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一个人要构成任何一项罪名，除了要存在客观上的不法行为以外，还必须具备主观方面的要件。所谓犯罪的主观方面，其实是行为人意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有机结合。例如，要构成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必须具备主观方面的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而直接故意的“意识因素”通常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意志因素”则是行为人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的“意识因素”则是行为人杀人的后果可能发生，“意志因素”则是行为人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又如，要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就要具备主观方面的过失，而这种过失又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分，其“意识因素”通常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则是行为人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没有意识到，以至于造成了危害社会的后果。
之所以要确定犯罪的主观方面，主要是为法律责任确定基本的依据。毕竟，对于自己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行为人假如没有任何过错的话，那么，这就有可能属于一种因不可抗力所引发的意外事故，行为人也就没有任何罪过，也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不仅如此，犯罪主观方面的情况还是衡量行为人主观罪过大小的主要尺度，所带来的定罪量刑结果也因主观罪过的大小而发生相应的调整。
正因为如此，刑法所确立的任何一项罪名，都需要建立在行为人存在特定主观罪过的基础上。那种在民事侵权法中确立的“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在刑法中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与此同时，刑法为了对特定犯罪确立严格的入罪条件，还会在一般的主观罪过之外，添加一些新的主观要素。例如，对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的犯罪，刑法要求以行为人“明知”所制造、运输、贩卖的物品为毒品为前提。又如，用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构成贷款诈骗罪。在这一犯罪的认定中，行为人仅有诈骗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是不够的，除此以外，还需要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则，这一罪名仍然不能成立。
刑法对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视，固然有其正当的理由和根据，但是，不能证明的事实就等于是不存在的，这些主观方面的要件事实究竟如何得到证明呢？
通常情况下，只要被告人作出了有罪供述，就可以对其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态给出明确的解答。比如说，某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他不仅供述了对被害人实施伤害的行为过程，承认当时“明知自己的伤害行为会造成被害人受伤害的结果”，而且基于各种动机和考虑，还“主动追求这种伤害的结果”。有了这样的被告人供述，再加上其他证据的印证，被告人就足以被认定为“具有伤害的直接故意”，该案件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也就得到证明了。
但是，假如被告人拒绝作出有罪供述，或者对其曾经作出的有罪供述予以翻供的，司法机关靠什么来认定被告人的主观罪过呢？一般来说，被告人对其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拒绝陈述，或者给出了明显虚假的陈述，那么，他的主观心态岂不无从判定了吗？更何况，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距离刑事案件的发生总会有一段时间，有的甚至还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司法机关此时再来对被告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作出判定，岂不更为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审查被告人的行为过程，从其行为的动机、时间、地点、手段、工具、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捕捉被告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被告人外在行为来验证其行为时的主观罪过形态。这就应验了一句罗马法时代的格言：“人的外部行为反映其内心秘密”（拉丁Acta exteriora indicant interiora aecreta ）。
“人的外部行为反映其内心秘密”这句格言，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个具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其外在的行为都是在特定主观心态指引下实施的，特定的行为与特定的主观心态大体是相互吻合的；同时，在行为人秘而不宣的情况下，通过观察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表现，我们不难判断其行为的主观心态。当然，被告人的外在行为也有与其主观心态不一致的时候，这可能发生在行为人歇斯底里、丧失理性之时，也可能是行为人具有特殊心理素质，或者有意对其行为进行伪装，以至于使观察者受到了误导或者蒙骗。
例如，某被告人系精神正常的成年男子，有证据证明他将被害人打倒在地，并用手持的尖刀刺向被害人的腹部，且连续猛捅数十下，直到被害人停止挣扎后才停止其动作。假如这些连续的行为都有充足的证据加以证明，那么，仅凭这些行为，我们就可以断定被告人具有杀人的直接故意。因为直接故意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在这些行为中都得到了验证：被告人的年龄、精神状态以及手持锐器刺向被害人的腹部的行为，足以证明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而被告人手持尖刀捅向被害人的腹部，并连续猛捅数十刀，这些行为也足以证明被告人是在“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
又如，某被告人是一名在国家机关工作了十余年的处级干部，收受了他人几十万元的金钱和财物，并利用自己担任土地审批的职务便利，帮助请托人获得了数十亩土地的使用权。假如这些行为都得到了证实，那么，被告人行为时的直接故意心态也就得到了证明。
通过行为人的外部行为来推断其主观心态，这种认定事实的方法通常被称为“情理推断”。也就是说，根据基本的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行为人的外部行为只要得到证实，就可以成为推断其主观罪过的事实基础。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其“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都是可以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和过程中得到推论的。尤其是在案件既没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也不存在其他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情理推断几乎就等于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通过一定数量间接证据的运用，认定被告人主观罪过的证据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得出了唯一的结论，并且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运用情理推断方法在一般案件中固然是较为妥当的，但是，对于一些行为较为隐蔽的案件，刑法还确立了诸如“明知”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方面的主观要件。对于这些主观要件事实，仅仅通过情理推断方法加以证明，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在涉及走私、制造、贩卖、运输、持有毒品的案件中，被告人只有“明知”是毒品，才构成这类犯罪。而由于毒品犯罪行为往往发生在较为隐蔽的场合，案件既没有犯罪现场，也难以找到目击证人，假如被告人否认自己明知是毒品，那么，司法机关就很难证明被告人确属“明知”。又如，在那些金融诈骗案件中，刑法确立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但同样困难的是，这类犯罪行为也发生在较为隐秘的场合，既没有犯罪现场，也缺少目击证人，假如被告人辩称自己“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司法机关也很难提出较为充足的相反证据。
为解决这类案件中主观因素的证明困难，司法界逐渐开始适用推定的认定事实方法。所谓推定，其实是司法机关根据已经得到证明的“基础事实”，来直接认定某一“推定事实”成立的事实认定方法。尽管在推定过程中，“基础事实”的成立都是需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的，但是，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必然联系，而出现了一种逻辑上的跳跃，也存在着一种司法证明过程的中断。司法机关对“推定事实”的认定，并不是通过司法证明的方式加以完成的。司法机关在认定“推定事实”的过程中，既没有直接证据加以支持，也没有间接证据加以证实，而是在多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情况下，选择了其中的某一种可能性——“推定事实”的成立。正因为如此，推定才被视为一种“替代司法证明”的事实认定方法。
最初，各地法院都是基于司法证明的困难，而逐步探索适用推定方法来认定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事实。后来，随着司法经验的逐步成熟，也为了避免这种“事实推定”方法的滥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将一些较为成熟的推定方法确立在法律之中，使得不少“事实推定”规则都被转化为“法律推定”方法。
例如，对于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明知”要素，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存在以下情形，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一是执法人员在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没有如实申报，结果在其所携带的物品内查获毒品的；二是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所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三是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四是体内藏匿毒品的；五是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不等值的报酬而携带、运输毒品的，等等。
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对金融诈骗类案件的司法解释中，还曾经将以下情形视为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基础事实：一是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二是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三是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四是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等等。
以下是《人民法院报》报道的一起运输毒品案件，此案中的被告人辩称自己不明知所运输的是毒品，但根据被告人外在的行为以及其他客观方面的情况，法院足以推定被告人当时“应当明知是毒品”。
2008年5月20日，被告人张志业将装在塑料袋内的海洛因63.9克，藏于其内短裤口袋内，从昆明火车站乘坐T62次旅客列车准备前往安徽省临泉县。次日下午1时许，当列车运行至凯里至怀化区间时，被告人被该次列车乘警查获，缴获了全部毒品。被告人辩称系受他人之托将“药品”带到安徽，不知是毒品。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主观上明知是毒品，但从以下已查证的事实可以推定被告人主观上的明知：一是被告人辩称受他人之托捎带，但不能提供该人的姓名、住址及联系方式等具体情况；二是被告人供述委托人答应东西带到后给其2000元的报酬，但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是一般物品，重量仅60余克，给予如此高额的报酬明显违背常情和惯例；三是被告人辩称是“药品”，但查获的毒品却采用避孕套包装而非普通药品的外包装，且放置于其内短裤口袋中，携带方式高度隐蔽，不合常理；四是乘警对旅客例行检查时，被告人神情极度紧张，引起乘警的怀疑，进而对其进行身体检查并查获毒品。如果被告人不明知是毒品，对于乘警的例行检查显然不会紧张到如此地步。以上事实足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毒品，且没有证据证明其确属被蒙骗。（注：参见杨才清：《对运输毒品犯罪人是否明知的推定——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判决张志业运输毒品案》，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26日。）
很明显，这种根据被告人的外部行为来认定其“明知”的方法，属于典型的法律推定方法。在这种推定过程中，被告人的外部行为属于“基础事实”，并得到了证明；被告人“明知所携带的物品是毒品”则属于推定事实，是由被告人外部行为所直接推定出来的结论，而没有经过司法证明过程的验证。与前面所说的情理推断一样，通过推定方法来认定被告人的主观心态，也是根据行为人外部行为来认定主观罪过的一种重要方式。
通过行为人的外部行为来认定其主观罪过，可以减轻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树立一种通过证据来验证主观心态的司法理念。而减少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又有助于减少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不当侦查方法。这对于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防止冤假错案，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