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开封去，顶着初冬的寒风，踏着衰草披离的小径，在相国寺钟声苍凉的余韵中登吹台、攀铁塔，探幽访胜，六七天的奔波，就是为了带回关于几块石头的记忆么？
开封的脚下，沉淀着一个镂金错彩的北宋王朝，它的名字，该和《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该和“官家”“洒家”“客官”“勾当”“端的”“瓦子”这些中国俗文化中的特殊语境联系在一起；该和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联系在一起；该和李师师高楼卖笑的倩影以及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身姿联系在一起，怎么单单只剩下了几块石头呢？
本来，开封是与石头无缘的。它背靠黄河，面南而坐，雍容大度地吐纳着莽莽苍苍的中州沃野。在中国的历代古都中，它是少数几个周遭没有山岳拱卫的城市之一。这于防卫无疑是不利的，北宋年间，天下兵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其中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六千之众。《水浒》中的林冲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可见这头衔并非小说家言。禁军的任务是戍守京师，自然要驻扎在开封附近的，这大概是在京城驻军最多的朝代。开封的特色在于水，所谓“四达之会”是指流经其间的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四水沧浪，既是开封赖以繁荣的温床，又是赖以防卫的天堑。宋王朝定鼎之初，鉴于开封的地理形势无崇岳名山之险，曾一度发生徙洛的争议，之所以最后定都开封，大概也是考虑了水的因素吧。因此，北宋的国防政策基本上是一部“河防战略”。乾德五年（967 年），朝廷即令沿河地方官吏兼本州的河防使。如果留意一下当时军政严格分开、抑制边臣权威的立国方针，不难想象朝廷注视河防的目光是何等殷切。真宗时又规定：沿河官吏在夏秋发洪期间虽任期已满，亦须待水落以后始可移职他任。且严令禁止私渡黄河，“民素具舟济行人者，籍其数毁之。”那注视河防的目光不仅是殷切，而且带着忡忡忧虑了。
“河防战略”还引出了北宋政坛上关于“北流”与“东流”的大论战。因为从庆历八年黄河决口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的八十年间，黄河河道不时变迁，时而东流，时而北流，如是者往复三次之多。围绕着如何修堤治河，也就是“北流”与“东流”孰优孰劣，上层领导集团内部各有各的高见。当时政坛上的一些风云人物，例如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都义无反顾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到底争什么？又为何争得如此旷日持久，弄得仁宗、神宗、哲宗三代帝王寝食难安？本来，东流河道因年久淤积，河床日高，改向北面低处流失，乃自然之势。大略翻翻那些连篇累牍的奏章，原来无论主张北流还是东流的官员，都无一例外地站在黄河大堤上向北瞭望，认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抵御辽兵的进犯。在他们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每每透出几声低沉的叹息：开封四平，没有一块可以据险以守的石头，他们面对的是一片正好供契丹铁骑驰骋的旷野。
是啊，没有石头的开封，从九重君王到子民百姓，只能把目光注视着那一脉雄浑的黄水。水是一切的生命线，除了这句最原始最质朴的常识用语外，开封人还能说什么呢？
但开封也不是绝对没有石头，我这次就看到了几块，据说都是北宋年间的遗物；不仅看到了，而且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二
坐落在小西门内的包公祠现在是开封名胜之一，祠内陈列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北宋王朝历任开封知府的名字，所以也称“知府碑”。
“知府碑”上的名字，有不少人们相当熟悉；例如寇准、范仲淹、蔡襄、蔡京、吕夷简、欧阳修等，无论其忠奸贤愚，都是北宋政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对于深宫里的帝王来说，首都市长是个既不可须臾或缺，却又相当危险的人物，只有信得过且有一定威望的重臣才能担任。即使如此，皇上也不会让你在这里待得太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当然也容不得有人在这里一直弄权的。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三人，平均每人不到一年。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请你开路，这是主子控制权臣的一种游戏规则。
这种心态还体现在那两个令一般人莫名费解的题名上。“知府碑”上的一百八十三任知府中，有两个只标着头衔而没有名字的人物：晋王和荆王。原来这二位即宋太宗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恒，他们在当皇帝前都曾以亲王身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后来的大臣知开封府，前面都得加个“权”字，叫“权知开封府”，含意是不敢僭登先王之位，但实际上都是正式职位，并非临时差遣。但一个“权”字却多少道出了南衙主人那种如履薄冰的拘窘。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当差，要格外小心哩，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被撸掉。
“知府碑”上的题名琳琅满目，亲王也有了，大忠巨奸也有了，一些不大不小、来去匆匆的庸常之辈也有了，却偏偏没找到那个本该有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包拯。
怎么会没有包拯呢？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当官敢为民做主的包黑子；那个一手举着乌纱帽，一边喝令“开铡”的包龙图；那个至今仍在电视和舞台上频频亮相，令亿万观众为之击节赞叹的包青天，怎么会没有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封府的名字是和包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了包拯，开封府才成了平民百姓们心中的圣殿，成了“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代名词，也成了让一切贪赃枉法的恶徒们为之胆战心惊的符咒。
包拯的名字是有的，导游小姐指点着石碑中间的一块告诉我：“包拯的名字在这里。”千百年来，由于人们敬仰包公的大名，在观赏石碑时经常指指点点，天长日久，竟将包拯的名字磨去了，只留下了一处起明发亮的深坑。
我不禁肃然。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指，竟将坚硬的石头磨出了这么深的印痕？要知道，那些手指不是戳，更不是抠，只是轻轻地指点。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指点中，有相当多的指头并没有接触到石碑，但就是这些接触到石碑的手指，在轻轻一点，至多也不过是轻轻一抚之后，竟形成了这样令人惊叹的奇迹。这中间究竟经历了多少人的指点和抚摸，用“千万”当然远远不够。可以想见，在每一次的寻找、指点和抚摸中，都传递着一份景仰和感慨，传递着一份心灵的温煦和沟通，也传递着一种呼唤——对公正、清廉和神圣法律的呼唤。不少人在指点这个名字时，也许对包拯其人并没有多少了解，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已超越了具象化的人物和事件，也超越了历史和时代，成了一种人类精神和秩序的化身。那么，就让他们轻轻地指点、轻轻地抚摸吧，但愿在这无数次的指点和抚摸中，人类社会变得有如春水般平和安详，支撑社会的每个灵魂亦变得有如晴空般明净美好。
当然，也有见了“知府碑”上的名字而畏缩不前的，例如，金末元初的文学家王恽在一首《宿开封后署》的诗中感慨道：
拂拭残碑览德辉，
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乌绕匝中庭柏，
犹畏霜威不敢栖。
包，即包拯；范，指范仲淹，将包、范英名喻为“霜威”，而“惊乌”则是天下的贪官污吏。虽然时隔二百余年（诗中的千年是夸张语），贪官污吏见了石碑仍惶恐惊惧，不敢正视那两个天下争传的名字。因为这对他们是一场灵魂的审判，走近审判台，他们的目光是那样恍惚游移，步履亦是那样踌躇畏怯。包拯和范仲淹真是不简单。
这是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的感慨。但实际上，平民百姓们在瞻仰“知府碑”时，寻找的只是包拯，对范仲淹却相当陌生，当然也就相当淡漠。这也许不很公平，在冷峻的历史学家那里，包拯的名字远不及范仲淹响亮，范仲淹不仅是身居高位的宰相，不仅是饮誉北宋文坛的散文家和诗人，不仅具有道德的勇气和高迈的情怀，也不仅是名噪一时的政治改革家——他在庆历初年发起的那场改革虽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单凭他面对水光山色的一篇《岳阳楼记》，或者单凭他在《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足以令同时代的志士豪杰兴高山仰止之叹。正因为如此，后人认为，像范文正公这样的人物，如“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而身后不远的朱熹则称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这些恐怕并非谀词。再看包拯。正史上的包拯其实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他的那些为后人所称颂的政绩，例如微服私访、放粮赈灾、弹劾权臣直至皇亲国戚，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勤勉而刚正的实干家。他任开封知府一共只有一年半，这期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举动，也没有断什么有广泛影响和震慑力的大案。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包拯的名字不仅比不上范仲淹响亮，即使和“知府碑”上的其他有些人物相比（例如寇准、蔡襄等），他也不能算是最出色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只寻找包拯呢？
答案在于，包拯虽然不是挥手起风雷的政治改革家，也不是落笔惊风雨的文章高手——他似乎不长于诗赋，流传后世的诗歌总共只有一首《书端州郡斋壁》，颇有点板着面孔说教的味道，艺术上并不见佳——却以他的峭直清廉和刚正无私而名世。人们寻找的正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所渴求的品格。民众的渴求和这种有着金属般质感的坚挺品格的碰撞，激起了黄钟大吕般的共鸣。渴求愈是强烈，共鸣也愈加亢激，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包公情结”亦生生不息，愈演愈烈。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为这种膜拜大抵不会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在中国，反腐败永远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生活空间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经邦济国的改革纲领重要，也比那些不管产生了多大“轰动效应”的诗文辞章重要。小民百姓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温饱，他们的旗帜上只有两个用黑血写成的大字：生存。因此，为官的清廉与贪酷，往往成为他们对政治最朴素的评判，至于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大抵只是精英伟人们关心的事情。民众对腐败的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集中反映在舞台上那些以包拯为题材的戏文中，且看看那些剧名：《铡美案》《铡赵王》《铡郭槐》《铡国舅》《铡郭松》。为什么都是“铡”？因为这些当官的太不像话了，不铡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再看看铡刀下的那些头颅，差不多都是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反腐败就是要敢于动真格的，就是要从这些有分量的头颅铡起。那么就一路铡下去吧，铡他个血溅簪缨、尸横朱门、谈贪色变、大快人心。随着包拯那一声回肠荡气的“开铡”，民众心底的情绪也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宣泄和释放。
看罢了包拯在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亮相，再到“知府碑”上找出包拯的名字，指点着感慨一番，除此而外，中国的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呢？他们不知道舞台和历史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这中间隔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装点、涂抹、净化和渲染，他们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包拯，包拯也成全了他们“清官崇拜”的悲剧心理。
正史上的包拯是个“面目清秀，白脸长须”的儒雅之士，他的性格展示主要不是在开封府的大堂上，而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也没有杀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弹劾过不少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是宰相宋庠，另一个是“国丈”张尧佐。宋庠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大罪过，只是平庸无能。这个人很识趣，包拯的弹章一上，他马上请求离职，并且在辞呈还未得到皇帝恩准时，就主动到中书省政事堂去站班了。国丈张尧佐并不是张贵妃的父亲，而是伯父，因此这个“国丈”是带水分的。他的问题也是平庸无能。包拯要把他从三司使（相当于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弹章上去了，仁宗皇帝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叫张到下面去当节度使，这自然引发了包拯等人的谏争。这场谏争倒是很激烈的：
仁宗没好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粗官，何用争？”
谏官们不客气地顶撞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仁宗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于是包拯等人争相上前，与仁宗抗辩不已。包拯言词激烈，口若悬河，竟将唾沫星子喷了仁宗一脸。
张尧佐的节度使终于没有当成。
包拯和仁宗的关系很微妙。在宋代的帝王中，仁宗还算是比较清醒的，单凭谏官们敢于在金殿上对他反唇相讥，甚至把唾沫星子喷他一脸，就可见他是比较富于民主色彩的。他了解包拯，知道包拯喜欢犯颜直谏。因此，凡能够接受的，他都尽量接受；一时接受不了的，就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但对提意见的人并不打击，有时还安抚有加。这一点在帝王中相当难得。包拯也了解仁宗，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当仁宗再度起用张尧佐时，包拯见好就收，让仁宗下台。他并没有患“左派幼稚病”。
应该说，包拯和仁宗算得上是君臣际会，他们都有一种大局观，这种大局观不是为了官场中的一团和气，而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在那场关于张尧佐的谏争后，仁宗回到后宫，对他所宠爱的张贵妃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仁宗情急烦躁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这说明，他对下面的意见还是很在乎的，甚至有点小小的惧怕。
一个对下面的意见很在乎，甚至有点惧怕的王朝，大致不会太惧怕外面的强敌。仁宗一朝，宋帝国的国力还相对强盛，在与契丹的对峙中也不很怯阵，他们能够把目光望着更远的幽燕大地，而不至于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黄河。
三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大相国寺，看了大相国寺不能不想到那个倒拔垂杨柳的胖大和尚。鲁智深是在大闹五台山之后来到大相国寺的。五台山也是天下名刹，宏丽堂皇自不必说，鲁智深既从那里来，眼界自然很高，但站在这里的山门前也不由得称赞：“端的好一座大刹！”大相国寺之“大”，《燕翼贻谋录》中有一段记载：
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 四方趋京师，以货求售，转货他物时，必由于此。
这是北宋时的景观，当时大相国寺大体上已成了自由市场，兼营批发和零售，而香火倒在其次了。我不知道当时寺院方面要不要向这些个体摊贩收取管理费，如果收，那当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大凡寺院都喜欢选择在深山静地的，但大相国寺却置身于闹市中心，这里离皇城太近，离人间烟火太近，色货琳琅、红男绿女，礼佛的钟磬声中，弥漫着世俗红尘的铜臭气和功名欲，置身其间，寺僧们恐怕很难入定参禅的。这次我在相国寺，正赶上一个国际佛教界的书画展，其中有一幅草书“难得糊涂”。我想，这大概是寺僧们内心骚动的一种曲折反映吧。不然，为什么要强制自己装“糊涂”呢？所谓“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说到底是很难的。本来，相国寺的佛，是入世的佛，你看八角琉璃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观音，显得多么能干、繁忙，整个一副女强人的架势。
当我一边徜徉，一边胡思乱想时，无意间在大雄宝殿前看到一块石头——一块极普通、极不起眼的石头，上面有填绿楷书的一行小字：艮岳遗石。
我心中一惊，在几乎每一本关于北宋政治史的书中，都会提到这个名字：艮岳，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名词：花石纲。中国的山岳可谓不可胜数，但我敢肯定，绝对没有哪一座像艮岳这样短命的，它的存在大约只有十几个春秋，而正是这座短命的艮岳，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根永远的耻辱柱，上面钉着一个腐朽得光怪陆离的末代王朝。
这一切都是从那个风流皇帝赵佶开始的。赵佶是个极富于浪漫气质的帝王。对于苏东坡和柳永那样的文人来说，浪漫气质是一种灵魂的燃烧和开掘艺术至境的斧钺；而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来说，浪漫气质则很可能导引出令人瞠目的大荒唐来。有人说，开封四面无山，若把京城东北隅增高，可多子多寿、皇图永固。赵佶信奉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当即诏令天下献石垒山。当然，艺术家的赵佶并不缺乏审美目光，首先，造山的石头要用江南的太湖石，这种石头玲珑剔透，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其次，光有山还成不了景，还得有奇花异卉来装点，这样，皇上用不着出汴京城，就可以受用如诗如梦的江南山水。这座费时十数载，周遭十余里的假山就是艮岳。
一座周遭十余里的艮岳要用多少石头呢？我相信，这中间的每块石头都该有一段值得书写的故事。营造艮岳成了宋帝国建国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羽檄交驰，闻风而动，“花石纲”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官员们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成了皇差，带着士兵到处乱窜，任何人家的寸草片石都可能突然之间被指定为“御前用物”，当即加上标识，令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稍稍令官员们皱眉，那就是“大不敬”，按律主犯处斩，全家流放。即使看护得很好，运走时的那种排场也实在让人受当不起。因为是御前用物，要把房屋墙垣拆掉，焚香膜拜，恭恭敬敬地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了官员们最简单而有效的勒索法宝，他一指手或一皱眉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这使我们想到公元4 世纪石虎时代“犯兽”的怪事。在从崇宁到宣和的十几年里，千里古运河上舳舻相衔、帆樯连翩，那景观和当年隋炀帝下江南的龙舟相比恐怕毫不逊色。“花石纲”剪江北上，一路迤逦而行，两岸是凋敝的村落和荒芜的田野，饥寒交迫中的乡民也许对这样浩大的船队感到迷茫：皇上要这么多石头干什么呢？他“御前”有普天之下的美女、普天之下的珍玩、普天之下的锦衣玉食，难道还不够受用吗？
是啊，皇上要这些石头干什么呢？黑土地上的子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们只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有受用不尽的好吃的、好玩的、好挥霍的，但他们不知道皇上有着多么奇特的想象力，他不仅要占有“普天之下”所有的好东西，而且还要把这些都集中在自己的围墙里，变成伸手可及的“御前用物”。如果有一天盛传屎克郎也是一种美物，且以此作为时尚，他肯定要在后宫里营造一座世界上最堂皇的粪坑，并用他那漂亮的瘦金体书写一块“大宋宣和天子御用”的匾牌，那么，天下的屎克郎也就大致可以“尽入彀中”而渐至绝迹矣。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赵佶大概算得上艺术素养最高的几个之一。一个帝王而有很高的艺术素养，这是很不幸的，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民族和历史的不幸（只有曹氏父子是个例外）。这种不幸是从元符三年的那场宫廷风波开始的。那一年，宋哲宗赵煦病逝，他没有儿子，继承者将在他的两个弟弟赵佶和赵似之间产生。帝王的宫廷历来是天下是非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事关皇位继承，不闹得你死我活是不会罢休的。宰相章惇首先向赵佶投了不信任票，形势一开始对赵佶不很有利。但这时一个叫向太后的女人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女人的天性似乎和艺术有着某种相通，她欣赏赵佶的才华。我们大致还记得，就是这位向太后，以前对苏东坡也是很不错的。在元符三年的这场风波中，向太后做出了两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是把艺术家的赵佶捧上了皇位；一是赦免流放在海南、已经垂老濒死的大文豪苏东坡。把这两件事并列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但作为当事人的向太后，却是出于相当真诚的动机，她或许希冀把一种清朗洒脱、带着激情和灵气的文化人格引入政治生活。
赵佶上台后，章惇即被辗转流放，死在距首都千里之外的睦州。这是预想中的事，谁当皇帝本是赵室的家事，你去掺和什么呢？但他对赵佶的评价却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他的评价是：赵佶轻佻。
轻佻是什么意思呢？章惇是官场人物，他口中的“轻佻”自然带着一种政治色彩，大抵是指不负责任、感情用事、缺乏政治头脑和深谋远虑吧。当然，这中间也应包括对文学艺术的过分痴迷。但赵宋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王朝，这话章惇不好说，只能用“轻佻”一言以蔽之。章惇显然意识到，一个整天沉湎于艺术感觉和笔墨趣味的皇帝，对国家未必是幸事。
赵佶是以改革家的面孔出现在政坛的，他觉得王安石实行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很有诱惑力，把天下的财富集中于中央政府和皇室，何乐而不为呢？他上台的第二年，就废除了向太后摄政时定下的“建中靖国”年号，这个年号太沉闷，他要大刀阔斧地干一番改革大业，岂能满足于“靖国”的小安稳？于是改年号为“崇宁”。崇宁者，尊崇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也。旗帜打出来了，很好！那么就着手改革吧。首先是废黜旧党（章惇虽然不是旧党，也照样在贬黜之列）、起用新党。风流人物蔡京就是这时候脱颖而出的。有了蔡京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赵佶可省心多了，他乐得整天钻在深宫里，今天画一对鸳鸯，明天填一首新词，或心血来潮，出一个别致的题目：“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令汝窑的工匠们烧出一批上好瓷器供自己玩赏。在这些方面，他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至于改革的事，让蔡京去干吧。
蔡京的改革就是不择手段地敛财。敛财的目的，一是供皇上挥霍，二是让自己从中贪污。如果说赵佶的挥霍还带着某种艺术色彩的话，蔡京的贪污则完全是一种动物性的占有欲。光是一次征辽，数十万禁军的衣甲由他批给一个姓司马的成衣铺承包，从中拿的回扣就很可观。至于卖官衔、卖批文、卖人情、卖宫闱秘事之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改革了四五年，“改”得蔡京家里的厨师有人只会切葱丝而不会包包子，半碗鹌鹑羹要宰杀数百只鹌鹑，一个蟹黄馒头价值一千三百余缗。皇上便宣布改革取得了洋洋大观的成果，又把年号改为“大观”，公开摆出了一副高消费的架势。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营造艮岳正是“崇宁改革”和“大观消费”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但艮岳修成，北宋王朝也灭亡了，它最大的审美功用就是让赵佶站在上面，检阅金兵如何潇潇洒洒地渡过黄河，直薄开封城下。
后来，在开封保卫战中，那些由江南万里迢迢运来的、有如苏杭美女一般婀娜多姿的太湖石，被开封军民拆下来作了守城的武器。
再后来，赵佶在被虏北去的路上苦凄凄地填了一首《眼儿媚》词，其中有“家山何处”的句子，这“家山”中的“山”想必也应包括艮岳的，因为他差不多以玩掉了一个国家为代价才成就了那样一堆好石头，自己却没来得及受用，想想也太亏了。
离开大相国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块艮岳遗石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的大雄宝殿前呢？放在曾作为北宋皇宫的龙亭前不是更合理吗？也许人们认为，放在这里更有一种宗教般的祭奠意味吧。
是的，它们是值得祭奠的，在这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一种灵魂的颤栗——为了那一幕幕关于石头的故事，为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上确曾发生过的那一段荒唐。
四
这是一条逼仄的小街，从龙亭公园蜿蜒向东，大约数里之遥。两边是未经改造的旧式平房，挤满了挑着青布帘子的小店铺，没有霓虹灯，也没有迪斯科的噪音，清静得有如梦幻一般。偶尔见到一棵孤独的老槐树伫立巷头，令人想到“城古槐根出”的俗语。是啊，体味开封的苍老，并不一定要到博物馆去看那些青铜古瓷，走在这斑驳古朴的小巷里，不是照样可以听到它悠远而蹒跚的足音吗？据说在这类深巷小店里，至今店家还称顾客为“客官”，那种淳朴古雅的人情味，真如同走进了宋代东京的瓦子和《水浒》中的某个场景。
开封人都知道这条小街的名字：棚板街。而我要寻找的，正是这条小街因之得名的那种石头。
这种寻找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我是从一本介绍开封历史文化的出版物中看到棚板街的，连带的是一段相当流行的传说。传说当然与正史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走进了这里，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寻找一种感悟，即使传说中的那种石头并不存在，但那种被传说中的石头所压迫的历史氛围却是巨大的真实。
棚板街的一端连着皇城，一端连着镇安坊的青楼，这两处的主人分别是风流皇帝赵佶和艳帜高悬的名妓李师师，因此，这条小街的由来似乎不那么光彩。皇帝玩女人算不上什么新闻，他后宫里佳丽如云，怎样玩都无妨。但一旦走出皇城，而且是到妓院去玩，那就不大好听了。赵佶是崇尚个性解放的，镇安坊的野花他又一定要采，于是便有了这条风流蕴藉的棚板街。据说北宋末年的某一天，御林军突然宣布对临近皇城的这条小街实行戒严，公开理由是开挖下水道。大批民工日夜施工，在街心挖开一条深沟，然后以青砖铺底，玉石砌墙，顶上架设一色的长条青石板。一条阴沟何至于如此豪华？京师的百姓们当然不知底细，只能简单地归结于一种皇家气派。他们不会想到，当街面上市声熙攘，小民们在为生计而匆匆奔走时，在他们脚下的秘密通道里，大宋天子或许正在太监的引导下前往镇安坊，一边盘算着如何讨得那个女人的欢心……
赵佶在镇安坊的艳遇大致是不假的，《宋史》中还特地为李师师立过传，李师师也肯定没有入宫，那么就只有让赵佶往镇安坊跑了。至于跑的途径，有的传说是“夹道”，有的传说是“隧道”，反正得避开公众的目光，不能堂而皇之地去。之所以有这样的种种传说，自然是因为人们对这个风流皇帝太了解了，为了一个可心的女人，他是会不择手段的。而对于赵佶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心劳日拙的远征，其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征辽、剿寇或经邦济国的冗繁政务。本来，皇帝嫖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的正德和清代的同治都是这方面的行家。但同样是逛妓院，正德和同治完全是赤裸裸的皮肉交易，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投入。赵佶则不同，他喜欢玩点情调。情调当然不等于调情，帝王的后宫里有的是调情，用不着跑到镇安坊去。情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精神和谐；一种心灵感悟和艺术趣味的双向沟通；一种宛如尘世之外的舒展和愉悦；一种略带点伤感、却相当明亮的生命气息。它是需要时间慢慢地去泡、慢慢地去品的。而李师师恰恰也是个很“情调”的尤物。这样，赵佶只能一趟又一趟地通过幽长的棚板街，去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远征。
关于这场远征，宋人笔记中记载如是：
第一次去镇安坊，赵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出手相当阔绰，见面礼有“内府紫茸二匹，霞叠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二十镒”。尽管如此，李师师还是搭足了架子，她先是迟迟不肯出来，让赵佶在外面坐冷板凳。待到出来了，又一脸冷色，连交谈几句也不屑的。李姥还一再警告赵佶：“儿性颇愎，勿怪！”“儿性好静坐，勿唐突！”其实赵佶哪里敢责怪，又哪里敢唐突呢？最后看看天色将晓，师师才勉强鼓琴三曲，多少给了一点面子。以帝王之尊屈驾妓家，又花了大把的银子，只领略了三段琴曲和一副冷面孔，不知大宋天子该作何感想。
事实上，大宋天子的感觉并不坏。在深宫里，他每天都被女人包围着，一个个争着向他献媚讨好，他感到腻烦，也感到孤独——尽管身边花枝招展，莺声燕语，他仍然孤独。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男人。孤独常常是情爱的催化剂（不在孤独中爆发，就在孤独中灭亡），很好，现在遇到了一个把他不怎么放在眼里的李师师，面对她的高傲和冷艳，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帝王第一次感到了自卑，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渴望，他渴望走近对方，也渴望得到对方的接纳和理解。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渴望了，对于一个男人，这是很悲哀的。一次，一个姓韦的妃子充满醋意地问他：“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
赵佶回答得很坦率：“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装，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这是一个帝王的“女人观”，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审美宣言”。他欣赏的是一种“幽姿逸韵”，这中间当然还谈不上平等意识，也并未超出猎艳和占有的男性心理，但比之于那些只看到“色容”，甚至只看到一堆肉的嫖客，这种眼光还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青楼名妓，李师师自有一套对付嫖客的心理学。她知道以色事人总难保长久，只有把对方的胃口吊上来，自己才能处于主动地位。吊胃口不能只靠巴结逢迎，在一个男性中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如果只知道“爱的奉献”，其下场大抵不会太妙。“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这是诗仙李白携妓宴游时的感慨，看来那位“东山小妓”也知道使点小性子来吊男人胃口的。李师师当然要玩得比这大气，她创造了一种冷色调的诗情画意来对付赵佶，让他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一直围着她的石榴裙转。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情感世界里的征服和反征服，令双方精疲力尽而又难解难分。试探、迂回、相持、攻坚、欲擒故纵、积极防御、有节制的退却，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用语，在这里都同样适用。应该说，李师师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为从根本上讲，她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她长袖善舞，始终以自己的魅力和清醒控制着局势。她多次拒绝了赵佶要纳她入宫的请求，因为她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镇安坊，是赵佶和其他男人一起来讨好她；而一旦入宫，将是她和其他女人一起去讨好赵佶。这是必须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不越过这道防线，她有时也会作一点局部的退却，让对方有所得手。她希望在镇安坊和皇宫之间有一块战略缓冲地带，这就是棚板街。“冷”是李师师的总体色调，但僵化不变的“冷”是没有持久震慑力的，她有时也会有妩媚地一笑，正是这冷若冰霜中的嫣然一笑，往往使战局急转直下，本来已经无心恋战的赵佶又被挑逗起来，抖擞精神投入新的一轮感情游戏。也不能说李师师在这场游戏中完全没有感情投入。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嫖客，赵佶并非凡夫俗子，他是那样风流倜傥，在感情上又很善解人意，这对女人，特别是对一个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青楼名妓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对李师师的追求主要不是靠帝王的权杖，而是在心灵的袒露中寻求理解。如果只是一场情感世界里的侵略和被侵略，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双方都难免倦怠，战争是无论如何不能维持那样长久的。
宋人笔记在记载赵佶第一次去镇安坊入幕的最后，顺便写道：“时大观三年八月十六日事也。”这也许是极随意的一笔，却令我心头好一阵惊栗。原来我一直以为，赵佶和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只是宣和末年的一段插曲，现在算起来，从大观三年开始，竟整整进行了十七年。在这十七年中，宋王朝内外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难道泱泱大国，内政外交，竟一点都不曾稍微干扰一下他的兴致？其实，事情是有的，而且也不能算不大，例如，方腊在睦州揭竿起义，东南半壁为之震动；对辽和西夏的“输款”不断增加，大量绸缎、茶叶和白银从本已枯竭的国库中源源流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金帝国羽翼渐丰，宋王朝采用古老的“远交近攻”战略，与他们签订“海上之盟”，联手消灭了正在走向衰落的宿敌辽帝国，却把自己丰腴而虚弱的胴体袒露在一个更强大也更贪婪的敌人面前。山雨欲来，胡气氤氲，王朝倾覆已不是遥远的预言。但对于赵佶来说，这些似乎都不屑一顾，只有棚板街尽头的镇安坊才是他心灵的圣殿，他在那里所耗费的才华和心智，比几十年帝王生涯中经纶国事所耗费的总和还要多。在宫城的金殿上，他是个抱残守旧的无为之君；在镇安坊的琴台畔，他的人格却展示得相当充分，他是个具有感情强度和富于魅力的男人。棚板街就这样连接着赵佶生命本体的两个侧面，它成就了一个风流皇帝锲而不舍的风流业绩，也成就了一个让至高无上的帝王围着她的眼波旋转的绝代名妓，而背景则是风雨飘摇中的末代江山。
最后，我们仍不得不把目光移向黄河——那一脉维系着北宋王朝生命线的泱泱之水。当金兵逼近黄河时，北宋的御林军从开封出发前往守卫黄河渡桥。首都万人空巷，市民们以极大的热情欢送自己的将士出征。车辚辚、马萧萧，那景况当是相当悲壮的，但人们却惊骇地看到，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御林军竟然窝囊得爬不上马背；有的好不容易爬上去了，却双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这“悲壮”的一幕让热情的市民们实在惨不忍睹。
靖康元年（1126 年）正月，金军东路兵团抵达黄河，那些爬不上马背或双手抱着马鞍的宋军将士，刚刚望见金兵的旗帜便一哄而散。南岸的宋军相对勇敢些，他们在纵火烧毁渡桥后才一哄而散。在这里，历史不经意地玩了一出小小的恶作剧，因为北岸宋军溃散的地方，正是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发祥之地陈桥驿。赵匡胤当年定鼎宋室的系马槐犹在，如今却只能供女真军人挽缰小憩，盘马弯弓了。
1995 年初冬的某个下午，我走进了棚板街深处的一座小院，力图和一位老者探讨他屋檐下那块青石板的历史。老者茫然地望着我，似乎点了点头，又似乎无动于衷。阳光闲闲地照着，青石板上跃动着几个女孩子跳橡皮筋的身影。门外传来小贩沙哑而悠长的吆喝声，是那种韵味很足的中州口音，当年在东京街头卖刀的杨志大概也是这样吆喝的吧？
后来我才知道，老者原来是个聋子。和一个聋子去探讨历史，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其实，历史本身不就像这样一位翕然端坐的老者吗？他心里洞若观火，装满了盛衰兴亡的沧桑往事，但他不屑于理会后人那些寻根究底的打听，宁愿让你由着性子去胡思乱想。
走出棚板街的小院时，正传来大相国寺苍凉的钟声，我心中一惊，这里离大相国寺的艮岳遗石很近，离包公祠的“知府碑”也不远，至于棚板街因之得名的那种石头存在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果把这几块石头——载入史册和见诸传说的——拼接在一起，不是可以读出一部北宋王朝的衰亡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