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中枪”综合征
肯尼斯·阿罗是现代经济学领域普遍公认的鼻祖之一。曾有10年的时间，我和他共同主持了耶路撒冷经济学暑期班，该暑期班每年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前沿研究学者和博士生。因此，我有幸借机同他多次深入长谈，话题多为决策的哲学。在一次交谈中，他讲述了他从统计学家和运筹学者梅里尔·M.弗勒德的演讲中听来的一则故事。
在美国与日本打持久战期间，弗勒德研究组的任务是为打破僵局提供解决方案。美军在战略上非常重视太平洋塞班岛的攻克，塞班岛距东京有2000英里，当时为日军占领。该岛对美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这里可以建成加油基地，供袭击日本本土目标的轰炸机在中途进行补给。直接攻占该岛的方法是，先由精锐的空军中队按计划对该岛驻扎在壕沟内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再由海军入侵部队登陆完成占领。
作战规划师估算空中轰炸需要大量军火才能达成目标，而投掷大量的炸药又需要每名飞行员执行多次轰炸任务，从离岛很远的飞机场多次往返。飞行员每次执行突击任务都要冒极大风险，暴露在高射炮手和日本歼击机的射程内。此外，一架飞机装的炸弹越多，每次突击的效率就越高。但多装炸弹也会增加飞行员的风险，炸弹自身的重量加上往返目的地所需的燃料重量会制约飞机在敌军火力中的操控性。
与弗勒德小组合作的陆军航空队幕僚计算出了单架飞机所承受重量与飞行员所处风险之间的准确关系，弗勒德小组的任务是用数学公式计算出对敌军投掷所需炮火并将预计飞行员牺牲人数降到最低的最优方法。主要的难题在于是执行多次低风险突击还是少量高风险突击。
经过数日的集思广益，小组得出结论，确实有一种最优解，既能将预计飞行员牺牲总人数降到最低，又能完成作战任务的目标。研究该问题的所有研究员一致同意这一建议方案，内容如下：参与该任务的所有飞行员进行一次抽签，其中1/4会被选中。每名中签的飞行员则须执行唯一一次轰炸任务，其飞机要尽量多装炸弹。由于每架飞机的炸弹负荷达到了上限，整个任务只需1/4的飞行员即可完成，另3/4在这次轰炸任务中则不负担任何职责。然而，为使载有大量炸弹的飞机能够顺利起飞，执行本次任务的每架飞机所装载的燃料量仅够单程飞往轰炸目标。
换言之，按照这一建议方案，1/4的中签飞行员将有去无回，因为飞越敌区却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基地，这本身就是自杀性任务。相反，另外3/4的飞行员则毫无牺牲之虞，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飞行任务。
实际上，计算结果表明，这一方案对飞行中队造成的总风险最低。通过抽签选出必死无疑的人，意味着每名飞行员有75%的生还概率。而在研究员所研究的其他任何建议方案中，每名飞行员的预计个人生还率均远低于此。
然而，飞行员却一致坚决地反对这一方案，他们宁愿将炸弹在他们中间进行平均分配，执行多次飞行突击任务，面对敌军火力一试身手，而不愿交由抽签来决定谁生谁死。所幸，海军陆战队攻占了距东京仅600公里的硫磺岛，燃料与炸弹之间的取舍丧失了重要性，所有讨论才宣告终止。
我向学生讲述这则故事时，他们的反应多是声称研究小组的建议方案因不公平而有违道德。但他们错了，这一方案确实以非常公平的方式完成了在预期情况下最大限度挽救生命的规定目标，因为每名飞行员在抽签中被选中执行自杀性任务的概率均相等。实际上，飞行员所青睐的方案反而有失公允，因为这一方案并未让每名飞行员享有同等的生还概率：技术较差的飞行员或在轰炸前一晚不幸失眠的飞行员所承担的风险要高于其他飞行员。
对于飞行员拒绝接受研究者方案的做法，我所倾向的一种解释与心理学和经济学文献经常研究的一个现象——自负——有关。多数人时常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出众能力，这便是著名的“我不会中枪”综合征。我们每次听说别人失败，都常会见到这种现象。如果你没有发现自己有这种表现，请和一组朋友或同事进行以下这个简单的实验。
选择一种组内成员水平参差不齐的技能，如驾驶或烹饪。问他们如何评价自己的能力：你认为组内多数人该项技能的水平是优于你，还是逊于你？如有可能，对不止一项技能提出该问题。
集齐答案后，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乃至所有回答者都声称自己的能力在组内处于上游（意即所有人都相信自己要优于组内多数人）。在此情况下，肯定有部分组员表现出了自负倾向，因为理论上不可能出现组内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上游的情况。
故事中的飞行员显然也有自负表现。每名飞行员都认为自己的个人飞行技术远优于中队内的其他人，面对敌军的生还概率要大于75%。尽管根据专家计算，飞行员的操控会因所装载的炸弹净重而严重受限，因而每次突击的成败几乎完全听天由命，并不取决于技术水平，但每名飞行员仍然凭直觉认为“我不会中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宁愿选择命运由自己掌控的错觉，也不愿将命运交由完全不受其左右的抽签结果决定。
假如采取飞行员所青睐的方式执行轰炸任务，派所有人出动抗敌，我相信他们对自身技能的高估程度和专家的先见之明都会表露无遗。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所幸的是，找到美国轰炸机进攻日本途中进行燃料补给的替代方案后，这项任务在列入日程仅几个小时前遭到了取消。
2000年，加州大学的研究员特里·奥登和布拉德·巴伯对自负及其影响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者研究了股市投资者在为期数年间的行为，重点是类似抛售A股股票并用收益以等价买进B股股票的行为。投资者唯有在预计B股涨势要大于A股的情况下，进行此类交易才算理性。实际上，奥登和巴伯的数据表明，此类交易平均每次带来3%的损失。换言之，投资者买进卖出，手中的投资组合不仅不会获得平均利润，实际上还会产生损失。算上交易费等管理费用，累计损失还要更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自负导致交易量较高，由此形成的股票组合盈利表现却较差（因此，“交易有损财富”[1]）。因此，许多投资顾问推荐投资与指数挂钩的基金[2]，而非单只股票，同时不聘用容易对自己预测股市价格未来走势的能力产生自负情绪的投资经理。
几年前，五名职业投资经理参加了一份以色列报纸举办的投资竞赛，每名投资者均获得一大笔虚拟货币，可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里用于交易。除五名人类投资者之外，还有第六名选手参赛，即该报所谓的“猴子”。猴子实际上是一项计算机程序，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随机选择投资股票，而其随机形成的股票组合随后在整个比赛期间保持固定不变。
半年过后，将所有选手的股票组合收益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猴子位居第二，其收益高于四名人类职业投资经理。对于自视为股市专家、以选择投资组合为职业而赚取高薪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令人难堪的结果。猴子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由于其有所不为——没有频繁买进卖出股票。
自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在叵测的情境中做决定时，我们需要预估每种可能后果的概率。例如，对股票升值或贬值概率的预估会影响我们是否买入股票的决定。我们对明天下雨概率的预估会影响我们是否带伞的决定，而发生大地震的风险会影响是否购买地震险的决定。
我们一生中会得到很多提示，可以此修正对某些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测。通过将过往情况考虑在内，修正后的概率会增强或减弱我们相信这些事件会发生的坚定程度。例如，假设隔壁房间有两个小坛子，各装有100枚钱币。第一个坛子里混装有50枚金币和50枚铜币，而另一个坛子装有75枚金币和25枚铜币。假如另一个房间的人通过掷硬币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坛子给你，并问你拿到较好坛子（有75枚金币的坛子）的概率是多少，你多半会给出50%这一正确答案。
然而，假设你可以对随机拿到的坛子进行取样，拿一枚硬币出来，查看一下，再放回去。如果你拿出来的是金币，你还会坚持预测你有50%的概率拿到了较好的坛子吗？当然不会。你得到了表明这是较好坛子的提示（但仅仅是提示，而非证据），你会相应地修改你的看法。
贝叶斯公式（以18世纪的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命名）是用以在得到新信息后重新计算此类概率的精确数学公式。在此例中，贝叶斯公式得出，随机抽取一枚硬币且经查看为金币后，你得到较好坛子的概率则上升至60%。假如你再随机抽取一枚硬币放回，发现也是金币，这会再次修正概率，提高预估值。但每次抽出铜币则是不良提示，会降低你得到较好坛子的估算概率。只要坛子中的硬币混合均匀，进行充分取样，估算概率会接近100%或0。两种情况下，你均会十分接近于确定面前是哪个坛子。
至此，读者或许会问这一切和自信有何关系。关系如下：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某项技能是优于还是逊于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自身能力的认识类似于我们对抽取硬币的坛子是哪个所形成的认识。我们确实能得到有关自身能力的日常提示，这些提示与上例中的硬币抽样相似。例如，我们每次做饭，都能看到有关烹饪水平高低的提示。如果今早给配偶准备的炒鸡蛋炒煳了，我们便得到了负面提示（类似于从坛子里抽到了一枚铜币），并且应相应地降低自认烹饪水平优于常人的概率估算值。如果我们自己下厨做了许多道菜请客，客人一滴不剩地吃光了盘子里的菜，我们便得到了正面提示（类似于抽到一枚金币）。我们拍照、选择优质金融投资项目或广结人缘的能力也是同理——对于生活中的每项技能，我们都会利用所得到的提示评价自身的水平，每个提示都会让我们修正自己优于或逊于常人的概率值。当然，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严格地使用贝叶斯公式，我们使用的是记忆和直觉，每次提示都会留存在脑海中的记忆里，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们的看法。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直觉式的修正非常接近于贝叶斯公式对我们应采取行为所得出的结果。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问自己：那么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要指责我们太过自负？答案是，只有在评估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相当准确地修正看法。而在评估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完全不自觉地篡改公式、偏袒自己。贝叶斯公式要求对正面和负面的提示予以同等重视，但我们的认知和情感系统却背道而驰。再次以烹饪水平的自我评估为例，我们多数人对于烹饪会重成功而轻失败，看重自己做菜最成功的几次，却忘了炒煳的几次。
对此现象，尤里·格尼茨、缪里尔·尼德尔和阿尔多·拉切奇尼通过一项令人信服的实验室实验合著了一篇论文。在实验中，学生须解答相对简单的谜题，同时在两题间歇期间重新评估自己的解题能力。这些学生有系统地重成功而轻失败，因此他们往往高估自己的答题水平。在实验中，除了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评估，学生还要对自己成功解答下一题的概率进行下注。由于自负倾向，其下注结果平均下来是亏钱的。
直到最近，研究者才开始揭示我们高估自己的原因，但有理由假定我们的情感对这一现象的形成起了尤其活跃的作用。我们对成败的反应主要为情感反应，伴之以愉悦感或失望感。而影响情感反应的因素或许就有我们对一生所见提示的记忆力，我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重视生活中的正面事件，而忽视负面记忆。
吸取前车之鉴无疑是保障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假如史前人类在狩猎中不能吸取失败教训，三番五次地到同一块林中空地，却每次都看到跟踪的猎物从眼前溜回到林子里，试想一下情况会如何。尽管如此，为何进化未能让我们拥有有效了解自我价值的能力，让我们免于自负的困扰？
答案是，尽管会造成一定损害，我们的自负倾向却也有其优势，实际上，是几大重要优势。首先，自信的作用类似孔雀的尾屏，可以在多种社交场合中提升我们的“市场价值”，其中包括从进化论角度而言最重要的交际——与繁殖有关的交际。
在资源和领地的竞争中，自负也能为个人带来优势，因为自信的表现可以威吓敌人。正如在均衡状态中，个人的情感状态只有发自内心才能有效地影响他人，装腔作势的自信也不如油然而生的自信有效。你若想让别人相信你能力超群，最好自己也要对此笃信不移。
自负的第三个优势是自负可以促进乐观情绪的形成，甚至有点过度乐观。乐观促进行动，行动有益生存，因此乐观也有益生存。再次假设有两名史前猎人，一个有点乐观，一个有点悲观。乐观的猎人一早醒来便迫不及待地抓起狩猎装备，相信今天他一定能刺中草原上跑得最快的水牛。相反，悲观的猎人早上却在洞穴里往鹿皮毯子下钻了钻，没有起床，同时还嘟嘟囔囔地说他乐观的同伴有多傻：“那位误入歧途的乐天派难道就不明白，他从早到晚挥舞着磨尖了的长矛，翻山越岭，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还是得白忙一场、空手回家吗？”猜猜两名猎人谁捕回一头水牛的概率更高。
1989年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精神病学研究对比了心理健康人群与临床抑郁症患者所做出的概率估计，两个组别的人须分别估算自己遭遇负面事件的概率，如患病、在事故中受伤、失业，等等。此外，他们还须估算自己经历正面事件的概率，如找到伴侣、彩票中奖等。
研究人员将两个组别给出的答案与每种事件的客观概率进行对比后，发现较为悲观的临床抑郁症患者对正负事件概率的估算要比健康人准确。事实证明，抑郁症能让你变得更加现实，尽管如此，却很难因此推断出带有抑郁倾向的现实主义能带来多大的生存优势。恰恰相反，反而是较为健康的人所接受的不实幻象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增加了我们的生存概率——前提是这种美好的幻象没有太脱离现实，而妄自尊大会作茧自缚。
尼德尔和韦斯特隆对自信进行过另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这一次对比的是男女差异。与流行看法相左，男性的自信心并未强于女性，两性均有同等程度的自负倾向。但据发现，男女在得到新提示后对自我评估的修正方式有显著差异。一般而言，男性更善于修正有关自身能力的概率，他们对正面和负面的提示均会给予充分的重视，更容易更改最初的评估。相反，女性的自我评估（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更加固定，成败对其自我评估的影响较小。
这种性别差异很可能有进化论依据，但即便因进化而形成的自我评估差异微不足道，社交活动也往往会将这种差异放大。在婚配市场，每个人都有意传播与自己的性别最密切相关的特征（即女性希望强调自己的女性气质，而男性则要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性吸引对多数人类的作用方式与其他高度发达的动物非常相似——每个个体都会寻找异性特征尽可能多的伴侣。
有一则故事讲的是，某日传奇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波士顿附近的1号公路上开车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沃伦，开车小心点，”他的妻子说，“我刚刚听到广播说1号公路上有个白痴在车流里逆行。”
“亲爱的，”巴菲特回答道，“我倒希望只有一个白痴，我看到几十辆车都在逆行！”
在这则笑话中，巴菲特不仅表现出了唯我独尊般的自负，还展示了自己标新立异、拒不随波逐流的姿态。然而，如下一章所述，我们尽管有着自负倾向，实际行事却往往循规蹈矩。
[1]奥登和巴伯因该项研究而发表的论文名为《交易有损财富——个人投资者的一般股市投资表现》。——译者注
[2]与指数挂钩的基金，即基金的利率与特定的价格指数相关，一般为消费者价格指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