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 铁器时代：东周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起源：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中国最早的人类生活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直立人），其遗迹最早发现于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此后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北京人身高约1.5米，脑容量比现代人的小。北京人与“爪哇人”和在非洲、中东及欧洲发现的多种直立人相似，这些早期人类依靠捕猎野鹿和其他动物以及捕鱼、采集生存，男性比女性体形略大，劳动可能存在性别分工，女性从事采集。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关系和信仰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知的是，他们使用碎石制造工具，并用火烹饪食物。一些头骨上存在的猛烈敲击痕迹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吃人脑。
脑容量较大的现代人类（智人）最早在距今1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在约距今5万年前来到中国，取代了北京人。他们使用火，并用精良的石片制造工具。通过在考古现场发掘的含有工具的连续地层，旧石器时代的历史进程若隐若现，并且这些工具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点。智人掩埋逝者。由于人类仍然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人口数量依然稀少。这样的制约在今天有助于保持物种之间的平衡，比如阿拉斯加的鹿和狼。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萌芽于约公元前6千纪。在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中，仅有为数不多的文化把农业、制陶、驯养家畜和磨制石器相结合，我们将其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改进的工具在狩猎和农业中都发挥了很大功用。我们推测，在男性狩猎的时候，从事采集的女性发现了如何种植和培育种子，并在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照料农作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使用篮子储存干燥的食物，用陶罐盛放液体。粮食产量的增加使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在最肥沃的田地附近聚集，建立了群居聚落。这些变化改变了史前时代，如同今天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时代。
中国的农业最早起源于公元前56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的黄河南部弯道流域。黄河是东亚四大河系中最北边的一条，其他还包括中国中部的长江、中国南部的珠江以及位于今越南北部的红河，这些河流都向东汇入太平洋。最近一千年中，黄河流经的平原地带大量森林被砍伐，冬季寒冷，经常遭遇旱灾，但在公元前6千纪，该地域气候温润，西部是森林茂密的高地，东部是大片湿地。当年沿黄河流域栖息的竹鼠，今天仅能在亚热带的东南亚地区看到了。
中国农业大发展中的主要作物是粟。约同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甘薯和芋头，这是越南农业扩张的结果。在中国南方（以及今天的越南、泰国一带），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与此同时，小麦从西方传入中国。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清理土地并焚烧表层，种植粟、白菜，稍晚开始种植水稻和大豆。在土壤的肥力耗尽后，人们会遗弃田地乃至整个村落。这一时期的工具均为石器：石斧、石锄、石铲和石镰。居民畜养猪、羊、牛、狗、鸡等禽畜；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对古代村落灰堆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鹿、野牛、羚羊、犀牛、野兔和旱獭的骨骸。谷物用陶器储存，陶器上绘有显眼的红色或黑色的几何图案。这种陶器随后被一种质地更为坚硬、轻薄的黑陶所取代，这种黑陶利用陶轮制成，随后沿黄河向西传播，并向南传播到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陶罐的三足形制在之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沿袭。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 前2050年，是仰韶文化的一个晚期分支。其彩陶文化尤为发达，器形以盆、钵、罐、壶为主，纹饰以漩涡纹和波浪纹最具特色，具有极强的动感美。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白陶鬶
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 前2500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陶鬶是一种盛水、炊煮器，是大汶口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造型独特，犹如一只伸着长喙引吭高歌的鸟，底部有三只丰满的袋足支撑。古代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所以器物多制作成鸟形。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琮是一种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的筒形玉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学者推测，琮可能体现了原始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象征地，圆象征天，琮同具方圆，象征通贯天地。良渚先民用琮作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礼器。
中国早期农民编织麻布，并学会了用桑叶养蚕，用蚕茧生产丝。他们的房屋为半地穴式，用木柱支撑，地面位于地下，涂抹有一层灰泥。村落沿河谷坡地分布在相互独立的小块空地上。考古发现了武器和遭到过重击的土墙，表明村落之间存在战争。尽管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祖先崇拜，但我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知之甚少。他们先在牛肩胛骨或龟甲上钻出小孔，然后用火灼烧，通过判断裂纹来进行占卜。逝者被埋葬在公共墓地，用陶罐盛上食物陪葬。部落首领佩戴玉制的指环和珠链。
青铜时代早期：商朝
中国传统史料记载了三个上古王朝：
公元前2205—前1766年夏
公元前1766—前1050年商
公元前1050—前256年周
直到20世纪早期，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其中前两个王朝的存在仅仅是传说。20世纪20年代，在今天安阳附近“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这座古城有城墙，是商代晚期的一座都城。此后又有其他商代城市遗址被陆续发现。古城遗址中包括商王庭卜筮部门的档案（商王朝负责档案典籍管理的官员称为“作册”），其中出土了大量刻有中国古文字的“甲骨”。甲骨上记载的诸王名字与传统史料所载基本吻合。商王朝实际存在的证据令历史学家相信夏王朝很可能也存在，或许夏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王国或部落联盟，其文化属于红陶文化。有学者提出假设，认为位于黄河南岸的二里头可能就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许夏王朝时就已产生了黑陶工艺、青铜工艺，以及今人所未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体系？
商代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文字，具有一定的体系，刻、划精湛，内容丰富，为中国的古文字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学者王国维曾利用甲骨文系统考证了殷墟卜辞中先公先王的名号，证明《史记》所记载商代历史为信史，并纠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
青铜时代中国典型的政治机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其中最大的是商朝都城，但由于迁都频繁，很少有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宏伟的建筑遗存。城中有公共建筑、祭坛和贵族的居所，周围环绕着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商代晚期，中国北部平原上出现了几座这样的城市，由王庭宗族或贵族统治。商王享有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权威，去世后由弟弟或儿子继承王位，其他城邦的统治者承认继任者的合法性。
战争爆发时，军事贵族驾驶战车上阵，指挥从民间征召的步兵作战。军队使用的武器包括长矛和杀伤力强大的复合弓。据记载，一支军队通常由3 000到4 000人组成，在某次战斗中甚至达到13000人。商主要与蛮夷部落作战，偶尔也镇压反对王庭统治的城邦。战争中的俘虏会沦为奴隶。
商代文明的三个显著特征是文字、青铜器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商朝宫廷史官可能使用竹简做记录，但这些竹简没能留存下来。留存至今的有青铜器和甲骨上的文字记录。一些甲骨上的文字记载了向神提出的问题、回答和事件的结果。有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哪位祖先导致王耳痛？如果王到齐地狩猎，是否会有灾难发生？王要出生的孩子会是儿子吗？如果王派兵征伐敌人，上帝是否会帮助他？祖先会接受供奉的祭品吗？
我们对商代宗教信仰的了解建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商代的中国人相信一种超自然的“上帝”，具有统治人间的力量。在上帝之下，还有各种次要的自然界的神——日、月、土地、雨、风和六云。商王祭祀祖先而非上帝，因为祖先会代表后代向上帝祈愿。在世的国王并非神明，而是国家的最高神职人员。
在商代，中国的宗教和宇宙论常常紧密相关，这一传统延续到后世。商代人观察星辰运动，记录日食月食，将天象视作上帝的谕示。天官也记载宫廷中的事件。商代的历法每月30天，每年360天，通过定期增加闰月来调整。历法由商王颁布，用来指导农时，百姓据此按时播种和收获。
青铜器在约公元前2000年时在中国出现，比在美索不达米亚晚约1000年，比在印度晚约500年。关于其起源存在争议。在从中东到中亚的肥沃新月地带的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青铜器可能在公元前3千纪内传到了东方，但商代人很可能独立发展出了青铜技艺：商的铸铜技艺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先进，青铜器上的花纹则继承了此前的黑陶文化。青铜用于制造武器、盔甲、战车部件和各种精美的礼器。
在商代，和许多其他河谷文明一样，农业和冶金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的掌控能力，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大多数人被迫服务于少数人。拥有青铜武器的贵族能凭借武力剥削其他群体。等级制度决定了商代城邦中的生活方式。国王和官员居住在城内，房屋宽大，建造在地面上，用石头作为柱基，屋顶搭在成排的木柱上。他们的生活在古代堪称豪华：衣着华贵，宴饮作乐，用青铜器饮酒。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居住在城外狭小的地穴里，生活贫困艰难。在对这种地下栖身之所的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了一些陶罐。
商代青铜象尊
青铜酒器，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顶部连铸的小象是盖钮。大象象鼻中空、上扬而鼻端前伸，是尊的流（倒酒的嘴）。象身布满精美的纹饰，有兽面纹、夔纹、四瓣花纹，以云雷纹衬托。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字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公元前1766—前1050年），人们为了占卜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字。现存的商代文字有约3000个，其中约一半已经得到辨认。这些文字经过演化，构成了如今收录汉字最多的大字典中5万余个汉字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常用的字也只有3000到4000个，学者掌握的字数大约是这一数目的两倍。
汉字从图形演化而来，需要注意字形风格的逐步演化。字形在公元前200年基本固定下来，接近现代印刷体。
还有些文字是由两个图形组成的，以下例子使用现代文字：
太阳在树后代表日出东方而非日落西方，这是一种惯例。
还有其他几种造字法。比如将表音的声旁与表意的形旁相组合（即形声字）。汉语中有许多同音字，例如汉字“台”，读音为“tai”，意为“高处”或“举起”，但在口语中，还有同音字表示“苔藓”、“践踏”、“老马”和“懈怠”等意思，即
在每个例子中，字音都来自“台”，字义则来自另一部分。需注意的是，“台”可以处在字形的下、上或右边，位置的安排也存在一种惯例。
作者制表；书法：旭子·克雷格。
东亚语言
当今东亚语言的两大语系是汉语语系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两者的差异与它们和欧洲语言的差异一样大。汉语语系包括现代汉语及其多种变体、藏语和缅甸语，越南语和泰语尽管受到了汉语的巨大影响，可能来自汉语语系，但也可能来自其他语系。汉语内部有多种方言，难以相互理解。在北京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普通话与粤语（广东话）的差别比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差别更大。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使用范围分布在中国以东、以北及以西地区。该语系的语言包括日语、韩语、满语、蒙古语、突厥语以及远在欧洲的芬兰语和匈牙利语。
商代的人殉制度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王室血统与低微出身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一座约长12米、宽8米、深8米的商代墓穴中，发现了大量被斩首的人的遗骸，马、狗的遗骸以及大量作为饰品的骨器、玉器、石器。商王去世时，数以百计的奴隶、战俘和商王生前的仆从会被殉葬。建造宫殿或祭坛时，也会供奉人牲。
早期中国的人殉
到公元7世纪左右，用活人殉葬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了，但仍然存在。以下诗句节选自《诗经·秦风·黄鸟》。这首诗作于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时，表现了尽管有宗教信仰和赋予的荣誉，但殉葬者依然不愿赴死的情形。
请注意其中用“彼苍者”即天空来表示上天。
今天，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被视为光荣，这与为了在死后继续服侍主人而殉葬有什么不同？
交交黄鸟，
止于棘。
谁从穆公？
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青铜时代晚期：西周
商代时，周人生活在黄河支流渭河以西的河谷地带，在今天的陕西西安附近。周在文化上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较为接近，文明程度比商落后，也比商更好战。商代的甲骨文中记载了商周之间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敌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位商王纣昏庸残暴。公元前1050年，商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和东方叛乱部族的战争中元气大伤，周趁机联合对暴政不满的诸侯国，推翻了商的统治。
周人基本沿袭了商代的生活和统治方式，以城市为中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诸侯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
据估计，公元前8世纪时，这样的诸侯国约有两百个。周代的社会阶层也与商代的类似，最上层是国王和贵族地主，其下是文官武士，农民和奴隶处于社会底层。奴隶一般作为家仆。因为自身在文化上较为落后，周人更多地吸收了商的文化，继续发展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周人也保持了铸造青铜礼器的习惯，但他们铸造的器皿在精美程度上无法与商代青铜器相匹敌——商代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在青铜时代冠绝世界。
西周晚期散氏盘
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相传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
西周的都城仍设在中国西部，但当时又在位于黄河南部拐弯处的洛阳建立了陪都。周王封亲属和其他贵族盟友为诸侯，统治各国。这种非中央集权的贵族统治方式被称为“封建”，有时译成“feudal”。这种译法不无道理，因为这种分封像是周王的恩赐，而诸侯国在必要时要向周王提供军事支援。中国后世的历史学家对周代这种分封制与后来历朝历代所采用的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做了很多比较研究。
血缘纽带是周王朝统治模式的根基。周王是家族中嫡长子一脉的首领，代表整个家族祭祀“上帝”。诸侯国君主的排序反映了他们与周王嫡长子一脉的亲疏关系，他们的称号在英语中经常用英国封建贵族的头衔来翻译——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更准确的翻译术语仍在探索中。
周与商的一个区别在于各自所宣称的政权合法性的性质。商代帝王的祖先是神职统治者，拥有内在的宗教权威，因此无需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周是取商而代之，必须对当前为什么是周而不再是商作为合法统治者做出合理的解释。周人的说法是上天（在商代早期，这一词语逐渐取代了原先的“上帝”来表示高于一切的存在）因不满最后一位商王纣的昏庸无道，剥夺了其统治的天命，转而赐予了周。这种天命观此后为中国历朝历代所秉持，直到20世纪初。汉字“天”的字形与“人”的字形相关联，并且这一概念起初拥有人性或拟人化的特点。而到了东周时代，尽管仍含有道德意味，但天的拟人化意味减弱，更多地成为一种抽象的超自然力量。
铁器时代：东周
公元前771年，渭河谷地的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中国传统说法中对这一事件的阐释让人想起“狼来了”的故事。昏庸的周幽王为了取悦最宠爱的妃子褒姒，反复下令点燃烽火——烽火在当时是蛮夷入侵时向诸侯发出的求援信号。褒姒在看到诸侯军队整装集结却扑了个空时，会欢乐地鼓掌。但诸侯们厌倦了被戏弄，当蛮夷真的入侵时，他们对烽火信号无动于衷。结果周幽王被杀，都城陷落。周平王继位，并和大臣们将都城迁至洛阳，东周时代由此开始。洛阳位于西周都城镐京以东300多公里，黄河大拐弯处的南岸。
东周的第一阶段史称“春秋”时期，因记载其历史的同名史书《春秋》而得名，延续到公元前481年。迁都洛阳以后，周王室再也没能恢复旧日的权威。到公元前7世纪早期，洛阳尽管仍是文化和礼仪中心，但政治权力名存实亡。周王族与诸侯国间的亲缘和宗教纽带都变得十分脆弱，能重新强化统治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中北部平原上众多小诸侯国和沿着平原边缘围绕着这些小国的、完全自治的诸侯大国共存的局面。较大的诸侯国在各自的国境线之内巩固统治，吞并周边的部落，并向外扩张，征服周边小国。
在周王室羸弱无力的情况下，为了防御诸侯大国的侵略，很多小国结成了防御同盟。最早的同盟出现在公元前681年，目的是抵御在南方占据了长江流域的“半蛮夷”的楚国。众小国的王公贵族将北方一个大国的国君选作盟主，并承诺给予他支持。在结盟仪式上，人们宰杀一头公牛，盟主和其他国君将牛血涂在嘴唇上，向天发誓坚守同盟。不过，根据中国成语“口血未干（就背叛了盟誓）”，我们可以推测，盟誓并非总能得到信守。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盟约和盟主不断变换，结盟仅仅是延缓了军事扩张的步伐。
东周的第二个阶段史称“战国”时期，同样得名于一部史书《战国策》，该书记载了公元前460年到前220年的历史。到公元前5世纪时，所有防御同盟都瓦解了，强国不断吞并较小的邻邦，平原边缘的各国日益强大，多国间的平衡局面不复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时，只剩下八九个国家争雄。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能最终胜出，统一中国。
中国社会的三个重要变化导致了强大地方诸侯国的出现。第一是人口和耕地的增长。商和西周的城市好比荒野中的绿洲，被平原、沼泽和森林隔开。野生动物十分丰富，狩猎和畜养牛羊可以作为农业的补充。但到了东周时代，随着人口的增长，荒野地区逐渐消失，农业几乎成为经济的唯一支柱，狩猎变成了贵族的消遣。当国家相接时，边境地区就开始产生摩擦。这些变化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铁器时代开始后加快。铁制工具有助于开垦新的土地，犁地更深，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产品有了更多盈余。灌溉和排水沟渠第一次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农奴让位于自由农民，农民开始买卖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000万，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这一特征从未旁落。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的兴起。这进一步冲击了之前稳定的农业经济。商人利用为战争修建的道路，用马匹、牛车、船舶和公元前3世纪时传入中国的骆驼运送货物。地区之间进行产品贸易，铜制钱币和丝帛、贵金属一起成为货物交换时的媒介。富有的商人在生活方式上能与拥有土地的低等贵族相匹敌。许多城市加修了外城，为日益扩大的商业区提供场所。尽管战争连绵不绝，周代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钟、青铜镜、陶俑、漆器和乐器还是为当时中国的物质和艺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战国曾侯乙墓棺椁漆画
1977年发现于今湖北随州。墓主人为战国初年古随地诸侯国曾国国君乙。外棺内套有一内棺，内棺形制略小，棺身遍涂朱漆，其上有神秘的彩绘装饰图案，以黑、黄色漆描绘了各种形态的龙、蛇、鸟、兽、神等，绚丽多彩，具有战国时期楚地文化的神秘浪漫色彩。
战国楚人物御龙帛画
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棺木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帛画描绘了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画面布局精当，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剑
1976年发现于河南辉县。剑是适用于近战的短兵器，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极为流行，且当时吴国、越国制作的兵器精良，名闻天下。该剑全长59.1厘米，剑身宽5厘米。铸有篆书铭文10字：“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意思是吴王夫差自己制作了这把宝剑，希望能长久使用下去。
第三个对大国有利的变化是一种新型军队的出现。配备弓箭的骑兵部队取代了只适用于平原地区作战的旧贵族战车。多数战争是由征召的步兵完成的，诸侯大国集结的军队人数常常达到数十万之众，小国面对这样强大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旧贵族让位于军事统帅，过去即使在战争中也具备约束力的旧礼制让位于血腥冷酷的军事谋略。战俘往往被屠杀。
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新兴诸侯国的君主开始称王，过去这一称号只有周的王族才能使用。在一些诸侯国宫廷中，世袭贵族的地位衰落，善于治理国家的谋臣取而代之。为了生存，新的国家必须把农业和商业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征税、征兵和治理国家事务需要书记人员和有文化的官员，学校因此建立起来。在官员之下，出现了一个有文化的新的政治阶层，其成员被称为“士”。这一概念最早用来指“武士”，但内涵逐渐转变为“文官”。“士”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出身自低等贵族、旧武士阶层、地主、商人和地位上升的平民等家庭的读书人。从“士”这一阶层中，出现了创造“诸子百家”局面和改变中国文化的思想家。
铁器时代：中国哲学的诞生
商代青铜器美得令人窒息，但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既古老又陌生。它们就像玛雅人的石雕，是由与我们自身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创造的，因此几乎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相反，东周时代儒家论著与诗歌中的人道精神能与我们直接对话。不过，这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正是从之前更古老的文化中孕育而生的，这些思想标志着文化上的突破，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开端。
我们注意到，铁器时代中国哲学思想的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特例。在南亚，印度教和佛教兴起；在地中海地区东部，出现了希腊哲学和一神论的犹太教，犹太教日后衍生出了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思想和宗教的同时产生令人惊讶。孔子、老子、希伯来先知、佛陀和苏格拉底，尽管所处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在公元前1千纪内的前后几百年间诞生的。这些伟大哲学和宗教的创立者，其学说都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难以仅从历史时代的角度来分析。不过，如果考察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仍然能注意到一些相似点。
1. 所有这些哲学和宗教革命都是在河谷文明的发源地或附近出现的：黄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这些地区孕育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农业发达，城市居民中很多人受过教育，从事商贸或其他职业。总之，这些文明都具备宗教和思想突破的物质基础。
2. 所有革命都是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出现的。铁器的出现意味着更精良的劳动工具和武器，进而是更多财富和更强大的军队。旧的社会秩序开始改变并最终瓦解，旧有的由贵族和神职人员掌控的社会规则被打破，人们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伦理。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条件都促成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新前景。中国的“圣王”、犹太教的救世主、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三者的相似性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应对古代的社会危机，都通过在乱世中将伦理和历史重新联系，重建了社会秩序。
3. 这些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普世价值观。每种思想都声称其教条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真理，亘古不变。因此，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广为传播的宗教，希腊和中国哲学也传播到了发源地以外很远的地方。儒家思想逐渐传播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等一些习俗与中国迥异的国家。它能够在这些国家成为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基础，是因为其道德教化意义超越了中国习俗。
4. 哲学和宗教革命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因并非人类的创造力在公元前300年后就枯竭了，而在于上述那种突破与进步只有在不断吸收新能量而持续发展的原发性传统内部才有可能出现。这一点在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和宋代（960—1279年）儒学的发展中得到证明。文化范式一旦建立，经常能够持续。每种主流文化都能够抵御其他文化，极少会被取代。在中国，儒家思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获得了永久性文化地位的佛教，但儒家仍能保持或重获其优势地位。
如果周代存在的学说确实有诸子百家之多的话，其中大多数今人已经无从知晓。很多典籍在秦代的焚书运动中被付之一炬。即便如此，仍有大量儒家、道家、法家三大主要学派之外的文献存世，足以显示出周代思想的包罗万象与蓬勃气息。
纵横家 。这一学派教授外交谈判中的游说技巧，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为诸侯国的统治者提供指导。纵横家的学说实用性很强，并且由于演说风格幽默生动，颇受欢迎。
名家。这一学派探讨逻辑和联系。例如，一个命题是“南方无穷而有穷”；另一个命题是“白马非马”，是说“马”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白马”的概念。
兵家。孙子所作《兵法》是中国军事科学的经典，在当今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多游击队和军事院校的研究对象。
它称赞不战而胜的将领，还讨论战时的物资供应、间谍活动、宣传和组织国家民众等问题。
阴阳家。这一学派用“阴”、“阳”和“五行”的概念来阐释宇宙运动。“阴”、“阳”是自然界中两种互补的力量，“五行”为金、木、土、火、水。阴阳家的思想后来被其他很多学派所吸收。
墨家。墨子（公元前470—前391年）是较早对孔子提出批评的思想家，他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和平、富足和人口的增长。墨子讲“兼爱”，要求克服人性的自私。他主张原则性和朴素，批判缺乏实用性的事物，包括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侈靡的葬礼、繁琐的礼仪，尤其是战争。为了实现目标，墨子提出了一个关于强大国家的构想：臣民必须遵从统治者，统治者必须顺应天道，而上天会惩恶扬善。为了促进和平，墨子在小国遭到侵略时会将他的信徒组织成军队前去支援。
儒家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孔子的出身可能是低等贵族或武士阶层，因为他接受了书写和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孔子幼年丧父，所以很可能经历过物质生活的贫困。他以讲学为生，带领门生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位统治者接受他的学说，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他只获得过一个小官职，他的政治理想被认为不切实际。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尽管找到一位接受他政治理念的统治者的尝试失败了，他仍被尊为老师和学者。他在英文中的名字“Confucius”是汉语中“孔夫子”的拉丁文转写。
我们现在了解孔子的主要途径是《论语》。该书收集了孔子的语录，由他的弟子，也可能是他弟子的弟子们编撰而成。这些语录多以“子曰”开头，随后是孔子的言论。这些语录展现出了一个克己、彬彬有礼、乐观、敏锐、智慧的形象。在一个残暴与迷信横行的时代，孔子仁慈、理智、正直，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学生问他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学生问他关于侍奉鬼神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
孔子把自己描述为传统的传承者和捍卫者，而不是革新者。他将商周两代的早期帝王理想化，奉其为道德典范，尤视周代早期的社会为黄金时代。他从周代典籍中探寻这一黄金时代的秘密。这些典籍和后世的一些文本成了儒家经典，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具有如《圣经》在西方一样的权威。十三经中的五经如下。
孔子燕居图
明代佚名作，孔府旧藏。此图描绘孔子闲暇无事时的神态，展现的是他温和儒雅的布衣老者形象。须眉舒长，唇齿显露，耳轮凸出，描画精细。
1. 《易经》。卜筮之书，后世学者认为其中含有关于宇宙的形而上真理。
2. 《尚书》。上古至东周早期的文献和言论汇编，部分内容可信。中国传统观点认为此书由孔子编纂，是对圣王言行事迹的记录。
3. 《诗经》。收录周代早期的约300首诗歌。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学传统的代表，该书收录的这些诗歌包含对爱情、友谊、礼仪、政治的歌咏，其中很多首在后世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诠释。
4. 《礼记》。礼仪制度与规则之书。儒家非常重视“礼”，认为礼既可以作为行为规范，也符合自然规律。
5. 《春秋》。孔子出生在鲁国，此书即是对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鲁国所发生大事的简要记载。中国传统观点认为，该书由孔子编纂，体现了孔子对这段时期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
孔子关于“君子”的论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君子”是文化上的典范形象，集古代圣人的知识、内在的德与外在的礼于一身。
如何比较“以直报怨”的理念和基督教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的训导？你认为哪种更恰当？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讲学建立在这些经典的基础之上，他希望能结束自己所处时代的混乱局面，回归周代早期的黄金时代。当有人就政事询问孔子时，他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伦理中的“五常”即五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如果每个人都能履行其社会地位所对应的职责，社会就能实现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安定祥和取决于成员的道德，这可谓基本真理。他的愿望是实现社会下至家庭成员个体、上至帝王的完美和谐。
然而，回归周代早期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从数百个小城邦向几个诸侯大国的转变，新的阶层出现，旧礼制被废弃，因此，仅仅强调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不够的。孔子的智慧在于用一套新的伦理体系代替旧有的贵族规则，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够实践这些道德准则。他对周代早期传统的重新阐释可以在其“君子”概念中窥见。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君主的儿子”（或贵族），孔子重新定义了“君子”，用来指一个行为高尚，拥有人道、诚实、正直、无私、忠心等内在美德，并且行为举止合乎礼仪的人。
孔子对“君子”概念的重新定义与英国“绅士”含义的改变并无二致。“绅士”原意为出身贵族的人，后来转变为指举止彬彬有礼的人。不过，相比之下，“绅士”在西方仍是很表面化的一种分类，而中国“君子”的内涵更深。孔子认为，伦理道德是内在的本性，真正的君子是向内发现了自身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孔子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也远远超出了举止得体的层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路问津
选自明人仇英《人物故事图册》。春秋晚期，孔子周游列国，从楚国叶邑返回蔡国，不知渡河的津口在何处，令弟子子路询问路旁耕地的两位隐士长沮、桀溺。在图中，孔子于车中端坐，前方则子路恭立，耕者作指点欲语状。
孔子常将君子与“小人”或普通民众相比。君子受过经典教化，能够发扬“道”，理解道德行为。相反，百姓则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设想的理想政府需要通过对君子的任用来实现，因为君子能够成为众人的楷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君子之上还有圣王，同时具备圣德和统治权，德位一体。在孔子看来，周代早期的君王显然是圣人。他写道：“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也。”
孔子对君子的执着可能是导致他被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拒斥的原因之一。君子不追逐利益、不参与体力劳动的观念，与现代需求和平等观念相互冲突。孔子关于女性的观点也被认为很落后：女性很难相处，并且站在道德的对立面。而《论语》这部孔子的语录，几乎是一部只有男性角色出演的戏剧，他曾悲叹：“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2
儒家学说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才被中国统治者奉为官学。但与孔子同时代而稍晚，出现了另外两位重要的儒家学者。孟子（公元前370—前290年）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延伸，他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为后世大多数王朝所认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因此教育的功能是帮助人发现内在的善并进行培育。此外，正如人性本善，天道也是向善的。上天的意愿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教育和福祉，如果人民反抗政府，就是上天剥夺了其统治权的主要证据。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关怀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动乱往往在政府羸弱而非暴虐时出现。但政府应当爱民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是荀子（公元前300—前237年），他发展了孔子思想中较为现实的一面。荀子认为上天并没有道德感，国家无论是暴君还是圣人在位，对上天来说都没有区别。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或者说，至少天生的性情（欲望和情感）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社会冲突。因此，荀子强调礼制和教育对自由散漫天性的约束作用，以及包括奖惩在内的良好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作用。荀子的思想对法家学派影响重大。
道家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在工作中是儒家，而在个人生活上是道家。道家思想为背负沉重社会责任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道家的经典著作包括《老子》和《庄子》。《老子》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庄子》中的部分篇章也出自公元前4世纪，其他篇章则形成于之后的一两个世纪。
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它玄妙，不可言喻，也无法名状。道是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也是宇宙运行规律的体现。道在宇宙层面而不是人类层面上起作用，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合乎道）不仁，以百姓为刍狗”3。
圣人意味着什么？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老子给出的答案是重获和重返自然的简单朴素。他对此有多种论述：“复归于无极”，“复归于婴儿”，“复归于璞玉”。人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必须“学不学”。知识不是好东西，因为它会造成差别，导致一系列观点和印象的产生，干扰“道”的实践。另一点是除了简单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人必须学会没有欲望：“无名之璞，夫亦将无欲。”
既然圣人“以百姓为刍狗”，那么似乎应该超越了善恶。但在《老子》的其他论述中，圣人又被描绘为“善救人”。如果这两者并不矛盾，就形成了悖论。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圣人显然是超越道德的，但绝不是不道德的，也并不是没有道德感的。恰恰相反，因为合乎“道”，圣人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他完全遵循道德准则，或使道德可望而不可即。因此，《老子》中有如下论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
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发掘者推断该墓为战国中期偏晚。其中出土的简本《老子》甲、乙、丙本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与现在的通行本文字有所出入。
在这些论述中，我们也能发现道家政治哲学的基础，可概括为“无为”。“无为”的含义介于“什么都不做”和“存在但不作为”之间。这一概念和儒家思想有一定重合。如前所述，儒家的圣王是依靠本性来运用道德的力量，完美的儒家圣人能够实现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道家思想中，真正的圣人都像舜那样，有无为而治的能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还说：“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无为而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家
内在的、变化万千的宗教经验能否将人从日常的世俗中解脱出来，沉浸于道德的感召？其他宗教可能视作“超自然”的力量，在道家看来是真正的自然。
道家所说的“道”和孔子所说的“道”有什么不同？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庄子将政府比作腐鼠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
除了成为合乎道之人这一基本原则之外，道家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假设或原则。第一是物极必反。第二是过度的行政管理，即使是良好的管理，也会因其特有的分量而变成压迫。如老子所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治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还用更通俗的语言表述这一观点：“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说，为政不要过多干预。
法家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第三股重要力量是法家思想，它也是迄今为止在其自身所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与其他学派相同，法家思想家也致力于终结使中国生灵涂炭的战争。他们认为，真正的和平需要统一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他们重视征兵，把战争视为增强国力的手段。
法家学者并不从遥远的过去追寻理想的统治模式。一位法家学者说，上古时期人口较少，食物较多，因此更易统治；而现在面临新的社会条件，需要新的统治原则。法家也不依赖理想的价值秩序来构建国家。其代表人物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年）都曾断言人性是自私的。人天性喜好奖赏和享乐，痛恨刑罚和痛苦，如果法律严明公正，且有益国家的行为获得奖赏，削弱国家的行为受到惩治，那么实现国家强大、社会安定就指日可待。
战国秦杜虎符
出土于陕西西安郊区，铸造年代在秦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以前。此是秦惠王授予杜县将领的虎符，杜县为秦早期设置的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符身有错金铭文，共9行40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
因此，法律应当鼓励战场上的忠勇和日常生活中的顺从、勤奋与节俭。法家学者厌恶商人，视其为寄生虫，而赞美勤劳的农民。他们尤其厌恶与之观念相左的学派，并批评那些赞美哲学家却忽视其哲学思想的统治者。
法家
在法家看来，国家只能管理人的行为，而无法影响人的内心。此外，赏罚对行为的约束比道德宣传更加有效。
现代是否有与法家思想相类似的学说？你如何看待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如何看待它作为一种解决犯罪问题的途径？法家看待法律、领导和国家治理的方式与其他学派有何不同？
韩非子论刑罚的效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故骄于爱，听于威矣。……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韩非子批判儒家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痤则寖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法家思想得到了秦国统治者的尊奉。秦在公元前256年推翻了周，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由于秦法严酷，且法家学者把人世的法律置于天道伦理之上，其学说遭到了后人唾骂。在后世的中国人看来，正是法家哲学将其代表人物顺理成章地毁灭了：韩非子在秦国为官，但后来因为影响日益扩大，遭到李斯嫉恨，被李斯设计下狱毒死。而李斯尽管当上了秦朝的丞相，却在公元前208年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中被杀。不过，尽管法家学说背负了很多骂名，其关于国家治理和刑事犯罪的法律成果却成为中国后世王朝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儒家学者也无法脱离法律来治理国家。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古代世界宗教和哲学革命的时代有时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一说法是指后世宗教和哲学的发展都是以这些学说为中心展开的。如果把周朝的哲学革命与其他哲学革命相对比，它与一神论的犹太教和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与印度教和佛教也不同，而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比较相似，两者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曾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就是以周朝那个多家哲学流派共存、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为参照。
两者之中，希腊思想家更侧重理论的推演，更关注数学和自然界；中国思想家则通常更注重实际，更倾向于探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使是在本质上无政治化的道家圣贤，也认为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十分必要。
此外，中国哲学的生命力远远胜过希腊哲学。“雅典的光荣”之后仅仅几个世纪，希腊哲学就被基督教的浪潮淹没了，成了神学的婢女，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没能作为独立的思想力量重新出现。相反，中国哲学尽管曾在几个世纪里受到佛教的冲击，但重新巩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早期。当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都在宗教浪潮的冲击下日益衰落时，为何这些早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能保持对中国的持久影响力？
原因之一，是通常受到历代王朝支持的儒家思想始终与许多流行宗教相互制衡，这些宗教都各自有其神鬼、天堂和地狱。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参与这一类宗教活动，神庙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到了后来，只有从那些在儒家书院的纯粹环境中做研究的学者那里，我们才能看到“纯粹”的儒家哲学思想。
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也有宗教维度，但它的一些假设与源自犹太教的宗教有很大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中存在一位上帝，上帝尽管非常关注人类，但并不属于人类世界。这种观念导致了二元论，即自然的人类世界与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相区别。而在中国的世界观中，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宇宙是唯一的、连续的、非二元的。它包含天、地、人，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于天地之间。理想情况下人间由圣王统治，圣王通过个人德行的力量和祭祀牺牲来平衡天地宇宙的力量，达到和谐。
今天，在北京城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宇宙观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的表现形式。天坛位于城南，地坛位于城东北，皇宫在象征意义上位于两者之间。如果讨论皇帝在天坛的祭祀是世俗的（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非世俗的），那就偏离了问题的关键。这样做是把我们自身的二元对立假设强加给了中国。与此类似，我们所说的道家圣贤与自然天人合一，这里的自然并不等同于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而是一种包含了形而上和宇宙力量的自然。这些力量在西方的世界观里，可能会被贴上“宗教”的标签。
思考
1.“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多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文明有哪些影响？
2.商、西周和东周分别有哪些显著特征？
3.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
4.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时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儒家、道家和法家分别给出了什么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