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受聘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担任教授，并在这座优美的城市定居下来。欧洲大学学院由欧洲共同体创建，旨在培养社科领域的欧洲精英在博士学业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造诣。每个欧盟成员国均划拨了一定的学院招生名额，因此学院拥有国籍各异的学生，且各国比例相等——这不仅对学校来说是妙事一桩，也恰巧构成了一个极其适于研究的群体。多数学生至少会讲三门欧洲语言，且在不止一个欧盟国家居住过。欧洲大学学院公开表示，其宗旨就是成为欧盟的意识形态中心。
2001年年底，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费舍尔召集了欧洲大学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全体教师——约30名教授，为我们下达了一项奇怪的任务，即为“欧洲合众国”起草宪法。随后，欧盟拨给我一大笔研究经费，我连同几名同事，选择将部分经费用于研究欧洲背景下的信任与信用。我们决定利用一种根据“恩惠市场”进行的博弈做一项实验。
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欧洲大学学院新生（初来乍到，故尚无时间与其他人相熟）是本次实验的受试者。实验分组进行，每组5名学生，每组的成员均未直接见面，所有交流都通过电脑屏幕进行。
实验开始后，每名参与者的简介首先在各组成员间传阅。对于我们（实验人员）来说，最重要的信息莫过于参与者的国籍，但我们也将年龄、学术兴趣等次要信息罗列在了传阅的简介材料中。之后，每名参与者分得50欧元，并得知自己可从这笔钱中分出任意数额给组内任何成员。与信任博弈相同，任意数额的钱在参与者中间初次转手，则乘以3。初次赠予的接受方可选择返还一部分钱给分钱给他们的人，数额自定。这一点仍与信任博弈相同。
这一过程在每组内重复进行6轮，由此导致的效果就是一个动态的恩惠市场得以形成。其中的个人选择施惠于人，期望对方在本轮或其后某一轮投桃报李。
我们的目的是对比人们对欧洲南北两个地区的人所寄予的信任度。为研究起见，我们将欧洲北部界定为丹麦、瑞典、芬兰、英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而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多数法国人都居住在法国南方）划分为欧洲南部国家。并非巧合的是，欧洲南北部的地理分界线恰好也是拉丁文化与盎格鲁–日耳曼文化的分界线。
该实验受试者均为青年知识分子，履历中都有丰富的国际和跨文化交流经验。鉴于这样的背景，有人或许以为国籍对博弈中表现出来的信任度毫无影响。但事实证明，这一假设并不正确，相比于北欧人，南欧人显然遭到了歧视。这种针对组员身份的歧视既表现在其他参与者对分钱给谁的选择上，也表现在他们分钱多少的决定上。南欧人被选中的次数相对较少，即便选中，拿到的份额也低于北欧人。
这种博弈的动态性质让我们得以观察歧视倾向逐轮显现的过程。我们本以为随着博弈的进行，歧视表现会逐渐减少，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事实恰好相反。仔细分析数据后，我们发现了歧视加深的秘密：在第一轮，对南欧人的猜疑已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程度很轻，微不足道。受到猜疑的对象继而在第二轮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猜疑，予以回击。一方的猜疑自然会引起对方的猜疑，而在前者看来，这又印证了对南欧人的歧视是有道理的，导致下一轮针对南欧人的歧视进一步升级，进而加深双方的猜疑，并由此导致歧视与猜疑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我们眼看着最初一点点缺乏根据的轻微歧视迹象逐渐演变得不可收拾。
博弈开始时的轻度猜疑是一种自圆其说的预言，至博弈结束已经演变成不折不扣的歧视。我们认为，既然连欧洲大学学院这样的精英学府所招收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此行为，这一现象在全欧洲应该非常普遍。
这篇论文的发表遇到了重重阻力，因为有审稿人认为文章有挑衅责难的意味，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公平。行为经济学领域最重要刊物的编辑是来自德国家庭的西班牙人，值得钦佩的是，他认识到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并同意刊登。
对于实验中愈演愈烈的猜疑行为，南欧人和北欧人均负有一定责任。很多人际沟通失败的案例均可归咎于这种自圆其说的猜疑。老板对属下能力表示缺乏信心，因此限制了这名属下的成功概率。如果这名属下确以失败告终，老板会认为当初的看法得到了印证。反之，属下若是从一开始就认为任何工作进展都会立即被老板驳回，这样反而会导致自己不受信任与尊重。在恋情中，怕受伤害、怕被辜负的心态本身就是恋情夭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