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阿莫斯于1966年返回以色列时，他已与故土阔别了5年。曾经的老友难免会把眼前的阿莫斯和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人做一番比较。他们注意到了几处变化。从美国回来的阿莫斯对工作的态度似乎变得更认真了，举手投足间也好像多了些专业性。如今他已是希伯来大学的助教，有自己的办公室。而他让这间办公室长期空置着也是众所周知的，里面的办公桌上除了一支自动铅笔，什么都没有。若是阿莫斯来办公，桌上还会多出一块橡皮和一堆排列整齐的他碰巧在做的项目资料。当年他离开家乡去美国时，还未曾穿过西装，所以当他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西装出现在希伯来大学时，人们都惊呆了，不仅仅是因为那个颜色。“简直难以想象，”阿维沙·玛格丽特说，“还没有人这样穿过。领带是资产阶级的象征。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穿西装打领带时，感觉就像是看到他和下流女人在一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莫斯没有变：他还是个夜猫子，还是派对中的活跃人物，他是飞蛾争相追逐的亮光，是朋友圈里最随性、最开朗、最有趣的那一个。他依然故我地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连新近爱上穿西服，也是因为这更能让他显得与众不同，而不是因为能让他看起来像个资本家。他选择西服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西服上口袋的数量，二是西服上口袋的大小。除了喜欢口袋，他对公文包也产生了一种近乎痴迷的情感，买到手的公文包不下几十个。他刚刚从一个他生活了5年、拥有全球最发达的物质文化的国度回来，一心渴望通过物质在周遭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规矩。
和西装一起被带回国的，还有他的妻子。三年前，他在密歇根大学结识了心理学院的同学芭芭拉·甘斯。一年之后，他们开始约会。芭芭拉说：“他对我说他不想一个人回以色列，所以我们就结婚了。”芭芭拉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出生并长大，从未迈出过国门。在她看来，欧洲人对美国人总是那么不拘小节、随性散漫的评价，倒更适用于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手头只有橡皮筋和纸胶带，他们就会用橡皮筋和纸胶带来固定东西。”她说。虽然以色列物质匮乏，但是她觉得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很富有。以色列人——至少是犹太族——好像收入都差不多，而且基本能做到温饱自足。
很少有人拥有奢侈品。她和阿莫斯没有电话，更没有汽车，他们身边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些。商店的门面都不大，而且是专营店，有的卖磨具，有的卖切石机，还有的出售沙拉三明治。假如你想找一个木匠或者油漆匠，你不必费神去打电话预约（即便你家里有电话），因为他们从来不接电话。你只能下午亲自跑一趟市集，看看能不能在那儿碰见他们。“一切都得你自己去解决，所有事都是如此。有一个经典的笑话：屋子着火后，里面的人跑出来，问大街上碰见的一个朋友认不认识消防局的人。”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但是收音机很普及，所以当英国广播公司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时，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儿凝神细听。广播里的声音给人一种紧迫感。“大家都很警觉。”芭芭拉说。空气中的紧张感与美国对越南宣战时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在以色列，人们对危险的感知总是体现出一种当下性和个人性。芭芭拉说：“假如任何一处边境线上的阿拉伯人停止了窝里斗，那么，人们就会觉得对方会在几个小时之内闯入自己的国境并且大开杀戒。”
芭芭拉在希伯来大学获得了讲授心理学的教职。这所大学的学生似乎以给教授找碴儿为己任，他们咄咄逼人，目无尊长，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一位美国访问学者的讲座中，有个学生不屑地打断了对方，发表了自己的一番宏论，让对方很难堪。于是校方命令这个学生去给学者当面道歉。学生对那位学界泰斗说：“我很抱歉伤害了你的感情，但是，你知道吗？你讲得实在是太烂了！”在本科生的一次心理学期末考试中，学生拿到的试卷是一篇已发表的研究论文，要求他们“找碴儿”，挑出其中的漏洞。芭芭拉到任后的第二天，课刚讲了10分钟，坐在教室后排的一个学生就尖叫道：“你讲得不对！”其他人都是一副见惯不怪的样子。希伯来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做了一场题为“什么不属于统计学”的报告，之后一个学生用很大的嗓门喊道：“这可以保证他在‘谁不属于统计学’里获得一席之地！”
但是，以色列对教授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以色列知识分子被认为与这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知识分子至少在表面上也表现得像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在密歇根大学时，芭芭拉和阿莫斯完全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和他们打交道的也都是些学者。到了以色列，他们和形形色色的人交织在一起，有政治家、将军、新闻记者，还有一些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人员。刚回来的头几个月，阿莫斯还跟以色列陆军和空军中的将军谈到过他有关决策制定的最新研究情况，尽管这些理论，客气点说，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实际用途。“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官员们如此关注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芭芭拉在给密歇根的家人写信时这样说。
所以，理所当然地，每个人都要为军队服务，教授也不例外。即使是最纯粹的知识分子也做不到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置身事外。所有人都得听令于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当权者。芭芭拉是在来到以色列半年之后才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的。1967年5月22日，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不准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是以色列海上航运的重要关口，埃及方面的态度摆明了是要挑起战争。芭芭拉说：“有一天，阿莫斯回到家中对我说，‘部队马上就会派人来接我’。”他翻箱倒柜地找到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有他当伞兵时穿的军装，现在还能穿。当晚10点，他就跟着部队的人走了¤。
距离阿莫斯上一次从飞机上纵身跃下已经过去了5年。这一次，他被任命为一个步兵单位的指挥官。举国上下都在备战，同时也在试着对战争的走向进行判断。在耶路撒冷，那些对独立战争记忆犹新的人担心再一次兵临城下，于是将商店里所有的罐头类食品一抢而光。至于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人们莫衷一是：如果只是和埃及打，那么尽管会是一场恶战，但起码不会亡国；如果是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军作战，结果则可能是毁灭性的。以色列政府不动声色地把公园等处作为大型墓地的备用之地。全民都被动员了起来。私家车替代了公交车，因为所有的公交车都被军队征用了。中小学生担负起了送报、送牛奶的任务。那些不能从军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也主动接过了去打仗的犹太人留下的工作。那段日子里，一场来自沙漠的热风似受天意的昭示般一直刮着。那是一种芭芭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喝再多的水也会觉得口渴，再湿漉漉的衣服不出30分钟也会干透。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可是人站在风中丝毫感觉不到热。芭芭拉去了耶路撒冷城外靠近边境的集体农场，在那里帮着挖战壕。志愿者中的负责人是一个40出头的男人，他在独立战争中丢了一条腿，如今安了假肢。他是个诗人，一瘸一拐走路的时候还会琢磨他的诗句。
开战前，阿莫斯回过两次家。洗澡前他取下乌兹冲锋枪扔到了床上，那股漫不经心的劲儿让芭芭拉着实感到意外。没什么大不了的！整个国家都处在狂热之中，但阿莫斯好像不为所动。“他对我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都取决于空中力量，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空军会把他们的飞机打的片甲不留’。”6月5日早晨，埃及军队大举逼近以色列边境，以色列空军于此时发动了突袭。数小时之内，以色列飞行员就歼灭了400架左右的敌机，差不多是埃及空军的全部力量。接着，以色列军队以迅猛之势进入西奈。6月7日，以色列同时在三面和埃及、约旦、叙利亚展开了战斗。芭芭拉躲进耶路撒冷城的一个防空洞，在那里靠缝制沙袋打发时间。
据后来的报道，战争开始前，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后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创始人艾哈迈德·舒凯里曾经有过一番会晤。纳赛尔提出，要把战争中幸存的犹太人全部遣返到他们的母国去；舒凯里却说完全没必要顾虑这一点，因为根本不会有犹太人活着走出这场战争。战斗是在星期一打响的，到了星期六，广播里就宣告战争结束了。以色列打了一场一边倒式的大胜仗，以至于很多犹太人都觉得这不像是一场现代战争，倒更像是一个只在《圣经》故事中才会出现的奇迹。几天的工夫，这个国家突然就把它的疆域扩充了一倍，还取得了对耶路撒冷老城以及所有圣地的控制权。一周前，它的面积还只和新泽西州相仿，如今，它已经超过了得克萨斯州，并且边境线得到了极大的巩固。收音机里不再播放战事报道，取而代之的是用希伯来语演唱的歌颂耶路撒冷的欢快歌曲。在此，以色列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异又显现了出来：这里的战争总能在短时间内结束，而且他们总能赢。
星期四的时候，芭芭拉就从阿莫斯连队里一个士兵那里得到消息，说阿莫斯还活着。到了星期五，阿莫斯开着军用吉普车来到一栋土黄色的楼房，接走了芭芭拉。他们一起驱车，行遍了刚刚被收服的西岸地区。沿途看到的尽是些奇怪而又美妙的景象：耶路撒冷老城里阿拉伯人和犹太店主们温馨的重逢，这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聚首。一排阿拉伯人手挽着手走在原属于犹太人的鲁平大道上，在红绿灯处停下来欢快地拍手。在西岸，他们还看到了堆积成山的已经被烧毁的约旦坦克和吉普车，还有已经回国狂欢的以色列士兵留下来的空的金枪鱼罐头盒。最后，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的西部，那里是约旦国王侯赛因建了一半的行宫，也是阿莫斯和他的几百个士兵驻扎的地方。“那个行宫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芭芭拉当晚给密歇根的家人写信道，“它是阿拉伯风格和密歇根海岸风格中最恶俗的元素的结合体。”
随后而至的，是葬礼。“今天早晨的新闻中公布的数字是，死亡679人，2563人受伤，”芭芭拉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尽管伤亡数字并不大，但鉴于这个国家也不大，所以几乎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会有伤者或死者。”阿莫斯的一个兵在他带领队伍向伯利恒山上的修道院发起冲锋时阵亡。在另一处战场上，他的一个儿时好友被狙击手打死。还有几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要么战死，要么受伤。“我生长于越南战争时期，可是我周围没有人参加过越战，更别说在越战中丧生，”芭芭拉说，“但是在这场仅仅持续了6天的战争中，就有4个我认识的人死去——我来这儿也不过6个月。”
战后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阿莫斯都驻扎在侯赛因国王的行宫里。他被临时任命为耶利哥城的军政长官。希伯来大学被用来关押战犯。但是大学在6月26日就复课了，大家希望那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教授们能够心平气和地继续履行他们先前的职责。阿姆农·拉波波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当初和阿莫斯同期回国，一起进了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当仁不让地成了阿莫斯的密友。阿莫斯带着步兵出发去战场的同时，阿姆农也爬上坦克轰隆隆地驶入约旦。阿姆农所在的坦克部队率先攻破了约旦军队的防线。阿姆农不得不承认，与战争的这一次短暂而始料未及的相遇与告别，使他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的意思是，怎么可能？我是个年轻的助教。他们选中了我，然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我变成了一个刽子手，一个杀人机器。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噩梦伴随了我几个月。阿莫斯和我会讨论一个问题：如何协调教授和杀人犯这两种身份？”
阿姆农与阿莫斯一直都认为，他们能肩并肩地探索人类的决策奥秘，但是，阿莫斯的根在以色列，而阿姆农又一次想要离开了。令他想离开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弥漫不断的硝烟。关键在于，与阿莫斯共事的念头已经不那么强烈。“在研究上，他太喜欢占据主导地位了，”阿姆农说，“我发现自己并不愿意一辈子做他的影子。”1968年，阿姆农搭乘飞机返回美国，做了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授，只留下阿莫斯一人，满腹心思无人诉。
1967年年初，21岁的阿维沙·赫尼克还在戈兰高地的一处集体农场干活。农场里时不时会传来叙利亚方面开火的声音，但是阿维沙并不以为意。他刚刚服完兵役，正打算考大学，尽管高中时期他的成绩很一般。1967年5月，就在他没抱太大把握地试着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又将他召回服役了。阿维沙知道，再次服役意味着要打仗。他加入了一个150人左右的伞兵部队，队伍里的大部分人他之前从没有见过。
10天之后，战斗打响了。阿维沙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一开始，指挥官想让他和其他伞兵一起去西奈，去打埃及人。后来他们又改了主意，命令阿维沙一干人等坐着公交车去耶路撒冷，在刚铺开的第二战线上和约旦人作战。耶路撒冷老城外的战壕里有两个进攻约旦军队的攻击点，阿维沙所在的队伍一弹未发顺利地绕过约旦防线溜了进去。“约旦人甚至都没有发现我们。”阿维沙说。几个小时后，紧随而至的第二支以色列伞兵小分队却被约旦军队的火力消灭得一个不剩——可能好运气全被阿维沙他们带走了。冲过防线后，队伍朝着老城城墙逼近。“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开火了。”阿维沙说。他发现紧挨着自己往前跑的是一个他很喜欢的小伙子，叫摩西——阿维沙和他刚认识几天，但是对方的样子却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子弹击穿了摩西的身体，他倒下了。“不到一分钟的工夫，他就死了。”阿维沙继续往前跑，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像摩西一样丢了性命。“我吓坏了。”阿维沙说，“真的是感到恐惧。”他所在的队伍一路杀进了老城，路上又有十多人中弹身亡。“有人在这儿倒下，又有人在那儿倒下。”阿维沙回忆着那些画面和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摩西的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市长摇着白旗走过来站在哭墙边上的样子。最后一个画面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我震惊了。我只在照片里见过哭墙，而如今我竟然身临其境。”他转身对指挥官说他有多高兴，指挥官的回答是：“好吧，阿维沙，等你明天知道死了多少人后，你肯定就高兴不起来了。”阿维沙找到一部电话打给他妈妈，只说了一句：“我还活着。”
6天的战争对阿维沙而言并不是终结。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他和伞兵部队中其余的幸存者又被派往戈兰高地，去对付那里的叙利亚人。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她问：“你们是伞兵吗？有没有人见过我的摩西？”没人忍心告诉她她的儿子已死的事实。到达戈兰高地之后，他们才被告知此次任务的详情：乘直升机升空，到达目的地后跳伞，然后向战壕里的叙利亚部队发起进攻。听到这个安排，阿维沙相信，自己此次必死无疑。他说：“我的感觉是，如果自己没有死在耶路撒冷，那就一定会死在戈兰高地。一个人不可能次次都走运。”指挥官给他分配的任务是侧滑进入叙利亚人的战壕——也就是说，他得冲在一排伞兵的最前面，直至他被子弹射穿，或者他把对方统统干掉。
接着，就在他们正要出发的那个早晨，以色列政府宣布在当天下午6点30分停火。有那么一阵儿，阿维沙感到生的希望好像又被点燃了。但是，指挥官坚持继续发起进攻。阿维沙觉得对方不可理喻，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刻还要去？“他说，‘阿维沙，你太天真了，你真的以为停火后我们就会放弃戈兰高地吗？’我说，‘好吧，那我就去送死吧’。”伞兵营乘直升机突降在戈兰高地上，阿维沙带头跃入了叙利亚人的战壕。可是叙利亚人早就撤离了，战壕里空无一人。
战争结束后，已经22岁的阿维沙终于决定了自己的求学方向，他要学心理学。假如你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心理学，他会说：“我想去了解人的灵魂。不是思想，是灵魂。”他没能考进希伯来大学，于是去了特拉维夫南部新成立的内盖夫大学。大学位于比尔谢巴。他选修的两门课由一位名叫丹尼尔·卡尼曼的教授主讲。这位教授在希伯来大学供职，因为薪金不高所以来内盖夫大学做兼职。第一门课是统计学入门，原以为很枯燥，但实际上一点儿也不。“他的课很生动，举的事例都来自生活。”阿维沙回忆道，“他不仅教我们统计学，还教我们去思考统计学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当时，丹尼尔正在帮以色列空军培训战斗机飞行员。他注意到，教官们在教学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过程中，总是认为批评比表扬管用。他们对丹尼尔说，只需看看飞行员因为动作标准而被表扬，或者因为动作不到位而被批评之后的表现，就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被表扬的飞行员下一次必定不如上一次出色，而被批评的飞行员下一次却一定会更做得更好。稍加观察后，丹尼尔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不管是因为飞得完美而被表扬的飞行员，还是因为飞得差劲而被批评的飞行员，他们都只是在向自己的平均值回归。就算教官什么都没说，他们的表现也会出现浮动，有时更好，有时更糟。思维产生的错觉致使教官——可能还包括很多人——以为批评比赞美更有利于产生良好的成效。统计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干巴巴的数字，它还蕴含着能让你洞悉人之真相的一些深层启示。丹尼尔后来在文章中写道：“由于我们很容易在别人表现出色时给予表扬，并在别人表现差劲时予以批评，又由于人们的表现总是趋于向平均值回归，因此，当我们赞扬他们时，他们就会退步；而当我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会进步。”
丹尼尔教的另一门课是有关感觉的，即各种感觉是如何被感知、被误导的。“说实话，两次课后，我就发现这家伙聪明绝顶。”阿维沙说。丹尼尔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犹太法典中拉比描述的白昼变黑夜、黑夜变白昼的节选，并且问班上的同学：在白昼变黑夜的时刻，拉比们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如何用心理学去解释拉比看世界的方式？接着他会给大家介绍浦肯雅效应——得名于19世纪早期的捷克心理学家浦肯雅。浦肯雅是首位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他发现，人的双眼在白日里所看到的最明亮的颜色在黄昏时分会显得最黯淡。因此，与其他颜色相比，拉比们在早晨所看到的鲜红色，可能在晚上就显得格外暗淡无光。丹尼尔的脑袋里似乎不仅装着那些悬而未决的谜题，还藏着一些神奇的小窍门，总能以一种能打开你思维闸门的形式把那些谜题抛给你，最终让你看问题的方式发生一些小小的改变。“还有，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带任何讲义！”阿维沙说，“他就那样空着手进来，然后直接开讲。”
对于丹尼尔的即兴授课，阿维沙原本有些怀疑。他猜丹尼尔可能是提前把教案背了下来，然后在课堂上故意表现。可后来当丹尼尔找他帮忙时，这份疑虑被打消了。阿维沙回忆说：“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阿维沙，我在希伯来大学教的那些学生想让我给他们一些书面资料，可我没有。我见你在记笔记，能不能把笔记借给我让他们看看？’看来他真的是即兴发挥！所有东西都记在他的脑子里！”
阿维沙很快就发现，丹尼尔希望自己的学生们也能像他那样把所有东西都塞进脑袋里。在这门感觉课接近尾声的时候，阿维沙被征召去执行预备役任务。他找到丹尼尔，情绪非常低落，说他不得不去某个遥远的边境当一阵子巡逻兵，所以修不完这门课，只能放弃了。“丹尼尔对我说，‘没关系，你就从书里面学’。我问他，‘什么叫从书里面学？’他回答说，‘带上书，把它们背下来’。”阿维沙照丹尼尔的话做了。结果，他结束任务返回时刚好赶上期末考试。在此之前，他已经把书全都背了下来。阅卷结束后，丹尼尔在班上公布成绩，点到阿维沙的名字时，让他举起手。“我举起手来，心想，我干什么了？丹尼尔说，‘你考了满分。不管是谁拿到这样一个成绩，都应该广而告之一下’。”
在跟着这位来自希伯来大学的兼职教授学习完两门课程之后，阿维沙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他要研究心理学；第二，他要去希伯来大学深造。在他看来，希伯来大学必定是一个盛产天才教授的神奇地方，这些天才教授总能燃起学生们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因此，阿维沙在希伯来大学开始了他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第一学年结束时，心理学系的系主任到学生中做调查，他把阿维沙叫到一边，问道：“你觉得老师们如何？”
“还可以。”阿维沙说。
“还可以？”系主任问，“只是还可以？为什么仅仅是还可以？”
“我在比尔谢巴上大学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位老师……”阿维沙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系主任很快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说：“哦，你怎么能把这些老师和丹尼尔·卡尼曼放在一起比？不能这么比，这对他们不公平。有一种老师，就叫卡尼曼式老师。你不可以把普通老师和卡尼曼式老师相提并论。假如是和其他老师做比较，你可以说某某不错，或是某某不行，但就是不要和卡尼曼比。”
进了教室，丹尼尔是一个一往无前的天才；但一出教室，他就变得情绪起伏不定，这是阿维沙没有料到的。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遇到丹尼尔，发现他正处在一种极度低落的状态中，阿维沙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原来，有个学生在评教时给丹尼尔打了差评，这让丹尼尔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他甚至问我，‘我还是原来的我，对吗？’”除了丹尼尔，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那个学生就是个蠢货。“丹尼尔是希伯来大学最优秀的教师，”阿维沙说，‘但是很难让他相信这份考评不重要，而他实际很出色。”丹尼尔总是过多地把别人对他的诋毁放在心上，这也正是造就他复杂性格的一个主要因素。“他非常缺乏安全感，”阿维沙说，“这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在周围人眼中，丹尼尔是一个令他们捉摸不透的人。大家觉得他就像格式塔心理学家做实验时勾勒的人物一样，是个多面体。他从前的一个大学同事说：“他非常情绪化，你不会知道下一秒你将遇到哪个丹尼尔。他感情脆弱，渴望被仰慕、被喜爱，容易不安，容易受外界影响，也很容易觉得被冒犯。”他一天抽两包烟，已婚，妻子为他生下一儿一女，但是在别人眼中，工作是他生活的唯一内容。“他是个典型的以任务为导向的人，你会发现他并不快乐。”祖尔·沙皮拉说，他曾是丹尼尔的学生，后来去纽约大学做了教授。丹尼尔善变的情绪在他与旁人之间构筑了一道屏障，有点像因深重的悲伤而筑起的屏障。“女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他。”和丹尼尔一起在以色列军中的心理部门工作过的亚法·辛格说。丹尼尔的教学助手戴利亚·埃锡安说：“他总是抱着一种怀疑态度。我记得见到他时他正闷闷不乐。他当时在上课，他对我说，‘我敢肯定学生们不喜欢我’。我想：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恰恰相反，学生们其实很爱他。”另一个同事说：“他和伍迪·艾伦一样，缺乏幽默感。”
丹尼尔情绪上的波动不定既是缺点，也是优点，尽管作为优点它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他的情绪化几乎是在不经意间让他拓宽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事后看来，他从来无须考虑自己该成为哪一种心理学家，因为他可以，而且也将会，成为各种类型的心理学家。同时，由于对自己研究人类性格的能力不抱信心，所以丹尼尔着手成立了实验室，研究人的视觉。他在实验室里放了一条长椅，上面有用于固定身体的设备。接受测试的人需要嘴里咬上齿模坐在固定装置中，丹尼尔会用仪器对着被试者的瞳孔闪烁不同的信号。在他看来，了解双眼工作机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分析它们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具有启示作用，还有可能帮助他们解开眼睛背后的谜团。“如何研究记忆？”他问，“不是去研究记忆，而应去研究遗忘。”
在视觉实验室里，丹尼尔想看一看人的眼睛会变些什么戏法。他发现，在面对转瞬即逝的闪光时，双眼所感受的亮度并不仅仅取决于闪光本身的明亮度，还取决于闪光时间的长度。也就是说，受闪光强度和闪光时长的共同影响。一次时长为1毫秒、强度为10X的闪光，与一次时长为10毫秒、强度为X的闪光是难以区分的。但是，当闪光时长超过300毫秒时，无论它持续多久，人们感受到的亮度都是相同的。丹尼尔自己也不知道劳神费力去做这件事意义何在，只不过心理学领域的专业期刊认可这一类东西，他也觉得测试工作本身对他而言是个锻炼。丹尼尔说：“我在做科学研究，而且是刻意为之。我刻意把手头的工作当成填补自己学识空白的一种途径，我需要通过它来让自己成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
丹尼尔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这种科学家素质。视觉实验室崇尚精准，而丹尼尔的精准性只能说和沙漠中的风暴一样没头绪。在他杂乱无章的办公室里，秘书受够了替他找剪刀的苦差，所以干脆用绳子把剪刀拴在了他的办公椅上。同样乱无头绪的还有他的兴趣：一会儿研究去野营的孩子愿意和几个人同睡一顶帐篷，一会儿又把齿模塞进成年人的嘴巴研究他们眼睛的运作机制。就连心理学界的同行们也对此感到迷惑。作为性格测试者的丹尼尔需要在被试特质和被试行为之间寻找出微弱的相关性，比如，选择帐篷时反映出的社交能力倾向，智商对工作能力的影响，等等。这些东西不需要精准，也不需要用生物学知识做基础。可当他对双眼展开研究时，好像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倒更像是在做眼科学研究。
丹尼尔的兴趣还在其他一些领域稳步延展。他想要了解心理学中的“感觉防御”是怎么一回事。普通人将其理解为潜意识感觉。（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万斯·帕卡德推出的《隐匿的说服者》这部著作，美国人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书中描述了广告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抉择的。最群情激昂的时刻出现在新泽西州，在那里，一个市场研究者宣称，正是因为他巧妙地把诸如“饿了吗？吃点爆米花！”“来杯可口可乐”之类的简单信息植入电影中，才引发了人们对爆米花和可乐的追捧，后来他承认那是自己杜撰的。）20世纪40年代末，心理学家就已发现——或者说宣称他们已发现——人能在那些他们不想感知的东西面前进行自我防御。例如，当实验者将一些禁忌词汇从被试眼前一晃而过时，被试总会认为自己看到的是另一些性质不太严重的词汇。同时，人们也总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身边的世界所左右着——有些东西就这样进入了你的思维，而你却毫不知情。
无意识是如何运作的？人是如何做到事先并没有以某种方式认识过某个字眼，却对它烂熟于心的？有没有可能存在多种思维运作方式？是不是一部分大脑在接收信号的同时，另一部分大脑却在拦截信号？丹尼尔说：“我一直对‘如何通过你的经历挖掘真相’这个问题感兴趣，感觉防御是个很有趣的现象，通过适当的实验，它似乎让我们看清了无意识的生命。”丹尼尔自己设计了一些测试，想看一看人们是否如他猜想的那样能够进行下意识的学习。比如，他让他们先看一组扑克牌或者一组数字，然后让他们预测下一张牌和下一个数字。扑克牌和数字中的规律很难找，但假如他们能感觉到这个规律，那么比起碰运气式的猜想，他们猜中下一张牌和下一个数字的概率就会更大，而且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能猜中！他们有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感觉到了其中的规律，不知不觉地掌握了方法。但遗憾的是，丹尼尔的被试什么都没掌握，发现这一点后，他果断地终止了实验。
这也正是丹尼尔的同事和学生所发现的他的另一个特点：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对失败总能欣然接受，就好像结局总在他意料之中。他什么都敢尝试。他认为自己三心二意的程度超出了大部分人。“每当发现自己的想法出现了漏洞时，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找出原因。”他说。他对自己的态度与他的情绪化性格十分吻合。情绪消沉时，他就是个宿命论者，所以当失败真的到来，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或是难过。（事实上他做得没错！）情绪高涨时，他热情十足，好像忘记了失败的可能性，任何新想法都能被他拿来一用。“他的情绪化能把所有人逼疯，”希伯来大学的另一位心理学家马亚·巴希勒尔说，“有些东西今天在他眼中是宝贝，明天就成了垃圾，后天又成了宝贝，大后天又变回了垃圾。”把别人逼得失去理智，这也许反倒让丹尼尔保持了理性。善变的情绪就像润滑油，是丹尼尔灵感工厂必不可少的一个原材料。
若问丹尼尔所探求的各种知识中是否包含着什么共同主题，那么，除了这些知识都能激起他的浓厚兴趣之外，它们再无任何共性。“他分不清哪些事情是浪费时间，哪些不是，”戴利亚·埃锡安说，“但凡有点意思的事，他都乐意尝试。”丹尼尔对精神分析学持怀疑态度（“我总觉得那些都是一派胡言”），但是，当美国心理学家大卫·拉波波特请他去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奥斯汀·里格斯中心进行暑期访学时，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每逢星期五的早晨，奥斯汀·里格斯中心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其中一些人还是这个领域的泰斗——都会聚在一起分析某个他们已关注了一个月之久的病人。开会时，所有专家都得拿出书面分析报告。在给出诊断结论后，他们再把病人带过来面谈。有一个周五，丹尼尔听他们在讨论一个年轻女人的病情。可是，就在准备面谈的头一天晚上，这个女人自杀了。精神分析师——花了一个月时间去研究这个女人精神状况的世界级专家们——完全没料到她有可能自杀。他们的病情分析报告中甚至连存在自杀风险的一丝暗示都没有。“如今他们都说：我们怎么会忽略了这一点？”丹尼尔回忆道，“迹象其实明摆在那儿！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可事前却什么都没发现。”就算丹尼尔对精神分析学曾有过一丝微弱的兴趣，这份兴趣也因此而消失殆尽了。“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丹尼尔说。他所谓的启发，并非是说他对深受精神问题折磨的病人有了更深的了解，而是说他对精神分析师，或者任何一个对结果了然于胸但还是能修正他对某个不确定事件的预测结果的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1965年，丹尼尔前往密歇根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师从杰拉尔德·布鲁姆。当时，布鲁姆正忙于研究情感状态对于人们的思维活动方式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借助了催眠术。他先是让人们详细描述某个可怕的生活经历。接着，他会给对方提供与该段经历相关的某种触发物，比如印有“A100”的一张卡片。然后他会拿着这张卡片去催眠他们。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就能如释重负地放下那段可怕的经历。接下来，他就要看一看对方在某些复杂的思维活动中表现如何了，比如，让他们重复一组数字。
“这种实验很奇怪，我不太喜欢，”丹尼尔说，尽管他的确知道如何去催眠一个人。“我跟进了几次实验过程，对方是我们最好的被试，瘦高个儿，当你把那张用于唤起他最糟糕的情感体验的A100卡片摆在他面前几秒后，他的双眼会鼓起来，脸也会憋得通红。”和以往一样，没过多久丹尼尔就发现自己又在质疑整个实验的效度了。“有一天我问自己，‘能不能试着让他们在这种体验和适度电击之间做一做选择？’”他回忆道。结果证明，在重新感受最糟糕的生命体验和接受适度电击这两个选项中，所有人都选择了前者。没有一个病人喜欢被电击，他们都说，宁愿再体验一次噩梦。“布鲁姆被我的想法吓到了，因为他可是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人，”丹尼尔说，“就在那一刻，我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愚蠢的游戏，那些事根本就不是他们生命中最可怕的体验。有人在撒谎。于是我果断退出了这个研究课题。”
同年，由心理学家埃克哈德·赫斯所写的文章《科学美国人》引起了丹尼尔的注意。（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赫斯在文中介绍了他的一项研究成果：他监测了瞳孔在受到各种刺激时放大或缩小的情况。当你把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的照片放在男性眼前时，他的瞳孔会放大。同样，当你把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的照片摆在女性面前时，她的瞳孔也会放大。相反，假如你让他们看的是一张鲨鱼的照片，他们的瞳孔则会缩小。（令人费解的是，抽象艺术也具有相同的功效。）当你拿给对方一杯好喝的饮料，他的瞳孔会放大；如若是一杯不太可口的饮料（比如柠檬汁或者奎宁水），他的瞳孔就会缩小。若是给对方5种口味差不多的橘子汽水，那么每喝一种，他的瞳孔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速度快得惊人，甚至在人们还没意识到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口味时，瞳孔的变化就泄露了天机。“瞳孔能够极其敏感地做出反应，”赫斯写道，“这说明，在面对一些口味差异小到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橘子汁时，瞳孔能很清楚地反映出人们的偏好。”
眼睛就像一扇窗户，有可能让我们窥见思维的奥妙。在布鲁姆的催眠实验室中，丹尼尔和杰克逊·比提，一个他从布鲁姆那里挖来的心理学家，一起动手开始解决新的研究课题：当人们按要求完成不同强度的思维活动时，瞳孔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例如，记住一串数字，区分不同音阶的声音。他们不仅想知道眼睛会不会欺骗大脑，还想看看大脑会不会愚弄眼睛。或者，就像他们说的，“思维活动的强度是如何阻碍感知的？”结果证明，能够引起瞳孔大小改变的不仅有情感刺激物，还有思维活动的强度。正如他们所言，“思维和感知之间可能是敌对的关系”。
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丹尼尔想在希伯来大学谋一份终身教职。但是，对方在是否给他提供终身教职这个问题上迟迟不表态，把他给惹恼了。“我非常生气，”丹尼尔说，“我把电话打过去，说，‘我不打算回来了’。”就这样，他在1966年的秋天去了哈佛大学。（在伯克利分校度过的三年时光让他确信，他的聪明程度足以让他去名校一展身手。）在哈佛，他听到了一位名叫安妮·特雷斯曼的英国心理学家的讲座。这个年轻学者的一席话又将他吸引到了另一个研究方向上。
20世纪60年代初，特雷斯曼接手了同事布里茨·科林·谢里和唐纳德·布罗德本特的一个研究项目。谢里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是他发现了人们后来所说的“鸡尾酒晚会效应”。所谓鸡尾酒晚会效应，是指人们能够在嘈杂背景中过滤掉杂音并捕捉到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这在当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时候的航空管制塔会把需要导航的飞行员的喊话声通过大喇叭广播出来，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必须过滤掉其他声音，准确地识别相关飞行员的声音。人们认为，空管人员能够忽略那些无关的声音，而把注意力全都放在需要他们关注的声音上。
特雷斯曼和她的另一个英国同事内维尔·莫雷一道，开始研究人们在有针对性地倾听时会表现出什么样的选择倾向。特雷斯曼在记事本中这样写道：“还从未有人把研究触角伸到选择性倾听领域，所以我们多多少少都算是开先河。”研究中，她和莫雷会要求被试戴上耳机，耳机与一个双声道录音机相连，两个声道各自播放不同的两篇散文，被试的左耳和右耳会同时听到不一样的内容。特雷斯曼会要求被试在听的过程中重复其中一篇散文的内容。放音结束后，她会要求对方说出他们从那篇被忽略了的文章里听到了什么。事实证明，被试并没有完全忽略另一篇文章的内容，有些词汇和短语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们的脑海。比方说，假如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不需要被聆听的那篇文章中，他们往往能听到。
这个发现让特雷斯曼和少数几个当时也在研究注意力问题的学者感到很意外。“我原以为注意就等于过滤掉不必要的东西，”特雷斯曼说，“但实际情况是，在注意发生时，还存在某种监控。我想知道的是，监控是如何发生的？某些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进入我们的大脑的？”特雷斯曼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人在分配注意力到必要的对象上时，并不是依赖于一个单纯的开关键，而是凭借一种能够选择性地减少而非彻底阻隔背景杂音的微妙的机制。对于盘旋在航空管制塔附近等待降落的飞机里的乘客而言，乘虚而入的背景杂音可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但它却很有意思。
安妮·特雷斯曼的哈佛之行日程很紧，由于太多人想要一听她的高见，所以讲座被安排在校外的一个公共报告厅进行。听完讲座离开报告厅时，丹尼尔又一次被一股全新的热情所主宰。他主动请缨，代表学校负责特雷斯曼及其随行——她的母亲、丈夫、两个孩子——访问期间的饮食起居。他成了他们哈佛之行的向导。“他极力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特雷斯曼说，“而我也的确被他打动了。”丹尼尔和安妮结束各自的婚姻走到一起，那是几年后的事情了，但是对安妮所研究的东西，丹尼尔可谓一见倾心。
1967年秋，丹尼尔打开了之前因为被怠慢而结下的心结，回到了希伯来大学。对方承诺给他提供终身教职，以及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如今，他有条件用双声道录音机，去测试人们是如何分配注意力、如何将注意力从一件事转移到另一件事上。按照常理，有些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会更突出些，而这种能力有望使他们在某些领域占据优势。抱着这种想法，丹尼尔应剑桥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邀请去了英国，去对职业足球运动员做测试。他以为，在分配注意力这个问题上，英超联赛的球员和英乙联赛的球员之间可能会存在差别。他带着那台笨重的双声道录音机，搭乘火车从剑桥前往阿森纳——英超总部的所在地。测试时，他让球员戴好耳机，以检测他们是否能及时地将注意力从左耳所听的信息转移到右耳所听的信息上。结果，他没有获得任何发现。换句话说，英超联赛的球员与低级别球队的球员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足球天才并不需要在转移注意力这件事儿上具备特殊能力。¤
“于是我就想，也许这个能力对飞行员很重要。”他回忆道。他和飞行教练曾经共事过，知道学员们在练习驾驶战斗机时偶尔会失败，其原因要么是他们不善于将注意力分配到不同任务上，要么是不能及时捕捉到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至关重要的背景信号。返回以色列后，他挑选空军中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参与了他的测试。这一次，他得到了自己期盼的结果：和表现不佳的飞行员相比，优秀的飞行员能够更好地转移注意力；而且，总体来看，飞行员转移注意力的能力要优于以色列公交司机。最后，丹尼尔的一个学生发现，以色列公交司机转移注意力的能力，还能对他们出交通事故的概率起到预测作用。
心理学家，尤其是当了大学教授的心理学家，确切地说并非因为他们的实用性而为人所知。但是在理论联系实际这件事上，丹尼尔却总是有着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丹尼尔不得不努力地从自己身上发掘才能，若非这个身份，也许他不一定能成为今天的样子。他高中时代的好友艾瑞尔·金斯伯格认为，在以色列军中的那段生活让丹尼尔变得务实了——他设计出了新的用人体系，其影响渗透到以色列军队上上下下，这无疑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希伯来大学，丹尼尔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一门针对研究生开设的研讨课。每次上课，他都会拿出一些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要求学生用心理学知识去解决它们。其中有些问题，是丹尼尔在尝试将心理学变成一门对以色列有实际作用的学科的过程中遇到的。当时，恐怖分子开始在以色列城区的垃圾桶里偷偷安放炸弹，其中一次是在1969年3月，炸弹被放在希伯来大学咖啡馆里的垃圾桶内，造成29名学生受伤。事情发生后，丹尼尔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心理学来帮助政府将民众的恐慌降到最低？（在他找到答案之前，政府就已经将所有的垃圾桶清理掉了。）
20世纪60年代的以色列是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国家。外来移民远离了曾经的城市生活，大批迁往基布兹集体农场。农场也在经历着技术巨变。丹尼尔开发了一套课程，专门用于培训农民。“改革既能造就成功者，也能造就失败者，”丹尼尔解释说，“而失败者往往反抗得更激烈。”怎样才能让失败者接受变革？以色列农场通用的做法是强迫那些需要改变的人去服从，或者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但效果并不理想。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曾经有一个很能令人信服的观点，他说，在面对拒绝改变的人们时，重点是要找出令他们拒绝的根源，并且去解决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逼他们就范。丹尼尔给学生举例说，假设有一块木板，木板两侧都用弹簧固定住，该如何才能移动它？你可以给木板一侧加压，或者给另一侧减压。他说：“第一种情况下，整体压力被减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整体压力会增加。”这就说明，减压是有好处的。“这是关键，”丹尼尔说，“改变会因此而容易进行。”
除了培训农场的农民，丹尼尔还替空军飞行教官培训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不过是在地面培训，他只跟着他们飞上天一次，还因为晕机吐在了氧气罩里。）如何让飞行员记住一连串的指令？“我们开始列一个长长的清单，”祖尔·沙皮拉回忆说，“丹尼尔制止了我们的做法，给我们讲了讲‘神奇的七’。”这是由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他的《神奇的数字七，加上二或者减去二：人脑信息加工中的极限能力》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在短时记忆中只能存贮七个左右的记忆项，再想要记住更多就不可能了。米勒还半开玩笑地列举了好几个“七”：七宗罪，七大洋，七天为一周，七原色，七大世界奇迹……许多有名的“七”都能从大脑的这一认知极限中获得解释。
所以，要想让人们记住更多的信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信息小块小块地填充进大脑。沙皮拉回忆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丹尼尔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改变。“他建议要少讲，要多让他们开口唱。”丹尼尔格外推崇“动作歌”，还曾在统计学课堂上让学生们把公式唱出来。丹尼尔的学生、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巴鲁克·菲施霍夫说：“他会逼着你去正视问题，即便这是个复杂的、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通过科学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丹尼尔抛给学生的问题中，有很多都是突发奇想的怪念头。他让大家设计一种不容易被造假的货币，并让大家思考：不同面额的钞票彼此间究竟是应该更相似，就像美元一样，以便拿到的人不得不仔细地去看清楚上面的金额；还是应该在颜色和形状上五花八门，以防别人伪造？他还会让大家设计一个能提高工作效率的工作间。（当然了，要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必须得知道心理学的一个研究成果：某种颜色的墙壁能让工人们更高效地工作。）丹尼尔的有些问题相当复杂古怪，以至于学生们的第一反应是：哦，我们得先去趟图书馆，然后再告诉你答案。祖尔·沙皮拉回忆道：“我们说这话时，丹尼尔会有些不高兴地回应说，‘你们已经学习了三年心理学课程，按理说你们都是专业人士，不要躲在故纸堆里找答案，要用你们的已有知识想出办法来’。”
可如果丹尼尔拿给你一本字迹潦草、不知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中世纪医生的处方，让你解读其中的内容时，你该如何是好？他的一个学生说：“有人说，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当你一无所知时，你知道该去做什么。丹尼尔深信这一点，并且忠实地践行着这个理念。”有一天，丹尼尔拿来一摞游戏盘，就是那种引导一个金属小球走出木质迷宫的游戏盘。他给学生分配的任务是：培训学生，好让他们知道如何教别人玩这种游戏。“没有人想过如何教这个，”一个学生回忆道，“诀窍就在于切割技巧——让双手平稳的技巧，向右侧轻微转动的技巧，等等。分别教授这些技巧，最后再把它们合而为一。”出售游戏盘的商店伙计觉得丹尼尔的这个想法太疯狂了。可在丹尼尔看来，有用的建议，不管它有多平常，都比干脆没有建议要好。他让学生给埃及古物学家出主意，看看能不能帮他们走出破解象形文字时遭遇的困境。“他对我们说，这个学者的进度越来越慢，遇到的障碍也越来越多，”他曾经的学生，目前在以色列军中从事研究工作的丹妮拉·戈登回忆说，“然后他问，‘他该怎么办？’没人作答。丹尼尔说：‘他该去睡一会儿！’”
丹尼尔的学生每回上完课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世上的问题永远也没有尽头。丹尼尔总能在平淡无奇的事情中发现问题，好像他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每一次上课，学生们都会满怀期望而来，想知道他又会带来什么难题。后来的某一天，他带来了阿莫斯·特沃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