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读书人叫乔世荣，其貌不扬，但是却精通诗书，颇有才干。他于某年大考及第，到吏部候职时，因无余银“上贡”，所以坐了好久的冷板発才被任命为一个七品县令。在走马上任的途中，乔世荣碰到一老一少二人在激烈争吵。一问之下才知道，老者拾获钱袋，在原地等候遗失者前来认领；而遗失钱袋的年轻人，找到钱袋后反而一口咬定钱袋原装有50两银子，而不是现在的10两银子。围观的民众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老者昧银，有的认为年轻人耍赖。乔县令走上前去亮明身份，先向老者问话：“你捡到这钱袋，有没有离开原地？”老者答：“没有。”乔县令又问：“可有人见证？”一部分围观民众纷纷愿替老者作证。乔县令于是胸有成竹地说：“这就对了，老者捡到的钱袋，是装10两银子，那就不是年轻人的装有50两银子的钱袋。这位老者，你拾金不昧，本县判将钱袋赏你。这位年轻人，你的50两银子的钱袋，还是自己再到别的地方找一找吧。”在人们的讥笑声中，年轻人只好自认倒霉，灰溜溜地走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失败不是因为人们太傻，而恰恰是太精明所致。对于这个论断，哈佛大学巴罗教授在研究囚徒困境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很接近生活的模型。
两个旅行者从一个出产细瓷花瓶的地方回来，都买了花瓶。可是提取行李的时候，发现花瓶被摔坏了。于是，他们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知道花瓶的价格总在八九十元上下浮动，但是不知道两位旅客买的确切价格是多少。于是，航空公司请两位旅客在100元以内自己写下花瓶的价格。如果两人写的一样，航空公司将认为他们讲的是真话，并按照他们写的数额赔偿；如果两人写的不一样，航空公司就论定写得低的旅客讲的是真话，并且照这个低的价格赔偿，但是对讲真话的旅客奖励2元钱，对讲假话的旅客罚款2元。
为了获取最大赔偿，甲乙两位旅客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写100元，这样两人都能够获赔100元。
可是甲很聪明，他想：如果我少写1元变成99元，而乙会写100元，这样我将得到101元。何乐而不为？所以他准备写99元。可是乙更加聪明，他算计到甲要算计自己而写99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于是他准备写98元。想不到甲又聪明一层，算计出乙要这样写98元来坑他，“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准备写97元……
下象棋的时候，不是说要多“看”几步吗？看得越远，胜算越大。你多看两步，我比你更强多看三步，你多看四步，我比你更老谋深算多看五步。在花瓶索赔的例子中，如果两个人都“彻底理性”，都能看透十几步甚至几十步、上百步，那么上面那样“精明比赛”的结果，最后将落到什么田地？事实上，在彻底理性的假设之下，这个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两位旅客都写0。
对于这个演进了的囚徒困境，巴罗教授称之为“旅行者困境”。一方面，它启示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因为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也提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