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她们正式的集合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荒旱荒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玩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跟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归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悔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廿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则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和肉构成起来的人类。所以当他们忍耐的最大限度超过了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的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理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绝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里面，警察力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的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场，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试验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纷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身上去了。……
这次选读的这篇文章见于《光明》的创刊号。全文很长，只能摘取一部分。这一部分也可以自成起讫，不妨看作独立的一篇。读者诸君要看全文，可以去找《光明》。
这一类文章，大家称为“报告文学”。这是一个外来的名词。意思是说它的作用在向大众报告一些什么，而它的本身又是文学。报告一些什么的文章，咱们见得很多。开工厂，设公司，就有营业报告书；派人员办调查，就有调查报告书。这种文章，就文体说，归到“应用文”的门类里去。应用文当中，有好些纯公式的东西，如契据、公函、报告书之类，和文学根本是两路。然而报告文学却叫报告书和文学结了婚。应用文的报告书，一般读者往往懒得看下去，因为不看下去也会知道无非这一套。报告文学可不然，读者像被吸引住了一般，总想一直看下去，知道它的究竟。读者诸君看见了《包身工》的题目，不是绝不肯把它放过，一定要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工人，以及这种工人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吗？
报告书和报告文学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大概由于写作动机的不同。应用文的报告书，写作动机在应付事务上的必需。开股东会必得有营业报告书，出去调查回来必得有调查报告书。这样的报告书往往用公式去应付，或者分列一、二、三、四等项目，或者定下“关于什么”“关于什么”等小标题，好比填写表格，只要在每一格里填写上了就完事。
报告文学的写作动机不同，不是事务上的应付。作者对于社会中某一方面的情形非常熟悉，而这一方面的情形不只是几个人的身边琐事，而是有关于社会全体的大事。一种强烈的欲望激动着他，必须把他所熟悉的一五一十告诉大众才行，不然就像在饥饿的人群中间私自藏下多余的饭，是不可饶恕的自私的行为。于是他提起笔来。他站在大众的客观的立场，视野广大，见得周到，把捉到的都是真实情况。
报告文学本身是文学，而应用文的报告书不是。像在这篇《包身工》里面，叙述那些“带工”到家乡或者灾荒区域去游说的那一段，叙述日本的那个“温情主义者”文章写的是一套，实际采用的又是另一套的那一段，就是两段出色的文章。前一段写那批口蜜腹剑的家伙，让读者如闻其声。后一段写“温情主义者”在实际上抛开了“温情主义”，引起读者许多回味。说那些“带工”的嘴巴是“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说那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都是很好的文学手法。在应用文的报告书里不会有这样的手法。
读者诸君喜欢执笔作文。写什么呢？与其写一些空泛的议论，不如写一些亲身经历。所以，议论怎样推行新生活，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不如叙述曾经经历过的某一桩事情，不如抒写对于本乡本镇的感情。这些还只是限于个人方面。如果能够推广开来，把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中某一方面的情形作为写作材料，那就更有意义了。读者诸君不妨向报告文学方面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