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常会问些伟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类？”、“猫为什么会那样做？”、“这世界最初名叫什么？”、“上帝创造世界的理由是什么？”这些话从孩子的口中冒出来，就算不是智慧，至少也是在寻找智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哲学来自怀疑。那必然是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的疑问，只是大多数人的疑惑也就止于孩提时代。
孩子是天生的发问者。并不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很多，而是那些问题的特质，使他与成人有所区别。成人并没有失去好奇心，好奇心似乎是人类的天生特质，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在性质上有了转化。他们想要知道事情是否如此，而非为什么如此。但是孩子的问题并不限于百科全书中能解答的问题。
从托儿所到大学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使孩子的问题消失了？或是使孩子变成一个比较呆板的成人，对于事实的真相不再好奇？我们的头脑不再被好问题所刺激，也就不能理解与欣赏最好的答案的价值。要知道答案其实很容易。但是要发展出不断追根究底的心态，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为什么孩子天生就有的心态，我们却要努力去发展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知是什么原因，成人便失去了孩提时代原本就有的好奇心。或许是因为学校教育使头脑僵化了——死背的学习负荷是主因，尽管其中有大部分或许是必要的。另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父母的错。就算有答案，我们也常告诉孩子说没有答案，或是要他们不要再问问题了。碰到那些看来回答不了的问题时，我们觉得困窘，便想用这样的方法掩盖我们的不自在。所有这些都在打击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他可能会以为问问题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人类的好问从来没有被扼杀过，但却很快地降格为大部分大学生所提的问题——他们就像接下来要变成的成人一样，只会问一些资讯而已。
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方案，当然也不会自以为是，认为我们能告诉你如何回答孩子们所提出来的深刻问题。但是我们要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来的深刻问题，正是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能够保留孩子看世界的眼光，又能成熟地了解到保留这些问题的意义，确实是非常稀有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也才可能对我们的思想有重大的贡献。
我们并不一定要像孩子般地思考，才能了解存在的问题。孩子们其实并不了解，也没法了解这样的问题——就算真有人能了解的话。但是我们一定要能够用赤子之心来看世界，怀疑孩子们怀疑的问题，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成人复杂的生活阻碍了寻找真理的途径。伟大的哲学家总能厘清生活中的复杂，看出简单的差别——只要经由他们说明过，原先困难无比的事就变得很简单了。如果我们要学习他们，提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也要有孩子气的单纯——而回答时却成熟而睿智。
哲学家提出的问题
这些哲学家所提出的“孩子气的单纯”问题，到底是些什么问题？我们写下来的时候，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简单，因为要回答起来是很困难的。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很根本也很基础，所以乍听之下很简单。
下面就拿“有”或“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例子：存在与不存在的区别在哪里？所有存在事物的共同点是什么？每一种存在事物的特质是什么？事物存在的方法是否各有不同——各有不同的存在形式？是否某些事物只存在心中，或只为了心灵而存在？而存在于心灵之外的其他事物，是否都为我们所知，或是否可知？是否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具体的，或是在具体物质之外仍然存在着某些事物？是否所有的事都会改变，还是有什么事是永恒不变的？是否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必要？还是我们该说：目前存在的事物不见得从来都存在？是否可能存在的领域要大于实际存在的领域？
一个哲学家想要探索存在的特质与存在的领域时，这些就是他们会提出来的典型问题。因为是问题，并不难说明或理解，但要回答，却难上加难——事实上困难到即使是近代的哲学家，也无法作出满意的解答。
哲学家会提的另一组问题不是存在，而是跟改变或形成有关。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指出某些事物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会说所有这些事物都是会改变的。它们存在过，却又消失了。当它们存在时，大多数都会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其中有许多包括了质与量上的改变：它们会变大或变小，变重或变轻，或是像成熟的苹果与过老的牛排，颜色会有改变。
改变所牵涉到的是什么呢？在每一个改变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坚持不变的东西？以及这个坚持不变的东西是否有哪些方面还是要遭逢改变？当你在学习以前不懂的东西时，你因为获得了知识而在某方面有了改变，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是同一个人。否则，你不可能说因为学习而有所改变了。是否所有的改变都是如此？譬如对于生死这样巨大的改变——也就是存在的来临与消失——是否也是如此？还是只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改变，像某个地区内的活动、成长或某种质地上的变动来说，才如此？不同的改变到底有多少种？是否所有的改变都有同样的基本要素或条件？是否所有这些因素或条件都会产生作用？我们说造成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意思呢？在改变中是否有不同的原因呢？造成改变——或变化的原因，跟造成存在的原因是相同的吗？
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从注意事物的存在到注意事物的转变，并试着将存在与改变的关系建立起来。再强调一次，这些问题并不难说明及理解，但要回答得清楚又完整却极不容易。从上面两个例子中，你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抱持着一种多么孩子气的单纯心态。
很遗憾，我们没有多余的篇幅继续深入探讨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列举一些哲学家提出并想要解答的问题。那些伺题不只关于存在或改变，也包括必然性与偶然性，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非自然，自由与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人类心智的力量与人类知识的本质及范围，以及自由意志的问题。
就我们用来区别理论与实用领域的词义而言，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思辩性或理论性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哲学并不只限于理论性的问题而已。
以善与恶为例。孩子特别关心好跟坏之间的差别，如果他们弄错了，可能还会挨打。但是直到我们成人之后，对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停止关心。在善与恶之间，是否有普遍被认可的区别？无论在任何情况中，是否某些事永远是好的，某些事永远是坏的？或是就像哈姆雷特引用蒙田的话：“没有所谓好跟坏，端看你怎么去想它。”
当然，善与恶跟对与错并不相同。这两组词句所谈的似乎是两种不同的事。尤其是，就算我们会觉得凡是对的事情就是善的，但我们可能不觉得凡是错的事情就一定是恶的。那么，要如何才能清楚地区分呢？
“善”是重要的哲学字眼，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重要的字眼。想要说明善的意义，是一件棘手的事。在你弄清楚以前，你已经深陷哲学的迷思中了。有许多事是善的，或像我们常用的说法，有许多善行。能将这些善行整理出条理来吗？是不是有些善行比另一些更重要？是否有些善行要依赖另一些善行来完成？在某些情况中，是否两种善行会互相抵触，你必须选择一种善行，而放弃另一种？
同样的，我们没有篇幅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在这个实用领域中再列举一些其他问题。有些问题不只是善与恶、对与错或是善行的等级，同时是义务与责任，美德与罪行，幸福与人生的目标，人际关系与社会互动之中的公理及正义，礼仪与个人的关系，美好的社会与公平的政府与合理的经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
我们所讨论的两种问题，区分出两种主要不同的哲学领域。第一组，关于存在与变化的问题，与这个世界上存在与发生的事有关。这类问题在哲学领域中属于理论或思辩型的部分。第二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的问题，和我们应该做或探寻的事有关，我们称这是隶属于哲学中实用的部分，更正确来说该是规范(normative)的哲学。一本教你做些什么事的书，像烹饪书，或是教你如何做某件事，像驾驶手册，用不着争论你该不该做个好厨师或好驾驶，他们假设你有意愿要学某件事或做某件事，只要教你如何凭着努力做成功而已。相对的，哲学规范的书基本上关心的是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过好生活，或组织一个好社会——与烹饪书或驾驶手册不同的是，他们就应该运用什么方法来达成目的的这一点上，却仅仅只会提供一些最普遍的共识。
哲学家提出来的问题，也有助于哲学两大领域中次分类的区分。如果思辩或理论型的哲学主要在探讨存在的问题，那就属于形上学。如果问题与变化有关——关于特质与种类的演变，变化的条件与原因——就是属于自然哲学的。如果主要探讨的是知识的问题——关于我们的认知，人类知识的起因、范围与限制，确定与不确定的问题——那就属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部分，也称作知识论。就理论与规范哲学的区分而言，如果是关于如何过好生活，个人行为中善与恶的标准，这都与伦理学有关，也就是理论哲学的领域；如果是关于良好的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行为问题，则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范畴，也就是规范哲学的领域。
现代哲学与传承
为了说明简要，让我们把世上存在及发生了什么事，或人类该做该追求的问题当作“第一顺位问题”。我们要认知这样的问题。然后是“第二顺位问题”：关于我们在第一顺位问题中的知识，我们在回答第一顺位问题时的思考模式，我们如何用语言将思想表达出来等问题。
区别出第一顺位与第二顺位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那会帮助我们理解近年来的哲学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前主要的专业哲学家不再相信第一顺位的问题是哲学家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专业哲学家将心力投注在第二顺位的问题上，经常提出来的是如何用言语表达思想的问题。
往好处想，细部挑剔些总没什么坏处。问题在于今天大家几乎全然放弃了第一顺位的疑问，也就是对门外汉读者来说最可能感兴趣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今天的哲学，就像当前的科学或数学一样，已经不再为门外汉写作了。第二顺位的问题，几乎可以顾名思义，都是些诉求比较窄的问题，而专业的哲学家，就像科学家一样，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有其他专家的意见。
这使得现代哲学作品对一个非哲学家来说格外难读——就像科学书对非科学家来说一样的困难。只要是关于第二顺位的哲学作品，我们都无法指导你如何去阅读。不过，还是有一些你可以读的哲学作品，我们相信也是你该读的书。这些作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顺位问题。毫无意外的，这些书主要也是为门外汉而写的，而不是专业哲学家写给专业同行看的。
上溯至1930年或稍晚一点，哲学书是为一般读者而写作的。哲学家希望同行会读他们的书，但也希望一般有知识的读者也能读。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想要回答的问题都是与一般人切身相关的，因此他们认为一般人也该知道他们的思想。
从柏拉图以降，所有哲学经典巨著，都是从这个观点来写作的。一般门外汉的读者也都能接受这样的书，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读这些书。我们在这一章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鼓励你这么做。
哲学的方法
至少就提出与回答第一顺位问题的哲学而言，了解哲学方法的立足点是很重要的。假设你是一个哲学家，你对我们刚才提的那些孩子气的单纯问题感到很头痛——像任何事物存在的特质，或是改变的特质与成因等问题。那你该怎么做？
如果你的问题是科学的，你会知道要如何回答。你该进行某种特定的研究，或许是发展一种实验，以检验你的回答，或是广泛地观察各种现象以求证。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历史的，你会知道也要做一些研究，当然是不同的研究。但是要找出普遍存在的特质，却没有实验方法可循。而要找出改变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改变，既没有特殊的现象可供你观察，更没有文献记载可以寻找阅读。你惟一能做的是思考问题本身，简单来说，哲学就是一种思考，别无他物。
当然，你并不是在茫然空想。真正好的哲学并不是“纯”思维——脱离现实经验的思考。观念是不能任意拼凑的。回答哲学问题，有严格的检验，以确认答案是否合乎逻辑。但这样的检验纯粹是来自一般的经验——你身而为人就有的经验，而不是哲学家才有的经验。你透过人类共同经验而对“改变”这种现象的了解，并不比任何人差——有关你的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只要改变的经验持续下去，你就可以像个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思考有关改变的特质与起因。而他们之所以与你不同，就在他们的思想极为缜密：他们能整理出所有可能问到的最尖锐的问题，然后再仔细清楚地找出答案来。他们用什么方法找出答案来呢？不是观察探索，也不是寻找比一般人更多的经验，而是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
了解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哲学家所提出来与回答的问题，并非全部都是真正哲学的问题。他们自己没法随时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一点上的疏忽或错误，常会让洞察力不足的读者倍增困扰。要避免这样的困难，读者必须有能力把哲学家所处理真正哲学性的问题，和他们可能处理，但事实上应该留给后来科学家来寻找答案的其他问题作一区别。哲学家看不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经由科学研究来解决的时候，就会被误导——当然，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他很可能料想不到有这一天。
其中一个例子是古代哲学家常会问天体(celestrial bodies)与地体(terrestrial bodies)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望远镜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天体的改变移动只是位置的移动，从没有像动物或植物一样诞生与消失的问题，而且也不会改变尺寸或性质。因为天体只有一种改变的方式——位置的移动——而地体的改变却是不同的方式，古人便下结论说组成天体的成分必然是不同的。他们没有臆测到，他们也不可能臆测到，在望远镜发明之后，我们会知道天体的可变性远超过我们一般经验所知。因此，过去认为应该由哲学家回答的问题，其实该留到后来由科学家来探索。这样的调查研究是从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星的卫星开始的，这引发了后来开普勒(Kepler)发表革命性的宣言：天体的性质与地球上的物体完全一样。而这又成了后来牛顿天体机械理论的基础，在物理宇宙中，各运动定律皆可适用。
整体来说，除了这些可能会产生的困扰之外，缺乏科学知识的缺点并不影响到哲学经典作品的本身。原因是当我们在阅读一本哲学书时，所感兴趣的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或历史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冒着重复的风险再说一次，我们要强调的是，要回答哲学的问题，除了思考以外，别无他法。如果我们能建造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来检验所谓存在的特质，我们当然该这么做，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工具的。
我们并不想造成只有哲学家才会犯我们所说的错误的印象。假设有一位科学家为人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困扰。这是个规范哲学的问题，除了思考以外没有别的回答方法。但是科学家可能不了解这一点，而认为某种实验或研究能给他答案。他可能会去问一千个人他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他的答案便是根据这些回答而来的。但是，显然他的答案是毫无意义哟，就像亚里士多德对天体的思考一样是离题的。
哲学的风格
虽然哲学的方法只有一种，但是在西方传统中，伟大的哲学家们至少采用过五种论述的风格。研究或阅读哲学的人应该能区别出其间的不同之处，以及各种风格的优劣。
(1)哲学对话：第一种哲学的论说形式，虽然并不是很有效，但首次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中。这种风格是对话的，甚至口语的，一群人跟苏格拉底讨论一些主题(或是后来一些对话讨论中，是和一个名叫“雅典陌生人”"[the Athenian Stranger]的人来进行的)。通常在一阵忙乱的探索讨论之后，苏格拉底会开始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针对主题加以说明。在柏拉图这样的大师手中，这样的风格是启发性的，的确能引领读者自己去发现事情。这样的风格再加上苏格拉底的故事的高度戏剧性——或是说高度的喜剧性——就变得极有力量。
柏拉图却一声不响地做到了。怀特海有一次强调，全部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后来的希腊人自己也说：“无论我想到什么，都会碰到柏拉图的影子。”无论如何，不要误会了这些说法。柏拉图自己显然并没有哲学系统或教条——若不是没有教条，我们也没法单纯地保持对话，提出问题。因为柏拉图，以及在他之前的苏格拉底，已经把后来的哲学家认为该讨论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都整理、提问过了。
(2)哲学论文或散文：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他在柏拉图门下学习了二十年。据说他也写了对话录，却完全没有遗留下来。所遗留下来的是一些针对不同的主题，异常难懂的散文或论文。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个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但是所存留的作品如此艰涩，让许多学习者认为这些原来只是演讲或书本的笔记——不是他自己的笔记，就是听到大师演讲的学生记录下来的。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文章是一种哲学的新风格。
亚里士多德的论文所谈论的主题，所运用的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都表现出他的研究发现，也有助于后来几个世纪中建立起哲学的分科与方法。关于他的作品，一开始是一些所谓很普及的作品——大部分是对话录，传到今天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资料。再来是文献的收集，我们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158个城邦的个别宪法。其中只有雅典的宪法存留下来，那是1890年从一卷纸莎草资料中发现的。最后是他主要的论文，像《物理学》、《形上学》(Metaphysics)、《伦理学》、《政治学》与《诗学》。这些都是纯粹的哲学作品，是一些理论或规范。其中有一本《灵魂论》(On the Soul)则是混合了哲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研究。其他一些诸如生物论文的作品，则是自然历史中主要的科学著作。
虽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康德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很大，但是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说方法。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的作品是精致的艺术。他的书中会先谈到主要问题，然后有条不紊地从方方面面完整地讨论主题，最后，或是顺便再讨论一些特殊的问题。也许，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清楚明白，立足于他们处理一个主题的秩序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哲学论述的开头、发展与结尾。同时，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他提出观点与反对立场。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论文的形式与对话的形式差不多。但是在康德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都不再有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不再像柏拉图是由立场与观点的冲突来表达论说，而是由哲学家直接叙述自己的观点。
(3)面对异议：中世纪发展的哲学风格，以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为极致，兼有前述两者的风貌。我们说过，哲学中不断提到的问题大部分是柏拉图提出的；我们应该也谈到，苏格拉底在对话过程中问的是那种小孩子才会问的简单又深刻的向题。而亚里士多德，我们也说过，他会指出其他哲学家的不同意见，并作出回应。
阿奎那的风格，结合了提出问题与面对异议的两种形态。《神学大全》分成几个部分：论文、问题与决议。所有文章的形式都相同。先是提出问题，然后是呈现对立面(错误)的回答，然后演绎一些支持这个错误回答的论述，然后先以权威性的经文(通常摘自《圣经》)来反驳这些论述，最后，阿奎那提出自己的回答或解决方案。开头一句话一定是：“我回答如下”，陈述他自己的观点之后，针对每一个错误回答的论述作出回应。
对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来说，这样整齐有序的形式是十分吸引人的。但这并不是托马斯式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在阿奎那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能明确指陈各种冲突，将不同的观点都说明出来，然后再面对所有不同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从对立与冲突中，让真理逐渐浮现，这是中世纪非常盛行的想法。在阿奎那的时代，哲学家接受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是因为他们随时要准备当众，或在公开的论争中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这些场合通常群聚着学生和其他利害相关的人。中世纪的文化多半以口述方式流传，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书籍很少，又很难获得。一个主张要被接受，被当作是真理，就要能接受公开讨论的测试。哲学家不再是孤独的思考者，而是要在智力的市场上(苏格拉底可能会这么说)，接受对手的挑战。因此，《神学大全》中便渗透了这种辩论与讨论的精神。
(4)哲学系统化：在17世纪，第四种哲学论说形式又发展出来了。这是两位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与斯宾诺莎所发展出来的。他们着迷于数学如何组织出一个人对自然的知识，因此他们想用类似数学组织的方式，将哲学本身整理出来。
笛卡尔是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某些观点可能是错的，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哲学家。基本上，他尝试要做的是为哲学披上数学的外衣——给哲学一些确定的架构组织，就像二千年前，欧几里得为几何学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笛卡尔并不算完全成功，但是他主张思想要清楚又独立，对照着当时混乱的知识氛围，其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不言自明的。他也写一些多少有点传统风格的哲学论文，其中包括一些他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斯宾诺莎将这样的概念发展到更深的层次。他的《伦理学》(Ethics)是用严格的数学方式来表现的，其中有命题、证明、系理、引理、旁注等等。然而，关于形上学或伦理道德的问题，用数学的方法来解析不能让人十分满意，数学的方法还是比较适合几何或其他的数学问题，而不适合用在哲学问题上。当你阅读斯宾诺莎的时候，可以像你在阅读牛顿的时候那样略过很多地方，在阅读康德或亚里士多德时，你什么也不能略过，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直连续下来的。读柏拉图时也不能省略，你漏掉一点就像看一幕戏或读一首诗时，错过了其中一部分，这样整个作品就不完整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遣字用句并没有绝对的规则。问题是，像斯宾诺莎这样用数学的方法来写哲学的作品，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像伽利略一样，用对话的形式来写科学作品，是否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科学作品？事实上，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与他们想要沟通的对象作沟通，看起来，这很可能在于他们所选择的沟通形式。
(5)格言形式：还有另一种哲学论说形式值得一提，只不过没有前面四种那么重要。这就是格言的形式，是由尼采在他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所采用的，一些现代的法国哲学家也运用这样的方式。上个世纪这样的风格之所以受到欢迎，可能是因为西方的读者对东方的哲学作品特别感兴趣，而那些作品就多是用格言的形式写作的。这样的形式可能也来自帕斯卡尔的《沉思录》(Pensees)。当然，帕斯卡尔并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就以这样简短如谜的句子面世，但是在他想要以文章形式写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用格言的形式来解说哲学，最大的好处在于有启发性。这会给读者一个印象，就像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还有言外之意，他必须自己运用思考来理解——他要能够自己找出各种陈述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论辩的立足点。同样地，这样的形式也有很大的缺点，因为这样的形式完全没法论说。作者就像个撞了就跑的司机，他碰触到一个主题，谈到有关的真理与洞见，然后就跑到另一个主题上，却并没有为自己所说的话作适当的辩解。因此，格言的形式对喜欢诗词的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但对严肃的哲学家来说却是很头痛的，因为他们希望能跟随着作者的思想，对他作出评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其他重要的哲学形式了。(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并不是特例，这本书原是以韵文写作，但是风格发展下去，跟其他的哲学论文又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读到的一般都是翻译成散文的版本。)也就是说，所有伟大的哲学作品都不出这五种写作形式，当然，有时哲学家会尝试一种以上的写作方式。不论过去或现在，哲学论文或散文都可能是最普遍的形式，从最高超最困难的作品，像康德的书，到最普遍的哲学论文都包括在其中。对话形式是出了名的难写，而几何形式是既难读又难写。格言形式对哲学家来说是绝对不能满意的。而托马斯形式则是现代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或许这也是现代读者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只是很可惜这样的方式却有很多的好处。
阅读哲学的提示
到目前为止，读者应该很清楚在阅读任何哲学作品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发现问题，或是找到书中想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详细说明出来了，也可能隐藏在其中。不管是哪一种，你都要试着找出来。
作者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完全受他的中心思想与原则的控制。在这一方面作者可能也会说明出来，但不一定每本书都如此。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巴兹尔·威利的话，要找出作者隐藏起来、并未言明的假设，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重要的——事情。这适用于每一种作品。运用在哲学书上尤其有力。
伟大的哲学作品不至于不诚实地隐藏起他们的假设，或是提出含混不清的定义或假定。一位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比其他的作者解说得更淋漓尽致。此外，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作品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中心思想与原则。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出他是否清楚地写在你读的那本书里。但是他也可能不这么做，保留起来在下一本书里再说明白。也可能他永远都不会明讲，但是在每本书里都有点到。
这样的中心思想的原则，很难举例说明。我们所举出的例子可能会引起哲学家的抗议，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能为自己的选择作辩解。然而，我们可以指出柏拉图一个中心思想的原则是什么——他认为，有关哲学主题的对话，可能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中，几乎看不到他明讲这种观点——只有《自辩篇》(Apology)中苏格拉底讲过没有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以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提到过。重点是，柏拉图在许多其他地方都提到这样的观点，虽然使用的字数不多。譬如在《诡辩篇》(Protagoras)中，诡辩者罗普罗泰格拉斯不愿意继续跟苏格拉底谈话时，旁边的听众就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另一个例子是在《理想国》第一卷，克法洛斯刚好有事要办，便离去了。虽然并没有详尽的说明，但柏拉图想要说的似乎是：一个人不论是为了任何理由而拒绝参与追求真理，都是人性最深沉的背叛。但是，就像我们强调过的，一般人并不会把这一点当作柏拉图的一个“观念”，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从没有明白地讨论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书时，一开始就要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在他所有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他在《工具论》(Organon)中详细说明的逻辑基本原则，在《物理学》中却是他的假设。其次，由于部分原因归之于这些论文都是未完成的工作，因此他中心思想的原则也就没法到处都很清楚地说明出来。《伦理学》谈到很多事：幸福、习惯、美德、喜悦等等——可以写上一长串。但是只有最细心的读者才能看出他所领悟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领悟就是幸福是善的完整(whole of the good)，而不是最高的(highest)善，因为如果是那样，那就只有一种善了。认知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幸福并不是在追求自我完美或自我改进的善，虽然这些在一些部分的善中是最高的。幸福，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一个完整生命的品质。他所说的“完整”不只是从一时的观点来看，也是从整体生命的所有角度来看的。因而我们现在或许可以说，一个幸福的人，是具现了生命的完整，而且一生都保持这种完整的人。这一点几乎影响到《伦理学》中所有其它想法与观点的中心思想，但是在书中却并没有怎么明白说明。
再举个例子。康德的成熟思想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的哲学。他自己将“批判主义”与“教条主义”作了比较，把过去许多哲学家归类为后者。他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认为只要凭着思考，用不着考虑本身的局限性，人类的知性就可以掌握最重要的真理。照康德的看法，人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严格地检查并评估心智的资源与力量。因此，人类心智的局限就是康德中心思想的原则，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这样说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个概念被清楚地解说出来了。但是在康德主要的美学著作《批判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却没有说明出来，而只是假设如此。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本书里，这还是他的中心思想原则。
关于由哲学作品中找出中心思想的原则，我们能说的就是这些，因为我们不确定能否告诉你如何找到这样的中心思想。有时候那需要花上许多年的时间，阅读很多书，然后又重新阅读过，才能找到。对一个思虑周详的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毕竟，你要记得，如果你想要了解你的作者，这还是你必需要做的事。尽管要找出中心思想的原则很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不主张你走捷径，去阅读一些关于哲学家生活或观察点的书。你自己找到的原则，会比其他人的观点还更有价值。
一旦你找到作者中心思想的原则后，你就会想要看作者怎能将这样的概念在整本书中贯彻到底。遗憾的是，哲学家们，就算是最好的哲学家，通常也做不到这一点。爱默生说过，一贯性“是小智小慧的骗人伎俩”(hobgoblin of little minds)。虽然我们也该记住这个非常轻松的说法，但也不该忘了，哲学家前后不一致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哲学家前后说法不一，你就要判断他所说的两个想法中哪一个才是真的——他在前面说的原则，还是最后没有从原则中导引出来的结论？或许你会决定两者都不可信。
阅读哲学作品有些特点，这些特点和哲学与科学的差异有关。我们这里所谈的哲学只是理论性作品，如形上学的论述或关于自然哲学的书。
哲学问题是要去解说事物的本质，而不像科学作品要的是描述事物的本质。哲学所询问的不只是现象之间的联系，更要追寻潜藏在其中的最终原因与条件。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有清楚的论述与分析，才能让我们感到满意。
因此，读者最要花力气的就是作者的词义与基本主旨。虽然哲学家跟科学家一样，有一些专门的技术用语，但他们表达思想的词句通常来自日常用语，只是用在很特殊的意义上。读者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他不能克服自己，总是想将一个熟悉的字看作一般意义的想法，最后他会让整本书变成胡说八道又毫无意义。
哲学讨论的基本词义就像科学作品一样，当然是抽象的。其实，任何具有共通性的知识，除了抽象的词义外，无从表达。抽象并没什么特别难的。我们每天都在运用，也在各谈话中运用这些抽象词义。不过，似乎很多人都为“抽象”或“具体”的用词而感到困扰。
每当你一般性地谈到什么事情，你就使用抽象的字眼。你经由感官察觉到的永远是具体与个别的，而你脑中所想的永远是抽象又普遍的。要了解一个“抽象的字眼”，就要掌握这个字眼所表达的概念。所谓你对某件事“有了概念”，也就是你对自己具体经验到的某些事情的普遍性层面有了了解。你不能看到，碰触到，甚或想象到这里所谓的普遍性层面。如果你做得到，那么感官与思想就毫无差别了。人们总想想象出是什么概念在困扰他们，最后却会对所有抽象的东西感到绝望。
在阅读科学作品时，归纳性的论证是读者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哲学作品中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很注意哲学家的原则。这很可能是一些他希望你跟他一起接受的假设，也可能是一些他所谓的自明之理。假设的本身没有问题。但就算你有自己相反的假设，也不妨看看他的假设会如何导引下去。假装相信一些其实你并不相信的事，是很好的心智训练。当你越清楚自己的偏见时，你就越不会误判别人的偏见了。
另外有一种原则可能会引起困扰。哲学作品几乎没有不陈述一些作者认为不证自明的主旨。这种主旨都直接来自经验，而不是由其他主旨证明而来。
要记住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不只一次，这些来自哲学本身的经验，与科学家的特殊经验不同，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哲学家并没有在实验室中工作，也不做田野研究调查。因此要了解并测验一位哲学家的主要原则，你用不着借重经由方法调查而获得的特殊经验，这种额外的助力。他诉求的是你自己的普通常识，以及对你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日常观察。
换句话说，你在阅读哲学书时要用的方法，就跟作者在写作时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哲学家在面对问题时，除了思考以外，什么也不能做。读者在面对一本哲学书时，除了阅读以外，什么也不能做——那也就是说，要运用你的思考。除了思考本身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帮助。
这种存在于读者与一本书之间的必要的孤独，是我们在长篇大论讨论分析阅读时，一开始就想象到的。因此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叙述并说明阅读的规则、认为这些规则用在哲学书上的时候，会比其他书来得更适用。
厘清你的思绪
一本好的哲学理论的书，就像是好的科学论文，不会有滔滔雄辩或宣传八股的文字。你用不着担心作者的“人格”问题，也不必探究他的社会或经济背景。不过，找一些周详探讨过这个问题的其他伟大的哲学家的作品来读，对你来说会有很实际的帮助。在思想的历史上，这些哲学家彼此之间已经进行了长久的对话。在你确认自己能明白其中任何一人在说些什么之前，最好能仔细倾听。
哲学家彼此意见往往不合这一点，不应该是你的困扰。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这些不同的意见一直存在，可能就指出一个没有解决，或不能解决的大问题。知道真正的奥秘所在是件好事。第二，哲学家意见合不合其实并不重要，你的责任只是要厘清自己的思路。就哲学家透过他们的作品而进行的长程对话，你一定要能判断什么成立，什么不成立才行。如果你把一本哲学书读懂了——意思是也读懂了其他讨论相同主题的书——你就可以有评论的立场了。
的确，哲学问题的最大特色就在每个人必须为自己回答这些问题。采用别人的观点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在逃避问题而已。你的回答一定要很实在，而且还要有理论根据。总之，这跟科学研究不同，你无法依据专家的证词来回答。
原因是，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比其他任何人所提的问题都简单而重要。孩子除外。
关于神学的重点
神学有两种类型，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与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ev)。自然神学是哲学的一支，也是形而上学的最后一部分。譬如你提出一个问题，因果关系是否永无止境？每件事是否都有起因？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循环当中。因此，你可能要设定某个不因任何事物而发生的原始起因的别称。亚里士多德称这种没有起因的原因是“不动的原动者”(unmoved mover)。你可以另外命名——甚至可以说那不过是上帝的别称——但是重点在，你要透过不需要外力支援的——自然进行的——思考，达成这番认知。
教义神学与哲学则不同，因为教义神学的首要原则就是某个宗教的教徒所信奉的经文。教义神学永远依赖教义与宣扬教义的宗教权威人士。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仰，也不属于某个教派，想要把教义神学的书读好，你就得拿出读数学的精神来读。但是你得永远记住，在有关信仰的文章中，信仰不是一种假设。对有信仰的人来说，那是一种确定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实验性的观点。
今天许多读者了解这一点似乎很困难。一般来说，在面对教义神学的书时，他们会犯一两个错。第一个错是拒绝接受——即使是暂时的接受——作者首要原则的经文。结果，读者一直跟这些首要原则挣扎，根本注意不到书的本身。第二个错是认为，既然整本书的首要原则是教义的，依据这些教义而来的论述，这些教义所支持的推论，以及所导引出来的结论，都必然也都是属于教义的。当然，如果我们接受某些原则，立足于这些原则的推论也能令人信服，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所得出的结论——至少在那些原则的范围内如此。但是如果推论是有问题的，那么原来再可以接受的首要原则，也会导出无效的结论。
谈到这里，你该明白一个没有信仰的读者要阅读神学书时有多困难了。在阅读这样的书时，他要做的就是接受首要原则是成立的，然后用阅读任何一本好的论说性作品都该有的精神来阅读。至于一个有信仰的读者在阅读与自己信仰有关的书籍时，要面对的则是另一些困难了。这些问题并不只限于阅读神学才出现。
如何阅读“经书”
有一种很有趣的书，一种阅读方式，是我们还没提到的。我们用“经书”(canonical)来称呼这种书，如果传统一点，我们可能会称作“圣”(sacred)或“神书”(holy)。但是今天这样的称呼除了在某些这类书上还用得着之外，已经不适用于所有这类书籍了。
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是《圣经》。这本书不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是被当作神的话语来读。
经书的范围不只这些明显的例子。任何一个机构——教会、政党或社会——在其他的功能之外，如果(1)有教育的功能，(2)有一套要教育的课本(a body of doctrine to teach)，(3)有一群虔诚又顺服的成员，那么属于这类组织的成员在阅读的时候都会必恭必敬。他们不会——也不能——质疑这些对他们而言就是“经书”的书籍的权威与正确的阅读方法。信仰使得这些信徒根本不会发现“神圣的”经书中的错误，更别提要找出其中道理不通的地方。
正统的犹太人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阅读《旧约》的。基督徒则是这样阅读《新约》。回教徒是这样读《古兰经》。马克思主义信徒则是这样阅读马克思或列宁的作品，有时看政治气候的转变，也会这样读斯大林的作品。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信徒就是这样读弗洛伊德的。美国的陆军军官是这样读步兵手册的。你自己也可以想出更多的例子。
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在阅读某些必须要当作经典的作品时，也是抱着这种心态来读的。一位准律师为了通过律师考试，一定要用虔敬的心来阅读某些特定的教材，才能在考试中赢得高分。对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士来说也都是如此。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在学生时代时，我们都会依照教授的说法，“虔诚地”阅读教科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会把跟他唱反调的学生判为不及格！)
这种阅读的特质，我们或许可以用“正统”两个字来概括。这两个字几乎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英文中，“正统”(orthodox)原始的字根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正确观点”。这类作品是一本或惟一的一本正确的读物，阅读任何其他的作品都会带来危机，从考试失去高分到灵魂遭天谴都有可能。这样的特质是有义务性的。一个忠诚的读者在阅读经书时，有义务要从中找到意义，并能从其他的“事实”中举证其真实性。如果他自己不能这么做，他就有义务去找能做到的人。这个人可能是牧师或祭司，或是党派中的上级指导者，或是他的教授。在任何状况中，他都必须接受对方提供给他的解决之道。他的阅读基本上是没有自由可言的。相对地，他也会获得阅读其他书所没有的一种满足感当作回报。
其实我们该停止了。阅读《圣经》的问题——如果你相信那是神的话语——是阅读领域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有关如何阅读《圣经》的书，加起来比所有其他指导阅读的书的总和还多。所谓上帝的话语，是人类所能阅读的作品中最困难的一种，而如果你真的相信那是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信徒阅读这本书要付出的努力和难度成正比。至少在欧洲的传统中，《圣经》是一本有多重意义的书。在所有的书籍中，那不只是读者最广泛，同时也是被最仔细地阅读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