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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心理学史》有组织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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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介于白板说和先验知识之间的理论认为,心智具有组织结构以及某些天生的活动,使它能够解释传入的信息,并以有用的方式加工信息。

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我们允许大脑“知道”如何做自己的工作,甚至连洛克也承认了这种天生的能力。毕竟,这并不比心脏“知道”如何泵血知道得更多。在这一点上,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之处。

学习如何知道

有些能力似乎是天生的,但人们研究发现,有些能力仍然需要一些感官输入来激活它们。1963年,认知心理学家赫尔德(R.Held)和海因(A.Hein)进行了一个实验,表明我们(或至少是小猫)只有在提供足够的视觉或者运动刺激时,才能发展真正的深度知觉。因此,虽然深度知觉的潜力是天生的,但它需要触发。

他们用了一对小猫做实验,每天把小猫放在旋转木马里3个小时。在传送带里,一只小猫可以自由活动;另一只小猫却只能在一个篮子里运动,而这个篮子是由自由活动的小猫的运动来控制的。两只小猫相互看不到对方,设备完全使用垂直条纹装饰(防止通过视觉而产生水平/垂直相互作用)。两只小猫在猫窝中和妈妈一起休息时,它们是待在黑暗中的,所以它们唯一的视觉刺激是在装置中获得的。在实验结束时,自由活动的小猫可以用爪子正常行走,但不能自由活动的小猫则不能正常行走。赫尔德和海因认为,它们需要自主运动来获得空间感。

1980年,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不能自由活动的小猫能够看到有趣的东西(如移动的玩具汽车),它们就会产生深度知觉,并且能够更好地行走。缺乏视觉刺激和缺乏自我引导的运动相结合,导致小猫无法发展深度知觉,且缺乏其中一种就足以阻止其深度知觉的发展。第二项研究解释了为什么绑在摇篮挡板上的婴儿或天生没有四肢的婴儿仍然能够发展深度知觉。

1961年,英美人类学家科林·滕布尔(Colin Turnbull,1924年—1994年)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人类只有接触到距离远和距离近的不同事物才能产生正确的透视感。在他的研究中,他把班布蒂人从通常生活的刚果茂密的森林移居到开阔的平原地带,让一头水牛在远处吃草。一个班布蒂射手看到水牛后问他,这种生物是哪种昆虫?他并不认为它是水牛,直到他乘坐吉普车接近它后才接受这一点。在丛林里,他永远只能看到几米远,所以没有发展出辨识大小和距离关系的能力。

先验结构

康德提出,心智可能具有某些结构来存储或处理特定类型的知识(包括语言)。1781年,由于对以往经验与理性关系的解释感到不满意,他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康德相信大脑具有“思想范畴”,这是一种先天的精神结构或概念,能让大脑组织信息。举例来说,思想范畴给我们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以及因果关系的概念。他认为,简单的经验只能显示一个事件按照时间顺序跟随另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尽管只是从感知觉开始,但思维的范畴可以使大脑产生意义。约翰尼斯·穆勒认为自己发现了不同类型的感觉神经(详见第2章“拼接片段”的内容),这是康德思想范畴中叙述的生物表现。他发现,感觉信息输入后先是由神经系统加工,然后才成为意识中的思维对象或知觉。

以阶段的形式发展

瑞士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年—1980年)采取了完全康德式的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思维慢慢发展为不同图式,通过这些图式,孩子最初可以与环境进行大量的身体互动,然后逐渐发展了认知能力。图式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它们可以提供理解的过程或对象。新生儿有一些先天的、遗传的基本图式可以提供反射行为。例如,吮吸反射就是一种天生的图式。

当婴儿开始了解环境时,他们开始构造图式,帮助自己在下次遇到相同的事件或物体时识别它们。由于他们有了新的经验,他们就必须调整现有的图式,并建立新的图式以适应新的信息。例如,一个孩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图画书中认出猫的图式,当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真实大小的毛茸茸的猫,他必须调整已有的图式,以适应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猫的尺寸和毛茸茸的感觉。如果孩子又遇到了一种新的动物,他就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图式来解释它。当孩子能够解释大多数事件和物体时,他就处于一种舒适的平衡状态。如果一些新事物不符合现有的图式,就会导致不平衡。然后,孩子们会调整图式来顺应新的经验,同化它们,从而回到平衡状态。

形成图式的能力是天生的,它像是某种基于基本反射和本能行为的图式启动包。

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1886年—1969年)进一步发展了图式的概念,用其解释我们怎样加工信息、记住和记错信息。图式提供了一种组织知识和观念的方法,但它们也会让我们抵制新观念,导致这些新观念很难进入我们现有的思想体系中。呆板的图式会导致偏见和歪曲信息,以符合我们的期望。

幽灵之战

巴特莱特告诉他的学生一个北美印第安人的传说,用来证明图式对记忆和故事叙述的影响:

一天晚上,两个年轻人从艾古拉克走到河边去捕猎海豹,当他们到了那里时,河面安静且雾气迷茫。然后,他们听到了战争的呼声,他们想:“也许,马上就要发生一场战争。”他们逃到岸边,躲在一截木头后面。这时,有很多独木舟划过来了,他们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还看见一只独木舟正向他们划来。这只独木舟里有5个人,他们在说:

“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希望带你一起去。我们要沿河而上向那边的人开战。”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没有箭。”

“箭在独木舟里。”他们说。

“我不会去的。我可能会被杀,我的亲人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但是你,”他转向另一个人说,“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于是,一个年轻人留下了,另一个年轻人回家了。

战士们沿河而上,到了卡拉马另一侧的一个小镇。镇上的人来到河边,双方开始战斗,许多人被杀了。但不久,这个年轻人听到一个战士说:“快,我们回家吧,那个印第安人被击中了。”他在想:“哦,这些人都是鬼。”他并没有感到身上难受,但却听到别人说自己被击中了。

这个年轻人划着这只独木舟回到艾古拉克,他上岸回到家开始生火。他对众人说:“看哪,我曾与鬼待在一起,我们一起打仗了。我们的许多同伴都被杀了,许多袭击我们的人也被杀了。他们说我在战争中被击中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身上难受。

他说完了一切,然后安静下来。太阳升起时,他倒下了,嘴里吐出黑色的东西,脸变得扭曲。人们跳起来大哭。

他死了。

巴特莱特让他的学生在一年里回忆并复述了好几遍这个故事。学生们都认为自己准确地复述了这个故事,但实际上,他们每次复述都会对这个故事做出一些改变,例如:

·遗漏与他们的生活和情况无关的信息;

·改变故事的细节、顺序和重点,以配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例如,将独木舟改为“船”)。

巴特莱特认为,这些图式本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心智建立和填充图式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的实验工作包括要求人们记住和复述故事、完成不完整的故事,并为事件作见证。他发现,我们倾向于与自己已有图式一致的方式完成故事和回忆事件。这使我们作为目击证人时并不可靠,因为我们经常会歪曲自己所看到的,以符合自己的个人图式和已有的概念。

你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

1947年,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年—1967年)和约瑟夫·浦斯特曼(Joseph Postman,1918年—2004年)用图片进行了一项研究,图片描绘了一个白人男子用剃刀威胁一个黑人。但是,当要求被试回忆和描述自己看到的画面时,参与者往往会说那个拿着剃刀的人是黑人。导致人们记忆扭曲的不仅仅是种族偏见。1981年,科恩(Cohen)给被试展示了一对夫妇在餐馆的照片。他告诉部分被试那个女人是图书管理员,而对另一部分被试说她是一名女服务员。后来,当要求被试描述这个女人时,被试的陈述会根据自己认为那个女人做的不同工作而有所不同。

语言:一个特例

语言似乎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其他物种不具有像人类一样广泛的口头表达形式;我们也知道,所有人类部落或社区都能进行口语表达。因此,研究语言的先天/习得行为非常有意义。

1660年,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安托尼·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年—1694年)和作家克劳德·兰斯洛特(Claude Lancelot,1615年—1695年)出版的《皇家港语法》(Port-Royal Grammar)中认为,语法是人们普遍的心理过程,因此语法是与生俱来的。美国科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生于1928年)是这一观点的现代支持者,他曾表示,孩子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他们学习哪种语言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什么社区,但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都是通用的。学习语言是一件简单的事,仅仅是用内容填充大脑中已经存在的结构而已。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对于孩子来说,仅靠模仿难以掌握。

语言的普遍结构或自然组织原则不仅获得语言学研究者的支持,还被各种“自然实验”的结果所证明。这些自然发生的情况使科学家有机会进行观察,就好像他们进行的实地实验一样(通常,这是不道德的)。

语言本能

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生于1954年)认为语言是人类种族适应的一种本能,就像织网是蜘蛛的一种特殊本能一样。他引用聋儿的例子,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聋儿也会对着自己的双手“咿咿呀呀”。这说明儿童语言的发展存在一个关键期,如果他们不在关键期分界点之前学会说一种语言,那么,他们将学不会说话。这个关键期分界点类似于猫视觉发展的分界点。

“被禁止的实验”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有许多不会讲话的父母(聋人或者哑人)抚养那些语言机能健全的孩子,许多这样的孩子学会了自己父母使用的手语。但有些孩子却是在没有手语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基于符号和手势发展了自己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家庭手语”(homesign)。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戈丁·麦兜(Susan Goldin Meadow)和海蒂·费尔德曼(Heidi Feldman)研究了家庭手语。他们发现,家庭手语系统虽然是由各自分离的孩子或家庭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却有共同的语法结构。这表明,语言并不需要说出来,而手语的发展和口语的原则是一样的,如用词序表示一个词的功能。这些研究的结论很重要: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非口头语言,语言的基本规则都是先天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