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的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要不东借西借，总是很难的，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发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在他出手借给我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愈加锋利了。我工作的地点是一个怡悦的山侧，满山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还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空地，小松树和山核桃树丛生着。湖水凝结成冰，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天之内，还飘过几阵小雪：但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它那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闪烁在蒙蒙的大气中，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光了，我听到云雀、小鹅和别的鸟雀都到了，来和我们一块儿开始过这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不满的冬日正跟冻上一样地消溶，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显然毫不觉得不方便，它躺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钟，竟跟我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照我看，人类之还残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也是同样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春之春的影响把他们唤醒了起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看到过路上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还在等待太阳出来唤醒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溶了，这天的大半个早晨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摸索在湖上，迷途似的哀鸣着，像是雾的精灵一样。
我便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己歌唱，——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
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百艺啊，还有科学，
还有千般技巧；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的知觉。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是只砍一边，其余几边留下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是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我的牛油面包当午餐，在正午时还读读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结束以前，松树成了我的密友，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依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给斧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愉快地面对着碎木片瞎谈。
我的工作干得一点不紧张，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向詹姆斯·柯令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买下他的棚屋来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令斯的棚屋被认为是不平凡的好建筑。
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先没有给里面注意到，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垃圾，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给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终年群鸡乱飞的通道。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货色。我一走近，母鸡也给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是不能搬，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踏人地窖中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猫在那里出进。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镀金的镜子一面，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的交易当下就谈妥，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四元两角五分，他得在明天早晨五点搬家，可不能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六点钟，我可以去占有那棚屋。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除了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这同一天的早晨，我就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送来了一个两个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却恶意地告诉我，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的，在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重新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琐屑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里一只土拨鼠也曾经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毒的根，及植物的最下面的痕迹，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到它，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这只不过两小时的工作。我对于破土特别感到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也还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们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后代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还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
最后，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一切荣耀自应归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结构。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清大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这一种方式我还认为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那样建筑房屋还更谨慎小心，也是划得来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间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头飞鸟造巢，是同样的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末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飞禽，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全球。可是，唉！我们不喜欢燕八哥和杜鹃，它们跑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行路经过的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师傅？在大多数的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在我所有的散步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罗；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
真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是很好的罗，实际他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只高明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却从飞檐人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我总觉得吃杏仁，不用糖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哪个讲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认为乌龟获得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似的要签订什么合同呢？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不必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知道得更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从内部向外面渐渐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土上，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卑微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不是仅仅在外表上有的哪种特性，而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那些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将是简单的，恰如想象的一样，他们的住宅就没有一点叫人伤脑筋的风格。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空空洞洞的，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实际。并不要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多事地追求装饰风，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很多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矫揉造作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是斜放在他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这里头是很有一点意思的，如果认真他说，他把它们斜放了，箱子徐上颜色了；可是在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的情况下，那它跟建造他自己的棺材就属于同一性质了——说的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个名称罢了。有一个人说，你在失望中，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想到了他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了吗？抛一个铜币来抉择一下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闲暇！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好得多；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羞红好了。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造！等到你找出了我的装饰来，我一定采用它们。
进冬以前，我造了一个烟囱，在屋侧钉上一些薄片，因为那里已经不能挡雨，那些薄片是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却不得不用刨子刨平它们的两旁。
这样我有了一个密不通风，钉上木片，抹以泥灰的房屋，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木拄高八英尺，还有一个阁楼，一个小间每一边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的，总数我写在下面：我抄写得这样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他说出来，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各别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活，也是更加少了：——木板……八·０三五元（多数系旧板）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四．０００元板条……一·二五０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二·四三０元一千块旧砖……四．０００元
两箱石灰……二·四００元——买贵了头发……０·三一０元——买多了壁炉用铁片……０·一五０元
钉……三·九００元
铰链及螺丝钉……０·一四０元
闩子……０·一００元
粉笔……０．０一０元
搬运费……一·四００元——大多自己背共计……二八·一二五元
所有材料都在这里了，除了木料，石头，沙子，后面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披屋，大都是用造了房子之后留下来的材料盖的。
我本想给我造一座房子，论宏伟与华丽，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的，只要它能够像目前的这间使我这样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更多的话。
这样我发现，只想住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大呢，如果说，我似乎夸大得有点过甚其辞，那未我的解释是我并非为自己，是为人类而夸大；我的短处和前后不一致并不能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是难于从麦子上打掉的糠秕，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起我的腰杆子来，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个极大的快乐；而且我决定，决不屈辱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比我那房稍大一点儿的房间，光住宿费就是每年三十元，那家公司却在一个屋顶下造了毗连的三十二个房间，占尽了便宜，房客却因邻居众多而嘈杂，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因而深感不便。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的见，不仅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为了受教育而必需有钱交费那样的事情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灭掉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必需有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合理地处置这一类事情，那只消花十分之一就够了。要收费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得多的教育，这却不需要付费。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捐款的人，捐来大洋和角子，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到了家，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审慎从事不可的，——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包工来，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奠基开工了，然后，学生们得适应在这里面住；而为了这一个失策，一代代的予弟就得付出学费。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他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全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总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我主张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生活作研究，还要人类社会花高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我想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以明之。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什么工艺，也不学如何挣来这一切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噬。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他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给折刀割破了手的呢？……真叫我吃惊，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打一个转身，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了，并且只被教授以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的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结果弄成了这个局面，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却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正像一个人，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儿个星期，很快地到达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积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六角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不要到晚上我就到达了；一星期来，我的旅行都是这样的速度。那时候，你是在挣工资，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巧，可能今晚上就到达。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铁路线尽管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胜过它；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的。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人们糊里糊涂相信着，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铲子这样子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可是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旅客上车！"烟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浓密，这时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就被称做"一个可悲的事故"，确是如此。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愿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发出呼声来了，"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国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光阴。
在我的房屋建成之前，我就想用老实又愉快的方式来赚它十元十二元的，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了十一英亩地，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八元零八分一英亩。有一个农夫说这地"毫无用处，只好养一些叽叽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我不是它的主人，不过是一个居住在无主之地上的人，我不希望种那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于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许多树根来，有几"考德"，供我燃烧了很久，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作过的沃土，当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供给了我其余的一部分燃料。我却不能不租一组犁地的马和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还是我自己。我的农场支出，第一季度在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一总十四元七角两分五。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种子实在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种得比需要量更多。我收获蚕豆十二蒲式耳，土豆十八蒲式耳，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王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收入全部是：二三·四四元
减去支出一四·七二五元
结余八·七一五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手头还存着一些的产品之外，估计约值四元五角——手上的储存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一点儿蔬菜的需要量。从全面考虑，这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一部分也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我就确信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第二年，我就干得更好了，因为我把总需要量的全部土地统统种上了，只不过一英亩的三分之一，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了我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并不耕种得超过他的需要，也不无餍足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末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比用牛耕又便宜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以免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日前的人们那样去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公无私他说话，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况且我的光景已经比他们的好了许多，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或者我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地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