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的高校已经对学生的心理问题高度重视，而且采取了集体行动关注这些问题。学校的课程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习内容前后的相关性，并有意培养学生积极的正能量。从事一线本科教学的大学教授，为学生理性成长下了最大的决心，并严格维护学术的最高标准。职业指导办公室始终保持高度的信息敏感度，广泛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并有意指引学生考虑非常规类的职业选择。联合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行动已经奏效，致使杂志缺失大学排名的关键数据。大学不再为锦上添花的豪华设施以及过高的行政人员薪酬埋单，已经把资源重新投入到发展教学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上。
当然，以上所述实属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除非高等教育的整体文化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否则以上诉求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发生。
首先，大学几乎认识不到学生的问题所在，因此也就不会帮助学生认清他们高中期间所形成的不良习惯和扭曲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人的大学求学经历始终是他们高中的翻版。进入大学时，学生人手一本课程菜单，接下来，学生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有导师，但是导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生了解学分要求，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鼓励学生去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剩余的事情，包括很多青年向成年人过渡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在高等学府求学期间的各种疑问，都会被遗落在一旁，无人问津。
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里·R.路易斯写道：“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么本质。”路易斯院长更加直言不讳地承认：“哈佛大学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整体的课程设计无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的，辅修课程也不过是由各个专业系以避免冲突或者“停火协议”为原则最后达成的“共识”。阿兰·布鲁姆就此批评，大学的课程设计根本“没有一个坚定的长远目标，更没有能力去定义一位受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源自两个体系：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和以学术研究为方向的德式高等教育。因此美国高等教育从初始就是分裂的。
英式高等教育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得到发扬，课程设计依托于文学名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是在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出现时，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逐渐被淘汰。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以德式模型建立起的第一所美国高校。新型经济和世界体系的形成从创建时期就影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和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其他高校也随之效仿，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芝加哥大学以及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与此同时，不少老牌学校为了迎接当时社会化的变革也重新定位。从此，整个研究生院的教育和研究体系诞生了：大学不同的专业系、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同行审评的学术刊物、不出版就出局的游戏规则、不同级别的专业职称、教授终身制、毕业论文以及博士学位，等等。
与此同时，出于类似的目的，哈佛大学领头开始植入以选修课逐渐演变而成的专业体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课程系统。从那时开始，大学的角色慢慢转变成培养专业人才，为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做铺垫。但是，博雅教育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初衷，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建设，就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与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职业经理人并无关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见证了反对教育专业分类化的浪潮，开始发展“通识教育”，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如今高校之所以还设有专业分类，实质上是两种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之间的一种抗衡。这种抗衡并非只存在于专业与非专业分类之间，而且存在于各专业类别与本专业之间。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一位化学专业学者学的都仅仅只有化学。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著课程”遭遇了挫折，其中强制学生阅读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经典被批评为有“大家长统治”之嫌疑。1981年，当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布朗大学因为敢于摒弃所固有的课程规范和架构而在当时成为最热门的学校。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核心课程到今天，其持续动力无非是要独树哥伦比亚大学品牌，在竞争中做到差异化。
大多数学校课程结构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如同一本天书，由字母A到C，或者D与F分类，分别代表着数量推理，语言和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密的衔接性，学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随心所欲捡起几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传统专业的无逻辑性和无秩序性，选修制度本身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学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更根深蒂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到研究型大学里，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虽然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的责任，但是后者往往是他们所熟悉的本职，因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自然占据了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成为教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发表论文，而行业的标准则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向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竞争时，后者轻松胜出。20世纪70年代由于博士的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倘若你觉得整个系统令人捉摸不透，那是因为系统设计的初衷就是如此。教授并不重视教学，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课题研究，他们的教学内容也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没必要去考虑他们那方寸研究领域之外的事情。路易斯院长认为，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与学生的需求并无关联。在研究本科课程整体的连贯性和本科教育意义的大局观时，大学会动员教学代表讨论课程设计，但往往由于教授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保护和对课程设计的不重视和不关心，导致教学代表无能为力，最后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哈佛大学最近一次的课程设计研讨会相当不成功，而路易斯·曼纳德（Louis Menand）作为主席之一，事后承认，“我们（这帮人）确实不习惯以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教育，这并非我们所擅长的”。
大部分学生在众多高校里开始涌向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传媒、商科、教育和医护，领头的几所高校拒绝提供这种类似职业技校的教育，并引以为豪。但实质上它们就是职业技校，因为它们的教学精神就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虽然名校喜欢昭告天下，他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职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这种高等教育所缺失的是，它并没有回答青年一代向成年过渡时，他们所面临的人生意义和使命等更大的问题。一些宗教学校，甚至一些从未耳闻的区域性学校，在这个方面要比名校做得到位。虽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四流大学，所招收的学生的SAT分数落后于常春藤盟校以及同等级大学学生几百分，但是从最严格的“教育”定义的角度来讲，它们的教学要胜于那些一流名校。这是多么羞辱的一次宣判！
但是一流名校并非一无是处。就算是以微弱的力量，它们还是背负得起提供通识教育、教育全人的责任，它们并非完全就是改头换面的昂贵版本的职业技校。新生入校之际，学生会听到一两次激动人心、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毕业之际，学生们重温一两次类似的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在这之间的4年，学生埋头于钻研由一群专注细微领域的教授提供的课程，最后成为有专才的学生。
这些大学的课程都具有各自的难度，不是吗？不见得。科学类学科往往如此，但是其他类学科就不尽然。罗斯·多纳特指出，在哈佛大学，学术是块儿软骨头，“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学术要求过高的声音”。虽然学术标准因学校而异，但是教授和学生在大多数学校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学生尽量少学习，教授以做学术研究为荣（尤其是在顶尖大学），尽量减少授课的投入。当然，例外也是存在的。教学对教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有限，教学质量的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于学生对教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明显与教授给分的宽松程度直接相关。相反，对于兼职教授和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学人员而言，教学质量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默契”就会催生学生的低质量习作换取更高的分数。
成绩膨胀以及对成绩膨胀的控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路易斯院长所言，这个问题从成绩制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了。虽然大学平均成绩在过去的100多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了解一下其演变历史。
在1960年，私立高校的GPA大概为2.5分。到1990年，已经上升到3.1分。到了2007年，已经是3.3分了，在顶尖的私立院校更高，是3.43分。按照这个上升速度，最新的数据很有可能已经超过3.5分了。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大，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质量也就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争取做到个人最佳。
在1940年，大学院校里前15%的学生属于A类学生；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到45%。我们需要明白，不管在什么年代，不做功课的，本来就不符合学术对学生的要求，如体育特招或者家族关系特招的，以及为了兴趣或者满足学分而修一些不着边际的课程的几类学生总是存在的。大一的成绩一般相对低一些。在顶尖的大学里，大三或大四的学生只要按部就班，几乎不可能拿不到B+，有的甚至可以拿到A-。
除了成绩之外，给予学生真实的回馈也并非易事。从小接受赞美教育的学生，他们的自信心来源于完美主义，因此他们不具备接受批评的能力。况且，学习对他们来讲是个副业。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里，我们暂且称之为南美式橄榄球南方大学吧，学生的主业可能就是啤酒和电视。在顶尖大学里，主业则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确是有价值的：愉悦和社交（这两点可能弥补学术的不足）。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学会表达并培养某些课堂内所忽视的能力；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建立人脉并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职业选择；课外活动给整个校园带来了社交的气氛和活力。但是学生往往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会害怕自己失去任何一个社交机会，因此他们总是寻找新的机会来填满自己的日程表。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低水平要素》（The Suckage Factor）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新生入校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低水平要素衡量的是一个人参与过的事情而最后事情完成质量的程度。这一数据是把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追溯到我大一那年，回顾那年个人的时间安排，我计算出在我每晚只睡两小时以及两天吃一顿午餐的前提下，我也仅仅给自己预留了6分钟阅读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的《奥德赛》，5分钟时间登上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塔去练习排钟……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图书馆里熬夜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还是不能完成作业；我总是奔波于会议和排练之间，但是我从来不能准时到场；我自己忙得一塌糊涂，几乎很勉强地才生存下来，就如同挣扎在漩涡里的小怪兽一样。
整个系统之所以可以运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包括教授在内，降低他们的要求。诚然，精英学生的确努力，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直都是聪明的，但是如今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质量却未必能够保持高标准。
引用一个反面教材说明这个不争的现实：演员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对学术的追求。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高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他曾争取到一次注册62个学分的课程，而通常19个学分已经是上限。本科毕业之后，他一度报名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课程、纽约大学的摄影课程、沃伦威尔逊学院的诗歌课程以及布鲁克林大学的小说课程，同时他还要参与忙碌的拍戏事业。紧随着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他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硕士以及耶鲁大学的英文文学博士项目（是的，就是我曾经工作的英语系）。他简直就是今天有抱负年轻人的楷模。我们不得不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聪明、有天赋、有冲劲儿？答案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是。弗兰科不是，其他人也不是。名校录取几乎高不可攀，但是一旦录取，只要你去上课，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生存下来。
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背景，远不只教授放纵学生或者是学生钻了空子。过去的30多年，高校对学生的定位产生了很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是高校得到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从1949年到1979年，高校的学生数量翻了4倍，大学教员数量翻了3倍，每一周几乎就有一所崭新的高校拔地而起。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退，并且政府也开始减少投入时，学校不得不面对学生短缺的局面。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贷款和助学金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大量资金，开始把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转型为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
通过多年努力，转型取得成效。高等教育变得接近其他产业，谁有支付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谁就被重视；谁不能，谁就将被严格审视。出于“效率”的考虑，高校重在追求知识传导的高效性，而不是教授教学能力的提升，因为后者是很难量化的。与此同时，高校认为，教学实乃资源浪费，因此为了减少成本，高校降低了全职教授的授课工作量，聘请了大量的兼职以及临时的教学人员来替代教授工作。可想而知，教育质量直线下降。
除此之外，学术单位，即专业系，被视为“经济产能中心”。不能高产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相反，科学魅力无限，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都风光，比如基础科学就不受重视。重中之重乃商用性科学技术，这些往往都是由公司赞助的，最终能够转换成利润的科学性研究（有些学校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甚至连与他们合作的公司都表示不满意）。另外，不间断的校园全球性扩张，又再次充分体现高校商业化运作的主题：建立品牌、占领市场份额、充分汲取全球新财富，等等。具体的例子包括纽约大学的阿布扎比校区，耶鲁大学的新加坡校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土耳其、巴西中心等。
管理着众多优秀学术机构的还是备受众人瞩目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那支“矩尺”，虽然陈旧老套，但是其影响力依旧不减当年。倘若你熟悉旧版SAT考试的类比题型，我们可以大胆地做这样的一个类比：
美国新闻排名：学校。
SAT成绩：学生。
依赖排名来代表学校的学术质量与利用SAT分数来反映学生的质量都是一本糊涂账。尽管道理清晰，但是学校如今严重受制于排名，就好比学生严重受制于SAT成绩一样，两者都被几个数字绑架了。
学生和家长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拔高分数的同时，大学也在绞尽脑汁提高自己的排名，而且大学的竞争恐怕更加惨烈。“淘汰率”是高校排名的因素之一，因此大学并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被录取的可能性，而是主动出击大面积撒网，吸引更多的申请者。名气是排名的另外一个因素，这依赖学校之间的相互评价。出于保护以及提升自身名气的考虑，学校在完成问卷时会相互贬低。第三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新生的SAT平均分。为了提高平均分，更多的高校把助学资金用于鼓励成绩更优秀的学生。然而因为SAT的分数往往与家庭的背景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实际上高校把资金分配给了并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同时忽视了真正需要经济援助的家庭。
学生可能为了争取名校录取不择手段，大学也是如此。当淘汰率、名气、SAT平均分都不能奏效的时候，学校甚至会通过谎报数据作弊。最近被曝光的学校就有埃默里大学、巴克奈尔大学、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等等。
高校运作商业化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学校对学生的重新定位。学生是“消费者”，因此学生和学校之间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作为消费者，学生占有主动权；作为消费者，学生购买的是享受，学校销售的是服务。
举个例子：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成绩膨胀严重，但是从那之后一直到1990年，大学的平均成绩保持在同一个水平。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又是一次严重的膨胀期。学生的消费者心态认为，教授给高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考虑到毕业率会影响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大学根本不敢不让学生通过。正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消者费和供应商的关系，学校在乎的是产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对学生的高度期望。引用哈佛大学本科院前院长路易斯的话：“因为没有更远大的理想来引导本科教育，大学教育的决策往往是出于满足学生最直接的需求而制定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学校都在不断地集资，修建各种高端的宿舍、体育馆、学生中心等，即使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这种扩建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最为明显，这也难怪学费一直在飞速增长。学校即使失去人文教育，也不能没有高端的设施。
高校的商业运作导致学校为了满足学生的短期需求，而牺牲了学生的长远利益，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本意。相反，我们从保护学生长远利益出发，就不应该迎合学生的喜好。学校要做的是，不断地向学生提问，而且问得最多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到底追求什么。苏格拉底认为，教学就是帮助个体重新认识自己的真正追求。这听起来有点儿像长辈对晚辈的说教，但事实确实如此。教授的角色应该是导师，不是商家或职员；教育不是要消费的，而是要经历的，而且必须是全身心地投入。令人惋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再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护航，它们所扮演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商的角色。学校不再了解自己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而是依赖学生的反馈，把学生的反馈当作它们生产的指南针。
当然，与我有交集的学生之中，也有人认为大学教育让他们受益匪浅，但是他们总会补充，“如果你想要去找，机会是存在的”。言外之意，你必须去寻找，而且真的很努力地去做。罗斯·多纳特如此评价他的母校，“哈佛依然是世界上最棒的受教育学府之一”。但是“它不会主动教育你，也不会很有深度地引导或者影响你，甚至挑战你”。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建议：“要获得真正的教育，不论学校的知名度高低，你必须与学校博弈。”事实上，越知名的学校，你得越努力去争取。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你本来应该获得教育，并且为此支付了学费，但却只有在你努力争取之下才有机会获得。你很难想象，一家医院或一家便利店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运营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若是真心希望获得教育的个体，而并非得过且过的学生，必须排除万难才能满足求知欲。部分求知态度严肃的学生确实在大学教育中受益，但是更多的人发现，当初自己的求学探索精神在4年大学生活之后荡然无存，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在耶鲁大学任职期间，我接触到的学生往往是勤奋的、好奇的、独立的。他们经常是怀着“寻找意义”的使命（并非技能）来到耶鲁，到了耶鲁，他们期望去发现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并非寻找金饭碗）。学生再三提醒我，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既不能帮助他们靠近理想，也不能引导他们如何追求理想，他们感觉已经被抛弃了。应该说，高校首要保护的对象是这类学生，但是这类学生往往成了最不适应目前高校体制的群体。
精英高校并没有兴趣培养过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诗人、教师、牧师、律师、非营利组织工作者甚至教授。栽培这种类型的人才，高校需要付出更多，要培养利他主义、创造力、知性思维以及理想主义。最知名的学校确实拥有财力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艺术以及精神方面的资源。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就是耶鲁教育的受益者，正是因为耶鲁大学的丰富资源，帮助他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创建了为都市低收入学生提供创意写作课程的项目。但是问题是，大学作为机构本身，并不引导学生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教育资源去创造更好的社会价值。学校默认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物质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严和幸福。
除了教育理想的缺失，高校的职业指导办公室服务范围的极度局限也令人失望。四大明星领域——法律、医学、金融和咨询垄断了职业指导办公室的资源。在校园招聘会上，金融和咨询是绝对的主力。个别学校的市场运作更是别出心裁，比如斯坦福大学为支付了一万美金的公司提供人才信息库的特殊渠道，而这种做法恐怕不仅限于斯坦福大学一家。
虽然学校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十分露骨，但是把学生信息作为商品卖给最高的投标者足以显示出高校的世俗。一位家族三代都是耶鲁人的朋友曾经评论，耶鲁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对大学做了以下评论：
大学在自身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在宣扬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同时，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而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
大学对学生职业发展所采取的态度是，重视收入，淡化职业的个人价值体现。就算某些职业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大学也一定不会加以制止的。这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筛选并培养学生的方向。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举贤任能的运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吸引少量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作为贤能的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名额给未来的商界人士，即校友捐助者。两者是相互弥补的人群。如今学校可以一石二鸟：经过精心策划、筛选和培养，做到了让贤能和捐助者二者集于一身。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国际学生在顶尖大学的比例也随之提高。以耶鲁大学为例，校园学生构成体现的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西欧国家的学生已经不入流，来自“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处于上升经济体的国家才是新一代的财富来源。虽然依旧可以看到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是锦上添花，他们在高校立足并非真正是高校追求教育多元化和教育公平，仅仅是点缀式的学生取得成就还可以为学校提供自我赞美的新题材。
细观顶尖大学不难发现，它们在现今的教育生态系统里生活得如鱼得水。申请者数量持续飙升；学校捐赠基金雄厚；行政人员的收入在最近几年内屡创新高；膨胀的学费总是招致象征性的抱怨，但却依然门庭若市。至于非顶尖类学校是否也在享受系统带来的福利，那就不得而知了。
令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是，无数次听到高中生以及大学新生对本科教育的无限憧憬，但同时我心里十分清楚，憧憬越美好，落差越大。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暂且抛开学生被迫接受高校现状的无奈，不讨论学生肤浅的能力，大学赋予我们的是一个梦想，一次探险旅程，这种专属于年轻人的遐想依旧荡漾在人们心中。
过去多年我访问过很多地方，在学生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饥饿感：他们想了解生命更大的方向和意义；他们希望大学能够更关心他们作为人的成长需求，其次才是特定领域的能力培养；他们希望大学能够引导自己解答有关生命的重要问题；或者希望学校能够给予学生空间和时间思考人生的问题，并能够获得相应的词汇来交流分享，但是这也正是今天的大学所缺失的。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关注如何满足这类的饥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