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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外散文经典评点珍藏本》苏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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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苏叶,女,湖南人,散文作家,现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

总是难忘

六二年夏天,我考中学。发榜的时候,知道自己被录取在南京四中。

四中在当时是一个三等学校,而我住的那个大院,教授、副教授的儿子们,女儿们,几乎都被市内各名牌中学点中。那几天,他们的脸陡然添了一重小大人的矜持神色,仿佛打过了金印,便要自尊自贵起来。当时,满院的蔷薇开得正好,红红白白,颤颤巍巍,一蓬一蓬的,热闹得不分贵贱好丑。和蔷薇一起长大的孩子,却从此有了高低间的距离。有少数几个没考上重点学院的千金,躲在家里哭,走在太阳底下,脸上也讪讪的。我可不。我觉得自己没刷去上“民办”已是幸运。我学习语文历史,吹点牛,可说轻松得如拣鸿毛;可是对于加减乘除开平方之类,实在感到重比泰山。从湖南迁来南京,我缺了半年的课。文不成问题,原先就不扎实的数学基础则彻底地崩溃下来。我又有一帮子院外的同学,她们是剃头匠、保姆、修钟表和卖咸菜的人家的女儿,天天和她们混在一起,我逃学,旷课,撒谎,闹课堂,偷毛桃桑椹挖野菜,抄作业……练就了全挂子本事,从中得到无穷的放肆与快乐,再不觉得天下“唯有读书高”,学业只是一日一日地混着,所以,我能上四中,已很知足。

我当时并不知道四中的可贵,只是诧异:

南京历来被称为龙蟠虎踞的帝王之地,而四中所在的那条巷子偏偏就叫龙蟠里,与龙蟠里对口相望,逶迤而去的那道坡,竟叫虎踞关。窄小的街道,其实并无王气可言,但是在一两处高墙里,深院中,有褪了色的雕梁画栋。翘翘的飞檐,挂着一两个青绿色的风铃,使人觉得这里或许真有些古时候的来历。每次路过那紧闭的木门,忍不住要拍那锈了的铜环,再贴着门缝张了一只眼向里窥望。但见石板缝中寂寂青草,但见软软的蛛网,在朱颜剥落的廊柱间随风摆动。冷不防后面同学拍一下肩,鬼喊一声:“狐狸精出来罗!”我们便尖叫着飞奔而去,任凭书包里的铁壳铅笔盒,像一颗狂乱的心脏,一阵乱响。

进四中校门,迎面一座碧螺样的土坡,坡不高,遍植桑槐,取名叫菠萝。站在菠萝山上向前看,有一口乌龙潭,潭边杨柳依依,傍着四中礼堂的围墙。如果手搭桑树向左一望,发现清凉山扫叶楼劈面而站。清凉山五代十国时就有了名气。山上大树很多,一到夏季,碧荫侵入。据说南唐后主李煜一听蝉儿开叫,便要避到这里,遍拍栏杆。后来,清初著名画家龚贤在这里造了扫叶楼,隐居起来。至今楼台清俊、花木扶疏。清凉山上有尼姑,每日弄些素菜斋面供应游人。在一株古树上,吊着口大钟。我们放学以后,常常翻过菠萝山,直奔清凉寺,拽住那大钟的粗麻绳一顿乱撞,撞得人心惶乱,行人伫足,撞得树林沟壑荒、荒、荒、荒响起告急似的回声,直撞得老尼姑跳出山门拍起巴掌高声骂娘,连素带荤的脏话,一把一把地扯将出来,而我们早已笑弯了腰,四散奔逃了。站在远处,看着斜阳渐渐浸红了扫叶楼的粉墙,听着老尼沙哑的喉咙变成了一串模糊的余音,在鸟雀啾鸣的山林间悠悠回荡,心就静了。这时候,如果兴致好,我们便爬上更高的山头。只见眼下横着一列古老的城墙,几个打赤脚的孩子敞着衣襟在城墙上放风筝。云霞斑斓,辉耀着三国东吴时留下来的石头城。外秦淮河在这里温柔地转了一个弯,卸却了千百年的粉黛香脂,清清地,在夹岸的菜花和稻麦伴送下,缓缓流去。而长江卧在迷蒙的天际下,壮阔浊黄的江水,筛滤过千古风流人物,消磨了多少英雄豪杰?显得又浑重,又辽阔。

当天地间第一颗灯火跳亮了的时候,我们知道非走不可了,从地上拖起沾了草香的书包,在变得幽暗了的树林间,踩动碎石,结伴回家。下了清凉山就疯跑,怕那边火葬场的阴死鬼来抓人。直到暮色中背后那焚尸的巨大烟囱看不清了,才减缓了步子。然后在乌龙潭的垂柳边,向漆黑的潭水丢几块石子,听个响声,这才路过工人医院,肺结核病院,精神病院往回走。偶尔停下步子,看一行病亡人的家属悲啼着走过,再穿过随家仓——清朝大才子袁枚的领地,回我的大院去。

大院里自然早已窗帷低垂。树影婆娑中,家家灯下坐着老老小小读书的人。我在家人的侧目中,尽量斯文地吃完饭,然后打开作文本,写:“四中,背靠清凉山,面临乌龙潭。右边,出汉中门,有凤凰街。李白一首写金陵的诗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就是写的这个地方……”

我的笔停了,眼前钻出几个住在凤凰街的同学,她们都长着极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前额很低,汗毛重。她们老跟我说汉中门外有个枪毙人的地方,她们都去看过枪毙人,枪子儿打出来,吱吱吱地有声音……。

我不敢去看犯人临刑,也不相信子弹会像老鼠叫,但是汉中门一带倒也走过。那是在中午,在倦慵的阳光下,与同学勾肩搭背去吃九分二两一碗的单面,再看人家如何捏糖人,如何补伞,如何炸炒米;一张插着纸笔信封的小桌后面,那戴一副瘸腿眼镜的老人,如何给人代写家书;打赤膊的搬运工,一个个汗流浃背,“嘿唷,杭唷……”把紫铜色的身体弯成一张弓,拖呀,拉呀,推呀,板车上是圆木、方木、木板……,那一双双发出臭气的大脚狠狠地踩在地上; 我们还看流着热汗的汉子,用小板车拖着大肚子女人往工人医院飞跑;看挂着“奠”字花圈的门栏内那些香蜡和锡箔……看这样,瞧那样,嘴里吮着酸淹小杏子,摇摇摆摆走到学校,急急忙忙去趟厕所,下午的第一节课又开堂多时了。于是在初一(五)班后来是初二(五),初三(五)教室外面,就站了一排推推搡搡的女孩,老师没奈何地瞪一眼,叹口气,放这忸忸怩怩的一行进去。听说一些男老师在背后赌咒发誓:下回再也不教女生班了!

我们也不明白,怎么把我们编成个女生班。你从讲台上往下看,一溜溜的辫子,一排排的流海,名符其实的女儿国。没有男生在一旁,女娃子个个变得胆大包天,无拘无束,再秀气的人都张狂了十分。

虽说前后两个教室都是男生,可见了我们也有些畏缩。只是每当上课铃一响,大家往教室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嗷嗷”地喊着,把同伴往我们身上推,惹得我们红着脸骂“畜牲”,“不要脸”,他们并不回嘴,我们则凛凛然地进到教室,冲邻座得意地歪嘴一笑。

记得那天上英语课,班长叫“Stand up”(起立!)

大家七歪八倒地站起来,与此同时,听见前后教室里的男生吼一样地说:“老师好!”“坐下!”一片板凳响。

但是我们用英语问了老师好,他却不叫我们坐下,几个自说自话落了座的人,只好再站起来,很不满意地盯着这个代课老师。“看看看,他头梳得多光欧!”“咦哟喂,看他严肃的!”“哎,没得胡子!他没得胡子!”嘁嘁喳喳的耳语在教室里嗡嗡地传染,时不时夹杂着一两声鬼头鬼脑的笑。代课老师的脸,耳朵,脖子,渐渐地红起来,年轻端正的脸上显出竭力克制的羞恼。他说:“站起来一个一个都不小了,考试成绩有百分之六十不及格!有的人至今连字母都搞不清,把b写成d,把d写成b,像什么话?自己的辫子倒蛮会梳的,可惜一辈子就去梳辫子吧!站好!”他怒喝一声,把严美琴的膀子一扯,没得个站相的严美琴顿时一声尖叫,一把掸开他的手:“男娃不要碰我哎!”说着连连拍打被拉过的地方,又吹吹自己的手指。哄!全班大笑起来,又急刹车似地顿住,老师的脸涨得血红,憋了半天,憋出一串你你你你你你……,这下把我们开心得要死,笑声重新迸发,个个龇牙咧嘴,前仰后合,状如女鬼。直到这年轻的代课老师奔出教室,我们才长一声短一声地歇下来。

后来大家归了座,可老师再没回来。教室里闷闷的,谁也不说话。天阴下了,空气中有了雨腥味儿。走过我们教室的老师又回头看了看,诧异初三(五)今天安份得好奇怪。

于是校园里有歌谣说:初三(五),二百五。又说:女生班,两大怪,哭哭笑笑地上赖。我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一样。女儿国里也吵,也闹,可是哪个班有我们女儿国的芬芳?

歌咏比赛,文娱演出,连年拿头奖不说,最有趣的是临近端午节的时候,每个人抽屉里有小剪子,五彩丝线,各色珠子。我们用纸折成一系列大小不等的粽子,用彩色线裹出各色斑斓花纹,再用珠子串起来,玲珑夺目。有编鸭蛋网的。细巧一点的人,还会用零碎缎子做香袋。每当此时,语文老师又要讲屈原了。

语文老师姓刘,五十几岁的年纪。他古典文学的功底极好,特别偏重诗词,做派举止都有名士之风。他常常穿一套飘飘的纺绸裤褂,翘着小指头翻书,着青帮粉底千层布鞋,走起路来,必先抬脚停半拍,然后移步,和我们想象中的孔夫子一样。

我们都喜欢他,和他没大没小,跑到他在小操场的房间,指着满墙抖抖的毛笔字(都是他自作的诗词)问他:

“这是什么体呀?”

他说:“人各一体,又何必竟仿前人之体?”

我们又指着那宣纸上的红印,问他“白下隽甫”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他的号。我们又问他,号是什么东西?他就不答了,拿扇柄点着我们说:“顽皮呀顽皮呀顽皮呀……”我们就大笑起来,同时就把他的镇纸塞到床下,毛笔挂上帐钩,拂床的大掸子插到漱口杯中,一边乱翻作文本,看那上面长长的红笔朱批又写了些什么好玩的话。

上他的课,大家总是很振奋。一篇篇中外佳作,今古妙文,在他的讲授下,带着声、色、形、味,悄悄地渗进了我们的骨肉。高兴起来,刘老师要吟一段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茅〜〜”

我们乱叫着:“再唱一个!再唱一个!”

他抹抹脸,慈爱地笑着,说:“这是唱吗?这叫吟哦!”

更多的时候,是叫我们全班诵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我们摇头晃脑,一片女孩子清脆的琅琅书声,仿佛五十四台织布机,在木兰的家院中齐奏。刘老师微闭了双目,反绞双手,醺醺然徜徉于课桌之间,直到前后两个班的老师依次跑到窗口来打手势,我们的声音才渐渐小下去,小下去,不一会儿,又大起来,念到慷慨处,我们干脆手拍桌子以助铿锵。刹那间,书声如令,掌声如蹄,宛如花木兰盖世无双的骑兵队,乘雷挟电掠过了课堂。

校长也摇头:“今后,再也不招女生班了。”

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张月素还记不记得?张月素还记不记得我?

她和我在小学同班,上了四中,她当了我们的班长,我做文娱委员。

张月素的家和我们大院隔一条马路。—条黑泥巴路的小巷,两边的屋顶多是茅草,伸手就能摸着。这里比肩住着裁缝,烧老虎灶的,炸油条的好些人家。张月素和她妈、妹妹的一间屋,光线很暗。墙上糊着报纸,床腿用砖垫得很高,怕潮湿。张月素的妈妈是小脚、 打绑腿,讲侉子话(徐州方言)。她梳个巴巴头,整天系一条半截子蓝布围裙(总是湿的),过马路这边,进一道密实的竹篱笆围墙,到我们大院来帮人烧饭洗衣服。她人很和气,大家叫她二嫂。

母亲不请二嫂给我们洗衣,母亲要我带张月素到家里来玩。她脾气很古怪,到我家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好一点的椅子也不肯坐。我教她下象棋,没有多久,我就再也下不赢她了。她借书,借《呐喊》、《唐诗三百首》……

我常常跳过地上的黑水洼,走进那条小巷,走到她们家。坐在磨得光亮了的小板凳上,就着门口射进来的一方阳光,十分自在。关于银河,拿破仑,居里夫人,长安街,李大钊,都江堰……都有过讨论。有时争得“反目成仇”,可是过了一天,又是我先去找她。我在那矮小的茅屋里学会了区分马兰头和母鸡头,品尝了炒米粉冲开水是何等香甜。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遗腹子”这个词,这是指张月素的妹妹。她妹妹的眼睛很“猫”(近视),看起人来老远就成一条线。后来,张月素也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