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1977
弗·纳博科夫，美国小说家，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富有的俄国人家庭。1919年离开俄国，先后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居住了二十畲年，1940年去美国教书，1945年加入美国国籍，晚年直到逝世，住在瑞士，他是一位同时能操俄、英两个语种写作的作家。
关于《洛莉塔》
在我模仿书中的人物之一，和蔼的约翰·雷为《洛莉塔》写完引言时，那些直接来源于我的评论也许会打动什么人——事实上也许会打动我自己——像是模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谈论他自己的书一样。然而，有几个问题仍必须予以讨论，因为自传体的叙述会使原型与临摹之间变得混然难分。
文学教师们喜欢思考这类问题，如你“作者的目的何在？”或者更甚一步“这家伙想说些什么？”现在，我刚好成了这类作者，他在开始写一部书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摆脱掉这部书，当他被要求解释该书的缘起与写作过程时，不得不借助诸如“灵感的内在感应和结构合成”这样古老的题目。我承认，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魔术师用一个戏法去解释另一个一样。
最早萌生写作《洛莉塔》的冲动是在一九三九年末或一九四Ｏ年初，那时我正苦于严重的脉间神经痛而卧在巴黎的病榻之上，我记得灵感的最初内动多少受到了报上一篇故事的启发，它讲的是“绿色公园”中的一只类人猿在一个科学家的精心调驯下，创作了一幅动物界前所未有的炭笔画；这幅素描照亮了可怜的兽笼。我记下的这些冲动与此后的思绪没有更直接的联系，然而，它却成就了我目前这部小说的前身，一个三十页左右的短篇小说。我是用俄语写成那个短篇的，从一九二四年以来我一直用这种语言创作小说（其中最好的作品尚未译成英文，而且它们在俄国国内也由于政治原因而统统被查禁）。男主角是个欧洲中部人，那个无名的宁芙是法国人，地点是巴黎和普罗旺斯。我让那男人娶了小姑娘病入膏肓不久即死的母亲。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想对孤儿图谋不轨。事情败露后，亚瑟（这是他的名字）把自己送进了一辆卡车的轮下。在一个忧郁恐怖的战时之夜里我把这故事读给了一群朋友听——他们是马克·阿尔达诺夫、两个社会革命党人、一位女大夫，不过我并不喜欢它。一九四Ｏ年我到达美国后不久就把它毁掉了。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在纽约州北部的伊萨卡，那从未消失的写作冲动又开始折磨起我，一种新的兴趣注入到了灵感之中，使我对这个题目有了新的看法。这次我用的是英语——我最早使用这种语言写作大概是一九Ｏ三年在圣·彼德堡的理查德小姐家里。这次的宁芙掺入了爱尔兰血统，同样是个娇小玲珑的小女。那个基本的“娶母”情节仍保留了下来，但其他部分都是全新的，而且不知不觉中七伸八长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书写得很慢，中间不时被打断和搁置。创造俄国和西欧花了我大约四十年光景，现在我面临的任务是创造一个美国。获得这种地域色彩也许会使我能够把少许平凡的“真实”（这是少数几个不加引文就毫无意义的词之一）注入到个人想象力的酿造器中。和我在欧洲的年轻时代时接受力与记忆力都处于最佳状态的情况相比，五十岁的年纪从事这一切实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还有其他几本书介于其间，有一两次我几乎要把这未完成的手稿付之一炬，并拿着它走到了那块纯洁的草坪上倾斜的焚烧炉的阴影之下，这时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意识到这本夭折之书的魂灵将会无休无止地纠缠住我的余生。
每年夏天我都和妻子一道去捕捉蝴蝶，标本被存放在一些科研机构，如哈佛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或康奈尔大学的收藏馆。发现地点的标签用别针钉在这些蝴蝶身下，以方便那些有着深奥难解的传记兴趣的二十一世纪的学者。在我们捕蝶所到的特鲁里达、科罗拉多、阿夫顿、维俄明、波塔尔、阿里佐纳、阿什兰德和奥莱根，每逢夜晚和阴天，我又重新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洛莉塔》的写作中。一九五四年春天，我在长岛抄完了全部手稿，随即就开始为它寻找出版商。
开始，在一个谨小慎微的老朋友的忠告下，我有些缺乏勇气，曾想匿名出版此书。但当我意识到这样的伪装很可能是违背了我自己的目标时，我想我马上就后悔了，于是，我决定在《洛莉塔》上署上我的名字。四家美国出版商——W、X、Y、Z，依次得到了本书的打印稿，他们也找人浏览了此书。而《洛莉塔》给他们带来的震惊程度甚至连我那位谨小慎微的老朋友F·P也始料未及。
的的确确，在古代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法国），在喜剧，生机贯注的讽刺文学，甚至一个优秀诗人在俏皮嬉戏的心情下表现出的神韵与气势中，故意的淫荡内容也并非是一种离题的虚饰；同样，现代社会中，“色情描写”也确实包含着平庸陈腐，拜金主义以及叙述的某些严格的法则。淫秽猥亵必然与平庸无奇相伴，因为任何审美愉悦必然完全被简单的性欲刺激所取代，而后者要求用最传统的词汇向读者描述那些动作。那些陈旧刻板的法则必然为色情文学家所继承，以使他的主顾们感到同样满足的安逸。比如说，就像那些侦探小说所迷惑人的那样，如果你不读完小说就弄不清凶手的身分，这些小说迷就会厌恶这种艺术的独创（试想想谁会读一篇不含任何对话的侦探小说？）因此，在色情小说中，动作必然只限于那些陈词滥调的交媾；风格、结构和意象永远不应该去分散读者那温吞水似的淫欲。小说中必须包含有性场面的交替，其中间的段落要尽力压缩，只需保证有感觉的连缀、最简单设计的逻辑桥梁、主要的阐述与解释即可，以便读者能跳过这些而同时又明白大致的情况，这样他们就不会有被耍弄的感觉（一种源于儿童时代千篇一律的“真正的”动人故事而形成的心理）。此外，书中的色情场面还必须循序渐进，逐级增强，并配以新的变化，新的组合，新的性内容，参与者的人数也要稳步增加（在一场塞德游戏中他们引进了一个园丁），这样一来，到书的结尾时，形形色色的淫邪经验已经比前几章要充实了许多。
《洛莉塔》开头部分的某些技巧（比如汉勃特的日记）把我最初的一些读者引入了歧途，使他们误以为这将会是一部色情小说。他们渴望不断出现那些撩人情欲的场景，当这些断绝时，阅读也就中止了。他们感到厌烦，遂把书扔到了一边。我想这也是那四家出版公司都没把我的打印稿看完的原因之一。他们是否认为此书应当归入色情之列我并不感兴趣，他们拒绝买我的书并非基于我对待题材的方法，而是针对这题材本身。那时，至少有三个题材对大多数美国出版商来说还是完全的禁区，另外两个是：黑人和白人相互通婚，并且和谐美满、子孙满堂；彻底的无神论者生活幸福充实，活满一百零六岁后才安然逝世。
有几种反应十分有趣；一位读者向我建议说，他的公司可以考虑为我出版，条件是我要把洛莉塔换成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他被农夫汉勃特在谷仓里诱奸，周围的环境贫瘠荒凉。这一切都要用简短有力的“真实”句子加以陈述（“他干得如癫似狂。也许我都会干得如癫似狂，我想上帝干起来也会这样。”诸如此类）。尽管任何人都该知道我讨厌象征和讽喻（这部分因为我和弗洛伊德学派早有旧怨，部分因为我对制造文字神话的人和社会学家们作出的那些判断感到厌恶），可还是有一个自作聪明的读者在翻过《洛莉塔》的第一部后就把它描述成“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而另一个人则从中发现了“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出版商X的智囊团被汉勃特搞得大光其火，连书的一百八十八页尚未读到，就天真地给我写信说书的第二部似乎太长。出版商Y另有意见，他对书中没有一个好人而感到遗憾。出版商Z则说，如果他出版了《洛莉塔》，我们俩都将被送进监。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作家不应该为准确地区分肉感与美感而烦恼，这样未免太荒谬愚蠢。我只能赞赏却无法仿效那些为杂志封面拍摄年轻貌美的哺乳动物的人，他们的处理准确之极，可以把普通的领口开得低到足以让一个情场老手会心暗笑，同时又高得不至让一个邮电局长 皱眉摇头。我假定存在这样的读者，他们在下流的墙壁文字中寻找乐趣，这些文字皆出自泛滥成灾的庸俗小说，而这些小说不仅被那些紧张忙碌的凡夫俗子们举手称誉，而且被御用文人们评为“有力”与“健全”很多高雅体面的人会说《洛莉塔》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u但我既不是那种说教小说的读者，也不是它们的作者，除了约翰·雷的那些断言之外，《洛莉塔》并不包含任何道德教训。对我而言，写小说的唯一目的就是借此提供给我那种被我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审美狂喜的东西。这是一种与其他艺术范畴内的存在状态（好奇、温柔、善良、迷醉）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感觉，这样的书并不很多。剩下的要么是能触及时事的劣等货，要么是所谓“理想文学”。这些反映现实的次品常常被束之高阁，精心相传，世代流芳。终于有一天，人们携锤带斧把这些巴尔扎克、高尔基、托马斯·曼都统统砸烂。
另一些读者指控《洛莉塔》为反美小说，这比那种所谓道德败坏的愚蠢谴责更让我痛苦得多。出于对层次和环境的考虑（一块郊外草地、一片山影），我造出了--系列北美的背景。我需要某些引人入胜的场面。没什么东西比低级庸俗的粗话更引人入胜了，对这些低级庸俗的粗语，欧洲人和美洲人——一个来自芝加哥的无产者，也可以是一个有产者（一种福楼拜式的感觉）乃至一个公爵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选择了美国的汽车旅馆而非瑞士的旅店或英国的客栈仅仅因为我想成为一名美国作家，并要求享有其他美国作家具有的同等权利。此外，我创造的汉勃特是一个外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除了对宁芙的态度之外，我与他在许多方面并不—致。我那些俄国读者都知道，我笔下的旧世界——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和我这新的世界一样奇异诡谲、独特异常。
为避免我在此番陈述中表现出任何恶意的嫌疑，我必须及时补充说明，除了带着“他为什么非要写这么一本书？”或“我为什么要读这疯子的作品？”的心情去读《洛莉塔》的打印稿或者奥林匹亚版的那些任人哄骗的读者之外，还有许多聪明睿智、情感丰富、忠诚可靠的人们理解了我的书，而且比我在这里所能解释的还要好得多。
我敢说，每一个严肃作家都把他出版的这本或那本书作为一个永恒慰藉的存在。它的导向之火在底层平稳地燃烧着，只需在人们隐秘的恒温状态里轻轻一触，即刻就会在习以为常的温和中产生一阵小小的平静的爆发。这种慰藉的存在，这种在可以理解的疏远隔阂中本书所燃放的光辉乃是最友好的感情。书与预想的轮廓与色彩越协调一致，它燃放的光辉就越灿烂辉煌。尽管如此，书中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场面与情景比其他部分更能使人热切地回忆与温情地享受。在我经历了一九五四年冬天的诸多考验后我没再重读过《洛莉塔》，但现在我发现，它如同一个可爱的存在一直安详地徘徊在我身边，就像人们熟悉的夏日里那雾霾遮掩的光明一样。每当我想到《洛莉塔》，我好像总是记起了那些特别愉悦的画面，比如塔克索维奇先生，拉姆斯戴尔中学的同学录，夏洛特轻声说“是防水表”，洛莉塔动作缓慢地走向汉勃特赠予的礼物，装饰加斯顿·戈丁那间颇有风格的阁楼的那些图片，卡斯比姆的理发师（他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洛莉塔打网球，艾尔芬斯通的那家医院，那个苍白、可爱、腆着肚子、不可救药的多莉·席勒在格雷斯达奄奄一息（格雷斯达乃是书中的死亡之城），山谷小城传向山中小径的丁当声……。这一切正是小说的筋腱。这些神秘的要点和潜在的对应构成了本书情节结构的关节尽管我非常清楚地明了这些画面将被蜻蜓点水般地掠过，或者未被注意，甚至干脆没被读及。因为这些人在读书伊始时就有这样的印象，书中的内容大抵是什么《快乐女人的传记》或《绅士的热恋》之类。的确，我的小说中包含着对一个走火入魔的堕落者的生理冲动的种种暗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是孩子，不是大字不识的幼稚的违法少年，也不是英国公学里的那些小伙子，他们在玩了一夜的同性恋游戏之后不得不忍受着阅读古典作家被删削的译本中那些自相矛盾的奇闻轶事。
研究一部虚构作品以获取关于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或一个作者的信息是十分幼稚的。我为数不多的亲密朋友之一在读过《洛莉塔》之后非常真诚地为我担心，认为我（我！）正生活在这些“忧郁的人们”中间——而当时我真正经历的唯一不快就是生活在我工作间中那些被遗弃的四肢和未完成的躯体之间。
在巴黎的奥林匹亚公司出版了此书之后，一位美国批评家认为《洛莉塔》乃是我和浪漫小说间风流韵事的记录，其实，用“英语”代替“浪漫小说”会使这精美的处方更为准确。可这时我感到自己的音量已经高得过于刺耳。我的美国朋友们没有一人读过我那些俄语著作，因此，对我的英语小说的任何估价都必然有失精密。我个人的悲剧——它不能也的确该牵扯到其他的人——乃是我不得不抛弃我的母语，我那毫无束缚、丰富而又可以任意驾驭的俄国语言，而去使用英语中的二流材料，缺乏任何注释——如令人迷惑的镜子，黑天鹅绒般的背景，隐含的联想与习语——这一切对一个本乡本土穿着飘飞的燕尾服的魔术师来说，他可以神奇地运用这份遗产，自行其是，无所羁束。
申慧辉 译
□读书人语
一部《洛莉塔》使纳博科夫声誉雀起，又使他声名狼藉。该如何理解这部“淫书”，作者时而以激情的叙述语调来追念《洛莉塔》从坐胎到临盆所经历的生命阵痛，时而又以嘲讽的调侃来刺那些庸俗出版商们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蠢行。
怎样来阅读一部虚构作品，是作者提出的核心问题。读者可以有阅读期待，但却不应有预设的阅读目的。那种视《洛莉塔》为“色情”、为“道德败坏”、为“反美”之作的人，不是别具用心就是“自作聪明”。作者明确声言：写小说的唯一目的就是借此提供读者被称之为“审美狂喜的东西”。一部严肃文学被误读，就是因为读者不懂得，作品的“导向之火”只在作品的底层平稳燃烧。只需读者在“隐秘的恒温状态里轻轻一触”，即刻就会在看似温和的描写中，“产生一阵小小的平静的爆发”。创作在无意识状态进行，阅读最好也应从无意识的欣赏开始，这应是作者的一个结论。 【李万庆】
- Past master老手、行家，post master邮电局长，两词音近而意思不同，作者的文字技巧实在难以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