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庆棠
……二十六早上八时，我恰巧在车站左近。连日报上记载你们的行动，已有相当的刺激，一听到你们到锡站了，我立刻兴奋起来。车站的附近已经戒严了，只看见三三两两的同学下车买报。我遇到一位无锡的复旦同学。我们的问答：
问 你们从上海到无锡，已走了三天三夜，大概很辛苦了吧？
答 我们吃的苦，不一定是你们能想象的，我们还要前进！
问 你们三天当中吃的粮食够不够呢？
答 我们昨天每人吃了三个极小的小面包，早上、中午和晚上各一个。
问 你府上是无锡吗？下来干什么呢？
答 因为我是无锡人，熟一点，所以同学们托我买些明信片等零星东西。
我看见路旁一位女士询问学生：“你们饮水也很成问题了吗？”学生说：“当然。”她就拿出五元的一张钞票交给几个学生，请学生买些水果分给同学。几个同学都双手摈谢说：“你要买东西请你自己去买了送来，我们不能受你的钱。”这位女士说：“我有事，我来不及了，拜托你们代买吧。”学生询问她姓氏，坚不肯说。再三地问，仅云：“我是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分子。”她就跑开了。诸位同学，这件小小的事，我有两点感想：一、你们的同学何等清高廉洁！廉洁当然是我们应有的人格。因为我们常常看见榨取大众的人们榨取到“石子里打不出油”的时候，还是“杀人不觉血腥气”地榨取，真像欲壑难填的饕餮。对你们清高的同学，哪得不肃然起敬呢！二、现在衮衮诸公中很多人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三一八”运动、“五卅惨案”的，希望他们赶快站起来和现在的学生携手，一致参加救国运动。
这天上午十时左右就有很多人来慰劳你们。我和几个朋友又第二次上车站来看你们。因为我们的请求，你们的同学某君向我报告这三天的经过。诸位亲爱的同学，你们冲过了闸北铁丝网，你们经过了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努力，到底登了车。你们开到了青阳港，因受骗而车子停了。你们的司机者也飞跑了。你们好容易在旁的火车头上寻到了一个司机者，火车再向前进行，一方面忍心害理的人妨碍交通，把你们的火车轨道拆毁，一方面有你们思想机警行动敏捷的同学，自己摇了手掀车压道，所以火车没有出轨。你们四处找寻拆断的轨道寻不到。不得已四野寻了几个工人，再加上和同学自己的劳力，共同把车子后面的轨道拆补前面的轨道。好容易车子又前进。你们的司机者哭起来了，他说：“你们倘要我开车向前，我非被枪毙不可，我还有我的家呢。”你们因一念之仁，竟会放他走的，诸位同学，你们自己不怕牺牲，为什么不忍人家的牺牲呢？你们自己顾不到家长的担忧，为什么怜惜到司机者的家属呢？你们的精神太伟大了。你们放走司机者竟自己来开车。然而你们的车子走不到多时，前面又有很长的轨道被拆毁了。你们在黑夜里四处地找，哪里有一点影子！漫天漫地的大雪也露着惨白的愁容。“有志者事竟成”，你们忽而发现一段轨道露在小河的面上。你们十几位同学，在这冰天雪地之中，向着小河一跃而下，把几段铁轨都扛了起来。谁说都市的青年只会享乐不能劳作？遇着救国的运动，你们的力气自然放出来了！你们有了轨道没有螺丝钉，你们赤了脚在冰一般冷的水泥沟里去寻螺丝钉，寻着一个是一个。你们大家出力的结果。毕竟把很长的轨道修好了。那班拆毁轨道抛掉螺丝钉的苦力们，对你们真应该受良心的责备，然而他们也不过“服从命令”而已。我们看见车上有几个年龄很小的同学，就问你们：“年幼的同学旅行不太辛苦了吗？”你们的代表说：“我们有职务的人和年长的同学，虽然座位不够，半夜里我们情愿站着，让年幼的同学可以躺一会。至于每天吃三个小面包，我们先发给年幼的同学和一般同学；东西不够分配时，我们有职务的人就少吃一些。”诸位同学，你们这样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精神，怎能不引起大众的同情和钦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学生为响应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准备乘京沪火车到南京去请愿。他们遇到种种的障碍，绝不退缩，只是坚苦地奋斗，直到二十六日才到达无锡。但是终于在宪兵的“护送”之下，火车向东开，回到了上海。南京是没有去成功。俞女士这封信的题目叫作《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信》，登在《大众生活》第九期里，全文很长，通体记叙她在无锡眼见耳闻的关于这事件的种种情形，加上她当时发生的种种感想，末了她表示她对学生有三点希望：一、力求救国更有效的方法；二、组织严密；三、为大众谋利益，为民族求解放。《新少年》篇幅有限，不能把全信刊载出来，只能摘录两节同读者谈谈。读者如果要看全文，可以去找《大众生活》。
信是写给请愿学生的，请愿学生对于自己干过的事情岂有不知道的道理，为什么要把这些事记叙在里头呢？回答是这样：第一，作者要告诉学生的是她的感想，但是单写感想，就让人觉得突兀，没有根据，所以非把引起感想的逐件逐件的事记叙明白不可——发挥感想是主，记叙事件是宾。第二，这回准备到南京去的学生有几千人，有许多事件只有少数人知道，多数人未必知道（譬如一位女士捐五块钱给几个同学，几个同学拒绝受钱，这一件事，几千人就未必个个知道），现在记叙在这封公开信里，就能让大家都知道了。第三，公开信的读者，除了受信人请愿学生以外，还有非请愿学生的全国大众，把眼见耳闻的种种情形记叙在信里头，就是对全国大众尽了报告的责任。
写这样的一封信，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激昂慷慨，感情激发，甚而至于谩骂：这是一种态度。叙事说理，完全理智，像法官下判词那样严谨：这是一种态度。并不遏抑感情，但是也不让感情过分放纵，对于该受责备的人给他责备，但责备里头含着宽恕的心情和深切的期望：这又是一种态度。读者试看作者写这一封信取的是哪一种态度？想来谁都可以看得出，她取的是最后一种态度。咱们不能说最后一种态度最正当，其他两种态度都不行。因为动笔写文章，同开口说话一样，得看作者当时的心情和那事件的关系，要骂的时候自然不妨骂，该严谨的时候也不必故意做得不严谨，这都是所谓“求诚”，是写作者的基本品德。可是取了最后一种态度写出来的文章，它的力量比较深厚，叫人家看了之后还要去细辨那没有说尽的意思，因而受它感动。这情形好比用文火炖，里面同外面一样地酥软，不像用烈火炒的东西那样，外熟里不熟。咱们读了这一封信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只觉得作者怀着一颗热烈的心，那心的跳动绝不比请愿学生弱一分一毫，但是她却把它按捺住了，只用一些平淡的语言表达出来；语言越平淡，越是耐人寻味，于是使我们受到了深切的感动。
这里摘录的两节，一节记叙一位女士捐赠五块钱，一节记叙请愿学生修路开车，如果要加上夸张的形容，是有许多话可以说的。可是作者并不加上夸张的形容，单只按照事实写下来，因为事实本身就是顶动人的资料，再加上形容反而见得多余了。我们读到“学生询问她姓氏，坚不肯说。再三地问，仅云：‘我是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分子。’她就跑开了”，以及“你们有了轨道没有螺丝钉，你们赤了脚在冰一般冷的水泥沟里去寻螺丝钉，寻着一个是一个。你们大家出力的结果，毕竟把很长的轨道修好了”。谁能不引起深长的感想？再看作者抒发她的感想的部分。在前一节的“二”项里，她说“现在衮衮诸公中有很多人都参加过五四运动、‘三一八’运动、‘五卅惨案’的，希望他们赶快站起来和现在的学生携手，一致参加救国运动”。希望他们站起来，可见他们还没有站起来。还没有站起来而不加责备，只希望他们赶快站起来，这就是宽恕。所谓“他们”看见了，大概会感到惭愧，因而想站起来振作一下的。在后一节里，“那班拆毁轨道抛掉螺丝钉的苦力们，对你们真应该受良心的责备，然而他们也不过‘服从命令’而已”。这又是宽恕。作者哪里真要责备那班苦力呢？不想责备苦力而终于责备了苦力，责备之后又为他们开脱，说他们也不过“服从命令”而已：这使真该受责备而并没受到责备的人看了之后，将要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她的所以如此，无非因为对于所谓“他们”和那些真该受责备的人怀着深切的期望：她要他们从感愧转到奋发，不再做救国运动的障碍，而和现在的学生携手，一致努力于争求民族解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