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卡尼曼在很多问题上都表现出一种怀疑精神，其中最令人不解的莫过于他对自己记忆力的怀疑了。他曾脱稿完成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讲座。在学生看来，他好像已经把教科书的内容完全背了下来，而且他还毫不客气地要求学生也依样效仿。但是当被问及过往生活中的经历时，他却说自己的记忆不可靠，并且认为别人也不该太过于信赖记忆。丹尼尔以自我怀疑作为人生信条，这也许只是他人生信条的一个延伸罢了。“他的主要情感特质就是怀疑，”他曾经的一个学生这样说，“这对他极有帮助，因为这种情感特质能推动他向更深的领域迈进。”也或许这只是他为隐匿于人群不被发现而采取的一种另类的防御措施。总而言之，在所有与他发生过关联的人和事面前，他采取了一种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姿态。
他也许对自己的记忆持怀疑态度，但他总归有一些记忆。比如，他记得在1941年年底或是1942年年初，总之是在德军占领巴黎一年左右的时候，他在宵禁结束后被当街逮住。当时的新规要求犹太人必须在衣服的前胸位置佩戴六芒星。这个徽章让他感到耻辱，为了不让其他孩子看到他戴着六芒星走进教室，他每天早晨都会提前半小时赶到学校。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会把衣服里子朝外反过来穿。
有一天，他很晚才回家，在路上迎面遇到一个德国士兵。“他身穿黑色制服，据说这种兵比别的德国兵更可怕，只有专门招募的纳粹党卫军才穿这种制服。”丹尼尔在应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要求所写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我加快了脚步，快走到他跟前时，我发现他热切地看着我。接着，他招手让我过去，然后抱住了我，把我举起来。我生怕他会注意到我衣服内侧的徽章，而他只是一味热情地和我说话，说的是德语。把我放下时，他打开自己的钱包，取出一张男孩的照片让我看，还给了我一些钱。回家的路上，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母亲的话是对的：人之复杂和有趣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他还记得1941年11月他父亲在“大清洗”中被带走后的情形。成千上万名犹太人遭到围捕，被押往集中营。丹尼尔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但是对父亲就只有爱。“我的父亲就像一个发光体，魅力无穷。”丹尼尔的父亲被囚禁在德朗西一个临时搭建的监狱中，位于巴黎城外。在这里，原本供700人居住的公租房被用来同时关押7000多犹太人。“我记得和母亲去看这所监狱时的情形，”丹尼尔回忆道，“我记得那是一栋橘粉色的建筑，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的人，但看不清他们的脸。还能听见女人和小孩的声音。我还记得那个监狱的警卫，他说，‘这里的日子可不好过，他们只能吃些果皮或者蔬菜皮’。”对大多数犹太人而言，德朗西只是他们去往集中营途中的一个中转站：一旦到那儿，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就会被隔离看管，然后被押上开往奥斯威辛的火车。
承蒙尤金·舒勒的关照，丹尼尔的父亲在6周后被放了出来。舒勒是法国化妆品龙头企业欧莱雅公司的创始人及掌管者，而丹尼尔的父亲当时在这家公司做化妆品研发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过了很久，舒勒作为某机构策划者帮助纳粹搜捕并杀害法国犹太人的身份才被曝光，但不知何故，他在当年却对自己的头牌工程师网开一面。舒勒说服德国人相信，丹尼尔的父亲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他被送回了巴黎。父亲回来那一天的情形丹尼尔记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他要回来，于是先去买些东西。回到家按响门铃后，是他来开的门。他穿着自己最讲究的那套西装。他当时的体重只有45公斤，瘦得皮包骨头。他还没有吃东西，在等我们一起吃。这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当舒勒也无法庇佑他们在巴黎的安全后，丹尼尔的父亲带着全家逃亡了。1942年时，法国边境都已被封锁，没有哪条路能一定将他们带往安全地带。因此，丹尼尔、丹尼尔的姐姐露丝，以及他们的双亲以法莲和雷切尔，朝着南方逃去。在那里，维西政权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一路上他们历经险境，九死一生，遇到过各种棘手的状况。丹尼尔记得他们曾躲进谷仓，还记得他父亲在巴黎不知从何种渠道搞到的假身份证上出现了拼写错误，丹尼尔、丹尼尔的姐姐还有他们妈妈的名字被写成了“卡德尔”，而他父亲的姓氏原本是“凯德尔”。为了不被人发现，丹尼尔不得不对着自己的父亲叫“叔叔”。他还得充当母亲的代言人，因为她的母语是意地绪语，说法语的时候带着意地绪口音。这位母亲罕有一言不发的时刻，通常情况下她总是喋喋不休。她把眼下的处境通通归咎于自己的丈夫。他们先前之所以留在巴黎，皆因丈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的错误结论。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没有入侵巴黎，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肯定也不会这样做。她却始终不这么看。“我的确记得，母亲比父亲更早预见到了可怕的命运。她悲观多思，而父亲却乐观阳光。”丹尼尔当时已经察觉到自己和母亲极其相似，却不那么像父亲。丹尼尔对自己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在担惊受怕的心绪中，他们于1942年冬日将至时来到了一个叫作瑞安莱潘的沿海小镇。在这里，承蒙那位纳粹同伙舒勒的帮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里面还有一个供丹尼尔的父亲继续工作的化学实验室。为了融入新环境，丹尼尔的父母将他送去上学，但警告他不要与别人交谈太多，也不要表现出太聪明的样子。“他们担心我犹太人的身份被看穿。”关于那段日子，丹尼尔对自己唯一的记忆就是老气横秋，书呆子气十足。他极少感知到思想与身体之间的联结。在运动方面他表现极其笨拙，一度被同学们叫作“行走的僵尸”。有位体育老师还曾反对给他颁发学业奖，理由是“万事都应有底线”。尽管如此，他却拥有一颗敏锐灵活并且坚毅强健的心。从他开始思考自己长大成人后要成为何种人的那一刻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心目中的自己是这样的：只有脑袋，没有躯体。如今，他在心中又勾勒出了新的自我形象：一只被猎人追逐的兔子，生存是唯一目标。
1942年11月10日，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南部。身穿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男人们拽下公交车，撕掉他们的衣服，检查他们是不是行过割礼的犹太人。“所有被抓的人都死了。”丹尼尔回忆道。他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信仰的缺失使得他在年轻时就放弃了犹太教先圣们传承下来的光辉思想，离开立陶宛来到了巴黎。丹尼尔那时尚不打算放弃对神的信仰。他说：“我和我的父母睡在同一顶蚊帐下，他们睡大床，我睡小床，那时我9岁。我会向上帝祈祷，我的祷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这是段难挨的日子。我不想祈求太多，只想请你能让我再多活一天。”
为了活命，他们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这一回，他们沿着科特达祖尔前往滨海卡涅，来到了由一位曾经的法军上校掌管的地方。丹尼尔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被迫待在住所内，在书籍的陪伴下打发时光。他把《八十天环游地球》一读再读，迷恋上了有关英国的一切，尤其爱上了书中的菲利斯·弗格。那位法军上校留下了满满一书架有关凡尔登战役的记录，而丹尼尔也把这些记录通通读了一遍，多多少少称得上这一领域的专家了。他的父亲仍然在海岸那头带实验室的房子里工作，每到周末搭乘公交车来和家人团聚。星期五晚上，丹尼尔会和母亲一同坐在花园中，一边打量她缝过补丁的袜子，一边等待父亲的到来。“我们住在山上，能看见公交车站。我们永远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平安到来，自那以后我就痛恨等待。”
在维希政府和赏金猎手的协助下，德军搜捕犹太人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丹尼尔的父亲患有糖尿病，可外出就诊给他带来的风险已经超过了疾病本身的风险。他们又一次逃离了。先是躲进了旅馆，最后藏进了位于利摩日城外小村庄里一家乡村酒吧后面的鸡舍。这里没有德国兵，只有一些法兰西民兵，他们的职责是配合德国人围捕犹太人，清除法国内部的抵抗力量。丹尼尔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如何找到这儿的，但他肯定这件事和欧莱雅公司的那个老板脱不开干系，因为公司方面依然会送来成包的食物。他们在房子中间搭了一个分隔带，好让丹尼尔的姐姐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但鸡舍毕竟不是用来住人的。到了冬天，这里冷得要命，门都会被冻住。他姐姐曾想睡到炉子边取暖，结果把睡袍烫出了一个洞。
为了履行基督徒的使命，丹尼尔的妈妈和姐姐每逢星期日都会去教堂。已满10岁的丹尼尔也重返校园，因为待在校园比待在鸡舍更符合常理一些。这所乡村学校学生的水平比瑞安莱潘的那些学生还要差，老师倒是为人和蔼，但也乏善可陈。丹尼尔能记得的唯一一堂课是关于生命起源的。他发现其中有些内容荒谬得离谱，因而断定老师讲错了。“我说，‘这绝对不可能！’我回去问了母亲，她说就是那么回事。”然而，丹尼尔还是不能完全信服。直到一天晚上，他挨着母亲睡觉，半夜醒来要起夜，只能从母亲身上爬过去。她惊醒时恰好发现儿子压在自己身上。“我的妈妈吓坏了，于是我想，‘看来的确是那么回事！’”
即便是在孩童时期，他也喜欢穷究其理去揣摩别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做。他从别人身上获得的直接经验很有限。尽管也上学，可他从不和自己的老师同学来往，也没什么朋友，因为即使是点头之交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在与别人保持距离的生活中也见证了很多有意思的行为。他认定，学校老师还有酒吧老板压根儿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如若不然，这个早熟的10岁男孩怎么会到乡下佬云集的学校里读书？这个衣着讲究的四口之家又怎么会挤在一个鸡舍中度日？但他们没有流露出丝毫洞查实情的迹象。他的老师给他评出优异成绩，还邀请他到家中做客。酒吧老板安德里厄夫人则偶尔会叫他帮点小忙，让他赚点小费（他也无处可用），甚至还想说服他的妈妈和她一起开家妓院。当然，多数人并没有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丹尼尔尤为清晰地记得一个年轻的法国纳粹党徒，是个民兵，他向丹尼尔的姐姐示爱遭到了拒绝。当时姐姐19岁，长得像电影明星。（战争结束后，这个纳粹党徒才知道自己曾因一个犹太人而坠入爱河，这一点让他姐姐颇为解恨。）
1944年4月27日的晚上——这个日子丹尼尔记得很清楚，父亲带他去散步。那时他父亲的嘴上已长出黑斑，49岁的年纪，却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他告诉我可能我得承担起一些责任了，”丹尼尔回忆道，“他对我说，要把自己看成这个家里的男子汉。他教我如何帮妈妈当家做主——他说我是这家里比较理智的那个人。我把自己写的诗集送给了父亲。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关于父亲的死，丹尼尔只记得母亲让他和安德里厄先生及夫人待了一晚。当时村子里还躲着一个犹太人，母亲找到他，是他帮着在丹尼尔回家前把父亲的遗体搬了出去。母亲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埋葬了父亲，但是没有让丹尼尔参加葬礼，也许是她觉得太危险。“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愤怒，”丹尼尔说，“他从没生过病，但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6个星期后，盟军登陆诺曼底。丹尼尔没看到一个士兵，也没见到美国大兵开着坦克驶入村子将糖果大把大把扔给孩子们的情景。一天，他从睡梦中醒来，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欢快气息。法兰西民兵团的人都被押走了，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关进监狱。那些曾经和德国人睡过觉的女人也遭了报应，被剃光了头游街示众。截至12月，德国人已被全部赶出法国，丹尼尔和他的妈妈得以重返巴黎，那儿还有他们战前的房子和财产。丹尼尔有一本笔记，名为“我的思想日志”（“我一定是忍不住要写下来”）。到了巴黎，他在姐姐的课本里读到了一篇帕斯卡（Pascal）的文章，这激起了他的写作热情。当时，德军为了重新占领法国，正在发起最后的反攻。丹尼尔和他的妈妈被恐惧包围，生怕德国人会攻破防线。他于这一时期写了一篇小文章，力图解释为何人类离不开宗教。开篇中他引用了帕斯卡的一句话：“信仰上帝会使我们内心澄澈”，然后评价此话“再正确不过”。顺着这一思路，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宗教和躯体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借由它们获得相同的感受。自此，他不再认为上帝是可以祷告的对象。后来，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依然记得儿时的这番故弄玄虚，他有一丝得意，也有一些难为情。他觉得自己少年老成的写作风格“与我的内心感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唯以无用之躯拖着一颗头颅，永远也不会与别的孩子融为一体”。
在巴黎，在他们战前居住的那个旧公寓里，丹尼尔和妈妈只找到两把坏掉的绿色靠椅。但他们还是住了下来。5年来，丹尼尔头一次无须掩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去上学。在此期间，他和两个高大帅气的俄罗斯贵族男孩结下了难忘的友情。于他而言，那是一段愉快且难以忘却的记忆，这也许是因为曾经的岁月太过孤独。多年后，为了验证自己的这段记忆，他还千方百计联系上了这对出身贵族的俄罗斯兄弟。两人一个当了建筑师，另一个做了医生。兄弟俩在给丹尼尔的回信中说他们记得丹尼尔，还附上了大家的合影。可是丹尼尔并没在这张照片中找到自己，他们一定是把他当成了别的什么人。看来这份寂寥的友谊只是源自他的想象，并没有真实存在过。
丹尼尔一家在1946年离开了并不接纳他们的欧洲。丹尼尔父亲的家人之前留在立陶宛，他们已经和自己的6000余名犹太同胞一道在大屠杀中丧了命。仅剩下丹尼尔的叔叔，他是一个老师，恰好在德国兵卷土入侵时外出未归而幸存了下来。他和丹尼尔妈妈的家人一样，也住在巴勒斯坦。于是，丹尼尔一家搬去了那里。他们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有人还专门录制了短片（胶片已不知所终）。但是，丹尼尔在日后回忆此事时唯一提起的是他叔叔递过来的一杯热牛奶。“我依然记得那杯牛奶的色泽，它是那么白，”他说，“那是我5年来喝到的第一杯牛奶。”丹尼尔和妈妈、姐姐搬进了外祖父在巴勒斯坦的家。在那儿生活一年后，13岁的丹尼尔对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做了一个了断。“我仍然记得我当时在哪儿——就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我认为我可以假想真的有那么一个上帝，但这个上帝并不会知道我是不是手淫。我得出的结论是，上帝不存在。我的宗教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被问及童年岁月时，丹尼尔所记得的，或者说他选择记住的，就是这么多了。从7岁开始，他就被告知不能相信任何人，而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能活下来，靠的就是把自己隔绝在人群之外，不让别人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他注定会成为世界顶尖的心理学家，成为开拓人类错误行为研究领域令人称奇的权威。在诸多研究成果之外，他还将探究在人类决策过程中记忆扮演何种角色。比如，法军对于德军“一战”时期军事策略的记忆是如何导致他们误判对方在“二战”中的军事策略的；一个人对于德国人在“一战”中行为的记忆又是如何导致他误判对方在“二战”中的意图的。再比如，一个以抓捕犹太人为己任的希特勒党卫军对远在德国的一个小男孩的记忆，是如何妨碍他识别那个在巴黎街头遇见并抱在怀里的小男孩的犹太人身份的。
然而，丹尼尔从自己的记忆中却没有找到那么多相关性。他始终认为，过往的经历与他的世界观之间几乎没有关联，或者说，与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几乎没有关联。在被再三催问时，他会这样讲：“人们总认为童年对人的一生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我不确定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即便是对那些被他视作朋友的人，他都没有提过大屠杀的事。千真万确，直到他获得诺贝尔奖，新闻记者开始轮番叨扰，他才逐渐把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悉数道来。他的老朋友们都是从报纸上知道了他的过去。
卡尼曼和母亲返回耶路撒冷时，恰逢另一场战争爆发。1947年秋，巴勒斯坦问题被英国交由联合国审议。后者于11月29日通过决议，正式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两个国家。新成立的犹太国的面积大约和康涅狄格州相仿，阿拉伯国较之略小些。耶路撒冷连同圣地未被划归给任何一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可以被视为耶路撒冷“公民”；事实上，有些耶路撒冷公民是阿拉伯血统，有些则是犹太血统，两个派别继续在不遗余力地相互残杀。丹尼尔一家搬进的那栋公寓楼靠近两派私自划定的分界线，曾经有一颗子弹射进了丹尼尔的卧室。他所在的童子军的头目也死于非命。
尽管如此，丹尼尔并没有觉得生活有多么危险。“这和过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在战斗，因此心里会好受一些。我讨厌自己作为犹太人生活在欧洲的那种感觉，我讨厌像个猎物一样成天东躲西藏，我不想做逃命的兔子。”1948年1月的一个夜晚，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因为他头一次看见了犹太兵：38个年轻的战士在他所住公寓的地下室里集会。阿拉伯士兵已经封锁了这个小国家南部地区的几处犹太人定居点，这38名士兵当时正要从他家楼下出发，去营救那几处定居点的居民。途中，三个士兵半路返回——一人扭伤了脚，另两人送他回来。因此，队伍里只剩下35人，史称“35人组”。他们原本计划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行进，未料在次日天亮时还没有赶到目的地。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阿拉伯牧羊人，最终决定把他放了——至少丹尼尔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不料，牧羊人跑去给阿拉伯士兵通风报信，对方伏击了“35人组”，杀死了所有犹太士兵，还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对于引发这场灾难的那个决定，丹尼尔百思不得其解。“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杀死吗？”他说，“因为他们狠不下心朝一个牧羊人开枪。”
数月后，一队医护人员打着红十字会的横幅，驱车从犹太城沿小路前往斯高帕斯山，那里是希伯来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所在地。斯高帕斯山紧靠阿拉伯边境线，是深陷于阿拉伯汪洋中的一座隶属于犹太人的孤岛。进山的唯一通道是一条2.4千米长的小路，由英国政府管控，可确保往来人员安全通过。多数时候，这段路上波澜不惊，但是在这一天，先是一个炸弹爆炸，把打头的那辆福特卡车逼停了下来。紧接着，阿拉伯人的机关枪向卡车后面的大巴车和救护车疯狂地扫射。车队中有几辆小车及时地掉头飞快驶离，而满载乘客的大巴车却被困住了。扫射终于停止，车上的78人无一幸免。死难者的身体被子弹打成了筛子，最后只得全被埋进同一个大坟坑。他们中有一位名叫恩佐·伯纳文图拉的学者，9年前从意大利来到这里，原打算帮助希伯来大学成立一个心理学系。而如今，他的愿望随同他的尸体一起被带进了坟墓。
无论何时，丹尼尔都拒绝承认自己担心过生死。“我们曾经击败过5个阿拉伯国家——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并无忧惧。我不记得自己有过末日将临的感觉。一些人被敌人杀死了，仅此而已。但是，‘二战’的结束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如释重负。”他的妈妈显然不像他这般乐观。她带着14岁的儿子，逃离耶路撒冷去了特拉维夫。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告独立，英国军队于次日撤离。随后，来自约旦、叙利亚、埃及等国的军队，连同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部分武装力量，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耶路撒冷被困数月，特拉维夫的生活也脱离了正轨。在如今洲际酒店旁边的海滩上，曾有一个清真寺的光塔，那里被阿拉伯人改作狙击手的埋伏点——狙击手会在犹太小孩上下学的路上向他们射击，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干过。“子弹满天飞。”西蒙·沙米尔回忆说。那场战争爆发时，他住在特拉维夫，只有14岁。长大成人后，他成了外交官，是唯一一个出使过埃及和约旦两个国家的以色列大使。
沙米尔是丹尼尔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班里的其他孩子总是感觉与丹尼尔难以亲近，”沙米尔说，“他不喜欢扎堆，会有所选择地与人交往。对他来说，哪怕身边只有一个朋友也没关系。”丹尼尔在此前一年抵达以色列时，不会说希伯来语，但是待他来到特拉维夫上学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了。而且，他的英语成绩也要比班上其他孩子好。“每个人都认为他绝顶聪明，”沙米尔说，“我曾经和他打趣说‘你将来会出名的’，但这种话总让他感到很不自在。我不是个占卜师，但当时确实有种感觉，他会前程似锦的。”
丹尼尔与众不同，这一点所有人都能看出来。并非因为他要刻意如此，而是本性使然。“他是班里唯一一个认真纠正英语发音的人，”沙米尔说，“而我们其他人会觉得这很可笑。他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局外人，这种状态与他的难民身份无关，是性格所致。”丹尼尔不太像一个只有14岁的男孩，反而像是一个以孩子的身体做伪装的老学究。“他总是沉迷在一些问题中，”沙米尔说，“我记得有一天，他把一篇自己写的文章拿给我看，这让我很纳闷儿，因为文章通常是学校强加于学生的负担，只有在需要完成任务时我们才会去写文章。丹尼尔就一个与课程内容毫不相关的主题发表了长篇大论，仅仅是因为那个题材吸引了他，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文章中，他对比了一个英国绅士和赫拉克勒斯时代一个希腊贵族的性格。”沙米尔发现，当别的孩子仍在从身边的大人那里获得知识的时候，丹尼尔已经开始从书中、从他自己的思想中寻找答案了。沙米尔说：“我认为他在寻找一种理想，一种典范。”
以色列独立战争持续了10个月。在战前，这个犹太人国家的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康涅狄格州的大小，到战争结束时，它的面积已经超过了新泽西州。以色列国民中有百分之一的人死于战争（相当于新泽西州的9万人），而阿拉伯人死亡人数过万，还有75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丹尼尔的妈妈在战后带他返回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丹尼尔结识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密友，埃瑞克·金斯伯格，一个英国男孩。
特拉维夫的生活就够窘迫的，但耶路撒冷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没人拥有照相机、电话甚至门铃这一类东西。假如你想见朋友，只能步行去找他，然后敲门或是吹口哨召唤他。丹尼尔那时就是走路去埃瑞克的家，吹口哨叫他下楼后，两人再一起去基督教青年会，要么游游泳，要么打打乒乓球。两人在一起时，往往是不发一语。丹尼尔很享受这种状态：埃瑞克让他想起了斐利亚·福格。“丹尼尔很特别，”埃瑞克说，“他能感觉到与别人之间的隔膜，但这种隔膜也是他刻意维系的——刻意到一种境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独立战争结束后不到几年的工夫，以色列犹太人的数量就翻了一番，从过去的60万猛增到了120万。全世界不曾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为了让初来乍到的犹太人融入当地的生活，采取过力度如此之大的鼓励措施。但是，丹尼尔在精神上始终无法融入其中。他喜欢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而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外来移民。但是，他本人却一点儿也不像以色列人。和多数以色列孩子一样，他也加入了童子军，但之后又退出了，因为他和埃瑞克发现那儿不是他们该待的地方。虽然他曾经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希伯来语，但是在家里，他和母亲只说法语，而且往往是带着怒气说。“那是个缺少幸福感的家庭，”埃瑞克说：“他的妈妈怨气很重。而他的姐姐一待时机成熟，就飞快逃离了那个家。”丹尼尔没有接受自动生效的以色列人的身份，只是接受了一方安身之所。
很难说以色列国籍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原本就是个让人捉摸不定的人：他似乎并不希望在任何一个地方安身立命。他极少依附于什么东西，即便有，也是疏离而短暂的依附。露丝·金斯博格当年还是埃瑞克的女友，她说：“丹尼尔很早就决定要远离责任。我的感觉是，他的内心总是在为自己的无根可依寻找开脱。他是一个不需要根的人，总认为生活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构成的——事情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凡尘俗世里最大限度地去利用这些偶发事件。”
在一个迫切渴望土地、渴望人民的国度里，丹尼尔对待土地和人群的那种疏离态度使他显得格外另类。“我1948年来到以色列，很希望自己能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耶舒·克洛德尼回忆道。他目前是希伯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与丹尼尔同岁，家中亲戚也在当年的大屠杀中全部丧生。“我想和他们一样穿凉鞋，穿挽起裤管的短裤，记住每一座该死的山谷或大山的名字。我最想做的，就是改掉我的俄国口音。对于自己的过去，我有种难以与人言说的羞愧感。我开始崇拜自己同胞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丹尼尔却不这样，他瞧不上这个地方。”
丹尼尔与《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有一些相似，他们都是难民，都与周围的世界保持着距离，也都有些神气十足的架势，会拿犀利的眼光去审视当地人。15岁时，丹尼尔做过一份职业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他今后会成为一位心理学家。这全在他的意料之中。[1] 他始终觉得自己将来会成为某个领域的教授，最让他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莫过于人。丹尼尔说：“我对心理学感兴趣其实是为了走进哲学，为了看懂这个世界，我试着去研究为何人们，尤其是我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关心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也不关心在冲突中谁是谁非，我只想了解愤怒的情绪是如何出现的。这正是心理学家要解决的问题！”
大部分以色列人高中一毕业，就得应征入伍去服兵役。丹尼尔在学业上表现出的非凡天赋使他得以在高中毕业后直接进了大学，去攻读他的心理学学位。他并不清楚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这个国家唯一的一所大学就在阿拉伯人的边界线附近，在大学里成立心理学系的计划也早已在阿拉伯人的伏击中化为泡影。因此，在1951年秋天的一个早上，17岁的丹尼尔·卡尼曼走进了在耶路撒冷一家修道院里开设的数学课堂。这是希伯来大学临时选择的几个教学点之一。即便是在那儿，丹尼尔也显得格格不入。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服完三年兵役后来到这里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亲历过战争。丹尼尔的年龄小，总是穿件夹克衫，还系着领结，这让他成了同学眼中的怪人。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由于老师水平有限，丹尼尔基本上是靠自学掌握了专业领域的海量知识。“我喜欢我的统计学老师，”丹尼尔回忆道，“但是她对统计学一无所知，所以我自己看书摸索着学。”与其说他在大学遇到了一群专家学者，不如说是结识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来自欧洲的难民，碰巧都选择了以色列作为栖身之地。“这些老师总的来说都有一些人格魅力，他们不仅会写教学大纲，还曾出过传记，他们都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哈维沙姆·马格利特回忆道。他马上要离开希伯来大学，前往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数个地方担任哲学教授。
最有特点的莫过于以赛亚·莱布尼兹，他是丹尼尔的偶像。莱布尼兹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经由瑞士来到巴勒斯坦的，手持医学、化学、科学哲学——据传还有其他几个领域——的高学历。但是他的驾照却拿得不易，考了7次都没有通过。莱布尼兹早先的学生玛雅·巴尔希勒尔回忆说：“他走在路上时，裤子总是恨不得能提到脖根儿，弓腰缩肩，还长着一个杰·雷诺（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似的大下巴。他总是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还会很夸张地做手势。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却征服了所有年轻人。”无论讲什么课——好像没有他驾驭不了的领域，他总能轻而易举地把授课变成一场演出。“我选修了他的生物化学课，但在课堂上，他基本上就是在点评现实生活，”另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会花大把的时间来解释为什么本·古里安是个笨蛋。”他说的是以色列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莱布尼兹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一头驴站在与他等距离的两堆稻草面前，因为不知道该选择哪堆稻草，最后被活活饿死了。“莱布尼兹接下来会说，驴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它只会随便走向任意一堆草然后吃下去。只有人才会把这种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接着他又说，当一个国家把本该由人来做的决定交给一头驴去做的时候，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能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看到这一切。他的课总是人满为患。”
关于莱布尼兹，丹尼尔所记得的却是一些很奇怪的事：不是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而是他讲话期间为了说清楚某个问题时用粉笔敲击黑板的那个声音。那声音就像枪声。
即便他年岁尚小，又身处那样一种环境，我们也还是能通过丹尼尔所排斥的一些东西去探寻他思想脉络的走势。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大行其道，但是丹尼尔既不想去分析别人，也不想让别人来分析他。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去过分关注他的童年经历，甚至不去关注他对过去的那份记忆——为什么要去在意别人的事情？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多曾坚持要将心理学纳入科学考量范畴的心理学家已经放弃了这份雄心壮志，不打算再去研究人类思维的内部运作过程了。如果你无法观测到思维的工作过程，又何谈装模作样地去研究它？值得人们予以科学关注的，能够以科学的手段加以研究的，应该是生物的行为方式。
当时的主流学派是行为主义，其领军人物斯金纳早在“二战”期间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当年，他受雇于美国空军，任务是训练鸽子找出炸弹投掷点。斯金纳教他的鸽子学会寻找航空地图上的目标所在地，每找对一次，鸽子就会得到一份食物奖励（当防空炮火在鸽子周围遍地开花时，它们的啄食热情大大降低，因此最终也没被派上战场）。斯金纳的鸽子实验取得了成功，标志着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任何动物的行为都受制于外部奖励或惩罚，而非受思想和情感的驱动。他把老鼠关在一个被他称为“操作性条件箱”的盒子里（后来人们都叫它“斯金纳的盒子”），然后训练它们拉动操作杆，按动按钮。他还训练鸽子跳舞、打乒乓球、在琴键上敲出“带我去看球赛”的曲调。
行为主义学派认为，凡是他们在老鼠或鸽子身上得出的结论，都适用于人类。只不过出于各种原因，他们不大可能在人类身上开展实验。斯金纳在他的一篇名为“如何驯化动物”的文章中写道：“需要提醒那些急于把人类当成实验对象的读者们，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对行为既予以强化，又加以抑制。以这种途径，我们极有可能在人类被试中激起某种情感反应。遗憾的是，行为科学还不能像控制行为那样去成功地控制情感。”行为主义学说的魅力在于，科学变成了一目了然的东西：我们能够观察到刺激物，也能记录下该刺激所带来的反应。这个过程看起来是那么的“客观”，它不再取决于主观感受或者感觉。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观察、可被检测的。有一个斯金纳本人也很喜欢引用的笑话，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了行为主义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的特质：一对恋人做完爱后，其中一人问对方：“你的表现不错，我怎么样？”
所有顶尖的行为主义者祖上都是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这个事实瞒不过20世纪50年代涉足心理学的年轻人。回望历史，无意中发现这一点的人禁不住会纳闷儿，是不是原本有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一个以美国心理学家为代表，另一个则以犹太心理学家为代表。美国人总是穿着白大褂，夹着记事本，忙碌穿梭于实验室中，换着花样地折磨老鼠，却始终不去触碰人类行为这个泥潭。犹太人却走进了这个泥潭——就连那些对弗洛伊德嗤之以鼻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崇尚“客观性”，对真相充满渴望，希望这个真相能禁得住科学标准的检验。
丹尼尔本人也崇尚“客观性”。最吸引他的心理学理论是格式塔心理学。[2] 德国籍犹太人早在20世纪初于柏林提出了这一理论，目的是以科学的方式去探索人类思维的谜团。格式塔心理学家在揭示思维的有趣现象并将其巧妙呈现出来这一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就好似暗夜中射出的一道微光，渐渐点亮了天空。灰色在被紫色包围时看起来像绿色，被蓝色包围时则显得像黄色。如果你对别人喊：“别踩那只香蕉虫！”他一定以为你喊的不是“虫”，而是“皮”。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在外部刺激与由此引起的人的内部感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人的思维会以多种稀奇古怪的形式介入这个过程。给丹尼尔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在论著中让读者所做的一个实验，通过实验，读者能亲身感受到他们各自思维运行时的神秘之处。
当我们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时，会自然而然地把某些星星看成一个整体，而把另一些星星排除在这个整体之外。仙后星星座和北斗星星座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多年来，人们一贯把同一群星星看作一个整体，以至于如今的孩子们能轻而易举地辨别出那些星座。同样，图1中给读者也呈现了两组图形。
图1 （摘自沃尔夫冈·科勒，《格式塔心理学》1947，纽约：利沃莱特，1992，142）
为什么说是两组图形，而不是六块？或是由不同的组合构成的另外两组？或是三组，每组有两个？看到这幅图时，所有人都会想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两组图形，每组分别包括三个小图形。
这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行为主义者有意回避的问题：大脑是如何构建意义的？是如何把它所采集到的碎片化信息转化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图像的？为什么这个图像总好像是由思维强加给外界，而非由外界强加于思维的？人是如何将记忆的碎片拼凑成一个连贯且完整的故事的？为什么人对问题的看法会随着问题所处的不同环境而变化？为什么——让我们尽量用轻松些的语气来说——当那个一心要消灭犹太人的政权在欧洲称王称霸时，一些犹太人会认清现实选择逃离，而另一些则选择留下直至被残杀？凡此种种，还有其他同类型的问题，吸引着丹尼尔走进了心理学。这些问题，即便是最聪明的老鼠也无能为力。如果说有答案，那么答案只可能藏在人的思维中。
丹尼尔后来说过，科学在他眼中就一种对话。果真如此的话，心理学就像一群人参加的一场闹哄哄的晚宴，宾客们高谈阔论，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频繁变换着话题。当格式塔心理学家和行为主义者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一同走进一栋大楼时，会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同一个怪物，这个怪物的名字就是心理学。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打算知道对方要拿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怪物。心理学不像物理学，甚至也不像经济学，它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解释，也没有一套公认的讨论标准。心理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们在提到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时，一般会有“纯属胡扯，一文不值”之类的评价，总认为对方的研究对其他心理学家的行为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有太多形形色色的人想要成为心理学家。促使他们产生这一想法的动机千差万别。有的人想通过心理学寻找自己不幸的根源；有的人坚信自己能洞察人性，但苦于文采不佳写不了小说，只好来研究心理；有的人是因为学不好物理，为了给他们的数学才能找一个用武之地，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心理学；也有的人仅仅是想借助心理学去帮助身陷苦海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领域呈现出了一种“外祖母的阁楼”的特质，即各种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并且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被抛进了心理学。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米尔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题目是“心理学研究：纷杂主体背后是否存在统一性？”他在文章中写道：“假如两个才华出众、硕果累累的心理学专家有机会共进午餐，他们也许只能聊一聊双胞胎中哪一个有可能得第一，或者评一评罗纳德在《红色杀手》里的演技。因为就心理学而言，他们之间能找到的共同话题实在是寥寥无几。人们可以问问，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该对此做些什么，或者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研究精神分裂症传播问题的行为遗传学家有什么必要非得和研究鼓眼鱼视网膜电化学反应过程的专家坐在一起谈天？”
能力倾向测试显示，丹尼尔适合待在人文学科或科学研究这两个领域，但是他一心只想从事科学研究，只想研究人。除此之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一点很快就在以下事情上反映了出来。在希伯来大学上二年级时，他听了一位德国访问学者的讲座。这位学者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指出，脑部受损会导致患者丧失抽象思维的能力。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但是丹尼尔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甚至打算放弃心理学去学医，这样他就能探查一下人的大脑，看看是否有什么新发现了。一位教授最终说服了他，告诉他如果不是真的想当医生，最好别丧失理智地去为医科学位劳神费力。不过，这个小插曲也使他的某种特质初露端倪：以极大的热情拥抱一个想法或梦想，最终却失望地将它们甩在一边。丹尼尔说：“我始终觉得想法多得是，要是你发现这个想法行不通，那就别再死缠烂打，放弃它，去试下一个。”
若是身在一个普通的国度中，丹尼尔·卡尼曼所具有的惊人的实用价值也许会被隐没掉。但以色列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度。从希伯来大学毕业后——最终他还是拿到了一个心理学学位，丹尼尔按规定得去以色列军中服役。像他这样一个性情温和、超然寡欢的人，行事缺乏条理，面对冲突退避三舍，身手也谈不上矫健，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人们对一个士兵的想象。他仅有两次差一点儿就和敌人正面交锋的时刻，两次经历都成了他永生难忘的记忆。第一次是他所在的排命令他和其他几个人进攻一个阿拉伯人的村庄。这个排打算包围村子，伏击阿拉伯武装人员。此前一年，以色列军队残杀了很多阿拉伯妇女和儿童，当时丹尼尔就和他的朋友西蒙·沙米尔讨论过，假如他们接到命令要去杀死阿拉伯平民，他们该怎么办。两人一致决定到时候要抗命不遵。眼下，丹尼尔就差一点儿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无须进入村子，”他说，“其他人接到了命令。我听说，没人让他们杀害平民，但也没人告诉他们如何才能不杀死平民。我也不能去问这个问题，因为任务没有派到我头上。”那一回，他的任务被取消了，他和他的小分队在扣动扳机的前一秒撤了回来。他后来才知晓个中原因，另一个排的士兵中了埋伏，约旦军队一直张网以待。要是当初没有撤离，“我们早就没命了”。
第二次，他奉命在夜间去打埋伏，对付约旦军人。他手下一共三个班，他把前两个班带到了各自的伏击点，安排人留在那儿蹲守。第三个班由他自己指挥，准备埋伏在约旦边境线附近。他的指挥官（一位诗人，名叫海姆·格尔瑞）对他说过，要想找到边境线，就得一直走到立有“边界禁行”牌的地方。可是，在夜色的笼罩下，丹尼尔没有找到那块牌子。第二天太阳升起时，他没看到禁行牌，却看到一个敌方士兵站在山坡上，背对着他——他已经侵入了约旦的领土。（“我差一点儿就引发一场战争。”）在他看来，面前山脚下的那块地方应该是约旦狙击手藏身的绝佳选择，在那儿他们能轻轻松松地干掉以色列士兵。丹尼尔带着他的人打算偷偷地返回自己的领土，就在那时，他发现一个士兵的背包不见了。一想到回去后会因为把背包落在约旦而遭长官的训斥，他就又和自己的人爬回边境线附近，爬到了对方的射杀范围内。“情况十分危险。我知道那样做很愚蠢，但我们找不到包就不打算离开，因为我仿佛已经听到他们的质问：‘你怎么能把包留在那儿？’那种感觉挥之不去：真是个白痴。”包最终被找到了，他们安然返回。刚一回去他就被上司训斥了一顿，不是因为包，“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开枪？’”
他曾经把自己看作生活中疏离的旁观者，但是军队却打破了他给自己设定的这个框框。丹尼尔后来回忆说，做排长的日子，把他在法国形成的那种心理上的脆弱和身体上的孱弱无能清除得一干二净。但是在不愿杀人这件事情上，他本性难移。他其实也并不适应军中的生活，只不过是军队逼着他适应了。他被安排到心理部门服务。1954年时，以色列军队心理部门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心理学家。丹尼尔一到这个部门，就发现负责以色列军中心理学研究的上司是个化学家。于是，20岁的丹尼尔，这个曾把生命中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东躲西藏上的来自欧洲的难民，竟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了以色列国防军里的心理问题专家。“他身材瘦削，相貌普通，但是非常聪明，”和丹尼尔一起在心理部供职的塔米·维兹回忆道，“当年我19岁，他21岁。他有时会调侃我，而我太笨了，总是反应不过来。他不是个一般人，但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们也都需要他，虽然在那时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一点。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以色列当时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把各色人等整编成一支能打仗的队伍。1948年，戴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的大门将对所有愿意移民的犹太人敞开。在其后的5年里，这个国家接收了73万之多来自不同文化、使用不同语言的新移民。加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年轻人中，有许多都有过无法言说的痛苦经历——无论去哪儿，你都会看到胳膊上刺有编号的人们。那些以为自己的孩子早就死于德国人之手的母亲们，也会在以色列城市的街巷中意外遇到幸存下来的骨肉。没人鼓励他们讲出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正如一位以色列心理学家所说的，“在创伤后出现心理问题的人都被看成是弱者”。作为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你的一项基本义务就是得至少假装忘记了那些无法忘记的事。
当时的以色列与其说是个国家，不如说是个要塞堡垒。然而，它的军队却像一盘散沙。士兵训练拖沓，部门间协调不畅。坦克师的师长与他的大部分手下甚至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会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没有爆发过成规模的战争，但是以色列军队的弱点已经在战场之外暴露无遗。当兵的遇到麻烦会拔腿就跑，当官的也总是躲在队伍后面发号施令。步兵部队曾发起过一系列夜间突袭，试图端掉阿拉伯人的前沿哨卡，但都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以色列方面的队伍在黑夜中迷了路，根本就没有找到进攻目标。有一次，一支被派去执行突袭任务的部队整个晚上都在原地转圈儿，指挥队伍的排长还开枪走火伤着了自己。当他们真正和敌人动起手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1953年10月，一支以色列军队突袭了一个约旦人的村子，之前他们可能接到也可能没接到不得射杀平民的命令，但最终结果是，他们杀害了69位约旦人，其中一半是女人和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评估新兵和挑选新兵的任务就落在了心理学家的肩上。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雄心勃勃的心理学家成功地说服美国军方把这项使命交给了他们。假如你需要挑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组建一支战斗力过硬的部队，那么你会发现心理学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你还会发现，你身边唯一可用的心理学家是个只在大学多多少少靠自学完成了两年心理学课程的21岁的年轻人。当丹尼尔被派去完成这样一项工作时，他感到很意外，因为这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此前在他的长官派他去评估军官培训学校的候选人时，他就已经领教了挑选合适的人选去从事适合的工作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申请军官岗位的年轻人需要完成一个特殊的指定任务：所有人从墙的这一侧翻到墙的另一侧，其间身体不得碰到墙，只能借助一根长原木，但原木既不可挨到墙，也不可触到地。“我们留意观察着他们的表现，哪些人想要当指挥，哪些人想要当领头羊但又被无情地拒绝，哪些人能着眼大局善于合作，”丹尼尔写道，“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有的倔强，有的恭顺，有的傲慢，有的耐心，有的急躁，有的坚韧，也有的有始无终，半途而废。我们看到了因个人的观点不被团体采纳而故意使绊的劣行，也看到了危机来临时人们的反应……在那种任务压力下，我们感到每个人的真实人性都被激活了。我们对每个候选人的性格都有了像对蓝天白云一样最直接、最鲜明的印象。”
他没费多大功夫就看出了哪些人能成为好军官，哪些不能。“我们恨不得大声宣布，‘这个人永远成不了气候’‘那家伙太平庸’或者‘他会出类拔萃’。”但是当最终的事实摆在面前时——当看到各个候选人在培训学校的真实表现后，他发现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他的判断一文不值。尽管如此，鉴于他是在部队，是在履行他的职责，所以他只能将这种判断继续下去。而且，鉴于他是丹尼尔，他发现自己依然对所做的判断充满信心。这种状况让他想到了著名的缪勒莱耶错觉。
图2 缪勒莱耶错觉图
当看到眼前这两条长度相等的直线时，我们的眼睛会认定其中一条较另一条更长。即使用尺子去量，证明两条线段的长度完全相同，这种错觉依然存在。人们还是认为第一条看起来要更长些。假如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例中都能看到人的感觉之强大足以颠覆事实，那么在更复杂的情况中人的感觉会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丹尼尔的指挥官认为，每一支以色列国防军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人格特质。有的属于“战斗机飞行员”类型，有的是“装甲师”类型，还有的是“步兵军团”类型。他们希望丹尼尔做出判断，看看哪些新兵最适合进入哪个类型的部队。于是，丹尼尔设计了一套性格测试题，凭借它，所有以色列人都能被准确地筛选进适合自己的那支队伍。首先，他列出了他心目中与从军服役所需素质最相关的一些特质：身体强健，遵守时间，善于社交，有责任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东西不是从别人那里参考来的，”他后来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专业人士会花好几年的工夫做成这件事，得做前测，得试行多个版本，还得增添附加项，我当年并不觉得有这么困难。”
在丹尼尔看来，最难的部分是如何在一次普通的求职面试中精确地评估上述特质。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在1915年时就曾指出，人们在评估他人时会陷入一种微妙的状况。桑代克让美国军队中的官员先给士兵的身体特质（比如体格）打分，然后再给一些比较抽象的特质（比如士兵的智力、领导才能等）打分。结果发现，第一轮打分时产生的感觉影响到了第二轮打分：如果某个军官认为这个士兵身体条件优越，那他会认为对方在其他方面也很突出。而当桑代克调整两轮打分的顺序后，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某个士兵在首轮打分中被认定为优秀，那么在评定其身体条件时，军官们也会给出不切实际的高分。“很显然，整体优点产生的光环影响了对具体特征的评价，反之亦然。”桑代克得出了这个结论。接着他又说，他深信“即使是能力出众的领班、老板、教师或者部门负责人，都做不到在评价别人时将对方看成是由孤立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做不到将每一个部分剥离出整体去单独衡量”。据此，他提出了“光圈效应”。
丹尼尔听说过“光圈效应”，也能看出以色列军方的面试官已经成了“光圈效应”的受害者：他们在每个招募对象身上都会花去20分钟的时间，期望窥其一斑而知其全貌。整体印象已经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丹尼尔不想再中圈套。因此，他希望能够摆脱对判断力的依赖。至于为什么对判断力起了疑心，他也说不清。事后回想起来，他怀疑自己一定是看了那位提出心理学研究应该有个统一标准的保罗·米尔的书，书名叫《临床诊断与统计预测》。书中对精神分析学家的临床诊断和基于数据的统计预测进行了比较，最终证明在判断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病情发展问题上，前者不及后者准确。那本书出版于1954年，正好是丹尼尔开始大展拳脚为以色列军方选拔新兵的前一年。书中的观点激怒了那些深信自己的临床诊断具有极高价值的精神分析学家，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假如被公认的专家都会被其判断力误导，那普通人何以能幸免？“从我的所作所为来看，我敢肯定自己看过米尔的这本书。”丹尼尔说。
丹尼尔所做的，就是教会军队的面试官们——主要是些年轻女性——科学地向每个应征者提问，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光圈效应”。他告诉她们要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以便了解应征者在实际情况中的真实表现，而不是听应征者对自己做出的主观评价。这并不是开门见山式的提问，而是把希望探询的事实巧妙地隐藏在问题之中。面试官在每结束一轮提问之后，都会按照1~5的评分标准打分，对应范围是“从未做过”到“总是做”这一区间。比如，在评估某个应征者的社交能力时，对那些“和别人有密切的社交往来并且和团队所有人都能融洽相处”的人，她们会打5分，而对那些“纯粹‘与世隔绝’的人”，则只打1分。丹尼尔自己也清楚，这套方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没有时间过多地考虑这些。举例来说，他会为什么时候打出3分而纠结不已——给一个在某种场合格外活跃的人，还是给一个在所有场合都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基本原则是，两种人都可以得3分。处理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做判断的那个人不能掺杂私念，不能抱着“我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态度，而应该考虑“他是怎么做的”。丹尼尔最终会用计算公式决定哪些人该去哪个部队服役。“面试官们痛恨这个计算公式。”他回忆说，“他们差点就和我闹掰了。我还记得有个面试官对我说：‘你让我们都变成了机器人。’他们觉得自己能够看穿别人的性格，而我把他们的这个权利剥夺了，这让他们很不舒服。”
于是，丹尼尔带着助手走遍以色列，说服军官们去给他们的士兵做性格测试，这样他就可以把测试结果和士兵的真实表现进行比对了。总结出那些在部队某个部门表现优异的士兵的性格特质后，他继而又想，可以参照这些特质去选拔相似的人员并把他们派往相同的部门。（他对此次出行的记忆非同寻常，因为他的脑海中只留下了一些奇怪的细节，并没有存留整体的画面。他不太记得和作战部军官们的会晤，但是对一个司机说过的话却记忆犹新。丹尼尔之前从未开过车，所以当他驾车行驶在路上时，在以为前方会有颠簸的时候踩了刹车。身边的司机夸了他，说他“时机掌握得刚刚好”。）作战部军官们的反馈信息让丹尼尔明白，此番努力纯属徒劳无功。事实证明，军队中不存在模式化的人物，不同部门间优秀人员的性格特质没有显著差异。在步兵团表现优异的人与在炮兵团或坦克师表现优异的人往往具有相似的人格。
但是，丹尼尔的这套性格测试题确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可以预测应征者在不同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和预测谁能够成为一个好军官或者谁能够胜任精英部队（战斗机飞行员、伞兵）的工作相比，这一项内容对以色列军方的帮助更大。（到最后，它还能预测谁有可能因作奸犯科而被收监。）可能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预测的结果与被试的智商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并无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它们反映出了一些借助简单工具无法测量出来的信息。这就是“卡尼曼量表”的由来。它使得以色列这个国家开始更好地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选拔军事指挥官的问题上，它使得人们降低了对智商等可测量指标的关注，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表中提到的那些特质上。
丹尼尔创立的这套方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色列军方不仅当即采纳了它，还沿用至今，中间只做过微小的调整（例如，在招募女兵进入作战部时，“男性自豪感”就被调整为“自豪感”）。《以色列士兵画像》一书的作者、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担任5年首席心理师的鲁文·盖尔说：“有一次他们想做些大的调整，但测试效果变差了，所以又恢复了原样。”盖尔1983年离开军队，随即前往华盛顿特区，成了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一员。有一天，他接到了五角大楼一位上将的电话。“对方说，‘可否请你过来谈一谈？’”盖尔去了五角大楼，结果被一屋子美军将领盘问了整整一天。盖尔说：“他们换着花样向我提问，但是问来问去就是同一个问题：‘请解释一下，你们以色列人和我们用的是相同的步枪，开的是相同的坦克，驾的是相同的飞机，为什么你们总能在战斗中赢我们？我们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武器，在心理。你们是怎么挑选士兵的？’接下来的5个小时中，他们一直在讨教一件事：我们的征兵过程。”
在做了大学教授之后，丹尼尔告诉自己的学生，“当别人说到某件事时，不要去想它是不是真的，而要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真的”。这也正是他在知识面前表现出的一种本能，是他进行思考时自然而然迈出的第一步：听取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尽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试着从中寻找意义。以色列军方曾经问他的那个问题——哪种人格最适合哪个军事部门——其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丹尼尔向自己提出了另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如何才能不让面试官的直觉干扰他们对应征者的判断？他曾被要求对这个国家年轻人的性格做出预判，可结果是，他从试图预判他人性格的那些人身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抛却本能感觉时，他们对别人的判断更加准确了。他曾接手一个很具体的任务，最终却收获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真理。“丹尼尔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心理学家之间的差别在于，他能够看见现象，然后用一种亦能适用于其他情况的方法去解释这个现象。”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戴尔·格里芬这样说，“听起来有些运气的成分，但他就是能一直这么走运。”
换作别人，这样一段经历也许会使他得意忘形。21岁的丹尼尔·卡尼曼仅凭这一件事，就为以色列军队——一支决定着全社会生死存亡的队伍——做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贡献。很显然，他退役后应该去攻读博士学位，然后成为以色列性格评价和人才选拔领域的顶尖专家。哈佛大学是该领域人才荟萃之地，但是丹尼尔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就做了决定，他认为自己还不够优秀，没资格去哈佛——甚至连申请都免了。他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4年后，在1961年，当他以一个年轻助教的身份返回希伯来大学时，他刚刚涉足沃尔特·米歇尔的性格研究，从中受到了启发。米歇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针对儿童开创了一些非常简单却非常经典的测试，其中反映出很多问题。在一个叫作“棉花糖实验”的测试中，米歇尔安排3岁、4岁、5岁的孩子分别待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放有他们最喜欢的奖品——面包棒或者棉花糖，然后告诉他们，如果能等待一段时间而不碰那些奖品，那么最终会收获双份奖品。结果证明，儿童的等待能力与他的智力、家庭环境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之间存在关联。后来，在对这些孩子的成长轨迹进行跟踪调查之后，米歇尔发现，5岁时就能抵抗诱惑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在学业能力测试中获得高分，会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身材肥胖和上瘾成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在一种新奇的热情驱使下，丹尼尔设计出一系列类似棉花糖测试的实验。他甚至给自己的研究取了一个名字：单选题心理学。例如，他让参加野营的以色列儿童在单人帐篷、双人帐篷和八人帐篷中做选择。丹尼尔相信，孩子们的答案有可能反映他们是否愿意融入团体。但是，测试结果要么说明不了问题，要么不适用于后续测试，所以他最后放弃了。他说：“我希望成为一个科学家，当时我认为，除非我能复制自己，否则我当不成科学家。而我显然复制不了自己。”他又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天赋，于是把性格研究暂时搁置了起来。
[1] 几十年后，当丹尼尔·卡尼曼已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室里听了一堂课。授课教师是一位心理学家，叫埃里诺·罗施。课上，罗施安排一组一年级研究生做练习。她将一顶装满纸条的帽子交给大家轮流传。每张纸条上都写着一种职业的名称：动物管理员、飞行员、木匠、小偷。学生需从这些纸条中挑出一张，然后说一说，是否脑海中浮现出了任何与此职业相关的先兆。例如：怪不得我将来是个动物管理员，敢情是因为我打小就喜欢把猫关在笼子里。这项练习意在证明，当人们在面对某个结果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给这个结果找一个根源。“所有小组成员都在同一时刻打开了纸条，”罗施回忆道，“不出几秒，有些人就笑了起来，接着大家都笑了。没错，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的脑海中确实会产生一种有前因便有后果的联想。唯独丹尼尔是个例外。他说，‘不，我这辈子只可能干两件事，要么是研究心理学，要么是做犹太教的拉比（智者的象征）’。”
[2] 格式塔（Gestalt）是德语词汇，原意为“构型”“构成”，心理学家用它来说明形状会随着它所处的环境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