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经验
为什么一个整天和书为伍的人，要到四十四岁才明白阅读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候，谈话延长那么一点，是好的。
一九九八年年底，我和一位译者，在来来饭店的咖啡厅讨论一份书稿。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下午，我们的话题有机会转到一个轻松的方向，聊起一部叫作《益智游戏》（ Quiz Show）的电影。
一九五六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教授，查理．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参加一个叫作《21点》（Twenty One）的对决型益智奖金节目，连续拿下十四周冠军，创下五千万人收视的纪录，轰动全美。他不但累积了惊人的奖金，上了《时代》杂志封面，还在固定节目里谈十七世纪的诗、谈几何学，成为风靡大众的媒体明星。然而两年后，有人开始检举《21点》作弊，节目内容事先有套招。主办单位和范多伦先是都否认，但随着司法单位的调查节节升级，最后连国会都召开了听证会，范多伦终于承认他“介入此事甚深”，无数支持他的观众为之哗然。
美国从此因为这个丑闻而形成一个规定：电视节目不得再由单独一家广告主赞助，以免独家广告主为了收视率而操控节目。今天我们熟悉的、电视广告划分为多少秒单位的模式，才由此出现。这个丑闻在20世纪的美国电视发展大事纪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天我在聊天中得知，范多伦被哥伦比亚大学解聘后，如何又蒙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收留，以及他们两人后来的故事。
艾德勒在美国学界和出版界都是个传奇性的人物。早年因为想当记者，所以辍学去报社打工，后来为了改善写作，去上大学的夜间部课程。这时他读到了一本书，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思想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知道弥尔竟然是在五岁就读了柏拉图的书之后，艾德勒不但从此为哲学着迷，也开始了他在大学的正式求学。（不过因为他拒绝上体育课，所以没能拿到学士文凭。但是他留校任教，最后拿到了博士学位。）
艾德勒除了任教，写过第一版的《如何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之外，还以主编过《西方世界的经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以及担任一九七四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而闻名于世。
查理．范多伦和艾德勒一起工作后，一方面襄助艾德勒的工作，一方面把《如何阅读一本书》原来的内容大幅修编增写，因此，今天我们读到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作者是由艾德勒和查理．范多伦共同领衔的。
我因为对范多伦故事的好奇，而去买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几个日夜一口气读完那本书之后，最后不只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解决了我对阅读这件事情思考许久的疑团，也有了许多强烈的感触。
其中之一，是羞愧之心。我是个做出版工作的人，成日与书为伍，结果到那个春节前的两个月才知道这本书，到自己四十四岁这一年才读这本书，几乎可说无地自容。
为了让别人有个参考，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任内决心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成了合译者之一。之后在那本书的译序里，我不免惋惜地提到：“如果在我初高中青少年时期，就能读到这本有关如何读书的书，那我会少走多少阅读的冤枉路？”
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朱敬一，在他《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信》一书的作者序中，也讲了他的一段心路历程。
他先说了自己大专联考时，只是对照前一年的联考录取分数，胡乱填写了志愿卡，进了台大的商学系。“不仅念大学科系是懵懵懂懂的，连我出国念博士、回国做学术研究，都是偶然的因缘。”
朱敬一在二十九岁那年就读取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但坦白说，一直到三十几岁，我才真正理解经济学与其他学问之间的关系。我三十岁起在台大与中研院教书、做研究。然而究竟什么是研究？知识探索究竟要经历些什么过程？研究者究竟在追求什么？这些问题也是几经折腾，才理出个头绪。”
因此，他说：“如果我自己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领悟个中道理，别人是不是也可能有类似的迷惘呢？年轻人如果因为迷惘而有扭曲的认知，或是做出错误的决定，不是很可惜吗？”
我大学和朱敬一同系不同组（他工商管理，我国际贸易）。我进商学系，也是胡乱填写志愿的后果。毕业后，阴错阳差地进了出版业，从此生活和生命都和书籍联结在一起。
两个成长背景天南地北，同一年读了同一所大学的人，毕业后一个在学术天地里摸索了十多年才明白知识探索究竟要经历些什么过程，一个要在出版世界里颠簸二十多年才体会到阅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也许有巧合的因素，但也可能不只巧合，还有一些必然的因素。
可能，在我们的周遭，对于阅读，对于知识探索，大家有着共同的困惑。──这个困惑，不因为他是否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或是否已经出版过多少种书籍而有异。
所以，我们不能不思索：这个共同的困惑，是怎么出现的？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共同的困惑？
中学的“我考故我在”
一个国三学生自杀的背后
二○○四年有一则新闻报导。
有一个家庭父亲在营造业工作，母亲在当教师，国三的独子在学校品学兼优。一天父亲看到儿子在屋子里看小说，把他训斥一顿。儿子受不了训斥要出去，父亲不准，要他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儿子在电话这头回嘴，说父母的要求太高了，为何不能让他有自己的读书方式。父亲认为小孩讲话没礼貌，打了他两个耳光。儿子随即进了屋子甩上门。等父亲听到外面“砰”的一声，儿子已经跳楼了。
非要把少年人看的书分成该看的与不该看的，让一本小说闹出这种事，是个令人唏嘘的新闻。但更令人感慨的是，我们社会对待阅读的功利态度，怎么如此根深蒂固。
过去长时间的中国历史里，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家重视的并不是阅读，而是可以帮你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的书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个。
中国文化里，总是爱把考试用的“经书”和其他的书作一区分。在科举制度之下，“四书五经”的重要性被摆到了最高的位置。读这些经书的方法，也就越来越“标准化”：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这是宋朝的大儒朱熹所写的读书之道。
“经书”被供上庙堂，同样在宋朝当过宰相的王安石研读医药之书，都要称之为“小说”，就更别提其他的书籍了。因而，我们的父母不懂得如何处理子女读的“小说”问题，其来有自。
二十世纪之后的台湾，科举没有了，可是出人头地的需求仍在，企图透过对某些书籍的特别重视，来通过考试的习惯，仍在。
因此，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从中学教育开始，不会教我们如何处理“阅读”，而只是教我们如何处理“课本”─有助于提升考试成绩的课本。
中研院副院长曾志朗说：“阅读是教育的灵魂。”这句话对中学教育，应该更有特别的意义。
所有的父母与师长都知道，进入中学的孩子，也进入了身体发育的阶段。一年前的胖冬瓜，一年后就可能挺拔俊秀。一年前的丑小鸭，一年后就可能出落得亭亭玉立。孩子的成长，充满了各种令人惊喜的可能。因此，我们万般呵护地注意他们的饮食是否均衡，吸取的营养是否足够，并以他们近乎突变的成长与茁壮而自豪。
我们如此看待孩子身体的发育，但是对待他们心智的发育，则往往不然。
我们很容易忘记，中学生的心智，也进入了一个发育的关键期，而阅读，又是心智发育的关键因素。这时的他们，已经脱离幼年必须父母陪伴读书的阶段，也被小学阶段提供的基本词汇充实了自行阅读的能力。如同身体的成长已经让他们渴望可以独立行使，心智也是如此。所谓少年人“血气方刚”，所谓少年人之所以会有“叛逆期”，不就是因为他们在呐喊，他们也有自己对人生、对环境、对世界的意识与思想，需要给他们一个自我探索的空间？
中学阶段的教育，趁着一个少年人对自己心智力量的探索产生好奇的时候，我们本应该提醒他，阅读对他的心智力量，是多么便利又有力量的养分来源。
我们本应该提醒他，在阅读这件事情上，教科书有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
我们本应该适时地提供他一些刺激，鼓励他前行──阅读有哪些花香鸟语之境，阴幽暗黑之地，总要他亲身体验过才是。
然而，我们的中学教育，不让这些事情发生。
如果一个少年人在他心智最重要的六年关键成长时期，只懂得用“悬梁刺股”的方法，来读他需要标准答案的考试用书，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会问。多少人还不是这样读了大学，走上社会，在社会上有着优秀的表现？
是的，你可以说没什么不好，如果你不觉得下面这些问题有什么严重的话：
第一、没法认清教科书与参考书的本质。
教科书与参考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教科书，是近代有了学校体制后，对学生心智成长所提供的浓缩维生素；考试参考书，是刺激考场上肾上腺素分泌的兴奋剂。至于补习班？那不过是提供大量兴奋剂的秘密派对。
兴奋剂当然有助于你冲刺考试，但，改变不了那是兴奋剂的事实与本质。
没有父母会要自己的子女在发育成长阶段的六年时间里，只以各种维生素过活，并且以整天要他们参加提供兴奋剂的派对为乐为荣。但是在对待自己子女心智的成长上，却很容易如此。（请参阅本书74页）
第二、 破坏了其他阅读的时间与胃口。
教科书加上应对“考试题型”的参考书，在一个中学生生活里占这么大比重之后，他很难有时间再做其他阅读的探索。即使有，也很容易摆荡到另一个极端。
几年前，一个电视节目访问两位北一女的高中生，谈横山光辉的《三国演义》漫画。两个女学生兴高采烈地谈了她们有多喜欢之后，主持人问她们：“那你们看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吗？”
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考试的书都看不完了，谁还有心情再看别的文字书啊。”（你只要把横山光辉的《三国演义》漫画替换为一个网络游戏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情况。）
第三、 破坏了他对人生的想象。
对一个心理上刚准备探索这个世界的少年人而言，他应该明白，如果他所好奇的人生是个最大的圆，那么阅读是许多中圆里面，可能最大，也可能色彩最缤纷的。至于学校教科书，则是这个中圆里面许许多多小圆中的一个而已。
但是现在台湾的实况是，我们在告诉少年人，最起码在他这六年中学的时间里，他人生最大的圆就是学校的教科书。这个大圆里面有很小的一个圆可以是他的课外阅读。然后小圆里又有一个更小的圆，剩下来留给他当作对未来的好奇与想象。
当一个少年人对人生未来没有多少好奇与想象的时候，的确，阅读考试用书以外的书，对他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了。
中学生的课本里，有说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但是父母和师长要他做的，却是“我考故我在”。
“由你玩四年”的大学
不该松散时候的松散
过去一试定终身的联考时期，学生熬过了中学六年，终于得以考进一所大学时，终于可以摆脱跟教科书与参考书的纠缠，有松一口气的机会。因而大学university又有“由你玩四年”之称。
这样，在台湾，进了大学之后，许多人倒是有了机会可以读一读自己在中学时没能得以接近的书籍。大学固然也有教科书，但是广泛地阅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倒就算不是天经地义，也是名正言顺。
我曾经这样以为。
二○○一年，Net and Books 的主题书《阅读的风貌》针对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三个地区20岁以上的民众做过一次阅读调查。这次调查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Fresno分校心理学教授勒范恩（Robert Levine，《时间地图》一书作者）参与。
那次调查有一个题目是阅读的动机。调查发现，在阅读动机中，“训练独立思考能力”的因素，普遍不受重视。而（大）学生阶层因为“无聊／打发时间”的因素而阅读的比例，甚至比其他职业阶层更多。
看了调查分析，勒范恩写了封email很好奇地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大学生的阅读动机里，有那么高的“个人兴趣”？还可以为“无聊／打发时间”而阅读？
我也很好奇地反问他：“这有什么不对吗？”
他回答：“在美国，大学生连教授指定的读物都读不完了，没有什么时间读自己个人感兴趣的读物，更何况是为了无聊／打发时间。”
那时，我才认真地思索台湾和美国的中学生与大学生，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重点顺序怎么正好形成对比，以及其可能的后续影响。
台湾在考试制度之下，中学六年，学生被老师塞了整整六年的教科书与考试用书，所以上了大学，尽管也有课业被当的压力，但基本上是进入紧缩后的放松状态。因而可以随意阅读。
相较于我们，美国中学生的六年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相反地，你一旦决定要进大学，大学经过前一两年的通识教育之后，接下来的主修课程，却是真的要你有major（主修）的阅读。否则，何必进大学？
因而，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一个年轻作家的读书经验》中写道：“过了十七岁以后（有的人稍后一二年）就是书来选你，而不是你去选书了，你必须在某种限制之下去读书，阅读成了一种计划，成了大学课程中的一部分，或成为获取某一种学识的工具……。”
很讽刺地，在台湾，不知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们的学校却少给学生这种压力。这样，加上大学生大多由于考试分数的分配，而不是基于自己真正兴趣而进大学的某个科系，于是也欠缺了主动积极求学的意愿。
二○○七年一月底，图书馆界举办了一场有关阅读的研讨会，其中有关大学生的阅读习惯部分，可以看到“以休闲及通俗读物为主；极少阅读经典名著；极少阅读专业性、学术性的书籍”（詹丽萍）的现象归纳，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台湾大学生，在阅读这件事情上还面临另一个更隐形、但事实上更严重的问题。
整个二十世纪，是科技爆发的世纪。科技爆发之下，大量的学科在新生，在分化，在细化。因而全世界的大学教育，都在为学问的细化与窄化而苦恼。这也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前面一、两年要加强补充一些通识教育的原因。
台湾大学生面临的学问的细化与窄化的问题更严重。
他在延续着近百年来中学、西学之分，理科与文科之分的教育体制与环境下，即使进了大学，得其所哉地成为一个深爱阅读的人，也很可能成为一个中学、西学之分，理科与文科之分的牺牲者──文理学院之间的阅读根本不同不说，即使是同样的文学院之间，中文系与外文系的阅读也可能无所沟通。
也正因为阅读的细化与窄化是如此地严重，所以更麻烦的是，一个人的阅读很可能眼界有限。如果说知识是一座密林，那么我们很容易因为被幽禁于囚屋之中太久，才不过走出囚屋，活动了一下身体，就把山谷里的光景感叹为广阔天地。
社会化阅读的好处与坏处
Read the Word 与Read the World终于有机会结合
台北市长郝龙斌接受《天下杂志》访问时，谈了一段他的回忆：“我印象深刻，台大毕业那天，坐在旁边那位女生对我说，‘今天毕业，我这辈子再也不需要读书了。’”
郝龙斌说，那句话对他是个shock（震惊）。
我也有过一个类似的shock经验。
我是在韩国生长到来台湾读大学。
中学期间，有一位女同学，个子高高的，身材瘦瘦的，脸色洁白如玉，也因此，偶尔有些羞红，也就特别明显。
在班上，她像一个无声的人，总是在安静地读书，最多，和一两位女同学浅浅地笑谈，从不曾记得她和任何男同学说过话。她是用功读书的代表，高三的时候，辗转听到她家人怜爱又自傲地说她几乎一整年都没上床睡过觉。而她的考试成绩，总是最好的，包括大学入试的那一场。
来台湾，她也是读台大。大学四年，她仍然没有和我们这些韩国来的同学有什么接触。偶尔在台大校园看到她，也总是微微地点一下头，看得出她不是忙着去上课，就是去图书馆之类的。她不像我们这些同学的松散，仍然在全力以赴。
大学毕业之后，听说她又去美国留学了。因为她从来都像一个无声的影子，所以要到好多年之后，和其他朋友聊起来，才突然想起问问她的近况，是否已经成了一位学者。
被我问到的朋友瞪大了眼睛：“你不知道？她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再读学位了。”
轮到我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那么一个爱读书的人！”
这位朋友告诉我，去了美国之后，这位从小就一路最乖的女儿和学生，就声明她不再读书了。她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在满足母亲对她的期望。而她拿到了美国的留学签证后，认为自己的义务已了，已经对母亲有所交代，所以她不再想当别人眼中那个只会用功读书的好学生，她要当自己了。以前的她，根本不是她想当的她。
朋友说：“你现在看到她，非常活泼，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人。”
几年后，我在美国见到她。的确。她没变的是那高高瘦瘦的身材，洁白的脸庞，然而变了的是，那爽朗的笑声，那有力的握手，那直接和你对望的眼神。
我从没有听她自己叙述过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虽然我极其好奇，但多年中几次见面，从没敢问。一个到二十二岁之后才来的人格释放与解放，有其值得欣慰之处，但，总有其辛酸。
英文世界里，把“Read the Word”（阅读文字），和实际历练人生的“Read the World”（阅读世界）并称。意思是：每一本书都可能是一道窗户，改变我们对世界观望的方向；或是一道门户，改变我们人生真正走出去的方向。有了阅读的“窗户”与“门户”，又有因此起而行的行动，人生可能的走向，因而丰富起来。
从中学（现在可能从小学）起，台湾的学生在考试制度的压力下，太容易把读书和考试画上等号。一旦读书和考试画上等号，考试结束后，读书就是一个弃之惟恐不及的东西了。
由这一点，格外可以看出今天我们的考试教育，和中国一千五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有多么根本上的相通。清朝雍正年间官至两湖总督的陈宏谋所说：“每见读书之人，与未读书者无以异……竟似人不为科第，则无取乎读书；读书已得科第，则此书可以无用矣。”是最好的总结与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