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可以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至少我认为是如此。我们要教导学生有社会责任感，为此，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口号，如“回报社会”，“从身边做起”，“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等。在顶尖的高等学府里，社会责任感与“领导力”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众所周知，“哈佛是领导者的摇篮”，换言之，这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我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年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招生官在她高中时访问表示，他自己寻找的是具有“领导潜力”的学生。当然，顶尖学府都在寻找该类学生。
如今，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每位大学申请者都要以领导者自居，要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一次大学毕业典礼上宣称：“我们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并要改善这个世界。”听起来，成为领导阶层和改善世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上，顶级大学所倡导的领导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相当薄弱，与过去大学所提倡的社会进步更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领导力的本意所存在的距离了。尽管如此，大学仍旧趋之若鹜。
讲得更具体点儿，这些大学所提倡的领导力无非就是登上社会阶层的塔尖，诸如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高端医院的掌门人、参议员、CEO或者大学校长。其核心就是，只要掌权，不在乎你所选择的领域。当你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头衔之后，那么大学就可以大肆宣传，以你为豪。每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的人群里，富有的捐赠者总在其中，比如某些公司的CEO。大学在介绍他们的时候，除了“商业领导者”，并没有更多内容可言。领导力在这种语境下是缺乏内涵的、甚至是乏味的。
学生们耳濡目染，费尽心思在学校里要成为一支球队、一个俱乐部或者是学生会的“领头羊”。甚至有些学生会创建一个全新的团体，并自立为“首”。事实上，你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自己争取到头衔，这样才能为自己申请顶尖大学加分。你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领导者，难道不是吗？
之前我听过一个哈佛大学面试学生的小故事。面试官问学生：“哈佛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摇篮。你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哪个领域的领导者？”学生答道：“我不知道。任何一种都可以。”对极了，这就是对整个教育系统“务实”现状最好的诠释。
如果说我们从《米德尔马契》这本书中获得了精神勇气，那么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则帮助我们看清了我们对领导能力的严重曲解（即争取最高头衔）以及背后的代价，同时这部杰作为电影《现代启示录》提供了原型。船长马洛（马丁·西恩扮演）在书中就是马洛，上校科尔茨（马龙·白兰度扮演）在书中是科尔茨先生。
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初，与越南战争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与早于越战30多年的比利时刚果殖民地有关。马洛是一位民用商船的船长，而非军官，他被一家由比利时授权掌管刚果殖民地的公司派遣，沿着刚果河流逆流行驶，寻找一位神经失控的经理。电影里的科尔茨上校就是那位经理。
小说围绕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人种关系以及人性的黑暗展开，主题并不难于消化。这本书揭示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官僚主义。书中的“公司”，（作者是用大写字母C来强调的）具有等级分明、权力至上的制度，与任何其他官僚体系并无差异。环顾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容易找到书中现实版本的“公司”，如银行，博物馆，中小学或者大学，甚至是谷歌、美国国会或是布鲁金研究所。这就是我们现今出色的学生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
船长马洛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他首先到达了外站。科尔茨上校驻扎在内站。在这两者之间是中站。故事的官僚主义也就在中站表现得淋漓尽致。船长马洛如此来描述中站的负责人：
他的肤色、五官、举止和声音都很普通。他拥有一般的身高和体型，一双平凡的蓝色眼睛，却给人感觉深邃的冷漠……除此之外，他的嘴角挂着一幅无法描述的表情，似笑非笑，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喻……一副睥睨、轻蔑的脸。他自年少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不过就是普通的生意人。众人必须服从他，但是既不是出于尊重、爱戴也不是出于惧怕，确切地说，是出于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并非彻底的不信任，但是这种感觉具有相当的魔力，能够控制他人。不论是在组织能力、自主性或秩序管理等方面，他既没有动力学习，也没有智慧，更没有创造力，而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固守着原有的秩序。我们不得不问，他是凭什么获得职位的？谁知道！他严格保守着那份秘密，飞不进一只苍蝇。或许他内心根本就是空的，这不得不让人重新思索。
描述该人物的几个形容词，普通、平凡、寻常，并不能给人留下印象。在我把这本书读到第15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人物描述简直就是我前任老板的完美缩影，一位在官僚体系下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坐稳位置的人。她脸上也挂着木讷的表情，但更像一只大鲨鱼。她擅长给他人制造不安，似乎我们做错了什么，但她却三缄其口。
在生活中，当你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周旋时，你会遇见类似马洛所碰到的中站负责人或像我前任老板的人——无组织能力，无主动性，甚至无法建立秩序，不学无术，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征。她力所能及的仅仅是维持现状。至于她是如何获得职位的，如同马洛所猜测，我们并不得而知。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官僚体制本身提出的质疑：能者为何经常被埋没在大浪中，中庸之辈却手握大权？归其原因是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上升的速度取决于个人在体制内周旋的娴熟程度，而非专业背景的卓越。奉承上司，排斥下属，积极出入鸡尾酒社交活动，善于官场术，充分借助大师余威狐假虎威，直到最后在背后插上一刀。广交人脉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为原则承担风险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则。生活在某种体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该体制，也无须质疑它。你只需要成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业者，最终你将成为一名如作者康拉德笔下的那位负责人，那种内心空洞的人。
顶尖的高等学府秉承着培养未来领导者的使命。他们所引领的教育方向应该培养应有的素质。在大学校园里，“领导者”是一个常见词汇，马克·埃德蒙森认为，“现在人们对领导者的定义，无非就是一位热情的、乐观的、与精英成功人士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人”。领导者往往是一群小大人，他们没有能力挑战那些真正手握大权的权威……如今当人们谈及‘领导者’时，是实实在在的‘追随者’，像是一群寄生在鲨鱼身上的小鱼。
一位在耶鲁工作的助教描述，自己遇见的学生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当我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了该表达方式时，学生提出，“如果大学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学生来支撑财政，学校又怎能去培养其他学生成为将来的领导者呢？”但是问题是，这些学生就是未来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有经济实力的校友后代。其后，当我的演说稿在网络上流传的时候，有学生回信告诉我，“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的表达方式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他们这群人。
对于美国精英来讲，领导能力曾经一度有过深层的意义。新英格兰老牌的大学预科中学，以及处于黄金时代的常春藤盟校，一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性与品质。在那个时代，它们培养出像罗斯福总统一样的领导者。在当时，领导能力意味着责任、荣誉、勇气、刚毅、亲和力和无私精神。这些品质就是当时贵族价值观的体现，虽然我们还得谨慎对待伴随着贵族价值观的贵族心态，但我们如今已经高度接受这些态度，它们还是值得赞美的。
对于上流家庭而言，领导力具有实际的内涵：他人利益先于自己，为理想奋斗，为整个体系的健康发展而尽责，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而不仅仅是在毕业典礼上的呐喊）。整个国家托付于这些人，而他们要做的是使国家进步。那么是否有些人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当然有人没有达到，但是这种领导者的标准依旧存在，其他是次要的。
我怀疑，现今的顶尖大学的掌舵人是否思考过“领导力”应该被赋予更高更广的意义。即使他们思考过，但如何去落实又是一个大问号。谈及“个人品质”，我们所能联想到的是考试作弊或约会强暴等事件。这个词似乎已经演变成仅仅是“不做坏事”的意思。高校系统作为整体在无时无刻地影响并培养学生的品质，而顶尖高校作为整个系统的领头羊，却既不关注也不讨论这些学生品质的培养和发展。
与其致力于培养领导者，不如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公民和思想家。思想家是一群敢于质疑权威，而不是一心追求成为权威的人士，毕竟这里是大学。事实上，最好的领导者就是思想家。思想家指的并非学术界的学者，而是能够以批判的视角来审视自己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的人士，他们能够把批判落实到实处。思想家具有叛逆思维：不只是解答问题，还提出新的问题；不只是完成任务，还思考任何一件事情的价值所在；不只是勇于冲锋陷阵，更重要的是为公司、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制订新的战略方向。拥有领导力不亚于重建自己，最核心的元素是勇气和想象力。最核心的任务是，筹建一个有能力与这个社会现状对抗的个体。
做一位逆袭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作为独立思考者和领导者同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声中长大，并吸收着各种社交技巧。我们鼓励他们学会团队合作，我们教育他们要开朗、灵活、合群，强调追求集体共识或个人妥协。我们似乎过度关注团体的和谐与一致性，有意回避容易引发我们内心以及彼此之间痛楚的事由，极力反对任何冒犯行为、排他行为、冲突以及诸多作为人类应该经历的现实。最终，我们的下一代成了一群没有棱角的新生儿，毫无斗志可言。
我们自己必须要警醒：仅仅抵抗传统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抵制那些宣扬这些思想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父母、老师、同伴和朋友。总之，就是你自己所在的团体，不论你的团体是如何定义的：拥有共同身份的团体、所在的党派或你的教派。如果你是一位环保人士，那么抵制的对象就是其他环保人士；如果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你的对象就是其他自由主义者。与自己的团体共事不代表在思想上随波逐流。
在任何生活或者工作环境下，总是有些你不该问的问题。作为领袖，作为思想家，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找出并揭示这些棘手的问题。当你向存在已久的共识，特别是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提出质疑和挑战时，你将招致众人的厌恶。因为你的行为迫使所有人一同质疑，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一直以来花了大力气来掩盖自己的疑虑。你的这种行为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谈道，“异议者的冲动实乃对他人说‘不’的勇气”。这种勇气是美国文化的一种力量，但是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尤其是在顶尖高校里的年轻人身上却荡然无存。现在的学生不再要求自己为社会的根本进步负责，而这在过去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我指的“现在”始于40多年前，几乎接近我开始上大学的时间。众人皆知，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行的理想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产物，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理想主义的消亡。在过去的几十年，包括克林顿在任期间的繁荣时光，为什么社会文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在1985年，即里根总统时代经济复苏的最高峰，我参与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游行。当时极具个人魅力的学生领袖呼吁大家积极参加活动，鼓励并安慰其他学生，“我们还是可以取得B等成绩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还是有时间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的。即使最后的成绩并不完美，但足矣。换成今天，学生领袖可能会说：“我们还是可以取得A-成绩的。”
到了1987年，阿兰·布鲁姆描述，大学生不仅仅缺乏“对现状的批判式的不满”，而且根本不清楚现状之外有何其他选择。“学生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种渴望的理想、浪漫的情怀或者其他特质，看不到任何促使年轻人不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或者任何社会的现状的动力。”
布鲁姆的此番言语并不是出于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怀念。他非常清楚，年轻人对社会的反抗或异议并非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而是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而发生的，比如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时代或者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在18世纪和19世纪，质疑一切，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并重建世界，就是年轻人的职责和特权。因此我们在那段时期经历了伟大的变革，权利运动则是变革的最后章节。我们应该看得明白，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社会气氛并不具有任何意外性，相反，我们这一代才是历史的例外。
我时常回忆起几位在波莫纳学院读书的学生向我讲述的故事，他们在大学为了获取幸福感而颇感压力（波莫纳学院被第三方机构评为最快乐的大学之一）。一个致力于铲除不快乐或者任何不满的体系实际上就是反乌托邦。每个人生活中必然有不愉快之事，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而且不快的经历是任何个人、机构乃至社会转型进步的基石。只有当你的内心或者灵魂感受到现在的自我和追求的自我之间的差距时，变化才会随之产生。
为什么在顶尖高校就读的学生与自己所处的系统如此亲密？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系统里如鱼得水。大卫·布鲁克斯在他于200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组织顽童》（The Organization Kid）中谈道：“精英学生泰然自若地接受了现有的已然成型的制度。”虽然他们在青春年少时往往带着一份冲动，但是这些学生的青春不足以撼动他们全然接受现有体制的那份心安理得。
为了回应我在大学校园演讲中所提及的种种批评，反对声音会以一些为争取社会进步的非营利和营利机构作为佐证，比如“为美国而教”、Facebook、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这代人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付出的努力。我首先来回答一个终极问题：我们是否进步了？比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确实进步了，暂且不管是否因为“9·11”事件、大气变化、金融危机、网络时代还是其他因素。千禧年新人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之后任何年代的人群都更有社会参与感，更有能量，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社会进步。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有人提出“你怎么看待Facebook呢？”他的意思是，Facebook不就是一个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就读精英大学的学生为改变世界而做出贡献的有力证据吗？这样的问题暴露了人们对社会进步在认知上的误解，Facebook仅仅是一个工具，类似的其他例子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变革的表象。至于这个工具是否为社会的进步或者退步做出贡献，将一直有待定夺。新科技在民主运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西方的媒体也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但是新技术也在为政府以及公司监视并控制百姓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工具所带来的价值是中性的与双面的。科技公司，如Facebook、苹果、谷歌等公司在我们移动终端上所引发的变化，也许是很多人梦寐已久的变化，但是它们并不能改变社会架构，也不见得就是在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试问新一代中，到底有多少人考虑过投身改变社会的架构；就算思考过，又有多少人愿意去行动呢？任何理想、理念、远大抱负不过是20世纪的挣扎。我们现在鼓励新人“在现有的体系下努力工作”，鼓励新人确定问题并想办法解决。这种科技主义至上的思路正在统领着现代高等教育，其所缺失的正是整体大局观的教育，缺失的是对社会最根本存在的审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如同一份试卷，由很多个独立的问题组成。我们要做的是各个击破：更清洁的能源技术，更便捷的饮水方式，更高等的学校（取得优秀成绩，完成服务项目，创建几个俱乐部）。
能做到这些的确令人敬佩，也可能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是否足矣？我们接受现有的体系并为其工作，但是如果系统本身就是个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社会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真能解决学校问题吗？如果我们不进行全球贸易改革，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吗？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行为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但是消费者真的是环境危机的源头吗？面临这些问题，我们对未来的世界是否有自己的憧憬？未来的版本是否要比现在好一点点？我们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我们所寻找到的答案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你可以对各种理念和观点的讨论置之不理，但是你不得不面对这些讨论背后的问题。问题关键是，你是否知道自己做事的理念和原则是什么？如果不清楚，那么你很有可能随波逐流，接受最时髦的事物，并且不知道你的言行正在受其影响、被其浸染。
DIY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盛行当代，但我们发现，人们普通抱着一种远离纷扰的大环境的心态，比如远离政治舞台，千禧年一代尤为如此。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几年前为自己的学生提供了两类实习机会：一家是位于湾区东部的致力于环保的非营利性机构；另外一家是加州众议院主席的办公室。你要知道，这个办公室可是直接影响加州的整体经济（加州是世界上第十二大经济体）。但是现实是，前者吸引了300多名申请者，后者只吸引到了3名。
虽然我们或许会说，每个人都需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但是倘若掌权者是不上心的政治家，那么我们所做的小事将永远微不足道。比如说，我们可以创建一家有机食品的农场，但是我们却不能阻止国会投票宣布比萨饼的调味酱代替蔬菜。当地小规模的社会变化是有价值的，但是面对强大的、有组织的财富轰炸，如政治说客、亿万富翁俱乐部等，创业型的改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也许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偏偏乐于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远离政治并不能消除政治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具有创新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存在已久，并非千禧年的独特产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的种种变化，尤其观察一下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两个领域：科技和食品。智能手机、iPad、农产品直销市场、可持续性发展的农业模式等，都是不错的进步，不是吗？当然，前提是你有相匹配的消费能力。相比之下，我们来认真研究其他两个领域的变化：政治和经济。伊拉克战争、公民团结运动、金融危机、日益加大且越陷越深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似乎更愿意避而不谈政治或经济。前后两者对比之下，“创意性”人群在忙着开发各种“玩具”，但是整个世界正陷入更深的深渊。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盛行的小规模科技创业型模式并非是某种哲理的诠释，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谁不喜欢拥有自主权？谁不喜欢居住在宜居的地方？谁不愿意自己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社会，那么这些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放弃的。
政治是一场丑陋的、漫长的战争。参与这场战争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第一线。有不少顶尖大学毕业生深入首府华盛顿参与政策制定工作，但是极少数真正竞选从政。一位正在一个小型的中西部城市当市长的名校毕业生告诉我，“从政就意味着居住在不毛之地，从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
“服务他人”的精神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何我们会舍近求远地倾向于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参与拯救自然和动物或者纪实的工作，而不是去密尔沃基市或者阿拉斯加呢？难道是因为去帮助他国的穷人比自己国家的更有意义吗？当然有学生选择在美国国内做服务工作，但是为何很大数量会选择新奥尔良这所城市呢？
思考之余，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服务到最后并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自己，为的是给自己的个人简历加分。“做好事就有好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指导精神。我们是否能接受纯粹的“做好事”呢？这样的目标不够有吸引力吗？“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如同孪生兄弟，各自的存在是因为有对方。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年轻人有拯救世界的意愿，但是这些行为背后的认知往往是，通过某些过程最终为自己争得最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权利。
“服务他人”这个概念存在问题，或者说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的解读存在严重问题。这个词在《圣经》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圣经》告诫以色列的子民要服务上帝，而不是法老。耶稣告诉罗马子民要服务上帝，而非恺撒大帝。“上帝”是我们“服务他人”的对象，因此我们应该心怀谦卑，而非觉得屈尊。
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以慈善的态度喊“回报社会、回报他人”，该类语言在潜意识中强调的是一种债务人的角色，强调一种权利的自我降低和屈尊，反映了社会地位阶层的差异以及社会关系，实为经济交易的本质。这种“服务他人”的态度把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对立起来：我们vs他们；富人vs穷人；白人vs黑人vs其他人种。位高权重者双肩应该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当下这种服务态度丢失了根本的社会责任感。现在的服务工程，是一群中产阶级“救世主”，他们带着一身美德，以自我陶醉的心情降临到穷苦的、无助的人群中。“服务他人”与“领导力”实际上是自我扩张本质的两种表现形式。
如果追求慈善存在诸多问题，那么我们该追求什么呢？公正。对他人的不幸表示担忧是慈善，我们应该要为他人的处境感到愤怒。捐赠自己财富的5%是慈善，我们应该致力于100%改善他人的困境。作家塔米·吉姆（Tammy Kim）反对“肤浅的义工服务的形式主义”或者治标不治本的社会暴力处理方式。我们要做的是，团结一致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这也难怪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而不是密尔沃基市参加服务项目。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更容易接受，它是发生在他国。倘若是自己国家的问题，那么这可能意味着你自己也难脱其咎，正所谓“匹夫有责”！
有人会以“为美国而教”或者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例子来反驳上述观点。请问你参与了任何一项吗？是否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社会、千禧年的新一代或者常春盟校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呢？虽然“为美国而教”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于1991年创办的，但是这个组织并不能因此为我们，甚至不能为普林斯顿大学开脱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为美国而教”已经演变成中产阶级以“救世主”形象为个人简历加分的服务活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知名的高校里显得力不从心，很大原因是名校学生代表了社会天平占优势的一边，他们更相信要在现有的体制里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在大学里参与的某些服务项目或者在重要节假日做的事情，如马丁·路德·金节日所做的慈善，并不能体现个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至于他人领导的活动，与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需要澄清，我并非建议学生们应该上街示威游行或者效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改善世界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但是每个人或每一代人都需要寻找符合自己的道路。
我所建议的第一件事是，大学应该教会年轻人学会思考。批评家雷纳尔·崔林（Lionel Trilling）引用了他同事一篇文章的标题——《做一位聪明人是道德和责任》。这里强调的并非是要求每个人拥有高智商，并非强调天资，而是需要学生学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以诚信和伦理的方法实现。我们不需要顶级的学生，只需要拥有质疑能力的学生。“质疑”的原意是“去审察”，因此质疑者就是会审视的人。倘若一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首席的位子，但没有质疑的能力或习惯，他虽然头顶领导头衔，也不过就是一位平凡的附庸机会主义者。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讨论乔治·艾略特对生活的反抗，讨论她坚信爱情的意义远超婚姻的法律意义，也许你会不以为然，因为她对爱情的信念几乎已经是社会共识。但是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个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因为乔治·艾略特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人存在。
人类科技的进步，像爱迪生或者乔布斯，带动了技术的革新，是技术领域的英雄；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的进步，在《米德尔马契》一书中，我们找到了相应的英雄，“之所以你我能够享受生活的稳定，有一半的功劳归结于那些不为人知、踏踏实实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生活的先辈”。我们现在之所以比之前更自由，更快乐（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如同乔治·艾略特一样，依赖个人的巨大想象力和勇气，承担了种种风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可能是通过公开的集体式运动（比如民权运动），需要的是超时代的想象力，构思出与现状不同甚至有冲突的未来；这也需要勇气，愿意用行动说话。这也可能是通过个人行为，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社会的血液中并改变了它的性质。
哲学家爱默生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动个人革命，把自己从现世的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独立、革命、强权和自由构筑了美国国家历史，爱默生建议个人的生活应该效仿这些品质。美国的革命对知识界影响深远，推翻了原有的思维模式，建立起全新的世界观。美国的国父是一群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博学者。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托马斯·潘恩、杰弗逊和麦迪逊等先驱几乎以生命、财富、荣誉为代价，用真相挑战权力。在美国国家的基因中，独立、客观、分歧和异议是核心元素。
我们的国家不完美，但一直在走向完美的路上，一直在朝着构建完美的美国的目标而前进。由此可见，大学教育的意义的确远超个人教育。如果你就是大学本意要培养的那种领导者，那么至少你就应该具备质疑的能力，并且首先应该质疑你自己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忙于完善个人简历，不如先开始完善我们的思想。独善其身，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