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似非生活之必需，亦非创作之切要。不论写些什么，若借助于文言精省的修辞，万一不得其门而入，画虎不成反类犬，说不定还会招惹讥嘲讪谤。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白话文章作到某些关节之处，赫然精省修辞，有奇突警策之美；就像一个人，忽然剪了一头短发，就当下的视觉效果来说，显得焕发抖擞，矫健昂藏，平添精神。
文言文与白话文不是两种语文，是一种语文里不同语意密度的组织方式。顾名思义，白话文依傍于语体，写出来的东西之中，有些语符占据了空间，却不见得表达了意思；或者说：不是所有的语符都担负等量相当的表意任务。
让我们假想：表意的语言构造有如一个光谱，意象稠密的一端就是诗，意象平浅的一端就是日常言语。以日常语言表达的某一个情境，相当程度提供了语意的凝练，使之不似日常语，就会产生让人激动的力量。譬如说：与心爱之人依依不舍地分别之后、夜行遇雨，将携灯笼，独自步行归去，到了光谱另一端，其表现是这样的：“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这里面有些东西增加了，像是“红楼”的地点细节、“珠箔”的雨花状态，还有诗句本身必须恪守的声调格律；却也有大笔简省的东西，像是相望的人究竟是谁？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似乎隐藏在更广袤幽暗的地方。
相对论之，文言文心摹手追，仿经道史；脱胎于诗书之词，锻魂于典籍之语。大多数不能凑泊欣赏的人，是苦于文章中难以贯通意思的语符太多，也就是说，在语意密度过高的词汇之间，没有联通架构的管道，如人行路，当面错失，那是由于我们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文言文教养（或文言文训练）或恐不像许多人所鄙夷的那样，只是该被抛弃、被遗忘、甚至被消灭的腐朽。往深处看，文言文也可能还是一个透过高密度的语意载体，蕴藏着书写者不常暴露或不多自觉的心事情怀呢——说得激进些，不写文言文，你就错失了一种开发自己情感的能力，多么可惜！
例
一种壮怀能蕴藉，无端絮语织慈悲
除了写现代诗的一群小众之外，我这一辈的人听到“诗”这个字，大约都会流露出古今一律、轩轾不分的畏色，连忙摇头，意思仿佛是说：这个咱来不了！在一般人连白话文都说不明白、写不晓鬯的环境里，现代诗带着点不欲随俗的孤僻，而古典诗则带着更多不能还俗的腐朽。
我常想说服一些语感敏锐的朋友同我一起写写古典诗，总不能如愿。拒绝习诗、写诗的人总觉得把弄文字过于做作——有大白话可以直说，何不直说了明白畅快？这不是今之不作诗的人独有的见解，连古代极同情诗人的人也有这样的态度。
令狐绹向唐宣宗荐举李远出任杭州父母官，宣宗说：“我听说他写过‘长日唯消一局棋’的诗句，这样的人可以担任郡守吗？”令狐绹说：“诗人的话，不能落实了看。”李远后来还是在宣宗首肯之下上任了，但是令狐绹的话必须仔细分辨——难道诗人都是柏拉图所谓“编织美丽谎言”是以该逐出理想国的骗子吗？诗人之言不可落实，那么“修辞立其诚”的话是教训谁的呢？
有人呈送了一部诗集给张南轩过目——南轩即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世为南宋大儒，号为湖湘一脉宗师；他给了“此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的评语，接着还发表了一番闳论：“诗者，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诗，多爱装造言语，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这上面欺，将何往不欺？”
难道诗非得直书胸臆闻见不可吗？若是不能文如其人，即是欺心吗？
身为一代诗人的皮日休纵论起比他早了快两百年的宰相宋璟，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向尊敬宋璟之为宰相，总怀疑他是铁石心肠，不懂得婉转柔媚之语。等读过他的《梅花赋》，才发觉他的心思也有清便富丽之处，一如南朝的徐陵、庾信。”这个观察告诉我们：诗，除了“坐实”来看，还说不定恰恰是作者性格、脾性、情感的对立面，或者也可以这样解释：当我们肯面对自己性格里阒暗的角落，便会发现诗也在那里。
宋代名将韩琦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的豪名传世，但是却写出了这样的一阕《点绛唇》：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
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
司马光作《阮郎归》小词，也有这样让人“惊艳”的句子：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
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
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
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让我们掩住作者的名字，先读这么一首《小重山》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
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作者赫然是岳飞。缪钺的《灵溪词说》里有论岳飞词绝句一首，是这么写的：
将军佳作世争传，三十功名路八千。
一种壮怀能蕴藉，诸君细读《小重山》。
我常常想：古典诗之式微，不特是现代化社会里的语文教育之窳陋不足以支应，更根柢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实在不甘心、不习惯、甚至不敢于面对自己还有另一面幽微曲折的角落。然而，容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设想：一旦最不能浮现在生命表象里的邃密之地得以垦之掘之莳之艺之，即无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