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信息传递机制的深入了解，不能不归功于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他从研究二手车市场模型人手，将信息传递行为的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在二手车市场模型中，为好车的卖家着想，他们可以告诉买家卖的是好车，不信的话，他们可以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费用，找专家检验汽车；或者与买家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规定如果是坏车则包赔一切损失，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传递，也就是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诺自己卖的车是好的。
对此，斯宾塞进一步精确指出：“如果高质量旧汽车的卖家能够找出一种方式，使得付出的成本低于低质量产品卖家付出的成本，那么，作为一种高质量的信息传递，将能够从市场活动获得足够的补偿而获益。”因此，对髙质量旧车的卖家来说，只要某种发送信号方式的边际成本较低，市场将会出现某种均衡。在这些均衡中，买家能够依据卖家发送的信号水平推测或估计产品的质量。
斯宾塞对信息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研究的结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论文中，他用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模型来解释信息传递行为：“获得毕业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信号之一，具有较髙生产效率的个人一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因而教育不仅增进入力资本的价值，而且对髙生产效率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信息激励效应。”
在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关于个人能力的信息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那么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都是平均工资。于是，高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
文凭能够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正比例，不同能力的人同时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凭所传递的信号因此具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
斯宾塞的模型研究了用文凭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髙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的能力髙。
斯宾塞并且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做出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髙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他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假定教育对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以教育为基础发放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
这种模型不仅存在于雇主与应聘者之间，也存在于学校与学生之间。以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为例，美国大学首先要看的是申请者的TOFEL和GRE成绩，第二是他们本科成绩的平均分，第三是推荐信。大学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个中国学生能力的高低、到底适不适合所申请专业以及能否做出成就。但是，它们必须根据中国学生所提供的材料做出录取与否的选择。而TOFEL和GRE成绩(以及其他材料)就起到传递申请者能力以及学习意愿等的作用。
信息传递模型具有普遍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税两次：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税一次。在目前，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值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自然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而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