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社会心理学，它着眼于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方式（因此与他人有关）。这门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心理学家开始对人们对权力的态度感兴趣。心理学的一些最著名的研究都是这一流派的推崇者进行的，包括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详见第7章“跟随大众”的内容）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研究：如果拥有自由，囚犯和狱警会有什么行为（详见第7章“我们是好是坏”的内容）。
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都是实地实验，但并非所有情境都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生或上演。例如，津巴多的实验就不可能在一个真实的监狱里进行观察，因为狱警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显然，实验室中的实验缺乏某种真实性，而且人们总是对这样的结果扩展到实验室以外的正常情况中的可能性存有疑问。另一方面，实地研究不允许研究人员完全控制变量。
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1968年，欧文（Irving）和简·彼莱文（Jane Piliavin）开始调查旁观者面对急救情况的行为。研究人员雇用的演员登上拥挤的纽约地铁列车，并假装出现突发状况。研究人员也在旁观人员中进行观察，并研究了乘客的反应。他们雇用了不同的“受害者”和使用不同的方法重复这个实验。第一组实验的受害者是白人，第二组实验的受害者是黑人，但他们穿着相同。每个受害者要么假装喝醉，要么保持清醒，都拿着拐杖（暗示残疾）。这些是研究人员可以控制的变量。他们没有控制可能的“混淆变量”，例如当时有多少人会出现在火车车厢里，以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
研究人员对提供帮助的速度、帮助的人的性别和种族概况以及提供帮助的频率都很感兴趣。他们发现，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帮助行为，醉酒者得到的帮助比残疾者要少（比率接近50%:95%）。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会下意识地进行成本/收益评估，平衡自己帮助他人的成本（也许是厌恶、尴尬、被攻击的风险或被呕吐物弄脏）和预期获得的回报（被赞扬、不必担心之后发生的事）。他们发现，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车厢里的人数并没有影响到人们乐于助人的程度。一般来说，旁观者效应意味着，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人们就不太可能提供帮助，由于责任分散，人们更容易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详见第7章“跟随大众”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