蟀叫声开始沙哑。父亲没有穿平常穿的长袍,换成了对襟棉袄,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公义生油盐店掌柜的老头。父亲右肩头背着包袱,挺大,我一只手拎着干粮。中秋节才过了一个多月,家里存的月饼全让我们带上了。隔着包袱都闻到“五油四糖”的月饼味,一斤面粉揉进五两油四两糖(当时一斤为十六两)。月饼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从不做这么贵重的吃食,她平时只想尽办法把活命的高粱面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祖母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棉裤,说薄了点。”母亲说等到穿厚棉裤那时,人还不回来?”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质问父亲和我。

父亲常出远门,一家人过去也就是在大门口分手的。什么祝福的美好的话都没说,全家人面对面地比平时多站了一会儿。父亲在前面走,我习惯地在他后面跟着。我憋不住回过头䀹了䀹眼睛,对妹妹说:“后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时,我这么说,妹妹总要回嘴:“臭闺女不值钱,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谁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长大了,什么话没说,两眼泪汪汪的,她也许在心里还为我能出去走走高兴哩。

街巷里没有一个行人。远方的炮声还在闷闷地响着,仿佛不是从空中传来的,是从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来的。当父亲和我快拐弯走进另一条街时,听见妹妹飞快地跑到我跟前,对我说:“祖母让你回去一下。”我随着妹妹踅回到大门口,父亲立在街口等着,默默地望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我看见祖母眼里噙着满盈盈的泪,但并没有哭出声,她的眼窝很深,泪水聚着不易流下来。袓母的眼睛年轻时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习惯地在我面颊上抚摩一下,说:“快到大屋去,把炕头上一个包袱带上。”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刚才不带?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头,放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实不用摸也闻得出来。如果是现在,我是绝不会拿的。当时我只觉得祖母生怕我们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里受了风寒。我回到大门口,袓母指指狗皮褥子对我说:”出村之前,不要对你爹说。”她怕儿子不肯带。这张狗皮是我家前几年老死的那条狗的,让村里刘春毛家鞣制过,毛长绒厚。祖母腰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离不开这张狗皮褥子,只有暑热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里觉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爱。

回到街口,父亲可能沉溺在悲伤之中,并没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拐弯时,父亲还是没有回头。他一回头,一定哭出声来,他怕伤了母亲与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亲的这个脾气,他的心不硬。要是母亲带我远行,将是另一番情形。我回过头,朝袓母和母亲大声地喊:“我走了,我走了!”声音里没有一点儿真正的悲伤,没有就是没有,我不会作假。半个世纪之后,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种今生不能原谅的愚稚的行为。袓母和母亲站在家门口,像平常一样,没有招手,没有祝福。母亲的嗓门大,用哭腔冲着父亲和我的背影喊一声,“过大年时一定回来!”我回过头喊了一声:“一定回来!”父亲不敢回头,只把头低低地垂下来,脚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没有返回家乡。这原因,本来想不说,考虑再三,还是应当说几句。50 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乡几乎无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今生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父亲建国以后从西北高原回去过两回,见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却没有能再见到他挚爱的母亲。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离开故乡后,父亲和狗皮褥子没有分开过,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绒毛早已磨损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乡的极困难的日子里,它仍能给父亲以难以比拟的温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亲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荒寒的陇山上背了两年石头,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在刚离家那一年,每到一个住处,父亲总是把狗皮褥子横着铺上,这样两个人的腰部都能贴着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风寒。从介休县到风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厂拆迁机器的没篷的敞口火车,父亲和我夹在机器缝隙中间。父亲说:“天冷,千万不要把脸和手贴着机器,会把皮粘下来的。”我摸摸机器,的确有点粘手,不,简直是在咬人!感到异常恐怖。天黄昏时,火车正经过韩侯岭,行驶得慢,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追着火车朝下不停地扫射。枪弹打在机器的响声格外地凄厉,四处溅着火星,我不敢睁眼,父亲死死搂着我。后来听说那是架侦察机,如扔下几颗炸弹,我们坐的火车必定遭到毁灭。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着,也不敢入睡,时刻担心日本飞机来轰炸。人夹在机器中间无法活动,冻得脸腮木木的,父亲打开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来,裹着两个人的肩头,才感到一点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机器缝里真冻死了几个人。天亮了,我看见人们把几具尸体抬下列车,冻死的人是蜷曲的,脸和手被机器“舐”得血糊糊的。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枪弹(也许是四溅的火星)穿了一个洞,却奇迹似地没有伤着父亲和我。父亲说他当时闻到了一股燎毛的气味。

在风陵渡过黄河时,父亲和我没有能挤到同一条船上,我坐的船小一点,那天有风,滔滔东去的黄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时翻了。幸亏我自小会游泳,还能在浊浪中挣扎着。我被恶浪劈头盖脸地打入了浪的底层,穿着厚厚的棉衣,浑身动作不灵,几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生命几乎永远地沉没了。后来,被一个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气跑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坡,看见一个夯土的拱门,门眉上赫然有三个大字:第一关。恍惚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那首诗里写的寒冷。(艾青的这首诗,正是写在我渡黄河的那个月的潼关。)上岸后,穿着湿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他以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亲和我都哭了。结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响,走起来十分困难。贴着身体的那一面,却又融化成水,顺着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就这样不停地走了几十里路,父亲说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冻坏。到了潼关,住在一间民房里,我还是挺不过去,发高烧好几天,父亲日夜守护着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来,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湿透了。我难过地说把祖母的狗皮褥子腌坏了……”

十四块银元还缝在棉裤裆里。

1938年春天,父亲去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名。后来听说教画的先生中有诗人艾青。我哪里晓得?那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只记得老师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为他是山西老乡故记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学. 又从裤裆里拆下两块银元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剩下的十块银元我全拆下来交给父亲收着。

没过黄河之前,总觉得脚下的地与家乡连着,每条路都能通到我家的大门口。渡过黄河,有一天与父亲坐在潼关积雪的城墙上,隐隐望见河北岸赭黄色的隆起的大地,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黄河把一切与故乡的真实的联系都隔断了。父亲哭了很久,热泪滴在积雪上,把雪烧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泪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能听见父亲的热泪落在积雪上的沉重的响声。黄河虽然没有把我的生命吞没,可是我的童年从此结束了,黄河横隔在我面前,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乡。童年,永远隐没在遥远的彼岸了。

1991年6月初,于北京。

□读书人语

散文与回忆似乎有着一种多情的联系。一些人是假借散文之体“创迨”回忆,一些人则是借回忆的路子愚弄散文,于是引来某些批评者对回忆本身、对回忆性散文、对散文中的回忆泛泛地说东道西。其实,不卖弄风情、不故做多情、不虚意矫情的回忆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呢?

《离别故乡》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回忆,只是作者并没有津津乐道于回忆之中不能自拔,他不是“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也不是委婉动人地讲述清苦生活里的欢乐,他是在揣摸、省视自己那难以排遣的愁怅若失的心境!

“离别故乡”,这一文题下面让我们读出了多重令人心颤的含义。

离别是空间的、物理意义上的:走出自己睡觉的半间小屋、走出自家的院子、走过与家人惜别的大门口、走出本村的街口、渡过黄河……故乡渐去渐远。诚然,作者当年根本没有对这种离别感到悲伤,甚至连悲伤状都做不出。但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对外面的大世界向往已久的心情在作柽,那是他认为过不多久就能回来。真的,如果不是可恶的侵略,如果人们过着正常的生活,空间转换算得了什么呢?然而,那不是正常年代,离别注定不仅仅是空间的,离别更是时间意义上的:39年至91年,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过去了,一次离别,竟几乎是终生离别,如此残酷的事实!难怪作者捶胸顿足,不原谅自己当年离别故乡时的轻松态度。

作者叙述在空间上、时间上离别故乡是告诉我们他害怕在心理上离别故乡。当他坐下来欲有意识地回忆童年的时候,感到茫然、遥远、不甚清晰,这在他心中凭添无限伤感,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与故乡疏离了。

其实,疑虑是多余的,你的文字是你最真实的心跳,故乡永远与你贴近。那毕竟是落在心上的星在,有实实在在沉重的份量,有挥之不去的束束光芒。不管你是有意识地去感受它,还是有意识地不去感受它,它都存在,它甚至是一种原型,在不经意中都能左右你。故乡永远属于你,与含在嘴里干散难咽的白面饼,与遮风祛寒的带着奶奶厚爱的狗皮褥子,与变成眼镜、变成诗心与画艺的银元,与落在积雪上发出沉重声响的父亲的热泪……一并穿透五十年的时间障壁,越过千山万水的空间阻隔召唤着你!启迪着你! 【木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