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本《中国文化史词典》，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撰的，闲暇无事，随手翻翻，却见到这样一条辞目——驿站，诠释为：古时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住处。后面还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辞目：羽檄、军台、置邮、驿丞、火牌、金字牌、急递铺、会同馆，林林总总，凡二十余条，在惜墨如金的词典中占去了差不多三页的篇幅，可见这辞条的负载是相当沉重的。
渐渐地，心头也跟着沉重起来，寒夜翻动的书页，翻卷起一幕幕褪色的史剧，云烟漫漫，翠华摇摇，在车轮和马蹄声中联翩而过。那快马的汗息挟带着九重圣意和浩浩狼烟；凄清的夜雨浸润了整整一部中国文学史；车辚辚，马萧萧，洒下了多少瞬间的辉煌和悠远的浩叹。合上书页，你不能不生出这样的感慨：这两个藏在词典深处的方块字，竟负载着多么恢宏的历史文化蕴涵！
于是，我记下了这两个古朴的方块字：驿站。
一
词典上的解释似乎过于矜持，感觉深处的驿站，总是笼罩在一片紧迫仓皇的阴影之中，那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的逼近，又旋风般的远去，即使是在驿站前停留的片刻，也不敢有丝毫懈怠，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签明文书到达本站的时间，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跃跃欲试地望着驿道的远方。所谓“立马可待”在这里并非空泛的比附和夸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形象，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接程序。晴和日子，驿道上滚滚的烟尘会惊扰得避让的行人惶惶不安。此刻，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会利用擦汗的机会，望一眼那远去的快马，心头难免一阵猜测：那斜背在驿卒身后的夹板里究竟是什么文书呢？是升平的奏章，还是战乱的塘报？或者会不会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灾荒？那么，或许过不了几天，从相反方向驰来的快马，少不了要降下抽丁增税的圣旨哩。农夫叹息一声，西斜的日头变得阴晦而沉重。
若是在夜晚，马蹄在驿道上敲出的火花瑰丽而耀眼，于是在门前捣衣的村妇便停下手来，一直望着那火花渐去渐远，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西风初至，砧声四起，为久去不归的征人赶制寒衣，思妇心中该是何等凄苦！自从汉代的班婕妤写出《捣素赋》以来，捣衣的情境便成为闺怨诗久吟不衰的重要母题，砧声总是在秋夜响起，而寒衣一般都要送往塞外，诗人们穷极才思，把女子捣素的动作描绘得舞蹈一般婀娜多姿，并对那划破静夜的砧声特别作了牵人心魂的渲染。但有谁曾把这月下的砧声和驿道上的马蹄声作过类比和联系，写出思妇目送驿马远去时的悲剧性感受呢？
驿卒的神色永远严峻而焦灼，那充满动感的扬鞭驰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幅终结的定格。对于他们，这或许只是出于职业性的忠诚，他们大抵不会意识到，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正在这马蹄声中瑟瑟颤抖。
这种颤抖，一些比较清醒的君王不能不有所感受。明崇祯帝朱由检是一位生逢乱世，却又力图振作的末代君王，国事日非，江河日下，使得他对报马的敏感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每天，他既盼望着驿马送来佳音，又害怕接到的是坏消息，因此，对下边送上来的塘报，竟陷入了想看又不敢看、然而终究又不得不看的尴尬境地。心态惶惶，忧思如焚，竟然反映在他下令铸造的钱币上，这种方孔制钱上铸有奔马图案，民间称为“跑马崇祯”，原先的寓意是“马报（跑）平安”、“马到成功”。但无奈事与愿违，快马送来的总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弄到最后，崇祯自己不得不跑到煤山去上吊，临死前，还撕下衣襟，写下了“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血书为自己辩护，可以说得上是死要脸的典型。于是民间传说，坏事都是因为那枚“跑马崇祯”，跑马者，一马乱天下也，而马进大门为闯，是李闯王攻进京城的预兆。又说，南明政权断送于奸臣马士英之手，恰恰也应在一个“马”上。这样的传说，很大程度上带有讽刺意味，如果真的把朱明王朝的覆灭归结于铜钱上的一匹报马，那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在大部分的升平年头，驿道上的报马虽然一如往常地倥偬匆忙，甚至有不堪疲惫倒毙路旁的，但带来的不一定都是黄钟毁弃的绝响，有时，那马蹄声的背后，或许只是一幕相当无聊的小闹剧。请看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中间的本事，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概都不会生疏的。杨玉环爱吃荔枝，这种个人的小嗜好本来无可非议，特别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这点嗜好说不定还能增添她的个性魅力。但问题在于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贵妃，于是，个人的小嗜好便演成了历史的大波澜，搅得天翻地覆。据说为了进荔枝，一路上驿马踏坏了无数良田，而驿站中的马匹也跑死殆尽，驿官无法应差，纷纷逃去。当杨贵妃远望着“一骑红尘”而展颜一笑时，那笑容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她只是觉得挺开心，最多也不过有一种“第一夫人”的荣耀感，或许还会勾起一缕思乡之情，因为荔枝恰恰来自她的巴蜀老家。她绝对不会想到，在驿马经过的漫漫长途中，有一个叫马嵬驿的地方，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座香冢。
其实，千里迢迢地用驿马进献荔枝，唐明皇和杨贵妃都不是始作俑者。《后汉书·和帝纪》载：“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有唐羌其人，当时任临武长，向朝廷冒死进谏，他说得比较入情入理：“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这位汉和帝倒不很固执，居然听进去了，下诏停止了这一暴政。《广州记》说：“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于道，汉朝下诏止之。”是为旁证。汉和帝受用荔枝，大概只是为了延年益寿，没有多大意思，后人知道的也就不多。到了唐明皇那个时代，因为事情和杨贵妃有关，沾上了点桃红色，作为风流韵事，流传起来就很容易不朽。文人首先要抓住不放，借助这不朽的题材追求“轰动效应”，就连杜甫这样古板的人也忍不住要跟着吟诵几句：“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而杜牧的《过华清宫》更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以至于一千多年以后，一位住在重庆的文化人有感于时事，操起讽刺诗作武器时，也不由自主地套用了《过华清官》的格调：
荒村细雨掩重霾，
警报无声笑口开。
日暮驰车三十里，
夫人烫发进城来。
小诗在重庆《新民报》一经发表，立即不胫而走，各家报纸纷纷转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一边是最高当局高喊着“一滴汽油一滴血”，要国民勒紧裤带；一边却是高官政要们奢侈豪华，挥霍无度。比之于杜牧的《过华清宫》，这首小诗自然更带点打油的味道，但对权贵讽刺之辛辣，却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写诗的文化人其实是位小说家，他叫张恨水。
二
中国的文人历来有出游的嗜好。李白的狂放，除去金樽对月“将进酒”，就是仗剑浩歌“行路难”；而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途中，大诗人陆游肯定会有不同于“铁马冰河”的全新感受。相对于逼仄的书斋来说，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缤纷浩阔的人生体验，“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于是，他们打点一下行装，收拾起几卷得意的诗文（那大抵是作为“行卷”走后门用的），潇潇洒洒地出门了。一路上访友、拜客、登临名胜，走到哪里把诗文留在哪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彬彬弱质的文人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要消磨在旅途中，而驿站，便成了他们诗情流溢和远游行迹的一个汇聚点。
关于驿站，人们很难淡忘这样一幅古意翩然的风俗画：清晨，羁旅中的文士又要上路了，站在驿馆门前，他似乎有点踟蹰，似乎被什么深深地感染了。眼前细雨初霁，柳色清新，屋檐和驿道被漂洗得纤尘不沾。遥望前方，淡淡的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文士的心头颤动了，一种身世之感顿时涌上来，他要写诗了。但行囊已经打好，就不愿再解开，好在驿站的墙壁刚刚粉刷过，那泥灰下面或许隐映着前人留下的诗句，那么，且将就一回吧。当他在粉墙上笔走龙蛇时，驿站的主人便在一旁给他捧着砚池，围观的人群中则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文士酣畅淋漓地一挥而就，然后飘然远去。
这有点像王维的《渭城曲》，但又不全是。《渭城曲》是端着酒杯为朋友送行，一边说着珍重的话，大体上是纪实的。而这里的驿站题诗只是一种典型情境，典型情境可能发生在阳关，也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远行者身边可能有执袂相送的友人，有举起的酒杯和深情的叮嘱，也可能没有。反正，对于那个时代，那些文人来说，兴之所至，在驿站的墙上涂抹几句诗是很平常的事，驿站的主人不会认为这有污站容，写诗的人也不觉得有出风头之嫌，围观者更不会大惊小怪。到底有多少诗就这样“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恐怕谁也没有统计过。历来研究文学和文学史的人，总是把目光盯着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所谓的“汗牛充栋”，大抵就是写满（或刻满、印满）了方块字的这些玩意。有谁曾走出书斋，向着那泥灰斑驳的墙壁看过几眼呢？特别是看一看那荒野深处驿站的墙壁。
是的，驿站的墙壁，这里是恢宏富丽的中国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分册。
在这里，我无意对“墙头诗”作总体上的评价，那是文学史家的事。我要说的只是，当文士们站在驿站的墙壁前时，他们的创作心态一定是相当宽松的。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身心反倒自由了不少，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尽可以从原先的声名之累中解脱出来。行囊已经背在身上，你心有所感，就写上几句；意尽了，写不下去了，搁笔一走了之。因此，像李白的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是不存在的。这里不是文酒之会，没有硬性摊派的写作任务，用不着拼凑那种无病呻吟的应酬之作。而且，你也不必在诗中忌讳什么，讨好什么，即使像朱庆余之流上京赶考经过这里，尽管他的行囊里藏着巴结主考官的《近试上张水部》，但站在这里，他也会表现出一个堂堂正正的自我，而不必像小媳妇那样，低声下气地问人家：“画眉深浅入时无？”
文士们在墙壁上涂抹一阵，弃笔飘然而去，他自己并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那“发表”在墙壁上的诗，自有过往的文人墨客去评头论足。他们背着手吟读一回，觉得不怎么样，又背着手踱去，在转身之间，已就淡忘得差不多了。偶尔见到几句精彩的，便要伫立许久，品味再三，醍醐灌顶般怡然陶醉，日后又少不得在文友中传扬开去。
过了些日子，那字迹经过风吹雨打，剥落得不成样子了，店主便用泥灰粉刷一遍，清清白白的，好让后来的人再用诗句涂抹。主人照例给他在一旁捧着砚池，很赞赏的样子。
又过了些日子，文士和友人在远离这驿站的某个旗亭里喝酒论诗，唤几个歌伎来助兴，却听到歌伎演唱的诗句很熟悉，细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当初题在驿站墙壁上的，自然很得意。歌伎们传唱得多了，这诗便成了名篇名句，出现在后人编选的《诗钞》中。
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被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
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临安附近的驿馆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样大字报式的针砭时事之作，赵家天子肯定是不会高兴的。但作者并不怕当局上纲上线地追究，在诗的末尾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林升。
这个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历代的《诗选》《诗话》对他的介绍无一例外地吝啬：生平不详。查遍了南宋年间的《登科录》，也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的全部可供研究的资料，只有留在驿站墙壁上的一首诗。因为他能写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因此推断他是一个士人；又根据诗中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推断他大概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人。如此而已。
但既为士人，当然不可能一辈子只写一首诗，那么他的其他诗作呢？姑妄再作推测，大致有几种可能：因为那些诗不是昭著醒目地“发表”在驿站的墙壁上，只是自己樽前月下的低吟浅唱，因此不为人们所知；或者因为不是站在驿站的墙壁前写诗，顾忌在所难免，有时不敢直抒胸臆，这样的诗，自然不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时间长了，自然湮没无遗。
说到底，还是驿站的墙壁成全了他。
林升传之后世的作品只有这一首墙头诗，但这一首也就够了。
三
急如流星的驿马渐去渐远，潇洒飘逸的文士翩然而过，终于，一群亡国后妃和失意臣僚走来了。
这些人原先都活得不坏，转眼之间却“归为臣虏”或“夕贬潮阳”，走上了被解押放逐的漫漫长途，心理上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人生的痛苦大抵在于从一种生存状态跌入另一种低层次的生存状态，打击之初的创痛往往最难承受。关山逶迤，驿路迢迢，离往日的春风得意只在一夜之间，而前途则深渊一般冥冥难测，“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似乎也只能在梦中玩味了。一路上的颠沛早已使思想成了一片空白，心灵的创痛，只有到了驿站之后，歇下来慢慢梳理。
驿站，笼罩着一片惨淡抑郁的悲剧气氛。
首先走来的是如花美貌的花蕊夫人。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兴兵伐蜀，蜀主孟昶虽拥有十万军队，但这个连尿壶也得用珠宝装饰的花花太岁，此刻只有绕室彷徨而已，宋兵一至，立即奉表投降。计宋兵由汴京出发到攻入成都，前后才六十六天。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都成了俘虏，被宋兵押送北行。亡国的哀怨与激愤郁结在花蕊夫人的心头，无以排解，驿站小憩时，化作一字一咽的《采桑子》词，题在驿壁上：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但才写了半阕，宋兵便催促上路，花蕊夫人只能回望几眼，惆怅而去，那没有写完的下半阕，便永远湮没在这位蜀中才女的愁肠中。根据这种词的一般路数，下半阕应当从眼前景物化的心境描写转入对身世和时事的慨叹。多年来，孟昶荒聩误国，蜀中文恬武嬉，她不可能不有所针砭。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这在后来她面对赵匡胤即兴口占的一首七绝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两句，从闺阁诗中脱颖而出，一洗柔婉哀怨的脂粉气，很有几分“女强人”的见识。据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那未及写完的下半阕中，肯定会有石破天惊的奇崛之笔。
可惜这些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在宋兵凶神恶煞的呵斥声中，一个弱女子无奈地扔下了手中的笔，也给人们留下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缺憾。
留下缺憾也好，没有缺憾就没有真正的悲剧美，至少它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瑰丽缤纷的想象空间。但偏偏有一个无聊文人经过这里，干了一件相当无聊的事，给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续上了半阕：三千宫女如花面，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不难看出，下半阕与原词完全是两种格调，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轻薄的女人在搔首弄姿，似乎花蕊夫人在去汴京的路上就准备投怀送抱，并且以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专宠而志满意得。这个续诗的文人不仅无聊，而且近乎无耻了。
花蕊夫人后来确实被赵家天子纳入后宫，但不久便抑郁而死。她留下的只有一首七律和半阕《采桑子》词。
花蕊夫人的《采桑子》究竟题于何处，史无记载，但从“初离蜀道心将碎”一句看来，大概是在南栈道（蜀栈）的北部终点附近。栈道天险，向来被倚为巴蜀的屏障，也是从中原经关中入川的唯一陆路通道。“献俘阙下”的宋军沿着栈道迤逦北去，对于花蕊夫人来说，则是在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故国家园。一俟过了栈道，进入关中，那种永诀的感觉突然一下子现实而强烈起来：此一去，故国难归，家山难见，天上人间，永无相期之日了。正是在对巴山蜀水凄婉的回眸一瞥中，产生了催人泪下的《采桑子》词。
驿站，似乎负载着太多的忿郁和悲凉，而越是接近栈道的南北两极，这种情感负载便越是趋向极致。
花蕊夫人的身影消失在栈道北极两百多年以后，大诗人陆游来到了栈道南极的武连驿。他行进的方向和花蕊夫人正好相反，从关中南行入川，往成都去，但愤激悲凉的心境却和花蕊夫人惊人的相似。当然，他不能没有诗：
平生功名浪自期，
头颅至此不难知。
宦情薄似秋蝉翼，
乡思多于春茧丝。
这是七律《宿武连县驿》的前四句。时在乾道八年（公元1172 年）深秋，诗人的情绪也和节令一样萧瑟寥落。本来，他已经送别了栈道的崔嵬奇险，前面便是坦荡的成都平原，路是好走多了，但他却迟迟不愿走，前方那座绿树繁花中的“锦官城”对他没有一点诱惑力。在武连，他整整盘桓了三天，大约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思越过千里栈道，和渭水岐山牵系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听听那沙场秋点兵的旷远回声。而一旦进入了成都平原，那不绝如缕的情思将何以依傍？那里的花太红，水太清，歌舞也太华丽，很难容得下他身上沾染的边关雄风，也很难找到一处说剑谈兵的厅堂。
在关中的大半年时光恍如梦幻一般。早春二月，四川宣抚使王炎驰书邀他前去南郑襄赞军务，共谋恢复大计。南郑是宋金西战场的中枢所在，而王炎既是义气慷慨的主战派将领，又是陆游的朋友，陆游曾把他比作汉朝的萧何和唐朝的裴度。对于急欲杀敌报国的陆游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得以亲临前线的唯一机会，诗人的振奋是可以想见的。关中大地，有如汉唐历史一样雄浑苍凉，在这里，诗人有铁马秋风的戍守，有指点关河的谋划，有南山射虎的壮举，还有强渡渭水、激战大散关的呼喊。戎马生涯方显男儿本色，满腹诗情撒入逐敌的马蹄，汇成宏丽悲壮的吟唱。文人总是容易得意忘形的，陆游踌躇满志，似乎蹉跎半生，从此风云际会，可以施展一番了。然而，大半年以后，王炎被当局莫名其妙地调离川陕，陆游也改任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去坐冷板凳。“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这种迁徙看起来是“平调”，但对陆游来说，则无异于贬逐。从南郑经栈道去成都，一步步远离了他魂牵梦萦的抗金前线，这种心情和花蕊夫人远离故国的愤郁凄凉相去不会很远。“宦情薄似秋蝉翼，乡思多于春茧丝。”这似乎成了一种规律性的心态，贬放之际，越发感到官场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回去品味乡音的好。
三天以后，陆游离开了武连。当诗人眷眷回望时，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最为辉煌的一段人生被永远地抛在后面了，而这座栈道南极的小小的驿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转折点。
四
现在，我们该走进驿站的门厅去看看了。
这里不同于普通的客栈，就所有制而言，它是官办的，大约相当于眼下的“干部招待所”吧。因此，贩夫走卒自然是不接待的，就是揣着斗大银子的富商大贾恐怕也进不去，这里面有个规格问题，不像现在只要有钱，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踱进总统套房去消受。但贬官罪臣却可以进得，因为这些人的流徙毕竟属于“官事”的范畴。另外，大约还有利于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实施严密的监控。对于京师的当权者来说，那遍布全国的驿站和驿道，便有如拴着一串串蚂蚱的绳子，若是心血来潮，要追加什么处置，只须随便提起一串，指点着其中的一只，说一声“钦此”，缇骑顺藤摸瓜，省心极了。因此，即使像魏忠贤这样的巨恶元凶，在放逐途中也能享受驿站的接待。当崇祯要对他重新“逮治”时，传递诏书的圣差便沿着驿道，很容易地找到了那家下榻的驿站。这个极富于政治敏感的宦官头子一听到门外的马蹄声，就知道皇上变脸了，为了不至于死得太难受，他索性抢先吊死在房间里。
这里的一切谈不上堂皇，处于深山僻野的驿站甚至显得简陋，但里里外外都收拾得极整肃。进了门，便有驿卒迎上来，指点着把牲口牵进厩里去喂料饮水，掀起青布门帘把客人让进房间，然后站着介绍吃喝拉住一应事宜。一阵忙乱之后，驿站里渐至安谧，伙房里的炊烟升起来，空气中洋溢着新鲜菜蔬和麦饭的香气。客人经过一天的劳顿，在这温馨的环境里当可以做一个不太坏的梦。
驿丞虽是个末流小官，但文化素养和处事能力都很值得称道。那门前告白上的书法或许相当不坏；客人有兴致时，他照例会向你介绍当地的风俗人情及掌故轶事之类，既不显得卖弄，也不缺乏书卷气。或拿出某某名士某某显宦留下的墨迹来炫耀，评论亦相当精到。因此，你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客人在驿壁上题诗时，他表现得那么赞赏，且在一旁捧着砚池。可以设想，他们本身就是读书人，或屡试不第，或在官场中没有背景，才干上了这养家糊口的差事。这些人大都有较多的阅历，客人进门了，他一看气象排场，大体上就能认定对方的身份，是升迁还是贬谪，是赴考还是下第，是春风得意还是颓唐落拓。对趾高气扬之辈，他自然得处处赔着小心；对失意者，他一般也不表现得那么势利。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知道哪一片云彩上有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上头一道圣旨，人家就腾达了、升迁了，又经过你这里哩。这些世态人情，他们看得多了，也就看得比较透。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明代成化初年的杨守陈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杨守陈官居洗马，这是个不小的官，一般担任皇太子的老师或随从，因此有“东宫洗马”或“太子洗马”的说法，级别大致在五品以上，算得上是高级干部了。其实，光看级别还不足以显示洗马的分量，一道显而易见的官场程式是：太子是预备着当皇上的，一旦登基，对当年的老师和故旧自然会有所提携，有的甚至被倚为股肱重臣（例如明代宣德、正统两朝的杨溥和万历朝的张居正）。因此，这头衔有时也被赐给那些年高德劭或功勋卓绝者，其实他们既不教太子读书，也不作太子的跟班，只纯粹是一种荣誉。但杨守陈这个洗马倒是实实在在的。一次，他回乡省亲，下榻于一所驿站，驿丞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很有点不放在眼里，言谈举止，竟跟他平起平坐，还悻悻然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何？”这就很不恭敬了。杨守陈却并不生气，相当平静地回答道：“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少顷，有人向驿丞报告，说有位御史即将来站，驿丞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官大多了，便催杨守陈赶紧把房间让出来，以便接待御史大人，杨守陈仍然很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御史驾到，进门一见到杨守陈，就跪下磕头请安，杨守陈一看，原来是自己的门生。接下来轮到驿丞大惊失色，连忙跪在阶下，口称有罪，乞求杨守陈宽恕。杨守陈却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十分计较。
应当说，杨守陈这位洗马的肚量是很难得的，如果换了另外一个洗马，或别的什么大官，十有八九要把驿站闹腾得鸡飞狗跳，这位小小的驿丞也保管吃不了兜着走。但令人困惑的是，专司送往迎来之职的驿丞，何以会有眼不识“洗马”呢？大概这位老兄原先只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和县太爷有什么裙带关系，开后门谋来的差事，小人得志，看人时难免带着一双势利眼。当然，也怪杨守陈太随和了，全没一点官架子。要是人家对他不恭敬时，他稍微晓以颜色，喝一声：“大胆！”驿丞还敢放肆么？
除去现任官吏而外，驿站的另一类顾客是文人。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有一步之遥，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通俗化的图解。但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确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因此，他们在出游或赶考途中，踱进驿站是很自然的事。很难设想，如果失却了文人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他们在夕阳下的伫立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驿壁上酣畅淋漓的诗迹，只剩下过往官员粗暴的呵斥和驿丞小心翼翼的逢迎，驿站将怎样地单调冷漠，有如舞台上临时搭设的布景，毫无生气，毫无历史的张力和文化气韵。
文人不仅在驿站题诗，还在驿站做梦，梦是他们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这时候，心灵深处的渴求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我们看看元稹的这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里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
忽惊身在古梁州。
作者在诗下自注说，一天晚上，他夜宿梁州驿馆，梦见与白乐天、李杓直诸友同游曲江，然后入慈恩寺诸院，忽然被人唤马嘶声惊醒，原来是信使出发前备马，这时天已破晓，他立即匆匆写成此诗，请信使捎走。
作为一段诗话，仅仅到此为止，意思恐怕不大。
但接下来还有。
白居易接到这首诗，屈指一算，感叹不已，原来元稹梦游曲江的那一天，他正好与李杓直等人同游曲江，且到了慈恩寺，不信，那寺院粉墙上有自己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为证：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
计程今日到梁州。
事情竟如此奇巧，白居易和朋友游曲江时还在念叨：如果微之（元稹的号）在，该有多好，算算行程，他今天该到梁州了。而就在同一天，元稹恰恰在梁州驿站，梦中与白居易等作曲江之游，梦境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作为文坛佳话，后人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千里神交，息息相通，特别是在元白这样的挚友之间，心灵之约应该是可能的。
白居易当然也要把这首诗从寺壁上抄下来，请信使飞送元稹。当元稹在离长安更远的驿站里读到它时，又会有什么感慨呢？或者又会做什么梦呢？
五
元稹读白居易的诗，所感受到的必定是那种深沉而悠远的思念，峰回路转，山高水长，朋友情深如此，该是多大的慰藉！他大概不会把对方的寺壁诗和自己的驿站诗进行比较，且作出高下优劣的评判。
但我们不妨来做做这项工作，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关于驿壁诗和寺壁诗及酒楼诗的比较，从而寻找驿壁诗在文化坐标上的位置。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做过大官的人，但总是磕磕碰碰的。官场的侧面是诗坛，官场失意而为诗，诗往往写得格外出色。元白始以诗交，终以诗诀，仅唱酬之作就达一千余首，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友诗敌，难有高下之分，但仅就上文中所引的两首诗来看，平心而论，元诗恐怕更胜一筹，特别是“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奇峰突起，呼之欲出，弥漫着凄清苍凉的意蕴，境界相当不凡，比之于白诗的明白晓畅、深情蕴藉，无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种高下之分并不取决于两人的才力，而是由于写诗时特定的环境使然。孤独的远足，孤僻的驿站，孤苦落寞的心态，这一切都使得元稹越发思念远方的朋友。残灯无焰，荒野寂寥，现实的世界凄清而逼仄，只能去梦中寻觅了。梦中的天地是温馨而欢悦的，然而梦醒之后，惶然四顾，那种怅然若失的心理反差又使得思念更加铭心刻骨，如此开阖跌宕的感情体验，焉能没有好诗？而同样是对朋友的思念，白居易身边有李杓直等人的陪伴，有芳菲灿烂的春景，说不定还有寺院方丈的恭维和招待，他们在赏花谈笑，品茗喝酒时，心灵深处感到了一种缺憾和呼唤，虽然这种感情相当真挚，但毕竟不像元稹那样孤寂无傍。因此，即使像白居易这样对诗相当讲究的人，也只能重蹈“折花作筹”之类屡见不鲜的意象，很难有神来之笔。
驿站，似乎总是与孤独相随。这里没有觥筹交错和前呼后拥，没有炫目斑斓的色彩，连日出也顾影自怜般羞怯。这里只有孤烟、夕阳、冷月和夜雨。但孤独又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境界，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从尘世的喧嚣中宁定下来，轻轻抚着伤口，心平气和地梳理自己的感情，而所谓的诗，也就在这时候悄悄地流出来。既然是在这么一个荒僻简陋的去处，没有什么可以描摹状写的，诗句便只能走向自我，走向内心，走向深沉。去看看驿壁上层层叠叠的诗句吧，那里面很少有花里胡哨的铺排之作，有的只是心灵的颤动和惋叹。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寺院的墙壁，那上面往往也写满了诗，而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要数扬州惠照寺的《碧纱笼》。有关的本事早已脍炙人口了，大体情节带着浓重的世俗色彩：书生王播借住寺院，备受奚落，题诗墙壁以泄愤。三十年后穷书生已成了权倾一方的淮南节度使，衣锦重游，见昔日自己在寺壁上所题的诗句已被寺僧用碧纱笼罩起来。王播感慨万千，又提笔续诗一首，是为《碧纱笼》诗。应当承认，在所谓的“寺壁诗”中，这首《碧纱笼》算是写得不坏的，其原因就在于势利眼的僧人给了王播相当真切的人生体验。“三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真是道尽了世态炎凉和科举制度下十年寒窗、一朝显达者的人生之梦。但绝大多数走进寺院的文人都不会有王播那样的体验，他们大抵已经成了名士，只是来走走看看，散散心。因为自唐宋以来，与僧人的交往，已成了文人士大夫一种颇为时髦的风气。他们来了，寺院里也觉得风光，方丈自然前前后后地陪着，听琴、赏花、品茗、下棋，有时还要互斗机锋，在参禅悟道的灵性上一比高低，气氛却还是友好的。玩得差不多了，为了附庸应酬，在墙壁上写几句诗作交待。或摹写寺院生活的清幽情趣，或体味山林风景中蕴含的禅机，感情难免浮泛。这些人虽然锦衣玉食，却往往在诗中大谈不如出家人自在，尽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诗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与寺院的清静形成对比的是酒楼。在有些人眼里，酒楼是至高无上的圣殿，“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坐在酒楼里，便可以满不在乎地睨视人间的最高权威，文人因酒而狂放，一至于此。酒楼又往往是终结驿道的仪门，经过了漫长的苦旅，终于把最后一座驿站留在身后了，即使是被贬谪的官员或落第的学子，也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于是，三朋四友，意气相邀，径直来到那青帘高挑的所在。“将进酒，杯莫停。”酒入愁肠，心境越发颓丧，觉得世间万事都没有什么意思；酒入豪肠，又激昂慷慨，气可吞天，俨然要拥抱整个世界，这都是由于酒的魔力。这时候写诗，朱红小笺便太仄，铺排不开满腔的块垒，直须提笔向那堵粉墙上涂抹。因为在文友面前，有时还在千娇百媚的歌伎面前，他们得卖弄才气，也卖弄自己的伤感和豪放。那诗，便带着几分夸张和矫情，全不像当初站在驿壁前那样地行云流水般坦荡自然。至于那酒楼粉墙上的墨迹，绝对都是狂草，有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一般。有时，夸张和矫情也会豁边，少不了要惹出点麻烦来，例如宋江在浔阳楼多喝了几杯，晕乎乎地在墙壁上题了几句诗，就差点丢了脑袋。我一直认为，像岳飞的《满江红》那样的词作，必定是用浓墨蘸着烈酒，挥洒在酒楼墙壁上的，不然，何以会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样标语口号式的句子？同样，如辛弃疾的“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之类，则必定是闲倚竹篱，清茗在手，悠悠然随口吟出来的。他也肯定不会写在墙壁上，而是踱回书房，记在粉红色的薛涛笺上，笔迹亦相当流丽隽逸，有晋贤风味。
六
但驿站终于坍塌了，坍塌在历史的风雨中。
我曾经设想，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跋涉在荒野的深处，去辨认每一座驿壁上斑驳的诗文。我只要一头毛驴、一根竹杖，沿着远古的驿道，年复一年地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
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今天，你可以极随意地找到一座香火不很清淡的寺院，也可以找到各种风格的仿古酒楼，但到哪里去寻找一座古韵犹存的驿站呢？
于是又忽发奇想，好在现代科学已经出神入化了，如果能找到几堵尚未坍塌的驿站的墙，借助超显微技术的透视，我们将会看到隐没在其中的层层叠叠的诗篇，连带着鲜活灵动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其中的绝大多数以至全部你可能都是第一次见识。偶尔看到几首相当熟悉的，那就是经过流传的淘汰而得以不朽的好诗了。这时候，你才会发出由衷的慨叹：自己手头那些历朝历代的诗集，原来是多么贫乏而缺少色彩！
这设想有点像童话，一则关于驿站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