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借着信件、电话继续与比利保持联络。他仍对法院抱有希望，希望法院推翻以前的判决，让他转回雅典医院由郭医师治疗。
1980年4月14日，法官仍拒绝律师申诉的内容──利玛医院不以多重人格的疗程治疗比利──法官依旧裁定比利必须在利玛医院接受治疗。
1979年大部份时间，俄亥俄州议会都在检讨修改因精神异常而不予治罪的条文。依照「新法」得知，在罪犯被转送到较无严格限制的环境前，犯罪所在地的检察官可要求举行公听会。病患要求再审的权利，将从九十天改为一百八十天。同时，公听会将允许社会大众及媒体记者参加。这项新修改的条文，立刻成了众人口中所称的《密里根法》。
曾经参与比利案件的蔡伯纳检察官事后向我表示，他曾在起草新法的俄亥俄检察官协会分科委员会任职，蔡伯纳说道：「我猜想那些委员之所以召开委员会议，主要是为了因应社会大众对比利案件的抗议声浪……」
1980年5月20日俄亥俄州通过了新法。佛杰法官告诉我，这是由于比利案件的缘故，因此快速通过该法。
1980年7月1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玛医院的信件，信封的背面写有『急件』二字。当我拆开时，发现那是一封长达三页用阿拉伯文撰写的信函。依翻译人员的说法，这封信的阿拉伯文非常流利，部份内容如下所译：
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谁或我是什么样的人，甚至不知道四周的人是谁。在我的意识中仍然有些声音，但这些声音已经不具意义了。在我眼前，我可以见到好几个面孔，那些面孔似乎来自黑暗，但因为我的意念已完全分裂，因此这现象令我感到非常恐惧。
实际上，我「脑海中的家人」并不再与我联络，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过去几周，这儿的情况并不很好，我已不负完全责任，我痛恨四周的事物，但无法制止，也无法改变……
信上的署名是「比利．密里根」。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明上一封信是谁写的：
再次抱歉寄给你的是一封非英文的信件，每次事情做错了都令我很难为情，亚瑟明明知道你不懂阿拉伯文，却寄给你一封如此愚笨的信。
亚瑟从未尝试过去认识其他人，因此他一定很混乱，而且忘了所有的事物。亚瑟教赛谬尔学习阿拉伯文，但赛谬尔从未写过信。亚瑟说自夸自挡不是好事。我希望他能与我说话，令人不快的事正在发生，但我不知道发生的原因。
亚瑟也会说斯瓦黑利语，他在利巴嫩监狱时读过不少有关阿拉伯语文的基础书籍。他想研究金字塔和埃及文化，所以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以便知道墙上写的文字代表什么意义。有一天，我问亚瑟他为何对三角状的巨型石堆感兴趣，他说他的兴趣并非在于墓穴中的种种，而是想了解墓穴为何会出现在那儿。他自己甚至还造了一个小金字塔，但被大卫给毁了。
比利U
在医院的这段期间，依照比利的说法，护理人员常有殴打病患的情形发生。但是，除了雷根之外，在所有的人格中，只有凯文曾挺身为病患们说话。由于这种英勇行为，亚瑟已将凯文从《惹人厌的家伙》名单中剔除。
1980年3月28日，凯文写信给我，内容如下：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只知道是完全分裂那段期间里，比利完全沉睡时的时间问题。亚瑟说比利的人生非常短暂，但很不幸的是，他短暂的人生全充满了苦涩。在这儿，他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他无法了解这地方的管理人员所表现出的仇恨与嫉妒。他们会挑逗其他病患与雷根打架，虽然被比利给制止住了……但是下不为例。医生对我们说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但伤害我们最深的，是他们说的没错。
我们──也就是我──是个怪人，是无法适应环境的人，是生物学上的怪胎、失败之作。我们痛恨这里，但这儿却是我们的归属之地，尽管我们在此并不受欢迎。
雷根再也不管事了，他说，如果不说话，就不会对外在或内在的人造成任何伤害。没有人会再责怪我们了，雷根不再听人说话了。
由于不理会真实世界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平相处。
我们知道，没有痛苦的世界就是没有感情的世界……但是，没有感情的世界也正是没有痛苦的世界。
凯文
1980年10月，心理健康局向新闻界发布：州立利玛医院将不再是医院，将改制为监狱。
比利是否应当转出利玛，再度成为各报头条新闻。由于比利被送回雅典或其他限制较松的医院可能性大增，因此佛杰法官同意再召开一次公听会。
公听会的原订时间为1980年10月31日，后来经过协调，公听会延后至选举日后的11月7日举行。这是为了避免政客与新闻媒体利用比利的公听会，变质成为政治事件。
但是，心理健康局的官员却利用延后的时间进行一些动作，他们通知检察官．要求将比利送往新成立的戴顿司法中心，戴顿司法中心四月才成立，四周有两层围墙环绕，还架上带刺铁丝网，安全设施甚至比大部份的监狱都来得严格。公听会被取消了。
1980年11月19日，比利被转送到戴顿司法中心，亚瑟和雷根感受到比利U的绝望， 他们担心他会自杀，因此又让他沉睡了。
除了会客时间之外，他都将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以及素描上面，他并未获准画油画。当初也曾在雅典医院接受治疗，后来痊瘤的玛丽来探望他。为了能每天来探视比利，她搬到戴顿市居住。比利的表现良好，他说他颇期待180天后的公听会，希望佛杰法官会裁定让他回雅典医院。如果郭医师治疗他，他会再次让融合的《老师》回来。他说，由于比利U陷入沉睡状态，因此目前的情况与当初吴可妮博士叫醒他之前一样。
他说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正在恶化，好几次在会客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当部份的人格融合时，他就成了没有名字的人。他还说雷根已经失去了英文能力，他们之间已不再互相沟通。因此，我建议他，凡是在《聚光灯》下出现的人就在留言簿上写下一些东西，好让后面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后来记入的内容愈来愈少了。
1981年4月3日，公听会举行了。在参加的四位精神科医生与两位心理学者当中，只有那位未曾诊疗比利的林德纳医师认为，比利应被安置在设施严厉的地方。
检察官向庭上提出一封信函作为证物。在这封信里面，比利对另外一位打算杀害林德纳的病患说道：「你的方法完全错误……你是否考虑过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愿意承接你的案件？因为他们担心可能说错话而遭到指责。但是，如果你认为林德纳曾经因为伤害你、误了你的治疗，而让你一生都得待在铁窗中的话，那么我就赞成你的做法。」
当比利被传唤到证人席上立完誓，被询及姓名时，他回答：「汤姆。」汤姆解释亚伦写那封信是为了说服那位病人别做傻事，不要因为有人在法庭上作出反对你的证词，你就要干掉对方。虽然林德纳医师今天反对我，但我也绝对不会杀他。」
佛杰法官将裁决延后宣布。各报新闻、社论以及各专栏，无不反对将比利送回雅典医院。
在等待宣判的期间，比利在戴顿司法中心里，大部份的时间都花在有关他的新书封面绘图上，他打算多画几幅让作家挑选。但是，某个早晨他醒来时，发现那几幅画已被「某个小孩」趁他睡着不注意时，用橘色蜡笔乱涂一通。稿件截止日的当天早晨，亚伦拚命工作，幸好及时完成。
1980年4月21日，俄州第四区法院裁定当初判决将比利送往利玛医院的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发现，当初将比利自雅典医院迁往限制严格的利玛医院「并未通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家属，而且也未允许当事人在公听会中出席、未传唤证人……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必须恢复非法移送当事人之前的状态。」
虽然第四区法院发现了误失，但他们认为这项误失并非故意，而且仍然不同意将比利转移至雅典医院。因此，戈爱兰律师和汤普森律师不服，继续向俄亥俄州高等法院上诉。
1981年5月20日，距离180天公听会后的六个半星期，佛杰法官完成了裁决书。裁决书中有两项说明：第一，「法庭从一号证物（州检察官提供的信件）及林德纳医师的证词中，认为威廉．密里根缺乏目前社会一般道德标准的道德控制能力，而且具有犯案意识，对人类生命也不重视。」第二，法官发现郭大卫医师的证词中有这么一段：「他不愿接受法院提出的限制条件。」由于上述原因，「本庭认为雅典医院并不适合。」
在裁决书中，并无只字片语提到其他出庭作证的心理专家及精神科医师的证词──他们作证比利并不具危险性。佛杰法官以「为了被告的治疗与大众安全」为由，命令比利继续在戴顿司法中心接受治疗（该单位毫无治疗多重人格病患的经验）；除此之外，戴顿司法中心还请求法官下令比利必须支付所有的治疗费用。此刻距离被逮之日由佛杰法官接手此案起，已有三年半；距离比利因精神异常获判无罪，则为两年五个月。
比利对于法院作出不利的判决似乎并不觉得痛苦。我有一种感觉，他已厌倦这所有的一切。
比利与我经常以电话联络，我也常到戴顿司法中心去看他。有时他是汤姆、亚伦或凯文；其他时间里，他是个没有名字的人。
有一次我去看他，我问他是谁，他回答：「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只觉得一无所有。」
我要他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
「不睡觉或未出来时，我好象是脸朝下，躺在一块没有边际的玻璃上，我可以透过玻璃看到遥远的彼端，那儿就像星光闪耀的外太空。但也有圆形的光圈，就在我面前，我们之间的一些人躺在光圈四周的棺木里，并未封棺，因为他们还没死。他们在睡觉，似乎在等待什么。同时，也有一些空棺，因为有些人还没来。大卫和一些年轻孩子对生命还抱有希望，年纪大的已经放弃了。」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他。
「大卫为它取了个名字，」他说道：「因为那是他创造的，大卫称它是死亡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