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一个基本的模型，可以解释很多与此类似的社会现象，如寡头竞争、军备竞赛等。但是社会中的博弈往往并不止有两个参与者，这时的博弈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犯困块又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来。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报告一出，顿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才放“马后炮”呢？
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又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里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可以想象，当时赫鲁晓夫是何等尴尬和难堪，回答必然要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纸条丢到一边，装做什么也没发生，那只会表明自己怯阵了，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们看不起，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他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赫鲁晓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向台下喊到：“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再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弹一下。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改革家赫鲁晓夫的机智和率直，而且还可以知道，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害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质困境。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1939年苏共第十八次大会与五年前代表大会的代表情况。五年前的2000名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还能出席的仅剩下区区35人，有1100人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遭到清洗，3/5的红军将领、所有11名副国防委员、所有军区司令、最高军委会80名委员中的75名，也无一例外落得同样的下场。
这个故亊像极了给猫拴铃铛的童话故事，那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拴一个铃铛，那么，它们的安全就会大有保障。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拴上铃铛呢？老鼠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人类面前：人们在直接面对威胁或损害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心理困境。
最常见的例子是：一辆长途车上的几十名乘客，面对两个持刀劫匪无计可施，任其把所有人的钱包洗劫一空。这种冷漠与软弱的报道屡见报端，对在场者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也充斥于各大网站。人们多用“无情”等来指责他们。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指责确实有些太过苛刻。
只要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确实很容易成功地捉住抢劫者。但是问题在于，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抢劫者由于深知乘客联合起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必然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其中包括危害首先发难的人。
有人认为，一个人基于公民道德和责任的而应采取的行为，不能掺进成本利害计算的杂质。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也许是人们的感激和怀念，而且也确实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比如徐洪刚。但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显得过于沉重，沉重到并非多数人所能够承受。
这就是赫鲁晓夫要告诉大家的真理，也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需要协调和个人牺牲才能有所收获的事情，做起来可能具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难度。如同童话里的那些老鼠，它们如果要去拴那个铃铛，就必须基于现实危险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