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谈足球如政治的关系很容易，但如果要说清楚两者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话，就有点难度了。政客总是想利用足球,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佛朗哥,都曾经试图让足球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而球迷也未曾停止过把自己的国仇家恨投射在足球之上，例如所谓“英阿大战”,就一直被解读为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福克兰群岛战役的延续。但是,足球为何能够担起这样的重任？围绕它的巨大情绪动力又是怎么来的呢？
伊朗大师级导演基阿鲁斯达米拍过一部片子，叫做《春风吹又生》，描述一个电影导演在伊朗山区的强烈地震之后，前往灾区寻找曾在他上一部片子里担任主角的小孩。结果令人失望，直到片末，在一片颓垣败瓦之中，在流离的灾民堆里，我们就是看不见小男孩的踪影。
然后，动人的一幕出现了：就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正在努力收拾破山河的伊朗人连帐篷都还没搭好，竟然先七手八脚地赶着架上天线，装好电视，赶着收看1998年世界杯。电视打开那一剎那，远方球场上的喧哗立刻为这山谷带来了久违的生气。
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为了那一点点的甜美，生活还是值得继续过下去的。就像独立之后就陷入内战的安哥拉，三十年来的战火葬送了无数百姓的性命，遍地皆是的地雷炸断了数十万计的大腿。但是敌对阵营的士兵偶尔碰上了却会踢场友谊赛，为了他日战场再见时能够念在踢过球的因缘手下留情；而难民营里则不乏拄拐杖还在追逐用破皮包卷成的足球的儿童。如今安哥拉首度打入世界杯决赛周，虽在首仗败给前殖民宗主国葡萄牙，可是虽败犹荣，斗志昂然，振奋了安哥拉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是战争摧毁不了足球。
放在国际舞台，足球还可以织起最不可能出现的网路。例如这一届的世界杯，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伊朗能否打进16强，因为曾经宣称“纳粹大屠杀并不存在”及“以色列应该在地图上消失”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届时可能亲赴德国观赛。欧洲政界及犹太人团体早就强烈抗议，要求德国政府禁止他入境。在伊朗首战墨西哥的比赛中，也有许多人示威，谴责在场的伊朗副总统。可是最怪异的情况发生了，一批极右德国新纳粹分子居然聚众游行，声援来自中东世界的伊朗队。这些平常在欧陆不会特别宽容的种族主义者，现在竟以内贾德为同道。
伊朗总统内贾德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固然站稳宗教上的保守路线，受到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支援；但他同时也是个打民粹牌起家的政客，精于迎合民意。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和迎合大众的民粹倾向并非总是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的。
美国《新共和国》杂志主编Franklin Foer在《足球如何解释世界》一书中曾经报道过伊朗的“足球革命”，让我们了解到足球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足球就被巴勒维王朝奉为国家世俗化与现代化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及至什叶派教长掌握政权，虽然讨厌这种袒露大腿的运动，但已无法将它从伊朗人的生活之中抹除。妙的是上任总统卡塔米和现在的内贾德都标榜自己是球迷，在竞选的时候纷纷找来明星级球员助选。可见即使在伊斯兰神权政治里面，外来的足球还是一种统一民心的手段。
问题是在于世界杯是以国家而非宗教为单位的，这个世上只有伊朗队，没有“什叶队”。于是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潜在矛盾就被足球给射穿了，触发这火头的是另一组社会矛盾——根据伊朗当局的规定，女性只宜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转播，不可到现场观赏那些男性的躯体，更不能在球队获胜的时候拥到街上庆祝。
1997年，当伊朗队在墨尔本打赢了澳大利亚队，首次取得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门票，凯旋班师德黑兰，在世上最大的球场阿札迪搞庆功大会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女球迷不理禁令，脱下长袍，拥到球场闸门前，意图冲进场内。她们喊的口号就是“阿札迪是我们的权利”(阿札迪是自由的意思)和“我们也是伊朗人”。吓傻了的警卫居然就让一部分女球迷进了球场。这就是有名的“足球革命”了。这些女性用民族主义当武器，要求和男性同享足球带来的光荣与乐趣。自此之后，足球就成了一种解放的象征，不只是女人的议题，还是一些被压抑的诉求释放的途径。因为在球场里面，亢奋的大众可以喊出粗俗无比的言语，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好些球迷俱乐部实际上成了女性主义和公民社会意识的温床。
为了贯彻他的民粹路线，为了掌握最新的形势，内贾德不只在本届世界杯前向伊朗国脚致意，说他们的成就媲美那些正在开发核技术的科学家。他甚至还在4月宣布解除女性进入球场的限制，让伊朗女球迷欢喜若狂。虽然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最后又否决了这道命令，使一切打回原形，但这到底是这位总统和老教长们的第一次公开矛盾，令人瞩目。
足球绝对可以成为政治权力的武器，但是它又能反过来滚动出当权者意想不到的力量，掀开社会被压抑的另一面。看来那句老话果然有理：足球的确是圆的。
原题为“政治之手永远抓不牢足球”，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