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深深影响我们当下的选择和行为的观念都源自孩提时代，尽管它们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
没有人生来就是圣母
不论你的奶奶是怎么告诉你的，事实是，没有人生来就是甘愿付出的圣母。你可能是个很早就会笑的孩子，也可能是个安静且容易满足的孩子，或者，你可能有着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浓黑的睫毛和一头浓发。望着婴儿车里的你，人们总是柔声细语。但“圣母诅咒”，我们所指并不是DNA赋予你的身体属性。它是一系列观念和行为的集合，对你而言已成问题，而你想要改变。现在，好消息是，这些观念和行为是学来的。既然是学来的，那就可以忘掉，或者可以重新学习，换成对你的健康、幸福及安乐更有帮助且代价更少的方式。
一切从童年开始
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该怎样为人处世，很多深深植根于脑海里的观念源自我们的童年，而且通常可追溯到理性思维能力形成之前。于是，我们才会一直倾向于相信那些错误的、早就不合时宜的观念。
昨天晚上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我被先后上车的两个小孩儿深深吸引，观察了他们好一会儿。他们坐在儿童车里，看样子都刚刚学会走路。其中一个是女孩儿，大约18个月大。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首当其冲的就是她可爱的小运动鞋上亮粉色的鞋带。她十分着迷，摸摸蝴蝶结的打结处，又摸摸一端的硬头，探索着两样东西在形状和质地上的不同，她在通过实践来了解她的世界。这正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要做的事情，就如同幼童训练专家克里斯托弗·格林博士所说的那样——他十分了解孩子们。她的母亲（或者可能是她的保姆）看起来好像也被她吸引了注意力，一直微笑着俯视着她，小声地鼓励她。不久，小女孩儿成功地解开了第一条鞋带，然后又解开了另外一条。下一步，她脱掉了一只鞋！她的脸上浮现满满的惊奇和快乐，胖乎乎的小手抓着她的战利品。看着她的小脸儿，你就知道她并不是在“淘气”，而是在探索。她的母亲或保姆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她用温暖而冷静的嗓音说了些什么，大概意思是：“你真是个聪明的姑娘！但是我们得把鞋穿回去了，因为我们得下车了。”于是，她把鞋重新给小女孩儿穿上，把鞋带系好，这个过程中未显露一丝愤怒或语气加重。到这里，我想，某些疲惫不堪的父母肯定要说这样话：“啊哈，她绝对是保姆！她可能正盼着六点下班，然后去和男朋友过个美好的夜晚。”你会这样想也不无道理，我稍后就会谈到这个问题。
她们下车后，车上又上来一个女人，也带了个小孩儿。这位母亲或保姆面无表情，一副很厌烦的样子。她带的是个小男孩儿，年纪稍大一些，可能两岁或两岁半大，所以会说的话更多，也更活泼。女人在喂孩子零食，从小包装袋里一片一片地拿出来喂给小男孩儿，整个过程中却几乎不看他。随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大口杯，送到小男孩儿嘴边。然后小男孩儿却不停地用小手挡开杯子，并喊着：“不要（这个两岁的孩子最喜欢的词）。”女人显然很沮丧，很快两人就开了战。这位母亲或保姆皱着眉大声地责备着小男孩儿。最后（在我下车之前），尽管这个女人压低了声音，我还是听到她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蛋！你一会儿就会觉得渴，那都是你自己的错。”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看到的代表了这两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当然，也有可能不是，毕竟我只观察了一小会儿），那么，你认为他们各自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会怎样认识自己？一个被告知自己很笨，另一个则被告知自己很聪明。事实上，在这个年龄段，语言本身其实是大人与孩子的交流中最不重要的部分；但孩子能够从大人说话的语气及肢体语言中感觉到很多东西，如微笑及温暖的语气仿佛在说：“你真可爱！我太喜欢你了！”而明显愤怒的语气则是在说：“你是一种痛苦！你让我很生气！”
请不要认为我很武断，并且不现实。我知道，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做到时时刻刻或大部分时间都像上述第一位母亲或保姆那样。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继女，继女也有两个孩子。我想，照顾孩子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可能也是当今社会中价值最低的工作。两个儿子小时候，我的日子过得焦头烂额，那时的我感觉非常孤单，没有人重视我，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于是，这样的我给予孩子们的温暖和爱真得很少。我还记得，就在那辆46路公交车上，我曾经掉过眼泪。那时候一位老妇人责备我不应该坐在残疾人专座上，而我当时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还站着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她厉声地指责我：“你并不是残疾人，你年轻又健康！”于是，我挣扎着站起身让座给她（可爱的诅咒，当然，我让了座，还道了歉），眼泪却忍不住掉下了下来，小声嘟哝了一句：“那要是带孩子的母亲呢？”然后我跌跌撞撞地下车，提前了两站地，因为感觉非常丢脸，其他乘客都看着我们（但没有人为我说话）。事后我无缘无故地训斥了大儿子几句，因为我又生气又惭愧。也因为如此，我知道做一个完美的妈妈有多难。我也知道，较好的做法是，尽量做个“足够好”、通人情的妈妈，但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行为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因为它们的确会产生影响。
有条件的爱：我是别人口中的我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约翰·鲍比及温尼考特等先驱领导的婴儿发育研究一再表明，我们年幼时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基本上，如果我们被视为可爱的、宝贵的和值得付出的，那么我们长大后也（通常）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宝贵的和值得付出的。我们对自己的核心观念很大程度上也是积极的。
爱可以是有条件的，也可以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爱”意味着没有附加条件，即“纯粹是因为那个人是你而爱你”；而“有条件的爱”是有附加条件的，“我只在你做某些事情或不做某些事情时爱你”。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区别他们自己的本性和习性是件很难的事情。以一个小女孩儿为例，如果周围人不停地因为她抢了弟弟的玩具车、拽了猫尾巴或对着祖母吐舌头这类事情而指责她是个“坏女孩儿”，那么，久而久之，她真的会开始认为自己是个“坏女孩儿”。相反，如果她有某些表现和行为的时候得到的是宠爱、表扬或关注，那么，她长大后再有同样的表现和行为时，她只会觉得那是值得的。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称之为培养“价值条件”。然而，更有效的方法是，告诉孩子你爱她，她是你的宝贝，但她的那些行为不好，请她以后不要再那么做。这种形式的教育（及教导）是在区别对待习性与本性，前者是可以习得和忘记的，而后者却是很难改变的。
大多数被“圣母诅咒”折磨的人都在幼年时培养了一些（或很多）无用的“价值条件”。
莫妮卡：1000瓦的灯泡
39岁的莫妮卡来找我，她觉得自己孤立无助，十分不安。她感觉自己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去交朋友，并且，尽管她和她的另一半相处得不错，但她的社交恐惧症已经开始导致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摩擦，尤其是在她不想花时间与他的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一眼看过去，莫妮卡并不像是个遭遇“圣母诅咒”之人，但随着与她的交谈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明显——她无法维系友情的主要原因是，她自己付出得太多，以至于觉得筋疲力尽、难以支撑下去。这种习惯存在已久，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莫妮卡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改变它。“我做不到和别人相处时不去付出，”她解释说，“我只知道如何去做一只1000瓦的灯泡，照亮每一个地方，振奋大家的情绪。我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只能要么全盘付出，要么就躲得远远的。”
就像很多“圣母”一样，莫妮卡并不认为她自己的精力同样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而且她可以自行选择使用它的方式、时间及对象。她潜意识里遵循着这样一条“死板的个人规则”：“当你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时，你应该拿出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鉴于这个案例跟“死板的个人规则”有关，我想要帮助莫妮卡发现“不然”情况下会怎样。
“那么，如果你不做一个1000瓦的灯泡会怎样？”
听到我的问题时，莫妮卡身体紧绷，看起来像是被吓了一跳。一个一直滔滔不绝的人竟然沉默了。
“你在害怕什么？”我温柔地继续着。莫妮卡开始哭泣。
“别人会不喜欢。我无法承受别人一丁点儿的不喜欢，哪怕是陌生人。我对别人的肢体语言很敏感，一点点变化也能感觉到。我不停地察言观色，那才是让人筋疲力尽的事。”
我们聊起了她的童年。莫妮卡3岁时，他们全家移居到了一个非常孤立的村庄。她的父亲是个四处游走的销售员，常常不在家，她觉得她母亲当时肯定很孤单，也不幸福。“每周只有一辆公交车开往最近的城镇，她是个喜欢购物的人，所以，我想她那时肯定无聊至极，也可能非常生气和沮丧。我们每天早晨送我哥哥去学校，然后回家，一起度过漫长的6小时。我是她的小帮手，帮她做各种家务，我记得当我做错事时，她常常勃然大怒，也会因此打我，例如发现餐具柜上有一点灰尘。但之后，我们也会相处得很愉快，我会为她唱歌跳舞，她会很高兴，还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没有人能像我一样让她冷静下来。”
“你最害怕什么？”我问道，“她生气，还是不喜欢你？”
“嗯，我想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那时小，分不清具体的差别。我只知道，如果我无法让她高兴，她就会发疯，大喊大叫，甚至打我。”
“你是否觉得，如果现在有人不喜欢你，他们会对你发脾气，甚至打你？”我问道。
莫妮卡吃惊地望着我，“不，当然不，那太荒谬了！”可随后，她又若有所思地讲：“事实上，也许我会这么想。我的恐惧感太强烈，我应该是把某种非常强势和戏剧性的东西与现实中的朋友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成年后的我从来不敢去测试结果，或许某种程度上我是这么认为的。”
为了生存而做“圣母”
其实，孩子们没有真正的力量去反抗、逃离或寻求别人的帮助。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极少，其中一个便是管控自己的行为，让他们的监护人满意。因此，是否可爱仿佛就成了一项关乎生死的事情。
对莫妮卡来说，如果能够取悦母亲，或让她高兴，而不要生气或难过，那她就能避免痛苦及伴随而来的强烈恐惧。但她把这种几乎算是恐惧反应的心理带进了她的成年生活中，用于应对每个人（尤其是女人）脸上最细微的不喜欢的暗示，她下意识地把这类表情当成了拒绝别人后身体或精神将承受痛苦的预兆。
至于那些让母亲生气和情绪阴晴不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幼小的莫妮卡的责任，事情并非因她而起，她也无法解决。然而，七八岁之前，我们的大脑几乎没有什么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期间，我们通常依赖于所谓的“奇幻思维”来思考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是以为我们能够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周围人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执着（例如，“如果我不踩人行道两边的线，熊就抓不到我”），他们与世界交换条件，以缓解他们的不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死板的个人规则”：“如果我一直都表现得很好（细心、安静、勤奋，或其他很多能够得到别人认可的行为），那么，我的妈妈（爸爸或哥哥）就会高兴并爱我（或者，他们就不会吼我或惩罚我）。”有些时候，遵守这样的规则确实奏效，这就加强了孩子的这种观念。
有时候，我们会很听话、贴心、亲切而善良，大人就会用一种充满爱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接着，就像对小型赌博机上了瘾的人一样，我们会一再尝试，试图赢得头彩，殊不知我们的胜利其实是非常随机的。而且，我们根本无法通过不断重复同样的赢取战略来控制他人。当然，当我们没有赢得头彩却从大人那得到了想要的回应时，我们还是会认为自己应该更努力一些，而没能经常赢得胜利是我们自己的过错。
这些思维及行为模式在我们年幼时有效地帮我们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因此，虽然没有得到检验，它们还是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的成年生活。但到了这时，它们的效力已大大减弱，反而无益于我们心愿的达成。因此，对于莫妮卡来说，她的战略是打足精神做个让周围人都愉快的人，但这种战略只在她小时候有效。但现在，这个战略却让她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以至于她想要避开社交活动，于是她才会觉得孤单和没有朋友。我能为莫妮卡做的就是，找到让她能够稳妥地测试她的观念的方法，通过进行一步步小的行为实验让她知道，别人的不喜欢并不会导致难以控制或承受的结果（相关内容见第八章）。
“愤怒逃避者”与“认可追求者”
就像莫妮卡一样，很多“圣母”属于“愤怒逃避者”类型：他们不同程度地害怕冲突、别人的不喜欢及批评。他们通常（但不是一直）会避免下列这些情况：投诉餐馆服务不好、去商店退货、任何形式的抱怨（不管理由多正当）、与人辩论或争辩、拒绝别人的请求、请别人停止（或开始）做某事。他们还会尽量避开那些在工作场所、社区里和学校操场上举行的聚会活动。那些聚会者们总是试图分享他们遭遇的不公平，并让人们在他们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样的人光是出现在“愤怒逃避者”面前就足以令其感到不安了，即便他们没有提出那些无法拒绝的请求。
与“愤怒逃避者”相反的是“认可追求者”。
就像逃避愤怒的情况一样，追求认可也有很多方式。在我的个人清单上，居前几位的是安慰、讨好及表示同情，用这些方法应对正在生气和咆哮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我，并消消气（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因为我而生气，而是“圣母”的愤怒探测仪实在敏感，让他们几乎无法区别对待）。紧随其后的是寻求赞扬、谢意及感激。其他还包括：追求“满分”（不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下文中提到的萨曼莎，它意味着一尘不染的房子和熨得整整齐齐的婴儿连脚裤）；做好事；从不拒绝别人；努力确保每个人都喜欢你（或一定没有人不喜欢你）；做个随和、乐于助人、体贴、和蔼、有礼貌及不自私的人。你可能会从中找到部分相同点，或这些特点你身上都有，也许你还可以给这个清单加上很多内容。当然，这些行为本身没有错。尽管如此，我们都知道，它们对我们弊大于利，因为我们自认为别无选择，也因此觉得自己陷入了它们编织的困境。其实，我们更想要的是：“做个可爱的人，但只在我们完全自愿的情况下。”
如果你能够确定，你是在从那些实际对你有某种影响力的人（如你的老板）那里得到认可，或者，作为一个成人，你是在从那些你潜意识中选择信从的人（如你的伴侣、朋友和父母）那里得到认可（这种情况可能性更大），那么，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你立刻会觉得平静而稳妥，自我感觉良好。这就是为什么“可爱的人”通常都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原因。以莫妮卡为例：如果她可以完美地完成母亲交代的所有任务，她就会得到表扬、温暖的注视或一个拥抱。但如果有一丁点儿事在她母亲眼里显得不尽完美，她就会被母亲破口大骂、指责、惩罚或漠视。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遭受“圣母诅咒”折磨的人都是“愤怒逃避者”与“认可追求者”的结合体，只是看哪一种表现更强烈而已。
萨曼莎：现在谁会认可我？
对于萨曼莎来说，自从35岁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她的生活就变得非常艰辛。“我有一点儿迷茫，我不再了解自己，”她哭着对我说，“在生依奇之前，我一直在努力工作，也有着雄心壮志，但现在，我只能让一切顺其自然。我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我的职业及我的外貌。生完孩子后，我胖了很多，我担心老公觉得我失去了魅力。”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向母亲角色的转换对她们的自身形象造成了巨大的负担。通常，她们的很多一贯作风会消失，其中包括工作起来的游刃有余、对自己身体的爱护、对朋友或伙伴的积极性，以及花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意愿。它们中有些会永远消失，有些则只是暂时性的，有些则会被其他东西代替，这些女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替代的东西是什么。
萨曼莎解释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很溺爱她。父母告诉她，她很特别，只要肯努力，任何事都能成功。她痴迷于芭蕾舞，梦想着做一个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成为《天鹅湖》的女主角，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从3岁到17岁，我每周有四个晚上都在练习芭蕾，周末也是。我的老师非常严格。她真的逼得很紧，非常吝啬她的表扬。如果我能够在芭蕾舞考试中得到高分，我最多只能得到一个微微的嘴角上扬、眉毛上挑以及一个警告，告诉我下一次考试会更难，所以我最好勤加练习！”
在我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萨曼莎认识到，她完全被获得表扬的渴望主宰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做“（芭蕾舞）老师的宠儿”。
“事实上，我的职业观源自这段做舞者的经历。我无法小觑舞蹈老师对我的性格造成的影响。我的上一任老板很喜欢我，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是最早进办公室的，而且晚上也走得最晚。我像疯子一样工作，但一切也只是为了赢得老板的表扬。”
从哪里获得认可？
很多人都会在萨曼莎的故事中看到一些自己童年的影子。当获得的认可不够时，我们就会上瘾般地想要得到它，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它，有时候甚至不加选择。
心理学先驱卡尔·罗杰斯对“评价源”进行过描述。他所说的“评价源”分为内、外两种，取决于你是自己评判自己的行动、工作、成就及行为举止（内评价源），还是受他人评价的影响（外评价源）。
当然，情况各有不同，大部分人是二者兼有之。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例如，在外部考试及资格认证的过程中，外评价源的GCSE（普通中学教育证书考试）成绩都是F，那么，即使你的内评价源说你是个A级水平的学生，也无济于事。当今世界，从无穷无尽的各类考试，到个人网站上的分级照片，大量外部评价创造了一种竞争激烈的文化。
但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你被施了“圣母诅咒”，那么你的外源会比内源强势得多。事实上，很多咨询者都很难感受到任何自我评判或评价。他们已经把这种评判的权力交给了别人，通常这种习惯都源自童年。那时候，一切评判都围绕着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他们是怎样的人。这让我们再次想起有条件的爱，那种情况下，你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别人的爱和重视，而不是凭借本身的样子。
观念形成于敏感的青少年时期
这么多年与咨询者并肩作战的经验告诉我，并非只有幼年时的经历会导致我们形成一些对日后生活毫无用处的观念和行为模式；我相信，敏感的青少年时期发生的事同样会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
艾拉：害怕坏女孩儿
在艾拉长大的过程中，她的父亲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经常被派往不同的国家，每次一待就是好几年。于是，艾拉也总是换学校，所以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新生，甚至常常不知道如何用母语与人交流。
艾拉很聪明，学东西也快，所以她不觉得有太大问题，直到她进入了青少年时期。“那时候，我在美国的一所高中读书，那感觉就像是电影《贱女孩》3里面的场景。学校里有一群超级酷的女孩，简直是酷中极品。那时的我有点儿像书呆子，既不会打扮，也不会玩儿。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她们完全就是坏女孩儿。她们嘲笑我的发型、口音，以及我对男孩子的无知。”
艾拉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并受人排挤，别人嘲笑她是“失败者”，她也渐渐将这种嘲笑内化了。“每周六晚上，我总是待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看那些垃圾的电视节目。从来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周一早晨，那些女孩儿闲聊时总会提到她们参加了什么样的聚会、谁跟谁打得火热、谁喜欢谁……而我总是被排除在这个令人兴奋又喧杂的世界之外。”
长大后的艾拉对朋友的认可十分依赖，始终担心自己会被朋友们拒绝或排斥。如果她知道某次社交活动自己没受到邀请，就会一连好几天分析自己对谁说过什么，想要弄清楚自己是否得罪了人。艾拉痴迷于迎合她那群朋友。虽然她现在已经有能力为自己添置新衣服，也有钱做个“合适”的发型，但她在人群中还是常常会觉得不安，并总是控制自己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以便让自己不会显得太突出，以免引来不友好的关注。
“我从未觉得我可以做自己，甚至我现在都无法确定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可以拒绝别人的请求或邀请，因为我不想得罪人。”这就是艾拉不快乐的全部原因。“有时候，我很讨厌自己的生活，真想搬得远远的，一切从头开始。”她直截了当地这样对我说。
很多人会对艾拉逃离的想法深有同感。我们会在后面的内容中再谈到她（见第三章和第八章），届时我们会知道，她是如何努力与真正的自我重建联系，又是如何强化她的评价内源，并减少对同龄人认可的依赖。
评价内源
关于自身对异性吸引力的认知和态度的形成，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我迷人吗？男孩们/女孩们会想要和我约会吗？我怎样做才能变得更有魅力？
萨拉：酒吧里喝到最后的酒友
36岁的萨拉来找我，因为她觉得，她不仅用无休止的减肥和戒酒伤自己的身体，更甚者，她对欠缺完美的恐惧也在影响她与男性的关系。看来她那些无用的观念形成于青少年时期，而非幼年时期。
“我有个非常快乐的童年，”萨拉说，“家人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和乐趣。我们是那种快乐四溢的家庭，就像电视剧《五月的花朵》（The Darling Buds of May）中演的那样。因此，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萨拉极其擅长有趣的自嘲，后来她解释说，这是为了堵住任何想要嘲讽她的人的嘴。）
“但当我十几岁时，事情变得艰难了许多。我高中最好的朋友非常漂亮，但这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我得习惯做她的胖朋友。某种程度上，这迫使我变得有趣和可爱。我自我安慰地想：你们可能不会为我痴狂，但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个好女孩儿。”
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回忆青少年时期一些痛苦经历的细节，萨拉突破性地找出了酗酒习惯产生的根源。她说：“有一段时间，我的漂亮朋友交了一个男朋友，是个橄榄球运动员。我总是跟她一起，我们会跟整队的橄榄球运动员出去玩儿。我想严重的酗酒嗜好就是从那时起形成的。我无法成为他们想要约会的漂亮女孩，于是我就把自己变成了可以与他们一起喝酒、大笑的人。在聚会中，我总是喝到最后，在那些打橄榄球的男孩儿眼里，这是非常酷的事情。”
萨拉一直暗自以为，那些注意她的男孩儿只是为了接近她那更迷人的朋友，以至于当有人真的喜欢她时，她更倾向于不去关注，并假设他们并不是真正喜欢自己。
在治疗中，她第一次承认，她认识一个男孩儿，她知道他把她当朋友，但却不敢相信他对她有更强烈的感觉，而事实上，她对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给我写过很多信，我们会每天晚上通电话，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但我早早地就扼杀了和他恋爱的可能性。我记得曾带他去舞厅，并曾一度某种程度地抗拒与他的身体接触，然后我看到了他脸上困惑的表情。我想我从来不相信他会真正地像对女朋友那样对我感兴趣。”
这段记忆让萨拉很难过，但也让她开始改变对自己及周围男性的观念，让她认识到青少年时期的痛苦经历是如何束缚现在的生活的。
同情条款：别管那些责备
重要的是，我们要以一种怜悯自己和自己能接受的方式，去深入探究和了解那些无用的观念和行为举止的来源，而不要害怕会出现更多否定和批判。一旦我们认清这些模式，就可以开始改变，让自己从那些不再有帮助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解脱出来。在第六章中，我们会看到萨拉在以一种同情自己并行使权力的方式，与15岁的自己对话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也可以试着将带有同情心的好奇和理解，应用到那些可能对这些模式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的成年人身上。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不管他们自身处境如何，以及从他们的父母那得到的是什么样教育，他们都竭尽所能去养育自己的孩子。当我们能够以某种平和的态度去探究过去时（见第四章），我和我的咨询者们常常发现，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父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情况可能是这样：一对夫妻有三个不到5岁的子女，他们没什么钱，没人帮助他们，就连一次性纸尿布都买不起，疲惫不堪的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子女也非常严格。或者，他们可能正身陷于失去某位至亲的悲痛中，可能是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不幸流产的孩子，只是他们从未提及。又或者，父亲一直忙于工作，或有了外遇，所以他一回家就会引发可怕的争吵或制造紧张气氛。也有可能家里有人生了重病或染上了某种恶习。这些情况中没有一种情况应当由家里的孩子来承担责任，因为事情不是他们引起的，而他们也没有解决的能力。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很多关于儿童情感及心理发育的突破性观点只是在近十来年才得到广泛传播并为大众所接受。《超级保姆》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好父母等于无条件的爱加上明确的界限。这类电视节目的热播带来了广泛的效应，但在前几代人生活的年代，这类节目并没有那么流行。
画个家谱图
这个时候，画个家谱图可能会很有帮助，也会很有趣。它可以帮助你想起你成长的过程，并确定你的个人规则及观念形成的由来。你可以从爷爷奶奶开始，到你这一代为止。女性用圈标注，男性用方块标注，夫妻用直线连接，孩子位于父母下方，但别太在意画得好看与否。
在治疗中，家谱图可以收集一切可能有帮助的信息，让你知道你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的。其中可能包含离婚、搬家、外遇或亲人猝死等生活事件。你还可以加上人物的心理刻画，如挑剔、控制欲强、亲切或宽容等，只要你知道或记得，就可以写上去。你还可以与某个你信任的家庭成员谈一谈，以便发现更多细节。这个过程可能会唤醒许多痛苦的记忆，你也许无法独自面对。如果是那样，试着找个你信任的人聊聊，或者约个心理咨询师谈一谈。
小结
以下是本章的核心观点，以及我们在后面内容中要学习解决的问题。
·力争“足够好”。
·审视“价值条件”及某些观念和行为举止的起源与价值。
·强化你的评价内源。
·别管别人的责备。
·画个家谱图，帮助你确认个人规则及观念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