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缅甸的僧侣上街游行，抗议军政府的独裁恶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后觉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这么关心世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出家为僧就是要远离俗世，静心修行，政治这等肮脏的事情更是连碰都不该碰。和尚要是扯进政治，那就不够清净了。
这种说法反映了大家对佛教的误会，以为佛教是彻底出世的一种宗教，和尚尼姑最好全部躲在山里，就算在世间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救解脱，追寻心灵上的宁和。如果真是这样，佛教为何还要搞慈善事业，又为何还要办学做教育呢？
再说政治，今天有些僧人当上了政协委员，这算不算是搞政治？中国的佛教在国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边呢？
为什么做政协委员，或者善颂善祷地与高官同场敲钟念佛不是搞政治，而缅甸僧人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们都爱说佛教是个讲和谐的宗教，最近香港还有一群高僧大德办了一场以“和谐”为主题的大会，与胡锦涛主席主张的“和谐社会”十分配合。而这“和谐”二字在很多人看来也的确就是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恰当描述，比起老是喜欢谈政治甚至发动游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要好得多了。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拜访佛寺，甚至参加佛像的开光大典，但却从未见过他们去教堂参观。其实佛教和政府的关系也不是自古就和气友好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护教者慧远就曾经和东晋的独裁者桓玄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侣乃彻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只不该和世俗的权威沾上边，甚至见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礼。他甚至认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们供养起来，因为比起他们带给俗世的好处，王者的区区供养根本算不了什么，正所谓“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
不过这段维持了数十年的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因为对向来尊重天子权威的中国人来讲，一批不守世俗礼法，不结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纳税服役因此不忠的家伙实在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你竟然还想见了皇帝不下拜，这岂不是目无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权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国好好地生存下去，实在不能不屈服。
除了汉传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实自从推广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开始，各地的佛教就都已经逐步找到了自己和政权间潜在的紧张关系的调解办法了。例如武侠小说里头常见的“法王”，它指的绝非什么武功高强的番邦国师，而是以护教传法为己任的国王本人。原始佛教本来没有这种概念，它纯粹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为了适应政治现实才发展出来的说法。直到今日中南半岛一带的南传佛教在政治上还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国和缅甸固然以佛教为国教，尤其前者更有备受礼遇尊贵非常的所谓“僧王”。可是就在这块佛教传统最稳固、政府对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却发展出了一种关怀弱势社群，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抗衡当权者的“左翼佛教”。“左翼佛教”乃“Engaged Buddhisin”的汉译，“Engaged Buddhisin”一般又被译作“人间佛教”，以强调佛教入世人间的性格。可是在中国佛学界里，“人间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虚大师开启，当今的星云法师所推动的那种佛教传统。这种“人间佛教”或许会教导生意人修心为善，甚至透过静坐修持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会参与太过对抗性的激进活动。所以复旦大学的刘宇光教授主张把南传佛教与欧美流行的那种“Engaged Buddhisin”译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人间佛教”做个区别。
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从对抗殖民政府开始，南传的“左翼佛教”就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著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禅师曾经领导过反战和平运动，泰国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过牢的反军政府运动领袖，印度的安培德卡尔则是印度贱民解放运动的旗手，这些著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条不与当权者轻易为善，反而站在受压迫者那一方的激进道路。就和我们最近看到的缅甸僧侣一样，他们的表达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且他们采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会政治运动不同，他们强调人心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一样重要，要改变社会的不公就不能忘记深藏在人类意识之中的偏见与执著。所以他们虽然也是一种反抗运动，但却是很有特色的反抗运动。
根据刘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体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体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delusion)已经制度化了，成了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甚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这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真诚的佛教徒更不能轻忽它们对世间解脱的束缚。故此，好些致力于“左翼佛教”的学者如肯·琼斯(Ken Cones)甚至提出了佛教的社会理论。
缅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拥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左翼佛教”的社会理论，而且他们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传佛教大师马哈希禅师的内观禅修。
在中国佛教徒眼中，这是典型的小乘佛学；根据由来已久但却很粗糙的简化偏见，只有大乘佛教才会教人普度众生，小乘佛教求的则是个人的涅槃；为什么一群天天静坐寻求智慧的和尚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众生的名义走上街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理解南传小乘开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一两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但是我们可以例举一点来说明。
所谓“内观”，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对现世涅槃的强调。修习内观，静坐冥想，为的不是“积累功德”，然后摆脱下一辈子的轮回苦业，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觉悟，并且是此世的觉悟，因此参与政治行动的僧侣都很关注此时此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禅修不是脱离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们内观的材料和对象。
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介绍这些南传“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扬他们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的广大多样，绝非一般媒体呈现出来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权和不和平，却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我们觉得缅甸僧侣的行径奇怪，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
原题为“沙门可以不敬王者吗”，刊于《am730》200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