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当阿莫斯被电话告知自己已荣获麦克阿瑟天才奖时，他正在以色列访问。这个奖项意味着25万美元的奖金，外加5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和一份高额医疗保障。新闻发布会上，阿莫斯被盛赞为“具有非凡原创力的、为决策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为数不多的大师之一”。新闻稿所引用的阿莫斯的成果是他与丹尼尔合作完成的，但是稿件中对丹尼尔的名字只字未提。
阿莫斯不喜欢奖项。他认为各种奖项会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弊大于利。奖项带来的痛苦远多于喜悦，每个得奖者的背后都站着一长串学识与能力相当的人，也站着一些自认为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的人。麦克阿瑟天才奖就是一例。“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奖喜不自胜。”阿莫斯的朋友马亚·巴–希勒尔说。奖项公布时他和阿莫斯都在耶路撒冷。“他甚至有点恼火。他说，‘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能把奖只颁给我一个人？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会毁了我和丹尼尔的合作吗？’”虽说阿莫斯不喜欢拿奖，但各种奖项还是源源不断地落在他头上。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之前，他就已受邀加入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此后不久，他又收获了古根海姆奖，并且于198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此之前，院士的头衔极少会落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自然，也没有落在丹尼尔身上。随之而至的，还有包括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内的很多高校颁给他的荣誉学位。但是，在阿莫斯看来，麦克阿瑟天才奖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认为这个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最不可挽回的，”巴–希勒尔说，“他是真的感到痛苦，绝不是在我面前演戏。”
和各种奖项同期而来的，还有一些断断续续问世的对阿莫斯大加推崇的书籍和文章，那些作者对丹尼尔的贡献似乎视而不见。当有人说起他们二人的合作成果时，即便提到丹尼尔，也总是把丹尼尔的名字排在第二位：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非常感谢你在文中提到代表性启发式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相关性，”在对一位心理学同行寄来的新稿件做评价时阿莫斯这样回复道，“但是，关于代表性启发式的所有研究都是我和丹尼尔两人共同完成的，因此，我们两人的名字都应出现在你的文章中（如果不便这样做，就请删去我的名字）。”还有一位作者，把以色列空军教官训练飞行员时，对训练成效会产生感知错觉这一发现也归功于阿莫斯。“我对所谓的‘特沃斯基效应’不太认可，”阿莫斯在给作者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项研究是我与合作多年的朋友兼同事丹尼尔·卡尼曼一同完成的，我不能独享二人之功。而且，是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了飞行员训练过程中教官的感知错觉，如果非要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描述这一现象的话，那也应该是‘卡尼曼效应’。”
阿莫斯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他和丹尼尔是这种态度。“人们总认为阿莫斯才华横溢，丹尼尔则小心谨慎，”阿莫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兼同事佩尔西·迪亚科尼斯说，“而阿莫斯会说，‘恰恰相反！’”
阿莫斯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名人阿莫斯。“所有人都知道他，所有人都想结交他。”布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师从阿莫斯。令人抓狂的是，阿莫斯似乎对周围人的关注一点儿也不在意。对于越来越多的电视访谈邀约，他只会笑着谢绝。（“上过电视的你可能就再也没法儿超越自己了。”他说。）尚未开封就被他扔掉的邀请函多得数不清。这一切绝非是因为谦逊。他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他无须刻意表现出对外界评价不在意，因为他的确不是那么在意。在和这个节节进逼的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阿莫斯的唯一条件就是一切要按照他的标准来。
而这个世界也接受了他的条件。美国国会议员会就草案征求他的建议；NBA会就篮球界的统计失误听取他的观点；情报人员会派专机送他前往华盛顿，听他讲如何预测和阻止受保护的政界领导人面临的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会请专人将他接到法国阿尔卑斯山，教他们如何在不确定状况中做决策。阿莫斯好像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不管是在多么陌生的领域，他都能让内行觉得他更善于直击要害，抓住精髓。有一次，伊利诺伊大学接他去参加一个有关隐喻思维的会议，最后，阿莫斯的结论征服了全场：隐喻实则是思维的替代物。他说：“隐喻具有生动形象、易于记忆等特点，且很难用思辨式的分析来解释它。鉴于此，尽管隐喻并不一定准确、有效，甚至有时还会误导我们，但它依然对人类判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隐喻用语义模糊性替代了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它是对现实的遮蔽。”
阿莫斯接连不断因为那些他与丹尼尔共同完成的研究而独得世人的赞誉，这一切丹尼尔尽数看在眼里。经济学家会请阿莫斯出席他们的会议，接踵而至的还有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尽管他对斯坦福大学办公室里的那台个人电脑完全不感兴趣。（“要电脑干什么？”在谢绝苹果公司给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捐赠20台Mac电脑的好意之后，他曾这样说过。）“当同一场会议只邀请他而不邀请你时，虽然你原本就不想去，但心情还是会很糟糕。”丹尼尔对哈佛大学的精神科专家迈尔斯·肖尔坦言相告，“假如他不是那么受欢迎，我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些。”
过去在以色列，人们遇到问题后会来找丹尼尔。到了美国，人们遇到事只会去找阿莫斯，哪怕在这件事上阿莫斯是个外行。“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同一般。”杰克·马厄说。马厄当时在达美航空公司负责7000名飞行员的培训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达美航空公司接连出了一连串令他们颜面扫地的事故。马厄说：“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我们的飞行员在空中迷了路，降落到了别人的机场上。”这些事故几乎都是由达美航空机长的错误决策所致。“我们急需找到一个决策模型，但是这样的模型并不存在。”马厄说。“而此时，我想到了特沃斯基。”马厄与阿莫斯聊了数小时后，提到了他所面临的难题。“他开始用数学语言同我讲起话来，”马厄说，“当他把话题扯到线性回归方程式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也笑了，然后就打住了话头。”接着，阿莫斯用直白的英语解释了他和丹尼尔的合作成果。马厄说：“他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飞行员有时会出现决策失误，他告诉我们，‘不要试图阻止飞行员的思维偏误，也不要试图通过训练去消除他们的判断失误’。”
阿莫斯建议，达美航空应该做的，是改变飞行员的决策环境。飞行员之所以会把本该飞往迈阿密的飞机笨头笨脑地降落在劳德尔堡，是因为这种思维误判原本就是人之常情。人们难以发现自己的思维误区，但对于别人的思维误区有时却能做到旁观者清。遗憾的是，民航飞机的驾驶传统并不鼓励旁人对驾驶员的判断说三道四。“这个时候的机长都是些独断专行的蠢货，他们会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马厄说。阿莫斯认为，要想杜绝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到错误的地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驾驶舱里的其他人进行培训，由他们来监管飞行员的判断。“他改变了我们的培训方式，”马厄说，“我们调整了驾驶舱里的规矩，一旦有飞行员一意孤行地做错误决策，别人就会出面阻止他。自那以后，此类错误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截至20世纪80年代，丹尼尔和阿莫斯当年一起构思出的那些想法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始料未及的领域。这一成功带来了很多结果，也为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发挥用武之地的好机会。“我们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阿莫斯在1983年夏天时曾对迈尔斯·肖尔这样说，“我们撼动了大树，动摇了它的根基。如今，新的根基由我们而立，别人又跑来试图撼动我们。”那些人往往都是些过分认真的知识分子，乍一看到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那感觉就像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迎面走过来对他们说：“你走错路了……”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喜欢这个陌生人了。丹尼尔和阿莫斯关起门后传出的笑声也无济于事，还让其他学者对他们的动机起了疑心。哲学教授阿维沙·玛格里特说：“正是欢乐引发了怀疑，他们两人就像是站在笼外看猴子，对着猴子做鬼脸，整天乐个不停。他们说，‘我们也是猴子’。但是没人信他们。别人觉得他们的欢乐是一种讥讽。这种看法根深蒂固，这让他们也很苦恼。”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丹尼尔被引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教授，名叫马克思·布莱克。当他向这位重量级人物介绍他和阿莫斯的研究时，布莱克打断了他，“我对于蠢人的心理不感兴趣。”说完扬长而去。丹尼尔和阿莫斯从不认为他们研究的是蠢人的心理。他们最早开展的实验是关于人类在统计过程中所存在的直觉缺陷，实验被试全都是统计学领域的专家。凡是能把本科生迷惑住的问题，都会被他们稍加改造增加难度后拿去迷惑教授们。也有少数几个教授不接受他们的结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尔达·沙菲尔说：“给他们看一张视觉幻觉图，一些人会说‘可能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给他们出一道语言错觉题，他们中招了，但还是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再给他们看一道阿莫斯和丹尼尼出的题，他们会说‘看来你是打算让我下不来台了’。”
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推翻了一部分心理学家的学说，这让那些人感到了危机。早在1954年，阿莫斯以前的老师沃德·爱德华兹就曾在期刊上撰文，呼吁心理学家去和经济学家做一番深入交流。但他没料到的是，真的有两个以色列人涉足了这个领域，并且成功地进行了一场跨学科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在读过阿莫斯和丹尼尔有关决策问题的早期文章后，爱德华兹反击了。在他那封算得上言辞激烈的信中，爱德华兹摆出一种智者的宽容姿态，像教训小学生那样批评了他们二人。怎么能拿这些愚蠢的问题去问大学生？怎么可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我认为你们的数据收集方式极不合理，所以不能接受你们的任何一个所谓‘实验发现’。”爱德华兹写道。他认为参加实验的学生都是“粗心大意不专注的，因此不可能像出色的统计学家那样去进行直觉判断”。对于丹尼尔和阿莫斯所揭示的每一种人类思维局限性，爱德华兹都给出了他的注解。比如赌徒谬误。如果一个人在连续5次抛硬币时硬币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么他极有可能认为在第六次硬币会反面朝上落下。他认为这种想法并非因为人们不了解概率，而是因为“同一种情况的不断出现会让人厌倦”。
阿莫斯用一种算得上礼貌的措辞回复了他这位前任老师的信。“读到您对我们文章的细致点评，看到您一如往昔的批判精神，无论您是对还是错，都让我倍感荣幸。”在信的开头他这样写道。紧接着，他指出对方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他接着写道：“尤其是，您对我们实验方法的否定是没有依据的。说到底，您在批判我们的做法的同时并没有说清楚我们错在何处。您也没有拿出足以反驳我们的依据或者提出更为合理的解决办法。相反，您只是对我们的数据收集方式抱有强烈的偏见，认为您自己的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这种立场固然可以理解，却很难让人心服口服。”
爱德华兹大为不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这种不悦隐而未发。心理学家艾里·比德曼说：“没有人想和阿莫斯对着干，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这样的情形我只见过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哲学家站起来发表高论，质疑各种启发式的合理性。阿莫斯当时也在场。待到对方一席话终了，阿莫斯开口了。那场面，打个比方，就像是恐怖组织在斩首人质。”爱德华兹一定是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此类事件，唯恐自己也会因与阿莫斯针锋相对而陷入被“笑着斩首”的狼狈境地，所以暂时沉默了。但是，鉴于阿莫斯坚持认为人类是优秀的直觉型统计学家，因此他必须得说点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他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机会。他发现，大部分人接受不了阿莫斯和丹尼尔的结论。这个研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思维远不及他们以为的那样可靠时，内心的安全感会荡然无存。“不知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观点波及范围有多广，产生的破坏力又有多强，”爱德华兹在1979年9月写信给阿莫斯，“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参加了医学决策学会召集的会议。根据我的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会议论文提到了你们的研究，多数都是附和你们的观点，认为在判断、决策以及其他知识加工过程中应该避免人类直觉的介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也都只从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结论中获得了一点最粗浅的认识，那就是，永远都不要相信自己的思维。这会给医学、专家、知识界的权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爱德华兹把他的一篇反击二人研究结论的批评文稿寄给了阿莫斯，并希望阿莫斯能以礼相待。可阿莫斯毫不客气，言简意赅地回复了爱德华兹：“文章充满讥讽之意，对我方的研究依据做出了不公正的评价，且提出了很多让人难以展开讨论的技术难题。您试图纠正您眼中所谓的歪理邪说，对此我们深表同情。但遗憾的是，您在努力达成这一意愿的过程中，歪曲了我们的研究思想。”爱德华兹在复信中语气大为缓和，那样子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鼓足勇气正待纵身跃下时，却发现自己的裤子没拉拉链。他历数了个人的问题，包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以及“焦虑感过重”，以此来为这篇拙劣之作找托词。接着，他还表示自己真希望不曾写过这篇文章，多少也是做出了退让的姿态。“最令我尴尬的是，在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完成这篇文章之后，我却看到了其中连我自己都不愿直视的百般漏洞。”在给丹尼尔和阿莫斯两个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最后他表示，这篇文章他将重新写过，并由衷地希望不要因此事和二人在公开场合发生争执。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忌惮阿莫斯。牛津大学一位名叫乔纳森·科恩的哲学家在著作和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性言论，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哲学式的论辩。他认为，通过让人们回答问题来洞悉他们的思维，这个做法实在有违常理。鉴于理性这一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从道理上讲，人必定是理性的。大部分人不管做什么，都在遵从“理性”原则。或者，就像丹尼尔在万般不情愿下回应科恩的文章时所引用的那句话，“任何一个错误，若是吸引了足够多的人来为其下评语，那它就根本算不得错误”。科恩不辞辛苦地想要证明，阿莫斯和丹尼尔发现的错误称不上错误，即便是，也是源于人们对数学和科学的无知，只要让大学教授稍加点拨就能修正过来。“我们的专业是概率学和统计学。”斯坦福大学的佩尔西·迪亚科尼斯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弗里德曼在写给《行为科学与脑科学》编辑部的信中这样说道。科恩的一篇针对阿莫斯和丹尼尔的文章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我们见证过学生和同事（还有我们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类错误。有的人甚至会多次在同一个问题上栽跟斗。科恩却错误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对数学和科学的无知’。”虽然统计领域训练有素的专家高度认可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结论，但在当时，总有些统计学的外行坚持认为自己要更高明。
移居北美后，阿莫斯和丹尼尔随即发表了一系列由两人共同执笔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源自他们在以色列期间的研究成果。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合写文章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阿莫斯完成有关损失规避的文章后，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丹尼尔只在其中零星写了一两段话。丹尼尔独立完成了阿莫斯所说的“思维解密”一文，并给它命名为“模拟启发式”，然后连同他们之前发表的文章以及学生和同事撰写的文章，一起集结成册出版，封面上赫然印着的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名。（丹尼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始探索“想象”之规则，只不过他的合作伙伴不再是阿莫斯，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才俊戴尔·米勒。）阿莫斯完成了一篇针对经济学家的题为《前景理论之发展演变》的文章，意欲弥补前景理论中的技术缺陷。尽管大部分工作是由他和他的研究生里奇·冈萨雷斯共同完成，但文章发表后，署名栏里依然是丹尼尔和阿莫斯。“阿莫斯说，以前一直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一篇文章，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增加第三个人的名字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
就这样，尽管驱使着他们与对方渐行渐远的那股力量越来越强大，但二人还是努力维系着一种貌似还在合作的假象。两人的共同敌人在不断增加，但他们却没能做到同仇敌忾。阿莫斯对待敌人的态度让丹尼尔越来越不安。阿莫斯生来就是个斗士，丹尼尔却以生存为最高目标，冲突来临时，他宁愿退避三舍。在他们的研究遭到抨击时，丹尼尔采用了一个新对策：凡是让他愤怒的文章，他一概不加评判。这其实是在为躲避敌意找借口。阿莫斯指责丹尼尔“与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对丹尼尔来说，站在敌人的立场看问题要比站在他本人的立场看问题容易得多。他以某种奇诡的方式在自己心中树了一个敌人，所以并不需要别人来与他为敌。
相反，以阿莫斯的为人，对手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手，他就失去了挑战的目标。他和他的祖国一样，时刻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阿莫斯不像丹尼尔那样，认为大家该同心协力，和睦共处。他会说，‘去他的吧’。”沃尔特·米歇尔说。斯坦福大学聘请阿莫斯时，米歇尔担任心理学系的主任。
20世纪80年代初期，阿莫斯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体会到了这种情绪。批评家们写文章来驳斥他和丹尼尔的研究结论，但这还在其次。在各大会议及各种交流活动中，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专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他们认为阿莫斯和丹尼尔过分夸大了人类的弱点，认为所谓的思维局限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可能仅仅只在大学生身上出现，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在阿莫斯的交谈对象中，多数人都坚信人类是遵照理性原则行事的。让阿莫斯费解的是，这些人明明辩不赢他，却就是不肯认输。“阿莫斯想彻底碾压反对势力，”丹尼尔说，“他的这种愿望比我的强烈得多。他想要让这些人闭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将近1980年年底，也或许是1981年年初，阿莫斯找到丹尼尔，表示想写篇文章来终结这场论辩。他们的对手看来永远也不会认输——知识分子的天性，但是他们二人至少可以转移一下主题，阿莫斯管它叫“曲线救国计划”。
阿莫斯希望能证明，思维中的经验法则会误导人。他与丹尼尔在以色列时曾经偶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现象，当时他们没有做深入探究，如今，这个工作又被他们重新捡起来了。和以往一样，他们很详细地设计了虚拟场景，希望通过研究被试在此类场景中的判断，来揭示人类思维的内部工作机制。阿莫斯最得意的一个虚拟场景是关于琳达的。
琳达是一名单身女性，31岁，个性爽朗，思维敏捷。她主修哲学，就读期间，她对种族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高度关注，还曾参加过反核游行。
琳达是按照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被设计出来的。丹尼尔和阿莫斯的问题是：琳达与以下哪一类人最相似？
1.小学老师。
2.书店店员，平时喜欢练瑜伽。
3.热衷于参加女权运动。
4.从事精神病治疗的社会工作者。
5.妇女选民联盟的成员。
6.银行出纳。
7.保险推销员。
8.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
丹尼尔将上述问题拿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在第一次测试中，他将学生分成两组，每一组需对8个描述中的4个进行判断，给出该判断成立的可能性。第一组拿到的描述中包括“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第二组拿到的则是“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测试的关键就落在这两项描述上，当然，学生们并不知情。结果显示，拿到“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这一组认为，该描述成立的可能性较大，超过了第一组对“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的可能性判断。
这个结果正是丹尼尔和阿莫斯需要的，他们凭此可以断定，人们做出概率判断时所依循的经验法则具有误导性。“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可能性并不比“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的可能性更大。前者只是后者的特例，而后者包括前者。“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与“琳达是个喜欢裸身徒步穿越塞尔维亚森林的银行出纳”一样，都被包含在“琳达是个银行出纳”这一描述中。
当逻辑性被故事情节包裹起来时，就会被人们视而不见。给人们描画一个病重老人的形象，然后问他们：老人活不过一星期？还是活不过一年？多数人会说“活不过一星期”。他们的思维被一个死期将近的情节困住，而这个情节遮蔽了原有的逻辑性。阿莫斯还构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他问人们，在未来一年里，以下哪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1000名美国人死于洪灾；加州发生的地震引发了严重洪灾，导致1000名美国人被淹死？人们选择了后者。
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判断误区的，正是丹尼尔和阿莫斯总结出的“代表性”启发式，或者说是人们所要判断的事物与他们对此事物的思维定式之间的相似性。在关于琳达的测试中，被试学生的思维关注的是有关琳达的描述是否符合他们已知的“女权主义者”形象，所以他们才会认为个别情况比普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
阿莫斯并不满足于就此停手。他打算把关于琳达的8种描述全都发给被试，让他们对每一种描述成立的可能性做一个排序。他想要看看，认为“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那些人是不是也认为该可能性要高过“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的可能性。他想将人们犯的错悉数找出来。“阿莫斯真的是热衷于此，”丹尼尔说，“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你会巴不得人们出错。”
对于这个新计划，对于阿莫斯，丹尼尔始终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从离开以色列，他们就一直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前行。阿莫斯着迷于对逻辑的探究，而丹尼尔却紧抓心理学不放。对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他不像阿莫斯那样感兴趣。自打他将心理学思想引入决策理论之后，他对该理论的兴趣就告一段落了。丹尼尔后来说：“我们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场隐而不发的争论，究竟是研究心理学还是研究决策理论？”丹尼尔希望能将重心转回到心理学上。而且，丹尼尔也并不认为人们真的会像阿莫斯设想的那样继续错下去。同时看到这两个描述时，人们一定会发现“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概率不可能高过“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的概率，因为这不合逻辑。
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丹尼尔把这道“琳达难题”交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12名本科生。“12个人全部中招，”他说，“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我在第一时间用秘书的电话联系上了阿莫斯。”这之后，他们又用更多的不同场景，对几百名被试开展了测试。“我们就是想看看最终的边界在哪儿。”丹尼尔说。为了找到这个边界，他们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把逻辑问题摆在了被试眼前。关于琳达的描述依然不变，只是问题更简单了：“这两个描述哪一个更有可能成立？”
琳达是个银行出纳。
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
依然有85%的被试坚定地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琳达的问题与文氏图可有一比。文氏图中有两个圆圈，其中一个被另一个完全覆盖。可人们就是看不出圆圈之间的关系，这是丹尼尔没有料到的。“每深入一步，我们都会想，这一次该是边界了。”他说。但主宰人们思维的，始终是顽固得让人害怕的一些东西。丹尼尔将满满一礼堂的哥大学生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解释他们犯下的这些思维错误。“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最基本的逻辑准则？”他问。“那又怎样！”一个女学生的声音从后排大声传来，“你只是让我们表达观点！”
他们变着法儿地提出“琳达难题”，以进一步确认接受测试的学生没有把基本假设误读为“琳达是个不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他们向专攻统计学和逻辑学的研究生提出过这一类问题。向医生也提出过，只不过故事情节被改编成了以医学为背景的更复杂的版本，接受测试的人有可能在其中犯下致命的逻辑错误。和本科生一样，绝大多数医生也陷入了逻辑误区。“犯下这样一个低级的推理错误，这让他们始料未及，惊慌失措。”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鉴于合取谬误的原理极其简单，因此出现过此类失误的人们会以为他们是不小心而为之。”
对阿莫斯而言，二人如今打算着手完成的这篇有关“合取谬误”的文章可能就像个终结者，终结那场有关人类思维的论辩：人究竟是在依据概率做理性推理，还是像丹尼尔和阿莫斯所提出的，靠直觉下结论。在文中，他们带领读者近距离地审视了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违背“概率学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这条质性法则的”。他们解释说，人们之所以选择附加细节更多的那条描述——即便它的可能性更低，是因为那条描述具有“代表性”。他们还指出了现实世界中会因此种思维错误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一些领域。比如，任何一项预测，假如赋之以较多细节，使其内部前后一致，那么即便这个预测不可能实现，也会让人觉得它是可信的。律师若想在案件审理中占据上风，只需在描述具体事件或人物时添加一些“代表性细节”，如此一来，即便证据与事实相去甚远，其说服力也会大大增加。
他们又一次将经验法则对思维的影响力展示了一番，这些令人费解的力量被他们称为“启发式”。除了“琳达难题”，他们又根据自己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以色列开展的工作，构想出了另一个难题。
在一本小说中选取4页（约2000个单词），你认为其中会有多少个词以ing形式出现（以ing结尾的7个字母的单词）？将你预估的答案从以下几项中勾选出来：
0 1~2 3~4 5~7 8~10 11~15 16+
接着，他们又对同一批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在同一部分文字中，以字母n为倒数第二个字母的7字单词有多少个？不必说（当然不必说！），字母n为倒数第二个字母的7字单词数量至少应等于以ing结尾的7字单词数，因为前者中包含后者。然而，被试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在一段2000个单词的文本中，大约包含13.4个以ing结尾的7字单词，字母n位于倒数第二位的7字单词却只有4.7个。阿莫斯和丹尼尔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以ing结尾的单词更容易被人们记起，更容易被提取。人们的误判无非是受到了“可得性”思维的影响。
这篇文章无疑是他们抛出的又一个重磅炸弹。[1] “琳达难题”与“合取谬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了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字眼。然而，丹尼尔的心中却深藏着一丝忧虑。新作是两人合作完成的，但是，用他的话说，是“充满痛苦的一番合作”。他再也体会不到与阿莫斯碰撞思想火花的快乐了。整整两页文字都是由阿莫斯独立执笔，其中，他用几经雕琢的语言对“代表性”启发式做出了更精确的定义。可丹尼尔原本想把它界定得模棱两可一些。这篇文章不太像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倒更像是阿莫斯为了打击敌人而精心锻造出的一个新式武器，这种感觉让丹尼尔很是不安。他说：“它太像阿莫斯的风格了，它就是一篇檄文，就是要正告对手，你赢不了我。”
彼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让人担心。丹尼尔用了很长时间才认清自己的价值。他看得出，阿莫斯独立完成的文章不如他们二人的合力之作。他们合写的文章总是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赞誉，麦克阿瑟天才奖的颁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在公众眼中，他们二人的关系就像是一张文氏图，丹尼尔这个小圈始终被包裹在阿莫斯的大圈里。随着阿莫斯这个圈的不断增大，其边界已经和丹尼尔的边界渐行渐远。丹尼尔能感觉到，自己在慢慢地滑出阿莫斯所热爱的那个领域，正向着更大的、阿莫斯一贯瞧不起的新领域靠拢。丹尼尔说：“阿莫斯变了，以前，他总会从我的想法中寻找亮点，寻找合理之处。于我而言，合作的乐趣正在于此。他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可现在他不再这样做了。”
阿莫斯身边凡是见过他与丹尼尔谈天说地的人，都会心生诧异。令他们诧异的并不是他和丹尼尔日渐式微的友情，而是他们之间居然能建立起这样一段友情。佩尔西·迪亚科尼斯说：“丹尼尔不是个容易接近的人，可阿莫斯做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之深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描述。两个人都聪明绝顶，可他们愿意相互交流，真是个奇迹。”然而，离开故土以色列之后，这个奇迹好像难以为继了。
1986年，丹尼尔偕妻子安妮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职——8年前，正是这所大学以丹尼尔年龄偏大为由谢绝过他的求职。“我衷心希望他的到来能缓和我们的关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又能天天见面了，我对前景十分乐观。”阿莫斯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年前，当丹尼尔重返求职市场寻找机会时，他发现自己就像一只飘红的股票，市值增长惊人。19家机构向他发出了邀请，哈佛大学也在其中。如果说之前的丹尼尔因为离开以色列后不甚如意而感到过痛苦，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让人费解了：他抑郁了。“他说他再也不想工作了。”马亚·巴–希勒尔回忆说。丹尼尔来到伯克利之后，他们曾碰巧遇到过。“他的灵感枯竭了，情况越来越糟。”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况下，丹尼尔预感到，他和阿莫斯的关系可能快要走向终点了。“我们之间就像是一场联姻，意义重大的联姻。”丹尼尔在1983年夏曾对迈尔斯·肖尔说，“我们一起共事了15年，若是今后不能再继续，那可真是灾难性的。人们常会问，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而现在，我们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再在一起。”尽管如此，在其后的三年里，丹尼尔还是经历了几番纠结，先是希望维系这段关系，后来又想要结束。去往伯克利分校并没有对改善二人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与阿莫斯的频繁接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在1987年3月的一次会议后丹尼尔致信阿莫斯：“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一想到要把我的任何观点告诉你，我就会焦虑不安。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一个小插曲都会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寝食难安（包括平复情绪所需的时间），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并不是说要断绝交往，只是建议我们能够理性地对待我们之间出现的这种变故。”
阿莫斯寄来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他写道：“我很清楚自己做事的方式不尽完善，有待商榷，但是你也变了，不论是对我的观点，还是对其他人的观点，你似乎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了，你对有些观点过分袒护，导致你现在形成了一种‘要么爱它要么抛弃它’的态度，却忘记了要让它‘正确合理’。在我们共事的过程中，你最令我钦佩的一点就是你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你仅凭一个所有人（除了我）都认为不具说服力的反面例子就推翻了后悔理论的精彩构想（大多还是你亲自构想的）。你反对我们对锚定理论著书立说，因为你觉得它还不够完善。可是最近，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你的那股劲头。”随后，阿莫斯又给他在以色列的朋友、数学家瓦尔达·利伯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如何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和丹尼尔有很大的分歧。有些事在我看来纯属朋友间的知无不言，可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伤害。他视为正确的交流之道，在我看来却不够亲切。此外，他很难接受外界对我们二人的不同态度。”
丹尼尔需要阿莫斯做点儿什么，需要他去扭转人们的态度，让外界知道他们是平等的合作者。因为，他怀疑阿莫斯其实也很认可外界的看法。“他太渴望这种让我站在他身后的感觉了。”丹尼尔说。麦克阿瑟基金会把奖项单独颁给了阿莫斯，这也许让阿莫斯私底下感到有些恼怒，但是当丹尼尔打来电话祝贺他时，他却毫不谦虚地说：“即便得不了这个奖，我也会得其他奖。”阿莫斯也许曾为丹尼尔写过无数封推荐信，并且私下告诉别人丹尼尔是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但是当丹尼尔告诉他哈佛大学也邀请他加盟时，阿莫斯却说：“他们想要的是我。”他就是这样口无遮拦，也许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尽管他这样想也算不上错。阿莫斯总是免不了会伤到丹尼尔，而丹尼尔也总是免不了感到受伤。在斯坦福大学，芭芭拉·特沃斯基的办公室正好和阿莫斯的相邻，“我能听到他们打电话的声音，”她说，“简直比闹离婚还要糟。”
让人意外的是，丹尼尔不光想要断绝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像被一张神秘而无形的大网缠绕捆绑，用力挣扎着想要重获自由。可是，阿莫斯·特沃斯基对他产生的影响，绝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所以，他不仅要把阿莫斯从他的心里请出去，更要把他从自己的眼前清出去。1992年，他离开伯克利去了普林斯顿。他说：“阿莫斯给我的生活投下了一片阴影，我需要摆脱这片阴影，因为他主宰了我的思想。”阿莫斯不明白，丹尼尔为什么要用这4800千米的距离将两人隔开。他觉得丹尼尔的所作所为难以理喻。“给你举个很小的例子，”阿莫斯在1994年年初时写信给瓦尔达·利伯曼，“有一本新出版的探讨判断力的书，作者在引言中提到我和丹尼尔，说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这个说法当然有些夸张，可丹尼尔写信给作者，说他言过其实，还说‘我们有10年都不曾合作过’。但在过去10年里，我们合作发表过5篇文章，还一起研究了好几个课题（中途搁置了，主要是我的原因）。这虽然是件小事，但足以说明他的心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也曾动摇过，可丹尼尔心里已经给这段关系画上了句号。但阿莫斯却不曾这样想。“你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接受一个我不能接受的请求。”1993年年初，丹尼尔在接到阿莫斯的来信后这样回复道。他们继续保持着朋友关系，有时会找机会聚一聚。他们把这种微妙的变化掩饰得很巧妙，以至于多数人都以为他们还在一如既往地合作。阿莫斯比丹尼尔更乐于享受这份并不真实的亲密关系。他希望能写出两个人在15年前就约定完成的一部书，丹尼尔则婉转地表示没有这个可能了。阿莫斯在1994年年初写信给利伯曼时说：“丹尼尔对这本书有了新的打算，他建议把我们两人近年内各自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无须在内容或结构上保持一致。这个想法太荒唐了。如此一来，这本书会让人觉得两个曾经默契合作过的人现在却连章节之间的衔接都做不好了。真是这样的话，我连构思的动力都没有了，更别说去动笔写。”
如果说阿莫斯没能把丹尼尔需要的东西补偿给他，那可能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意识到有这个必要。这份需要太难说清了。在以色列时，两人境遇相当，各自手中拿着的都是一根黄瓜。如今，阿莫斯却拿到了一根香蕉。但是导致丹尼尔愤怒地把黄瓜扔向实验员的，并不是这根香蕉。哈佛大学伸出的橄榄枝，或者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大奖，丹尼尔都不在乎。它们唯一的作用，可能是导致了阿莫斯对他态度的转变。丹尼尔希望阿莫斯能够继续公正地对待他，对待他的思想，就像当初他们独处时那样。如果阿莫斯因为自己的辉煌而产生了错觉，以为丹尼尔的思想在现实中不再受关注，那么好，就让他把这份错觉保持下去吧。不管怎么说，就连婚姻也不过是一份毁掉两个人对彼此好感的一份契约，更何况友情？“我想要的东西应该是他给的，不是这个世界。”丹尼尔说。
1993年10月，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意大利都灵参加会议时不期而遇了。一天晚上，两人一同去散步，阿莫斯说起了一件事。有个名叫格尔德·基格朗则的德国心理学家在抨击他们的研究成果，再一次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从一开始，受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冲击最厉害的一拨人就一直声称，他们二人在人类思维错误这一问题上言过其实。丹尼尔和阿莫斯口头强调过很多次，在文章中也重申过很多次，人们在不确定状况下所遵照的经验法则通常都是奏效的，只是偶尔会出现失误。这些失误以有趣的形式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反映出了人类思维的内部运作机制。为什么就不能研究？要知道，当专家们用视觉错误现象来研究眼睛的内部运作机制时，可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抱怨。
基格朗则和其他批评者一样，站在同一个角度向他们的理论发起了质疑。但在丹尼尔和阿莫斯看来，他违背了知识之争的基本规矩，脱离实际地歪曲和误读了他们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贬低甚至无视他们的大部分研究依据，否认一切最强有力的证据。他做了批评家通常会做的事：随心所欲不切实际地描述那个被批判的对象，然后再毫不留情地予以拆穿。散步时，阿莫斯告诉丹尼尔，基格朗则因为敢于“反对美国人”而在欧洲享有美名。这的确有点儿奇怪，因为他这次反对的是两个以色列人。“阿莫斯建议我们回击一下，”丹尼尔回忆道，“我说，‘我不想这么干，会耽误很多时间，会让我怒火中烧，我可不想那样，而且也争不出什么结果’。阿莫斯说，‘我从未以朋友的身份请求过你，这一次我想请你看在朋友的份儿上答应我’。”丹尼尔心想，没错，他从没求过我，我不能拒绝。
可没过多久，丹尼尔就后悔了。阿莫斯不是只打算反击基格朗则，而是要让他身败名裂。（“每每提及基格朗则，阿莫斯必会加上‘卑鄙小人’这几个字。”阿莫斯从前的学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克雷格·福克斯说。）丹尼尔则秉承着他一贯的作风，试图在基格朗则的文字中寻找出合理之处。但这一次，他发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他一直在刻意与德国保持着距离，即便是短暂访问，他也尽量避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才又一次踏上德国的土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中的他，沉浸在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想象中，感觉曾经的屋子里早已空无一人。基格朗则虽然来自德国，但是丹尼尔不喜欢发怒，所以他也尽量控制着自己不对这个德国批评家发怒。丹尼尔甚至还在某一点上对基格朗则产生了一丝同情：琳达难题。基格朗则指出，只要对问题稍加改动，他就能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不再让被试对有关琳达的两种描述做概率排列，相反，他的问题是：100人当中，有多少个叫琳达的人符合以下描述？当你给被试做出暗示时，他们会意识到，“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的可能性要高于“琳达是一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但是，丹尼尔和阿莫斯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虽然强调得不多，但他们依然在最初的一稿中写到过。
不管怎么说，他们一直认为琳达难题中最反常的这种情况无助于验证他们的观点——人们做判断时会遵照代表性原则。最早的那一次实验，就像他们在判断力领域开展的早期研究一样，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基格朗则却对此只字不提。他找出了对方最薄弱的证据，然后大肆攻击，就好像这是对方所凭借的唯一证据。他以奇怪的方式解读证据，并且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手段刻意歪曲对方的本意，就这样，基格朗则四处演讲，还撰文立说，打的旗号极富煽动性，叫“如何消灭认知错觉”。“消灭认知错觉，这其实是要消灭我们，”丹尼尔说，“他那种疯狂劲儿，我还是头一次见。”
基格朗则追随的是进化心理学的一套观点，其核心思想是，人在适应环境之后，思维也会与环境高度匹配，因此不可能受到系统性偏见的影响。阿莫斯觉得这一观点很荒唐。思维是人类用来应付外部世界的一套机制，不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工具。他曾这样对华尔街的一群高管说：“大脑就像是被预先配置了一套程序，以便给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确定答案。很显然，大脑就是用来给人们的某种判断提供它所能提供的最佳解释的，而不是用来把某个问题的所有可能性全都罗列出来。”当人们在应对不确定状况时，思维就像一把瑞士军刀，它能出色地完成大部分分内工作，但不一定能完成所有任务，因而也不可能达到“完全进化”的地步。阿莫斯说：“听进化心理学家讲他们的理论，听得多了，你会不再相信进化论。”
丹尼尔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基格朗则，可能的话，甚至还想和他接触一下。“比起阿莫斯，我对批评者的态度要更宽容一些，”丹尼尔说，“我总会不自觉地换位思考。”他写信给阿莫斯，说他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因情绪问题而一时糊涂，没准儿大家能坐在一起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让他恢复理智。阿莫斯断然拒绝了：“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去找他，而且我并不认为他只是一时糊涂。据我判断，他绝不像你以为的那样感情用事。他就像是个为了博得法官好感而努力在法庭上一争高低的律师，真理与否他并不关心。他无法博得我的好感，却让我看清了他的本意。”
丹尼尔以“朋友的名义”帮了阿莫斯，但没过多久，他就再度陷入阿莫斯带给他的痛苦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驳斥基格朗则的文章，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两人之间的争执。阿莫斯觉得丹尼尔的措辞太过温和，丹尼尔则觉得阿莫斯的语言过于尖锐。丹尼尔一贯崇尚以和为贵，阿莫斯却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一想到要再一次修改那篇声讨基格朗则的文章，我就非常不快，真希望能找个什么幸运装置（或者请个三人法官组）来在你我的两种说辞间做个选择。”丹尼尔在给阿莫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想和你争论不休，但是你的观点我很难接受。”4天后，由于阿莫斯的一再坚持，丹尼尔又写了以下这封信：“当别人在为新发现的400亿个星系而忙碌时，你我却还在为一段附言里的几个字争执不下。星系的数量激增却不足以让我们停止‘重复’还是‘重申’之争，这未免太不正常了。”接着他又写道：“现阶段我们还是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为好。每每和你交谈过后，我都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摆脱不快的情绪，我实在是不堪其扰。”阿莫斯对此回复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敏感。总的来说，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思想最开放、最坦荡的那一个。如今你感到不快，可能是因为我把你喜欢的一段文字又重新写过，也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下意识地用负面想法解读了一段完全无害的评论。”
一天晚上，在丹尼尔与阿莫斯同在纽约的一间公寓里休息时，丹尼尔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医生告诉我我只能再活6个月，”他回忆说，“我回答说，‘太好了，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让我做这些无用之事了’。第二天早晨，我给阿莫斯讲了这个梦。”阿莫斯听完后，盯着丹尼尔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即便你只能再活6个月，我也会希望你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这之后不久，丹尼尔看到了国家科学院新任院士的名单，阿莫斯名列其中已有将近10年，可丹尼尔依然榜上无名。他们中间的差距再一次被明明白白地摆在世人眼前。“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名推荐我？”丹尼尔说。“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如果两人易地而处，阿莫斯是断然不愿意靠着与丹尼尔的交情来获得任何东西的。在内心深处，阿莫斯认为丹尼尔的这种想法是软弱的表现。“我告诉他，‘你这不是朋友所为’。”丹尼尔说。
就这样，丹尼尔离开了，退场了。去他的吉尔德·基格朗则，去他的并肩合作。他告诉阿莫斯，他们不再是朋友了。“我就像是和他彻底离了。”丹尼尔说。
三天后，阿莫斯打来电话。他是要告诉丹尼尔一个他也刚刚得知的消息。他眼睛里长的瘤子被确认是恶性黑色素瘤，医生给他做过全身检查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多个部位。他们告诉他，最多只能再活6个月。丹尼尔是他第二个告知这个消息的人。听到这一切，丹尼尔心中的那块冰好像消融了。“阿莫斯说，‘不管你怎么想，我们永远是朋友’。”
[1] 文章在1983年10月刊发于《心理学评论》。随后，计算机科学家兼畅销书作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给阿莫斯寄去了他构想的问题。比如，菲多咆叫着去追车，那么菲多有可能是：1.一只可卡犬，2.宇宙中存在的某种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