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今天我想将我在不同年代的思索与笔记整理成文，旨在把我所偏爱的两个观点联系起来：即人成长为人的三阶段观点和人的两种基本类型观点。第一个观点对我尤为重要，太神圣了，我认为它就是绝对真理。第二个观点纯属主观想法，我自己也不希望对它予以过多的重视；不过偶尔在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考察时，它对我很有用。人成长为人的路程始于无罪（天堂、童年、不担负责任的前阶段）。由此走向有罪，走向对善与恶的觉醒，走向应付文化、道德、宗教与人类理想所提出的要求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生活对任何一个真正投入而又不从众趋同的个人来说，将不可避免地以绝望告终，即他终会悟到，道德没有实现的可能，遵从没有百分之百的遵从，服务没有全心全意的服务以及正义与善境乃可望而不可即之境界。绝望所导致的或是消失灭亡，或是进入一种精神的第三境界，使人能体验一种超越道德、法律的状态，使人能朝着获得彻悟与解脱的方向迈进，使人能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不担负责任的境界，简单地说，使人进入信仰。不管信仰采取的是何种形式或表现，其内容总是一致的：我们应尽量避恶从善；我们对世界以及我们本人之不完善不负有责任；我们主宰不了自己而是受主宰者；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还有一个上帝或一个“它”—— 是我们服侍亦是我们可以托付的主人。
此种说法是欧洲式，也可以说几乎是基督式的说法。印度的婆罗门（这个教，如果将与之抗争的运动——佛教，也包括在内的话，则可以说是人类在神学上最高的成就）虽具有不同的范畴，但都能够对人生过程作出相同的解释。其阶段的顺序大约是：纯朴的人因受恐惧与欲望所支配而渴求得到解脱；解脱的办法与道路就是瑜伽术——一种教人克制冲动的修炼。至于把瑜伽纯粹当做一种物质与机械的反省修行或作为一种最高尚的精神锻炼来修炼则无关紧要——其意义总是：教人们蔑视表象世界与感官世界，通过静思去感觉我们固有的、与世界精神合一的心灵、自性（Atman）。瑜伽恰恰相当于我们的第二阶段——它以修行来寻求解脱。普通百姓对之赞赏有加，亦估计过高；纯朴的人则容易把修行人当成圣者或看破红尘的高人。瑜伽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阶段，仍以绝望告终。有关释迦牟尼佛的传说（还有成百的其他传说）都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只有当瑜伽被彻悟取代，只有当它被领悟为一种有所求之为、一种勤奋、一种贪欲与饥渴，只有当从表象生活中醒过来的人发现自己乃永恒不灭，乃精神中的精神，乃自性时，他才会成为无动于衷的生活观察者，才能自在地有为或无为，自在地享受或禁欲，如此而不为表面之我所动。其表面之我已完全变成了自性。圣者们的这种“觉醒”（与佛的涅槃同义）相当于我们的第三阶段。再用另一种象征语言来说，它就是等同于老子所说的“道”的阶段；“道”的道路就是从对仁义的有以为到对罪与德的无以为而至“道”。对我来说，这些至关重要的精神体验有其相互关联的意义，因为逐渐地经过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间歇中，我隐约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感知一再在印度人、中国人与基督教徒对人生所作的解释中和发现中得到证实，而且处处以相似的象征表现出来。人是什么、人之苦难与人之所求，世世代代、全球各地都一致无异，这没有比通过上述体验能得到更有力的证实。至于我们——如许多现代人，把这种对人类的思考与体验用宗教哲学概念来表达的方式看成一种过时且已为今人所超越的表达方式则无关紧要。我这篇文章所用的“神学”这个词，就我来说，它含有时代的色彩，它将是会被淘汰消失掉的某一时期的产物。艺术与语言同样也可能只属于人类历史某些阶段特有的表达工具；它们也有可能会被淘汰、被取代。然而，在我看来，在任何一个阶段，在人们追求真理时，没有什么比感知到种族、肤色、语言与文化的区别是基于完全的一致性，感知到人非千差万别，精神亦非千差万别而只有“一个人类”、“一个精神”这些体会更为重要，更令人感到慰藉。
再概述一下：人成长为人的过程是从无罪到有罪，从有罪到绝望，从绝望到灭亡或解脱，即非为了逃避道德与文化而再返回童年的天堂，而是去经受两者的洗礼直至能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当然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倒退。但要一个已经觉醒过来的人从善恶统治的王国再逃回无罪的天堂是较难做到的。更可能经常发生的则是，那些有过彻悟与解脱体验的人很容易再跌入第二阶段，重遭其法则、恐惧以及那些无法实现的生活要求的折磨。
这就是我所知的心灵发展史的人成长为人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也从很多其他人的见证中得知的。在历史的任何时代，在任何宗教、任何生活方式中总是有这些相同的典型体验，总是有相同的阶段，相同的顺序：无罪童年的丧失；在法律之下伸张正义的努力；接踵而来的是通过修行或认知以求摆脱有罪的徒劳奋斗而导致的绝望；最后乃从地狱走出来而进入一个变化了的不同世界、一种新一类的无罪。人类已千百次用绝佳的象征比喻为自己描述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最熟悉的象征比喻就是从天国的亚当到解脱了的耶稣基督这个过程。
当然，很多这些象征性的描绘还为我们展示了更进一步更高层次的发展：变为圣雄，变为上帝，变为一尘不染、摆脱生死轮回的纯粹精神体。所有宗教对这些理想并不陌生，我常常也有过当至人、无痛者、圣者或仙人这种美好的理想。至于这种理想是否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梦，是否曾经成为经验与事实，是否曾经真正有人成为上帝，我则一无所知。但我确知人的发展史的那几个主要阶段；凡体验过这些阶段的过去人和现代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是现实。其实，那些梦想中的人成长为人的更高阶段，不管有无，其能存在于我们的梦中、理想中、文学中或向往的目标中应让我们感到欣慰。如果过去曾经有人真正体验过这些更高的阶段，那他们不会把这些体验大肆宣扬，而且其性质对那些没体验过该阶段的人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亦无法言传的。在所有宗教的圣人传说中都提及此类体验，听起来确实可信。在小宗派异教团体与假冒大师的邪说中经常也提及类似的体验，但全都带有幻觉或有意欺诈的标志。
在此要补充说的是，并不仅仅是心灵那些神秘的最后阶段与体验无法被人理解，无法被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些人生历程更早的，包括最初的经历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才能被言传。一个在初级无罪阶段里生活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出自有罪境界、绝望境界、解脱境界的人的自白。对他来说，这些自白听起来有如外国民族的神话故事对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读者那么荒诞无稽。与此相反，任何人都能在别人的讲述中毫无疑问地与迅速地认出那些他本人有过的典型的心灵体验——即使是从外国陌生的神学中翻译过来的体验。任何真正有过一种特殊体验的基督教徒毫无疑问能认得出圣保罗、帕斯卡尔、马丁·路德与伊格纳修斯所有过的特殊体验[1]与他曾有过的是相似的。而任何一个更深入接受信仰核心因而超越了单纯“基督教式”体验模式的基督教徒肯定能在其他宗教信仰者中，从各种特征中觉察到所有那些用了不同象征语言表达的基本心灵体验。
要把我个人从基督教开始的心灵发展史讲述出来，以及根据它来勾画出我个人方式的信仰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所有的书都可以作为出发点。这些书对读者群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某种意义：即他们自己最重要的的体验以及胜利与失败在书中得到了证实与阐明。这部分的读者为数不多——有过心灵体验的人本来就不很多。大部分人根本成不了人，他们滞留在原始状态中，滞留在充满冲突与发展的幼稚人世间；大部分人甚至连“第二阶段”都摸不着，而只停留在不担负责任的欲望与儿时梦想的动物境界中；他们对关于一种超越他们朦胧意识的境界的传说，关于善与恶的传说，关于一种对善恶的绝望的传说，关于一种走出苦难进入受彻悟光华沐浴的状态的传说都会感到荒谬可笑。
人的心灵发展史与自性实现可能有千万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这个发展史的过程及其各阶段的顺序却亘古不变——去观察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来体验、来积极投入于、来受折磨于这一必然不变的过程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作家们能从中获得最大满足的一种癖好。
在我们靠自己的智力对人生这个多姿多彩的画册进行理性分析和系统分类所做的各种努力中，其中较明显的而古已有之的努力就是把人按其类型进行分类与归类。现在，在我依据我个人的方式与经验来描述两种对立的人类基本类型时，我完全意识到这种把人类分成几种所谓的基本类型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人并不能分类成有限的几个或无数个类型；哲学家如果无条件地去相信某一个类型学说则要铸成大错。但作为一种游戏，作为一种把我们凌乱的经验素材整理出来的尝试，并作为一个整理我们人生经验的不足可信的手段，这种把人分成不同类型的做法则是存在着的（大多数人只是一直不自觉地在做着）。即使小孩也可能把他眼里所看到的人按人类原始意象中的爸爸、妈妈、保姆进行区别、分类。我把人分成两个主要类型源于我的阅历与书本知识，我称之为理性者与虔诚者。世界，对我来说，就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按照这非常粗糙的模式来划分归类。当然，这种划分归类只是短暂的事，没过一会儿世界又变为一个无法看透的谜。我早已不相信人们对纷繁的万事万象的认识与洞察会高于这幸福的瞬间所呈现的表面条理性，会高于这个时不时可以体验到的小小乐趣，即在一秒钟内自我欺骗地把混沌想像成宇宙。
如果我在这种幸福的瞬间把我那“理性—虔诚”的模式套用到世界历史的话，那么人类在这一瞬间对我来说，就只是由这两种类型的人所组成。我也就认为我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属于哪个类型，也知道自己准确属于哪个类型——我属于虔诚者这类，不属于理性者那类。可是转眼间，当那愉快的思考体验结束时，刚理出的那轮廓清晰的世界又垮掉了，成为一片茫无头绪的纷乱；我方才还以为看得很清楚的事，即释迦牟尼佛、圣保罗、恺撒大帝或列宁是属于两种类型中的哪一个，但现在却又完全模糊了；并且遗憾的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同样模糊了。方才我还准确地知道自己是一个虔诚者——可现在我却在我身上一点一点地发现理性者的特征，那些十分突出的令我浑身不舒服的特征。
一切知的命运亦是如此。知即是行动，知即是体验。它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寿命只是瞬间。——现在我将尝试以不做任何系统分析的方式来大约勾画出为我的思想游戏提供了一个模式的两种类型的人。
理性者最相信的莫过于人的理性。他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挺好的才能，而且简直就是最高的一切。
理性者认为他自身就含有世界与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一个合理安排有序的个体生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条理性与切实可行性套用到世界与历史上去。因此他相信进步。他看到人们今天比以往能更好地开枪射中目标，更快捷地旅游，他不想也不愿意看到与这些进步相对立的千百个倒退。他认为现代人比孔子、苏格拉底或耶稣更进化，更高级了，因为现代人具有一些更强的技术能力。理性者认为地球是听任人去开发榨取的。他最害怕的敌人是死亡，是想到生命和事业的有限性。他尽量不去想它，实在不得不想到它时，他就逃到活动中去，通过对财物、对知识、对法律、对合理地控制（统治）世界的加倍追求来与死亡抗争。他对永生不死的信念就是对进步的信念；他认为作为进步永恒链中积极参与的一环可免遭彻底消失的命运。
理性者有时对那些不认同他的进步观点与妨碍他实现他逻辑合理的理想的虔诚者易于产生憎恨和过激的情绪。人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革命者的狂热，回忆一下所有进步的、民主又讲理的以及社会主义者作家对那些不同信仰者所发表的极强烈厌恶与无耐心的意见。
理性者看来在生活的实际操作中对他自己的信仰比虔诚者更有信心。他觉得他代表理性天母，有权发号施令，有权组织一切，有权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认为他要别人接受的都是好事：卫生、道德、民主，等等。
理性者追求权力，为的是贯彻“好事”。他的最大危害也在于此——在追求权力方面，在滥用权力方面，在喜欢发号施令方面，在进行恐怖威吓方面。托洛茨基很不忍看到一个农民挨打，但是为了他的想法他可以毫不犹疑地让几十万人被杀掉。
理性者很容易对制度有所偏爱。由于理性者们追求并拥有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蔑视或憎恨虔诚者，还可以迫害、控告、杀害他。他们承担拥有权力并将其用于“好事”上的责任，为此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大炮都无不当之处。当大自然与他所谓的“愚蠢”一再是那么顽强时，理性者偶尔会失去信心——有些时候，他会由于他必须迫害、惩罚或杀害他人而感到痛苦万分。
理性者处于最佳状态的情况是：尽管有众多相互矛盾之处，他坚信理性归根到底与创造和主宰世界的精神是同一的、合一的。
理性者把世界合理化并对它施以暴力。他总是容易变得严肃认真。他是一个教育者。
理性者一向不太相信他的直觉。
理性者在大自然与艺术面前总是无所适从。一会儿蔑视它们，一会儿又迷信般地高估它们。为古老艺术品付出百万高价或为鸟类、野兽、印第安人建立保护区的人就是他。
敬畏是虔诚者的信仰与生活感情的依据。其表现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自然有强烈的感觉；一是相信有一个超越理性的世界规则。虔诚者虽然视理性为一个挺好的才能，但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足以用来彻底认识，更不要说用来主宰世界的手段。
虔诚者认为，人是为地球服务的一分子。在死亡与生命有限的恐怖降临到他身上时，他则使自己相信创世者（或大自然）也是通过此种使人畏惧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的；他不认为对死亡的试图忘却或抵抗是件好事，相反，既能敬畏且又虔诚地献身于一个更高的意志才是好事。
他不相信进步，因为自然而非理性才是他的模本，而且还因为他在自然中觉察不到进步，而只觉察到无数种看不出有何最终目标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与自我实现。
虔诚者有时候容易对理性者产生憎恨与过激的情绪，圣经里充满了有关对无信仰与世俗理想的过激行为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诚者在处于少有的最佳状态时，他也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体验的闪光而使他相信，理性者在崇高理想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与粗暴，以及一切战争、一切迫害与奴役，最终都是服务于上帝的目的的。
虔诚者不追求权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愿干的。他不喜欢发号施令，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可是，他对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却过于消极，容易陷入清静无为和自我沉思。他经常仅满足于心怀某种理想，却不去为其实现而奋斗。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们人更为强大，他也就不愿意多加插手。
虔诚者很容易对各种神话有所偏爱。虔诚者会憎恨或蔑视，但他却不会迫害或杀害他人。苏格拉底或耶稣绝不会是迫害者或杀害者，而永远是受难者。可是，虔诚者经常轻率地使自己承担不轻的责任。对不能积极地去实现他美好的理想，还有对他自己的毁灭以及敌人因杀了他而承担的罪责他都负有责任。
虔诚者将世界神话化，又经常不将它当一回事。他总是那么倾向于游戏人间。他不教孩子，而热衷于夸奖他们。虔诚者总是那么倾向于不相信他的理智。
在自然与艺术面前，虔诚者总是那么很有把握，潇洒自如，而在教育与知识面前他却不知所措，难以适从。一会儿将后两者视为废物而不能公正对待，一会儿对它们又迷信般地过高估计。举一个撞到一起的极端例子：比如一个虔诚者将自己置身于一台理性机器中，他在一场他不愿意参与但又受理性者指使的审判或战争中死亡——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总是有责任的。理性者要负的责任是因为有死罪、有监狱、有战争、有大炮的存在。而虔诚者并没有在对消除这一切有何作为。在世界史中有关虔诚者被理性者杀害的例子没有比苏格拉底与耶稣的审判更形象、更象征性的了：对两者的审判都呈现了一种恐怖的双义性特征。难道雅典人，难道彼拉多[2] 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借口而又不失威信地使被告获得释放吗？难道苏格拉底，难道耶稣除了以一种英雄式的受害残酷性使敌人背负错判之责并以死来战胜他们之外，就不能以较轻微的消耗来避免悲剧的发生吗？肯定能。但悲剧是不能避免的，因为它们并非事故，而是两个对立世界的冲撞。
在以上的分类中，我处处把“虔诚者”与“理性者”对立起来，但希望读者自始至终能明白对这两种称呼的纯粹的心理学含义。当然从表现上看来，以往经常携刀带剑的是“虔诚者” 而流血的是“理性者”（如在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时期）。然而，对我来说，虔诚者不一定是神父，理性者不一定是乐于思考的人。当西班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把一个“无神论者”送上火场时，审判者是理性者、组织者、强者，其牺牲者则是虔诚者。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我的分类模式有点极端，我完全无意认为，虔诚者一定没有奋斗精神，理性者肯定与天才无缘。在两个阵营里都成长着天才，焕发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应该是一个吧）这些“理性者”我都视为天才。另一方面，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虔诚者和反暴力者毕竟为了“追求实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我觉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一个标志是：他虽然代表他类型中一个特别成功的典型，但同时对对立极又有一种隐蔽的[2]渴望，对他的对立类型在心中怀有一种无言的尊重。纯粹沉湎于数字的人绝不是天才之料，纯粹沉湎于灵感的人亦如是。某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似乎恰恰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中摆来摆去，他们受控于两种根本相互对立，却不相互抵消反而相辅相成的天赋；虔诚的数学家（如帕斯卡尔）就是这类众多的例子之一。
既然虔诚与理性的天才能相互了解得很好，相互暗暗地爱慕对方，一个被另一个吸引着，那我们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体验一向也就是理性与敬畏的和解，即把两大对立面视为对等存在的认识。
结束语：
最后如果我们把两种模式互相应用于对方，即把人成长为人的三阶段模式应用到人的两种基本类型，我们会发现，三阶段的意义对两种类型的人虽说是相同的，但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相同点上，两种类型人的危险和希望却不相同。对两种类型的人来说，童年与无罪的阶段是相同的。但两种类型的人在走向人成长为人的第一步时，在走进善与恶的世界中时，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虔诚者会更像儿童，他不会急着要，也不甚愿意离开天堂而去体验有罪之生。然而他将在下一个阶段——从有罪到彻悟的阶段，具有更强壮的翅膀。他其实会尽可能地不去想中间的阶段（弗洛伊德称之为“文化中的不适”），尽可能地去摆脱它。由于他在有罪与不适的世界中确实感到格格不入，他在某种情况下将较容易地上升到下一个解脱的阶段。然而，偶尔他也会很容易想要并成功地逃回儿童时期的天堂，逃回无善恶、无所谓责任的世界中去。相反的，在第二阶段，在有罪的阶段中，在文化、文明、有作为的阶段中，理性者确实感到很自在。他很快会忘却童年的最后遗迹而不受其干扰，他喜爱工作，乐于接受需要担负责任的职务；他既不怀念失去的童年，亦不热切渴望从善恶中解脱出来，虽然这种体验也是他所渴望并能办得到的。比起虔诚者，他较容易相信道德与文化所提出的问题都可获得解决；然而，他却较难达到绝望的中间状态——即体验到他一切努力的失败及主持正义的无谓。但当绝望降临时，也许他不会像虔诚者那么容易受诱于逃入成人之前的世界中或不用担负任何责任的状态中。
在无罪的阶段中，虔诚者与理性者之间的对抗有如不同天赋孩子之间的对抗。
在第二阶段中，成为有知之人后，两个对立极的对抗已具有国家行动性质的激烈性、狂热性和悲剧性。
在第三阶段中，这两类对抗者开始认识对方，不再是认识到对方的相异性，而是认识到相互的依赖性。他们开始爱慕对方，开始想念对方。由此就有可能开发人的本质；然而这种开发至今尚未呈现在世人眼前。
（胡祖庶 译）
[1] 上述四人分别指非犹太裔耶稣使徒保罗（Paulus），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B. Pascal），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 Luther）与西班牙贵族与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伊格纳修斯（Ignatius von Loyola），他们都因为曾经历过一场特殊的体验而实现了人生的转折。
[2] 彼拉多（Pilatus），审判耶稣的罗马帝国的一个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