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群人住在铁屋子里，外面起火了。门窗严密，绝难打开。你醒来，你是大声呼喊，还是继续装睡？大声呼喊者是有勇气的人，但是也许大家都起来，仍无法打开这个铁屋子，反而不如在睡梦中死去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呼喊的人决定一战，他们希望叫醒更多的人、积聚更多的力量，希望打开铁屋。沉睡者由于过去的辛劳或疲倦呼呼大睡，他们活得可怜，但求安心一死，勿来搅扰。其实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铁屋子里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装睡的人。
下面是铁屋子故事的三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
呼喊的人声势越来越浩大，积聚所有的力量，大家打开了铁屋子，重获新生。
这个故事你不陌生，人类大部分的进步，都是这样的趋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中国成立，都是这样。
第二个结局：
呼喊的人敲打门窗，大声呼叫，逐渐有人醒来。大家揉着眼睛，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他们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口中喃喃：“吵什么，吵什么！”呼喊的人一边着急地敲打，一边回头大喜：“你们终于醒来了，快起来！”醒来的人看清楚了门窗，又隔着门窗看到屋外大火，觉得绝无可能逃生。他们恐惧地看着呼喊的人敲打，不时互相看着，小声交谈。
醒来的人越来越多，加入因恐惧而沉默的人群，终于有一个人说：“你这个骗子，房子根本没有着火！是你扰了我们的好梦！”大家一呼百应，合伙把呼喊的人绞死，继续安睡。火势越来越大，最后吞没房子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愚昧而悲哀。
这个故事你也并不陌生，苏格拉底被希腊市民毒死、布鲁诺被烧死——先知往往死于非命。
第三个结局：
呼喊的人敲打门窗，大声呼叫，有个孩子醒来，揉着眼睛，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口中喃喃：“吵什么，吵什么！”他马上被父母的袖口捂住：“嘘——先别说话！”
呼喊的人一边着急地敲打，一边大嚷：“有人醒来了吗？快起来！”那些人看清楚了门窗，又隔着门窗看到外面的大火，觉得无法逃脱。但是他们都是些极聪明的人，知道先起来免不了受苦，还不一定真能打开。于是他们眯着眼睛，继续装睡，心里默默希望其他人起来帮忙。
火势越来越大，最后吞没房间，呼喊的人最后一刻还在独自敲打门窗，之后死在窗前。他背后是整整一房间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死一般寂静、躺在地上装睡的人。
这个故事你不陌生，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是装睡的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偷偷关注很多呼喊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好坏、善恶、科学、民主，他们能够从书上、网上找到很多生活应该这样和那样的理由和论据。
但是他们唯一不敢做的，就是站起身来帮忙。他们敢于在网上转各种骂政府骂社会的帖子，却不敢在真实的生活里拒绝领导的一次举杯；他们能写出一篇万字的洋洋洒洒的关于美国人的素质有多好的文章，却不敢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偷时大喝一声；他们去庙里还愿，几万几万地敬，且每天念佛，他们相信因果报应，却毫不犹豫地往产品里面加各种添加剂。
比愚昧更加可怕的是装睡。装睡的人虚伪又懦弱，他们知道一切该如何，却从来不愿意投入。
这就是装睡的人。装睡的人以为自己和房子倒塌没有关系，其实他们是最大的合谋者。
因为发言只需一人，而沉默却需要合谋。
不再装睡的人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英籍华人朋友的，他50岁的时候回国，在一家民企教育机构做高管。一天晚上他坐飞机从杭州回北京，落在三号航站楼。北京等的士的队伍很长，在等待的队伍中，有一对中年夫妻往他前面插队。隔着五六个人，他对前面那两个人喊：“唉，你们——请你们到后面排队。”
女士回头，不屑地说：“关你什么事？”
他说：“请你们到后面排队。”
女士不插队了，直接跑过来，当面喷他：“你什么意思？”
他说：“请你们到后面排队。”
插队的男子走过来对他大声嚷：“你想怎么样？”
他继续说：“请你们到后面排队。”
几次来回后，那对夫妇怏怏地走了后面。这个50多岁的“老家伙”、三个孩子的父亲回过头去，对后面的人倒立起大拇指，大声地说：“你们这群人，是这个！刚才他们插队，你们全都在心里骂，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后面队伍的人目光躲闪，沉默而安静。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在野长城下喝酒，故事的缘起是我几分钟之前问他的一个问题：“你在国外生活20多年，在国内也待了20多年，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说：“公平。”
讲完这个故事，他接着说，如果在国外，那样的人搞不好会被群殴。
听完这个故事我懂了，我们不缺乏醒着的人，我们缺乏不装睡的人。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的老东家俞敏洪先生。老俞早年办新东方几年，攒够了学费，也准备申请出国，却屡次被拒——当年中国大学生出国大潮还未起，大学分数一向给得很低，这让中国学生的GPA（平均学分绩点）很不好看。加上老俞当年学习也不太给力，总之，他的分数低到国外一流大学都不好意思收他，而他自己的心态又高到不好意思上二流大学——毕竟那个时候新东方已经创立好几年，他已经当着好几千人说：人生终将辉煌，要去就要去一流的。你想他有多尴尬。
据说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流传着一种手段——改成绩。当时大学数据库没有备份，海外联系中国很困难，分数无从考证，改成绩能大幅度提高成功率，这已成为当时留学生公开的秘密。老俞就卡在成绩上，本来可以随大溜一下，便能成行。但是老俞不改，他说我就是个农民的孩子，考了三次才考上大学，这就是我能考出来的分数，不行就算了。
在新东方这个地方，越是流传甚广的故事越是真假难辨。不过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后面加上语重心长的结尾，说，你看老俞就是因为这样没出国，用这份信念做新东方，所以现在发达了。不管故事是真是假，我都觉得这个语重心长的结尾特别恶心，像嘬个田螺吃到满口田螺屎。
老俞真正牛×的地方，是在举世装睡的日子里，他没做一个装睡的人，没背叛那个让他被嘲笑多年的农民身份，没背叛自己糟糕的大学成绩——如果新东方做黄了，我也依然尊重这样的人。
尊严这东西不是你的西服，可以在开始的时候脱下放一边，混出来以后再抖抖穿起来。心里面的界线像是我们的手脚，一旦砍掉，也许一辈子都无法生长回来。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新精英”的。
和所有的新兴行业一样，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狭小的行业，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每一家公司都互相认识，知道对手是谁。在一个很挤的地方，谁有个什么动作，都知道，公司之间经常出现销售互相拆台甚至抢客户的情况。
虽然每一个人都知道更大的空间在铁屋子外面，但是很多人都选择了装睡——你们先破门，我们先把房里的搞定。
但是“新精英”不想装睡——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现有市场里面的资源全部占据，而是让更多外面的人理解生涯规划；我们也不是想让每一个人都非来“新精英”学习不可，但是我们期待更多人能成长为自己的样子——这也是我忍不住又要写不仅会让我失业，也可能会让我很多同事失业的第二本书的原因。
“新精英”的市场和销售反复强调一个原则——不诋毁——任何情况下不允许诋毁任何机构。不管对方如何诋毁，说得对，改；不对，就专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为在职场中，不知道职业规划的人有90个，知道的只有10个——这90个人一进门就看到这里互相诋毁，打得满地血，他们永远都不会关注这个领域了。
坚持这样的原则，一开始很难，后来就越来越容易——因为很多对手看到了我们的态度，成为了朋友。而新精英自己的发展也加速起来——我们发现把观察别人找缺点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成长上，足够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出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这个道理吧。而如果反过来，一开始就抢客户，虽然开局很容易，后来就越走越难了。很多事情都如是。
另一个坚持的，就是支持人们成长为自己的样子。新精英有一个神制度——我们有个牛×基金，每年给员工一个月薪水和15天假期，让他们做一件自己认为牛×的事情。有人用来横穿美国、环游台湾、飞回去和暗恋对象表白或者给自己刺一个纹身。只要你觉得这是成长的突破，并且通过员工委员会审核，我们都支持。
这其实也很冒险——因为真正贵的不是一个月工资，而是15天时间，高管轮流休假出去玩15天，一般公司都hold不住。但试验了三年的效果是，当每个人每年都能做点自我突破的事情，把这种自信、眼界和心理资本带回到工作中，会让他们的激情和创意不断。
我们相信善意、相信分享、相信人们会成长为自己的样子。
如果你相信一个东西，总得有人为他做些什么。
洪水、大学、权力，以及醒着的人
2004年，音乐家宋飞丢出重弹——在三月自己作为评委参与的中国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中，她发现许多学生的专业得分和他们的现场表现反差极大。考试中有重大失误的学生排名靠前，而表现优秀的孩子却被打了低分，面临淘汰。她断定，这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正。
中学、大学名校的招生考试串分、舞弊、走后门，这并不是新闻，也许你操作不了，但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有大学老师站出来说实话，这才是新闻。而这个大学老师并非一般人。
宋飞，著名青年二胡演奏家，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国生之女，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曾在欧美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过演奏会，肩负着中国二胡第一人的名头。她如今挺身指正自己的母校，事件的爆炸性可想而知。
电视台第一时间赶到宋飞家里，见到了三个“才华横溢，因为被评委集体打低分而落榜”的学员。这三个学生宋飞都指导过，为自己的学生争取公正，如何避嫌？宋飞拿出一盘考试现场偷录的录像带。
记者带着录像带去中央音乐学院（央音院和国音院不是同一家，前者综合实力更强，后者民乐更强）寻求专业鉴定。器乐系系主任赵寒阳在不知道打分结果的情况下，对录像带里的考生表现进行点评和打分。他的最终判断与宋飞一致。
“肯定是评委串了分。”
“就算打分中存在着弹性标准，那也只会是大红和浅红的差异，决不会像现在的结果。”宋飞说。
一位考试中排名很靠前的考生，在关键处竟然拉了三次才过去，赵寒阳主任都笑起来了：“就算她是我的学生，那也不可能让她及格啊！”同时他也证实，在中国音乐学院被“淘汰”的张雨在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专业考试中，排名第四。
如果是一般的话题，这个调查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事关中国民乐的最高学府，《新闻调查》的记者需要再找一个中立者——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有竞争关系，会不会无间道搞臭对方？当记者的需要有规避一切可能性的专业劲头。他们又找到独立第三方——上海音乐学院老教授林心铭，他的结论也与宋飞一致。
至此，结果非常清晰：宋飞对了，这个考试并不公平。
主持人柴静坐在宋飞对面，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在父母同事口中不多说话、文弱、爱笑的女子敢于打开这样的暴风式的话题。她一开始就提醒宋飞：中国音乐学院是民乐界最权威的高等院校之一，也是培养了你、你正任教的母校，你却说你担任评审的这次考试有明显的不公正，你知道说这些话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宋飞说她知道，在参加节目之前，她也动摇过。说出事实，会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会打击或牵连不少局内外的人，会把母校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柴静：“那为什么还要说？”
宋飞：“因为我爱学生、爱音乐、爱教育。因为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我才想当一个老师，给其他学生带来我从小经历过的那种希望。”
柴静：“但是你已经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了，为什么你还要说？”
宋飞：“因为，我不说话就已经不能给从事这个事业的学生带来平安和幸福了。那我宁可损失掉我自己的平安幸福、别人想象当中的这种完美。”
其间，柴静一次次的确认，也算是善意的提醒。
柴静：“你说的都是事实吗？你要知道这是需要你用所有的名誉和地位去做保证的。”宋飞：“是的。”
柴静：“你看到的，你听到的（事实）是什么？”
宋飞：“这股力量可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柴静：“什么力量会让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出一个决定？”
宋飞：“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不能去说，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请大家都去想。”
宋飞表现出她的冷静和智慧，看得出来她并非冲动，而是想了很久，字斟句酌，而能把音乐学得那么好的人，定是极其聪慧之人。
柴静：“你想到些什么？”
宋飞：“就是每个人现在想到的那样。”
绕完这个小弯，宋飞简直有点俏皮了。
柴静也停止了追问，宋飞已经说得够多、够危险了。
为什么要不自量力地对抗这样一股力量？
宋飞讲了一个故事，说她自己读书的时候，她的班主任谢嘉信老师讲授过一门《走进音乐》的课程。他在黑板上写下三个词：洪水、大学、权力。
他说，洪水是什么？洪水是灾难。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知识的地方、最神圣的地方。权力是什么？权力是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问学生，如果大学里面没有知识，只有欲望和交易，是不是洪水？是不是人们头脑里面的洪水？我们说，是的。后来我进入了学校，我慢慢看到，洪水来了。
“洪水来了，”宋飞说，“我想去治。”
“你觉得，靠你个人的道德力量能做到吗？”柴静追问。
“我很难做到。”宋飞摆了摆手，哭了。
这件事情有个喜忧参半、有中国特色的结尾：中国音乐学院补录了四名学生，而央视的节目在首播后没有按照惯例再重播；宋飞没有停止自己的教学生涯，继续当她的老师。
当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近八年时间过去了。这事早就过去，少有人记得。在我们这个眼花缭乱的信息世界，即使这事就发生在昨天，应该也不算新闻，在被围观和大骂几天后，就会被某个更猛的八卦盖过去——像郭美美那样接受个采访处理公关危机简直就是自残。最好的公关方式是闭嘴，默默地挨骂，然后每天烧香，期待下一个倒霉蛋过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屎干了就不臭了。
微博让我们更好地面对真实的社会，却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真实。一起又一起社会事件让我们心更凉、更麻木、更坚定地装睡，或者逃离。
我感谢这期节目的所有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不仅把镜头对准了一个著名学府的腐败事件，更带我们去见证了一个明知难以回天却依然挺身抗争的弱女子的勇气。
这无关名誉，也无关成败，只有一个醒着的人最宝贵的清醒与勇气。
我要重提宋飞，就是因为她身上不装睡的清醒。一个柔弱无争的女子，可以在单位评级时装睡，在出名走穴时装睡，但是当自己最重要的音乐与教育被沾染，她可以放下声誉与自我宁静，用自己的方式，有理有据地说一声：“这不公平。”我们生活中有更多不装睡的人，呼喊者才能够坚定地继续前进，沉睡者醒来才有事情可做，而装睡的人，会慢慢爬起来，这个世界就会慢慢改变。
不知道宋飞现在怎样，我打开过她的微博，上面零零星星地转发了一些小心情和关于音乐的小文章。她依然在教书，身份是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我们无法从字面上知道好坏，洪水是否已经退去？但我想，她和她的学生，以及更多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在面临自己的内心拷问，觉得很难、很害怕时，依然可以坚定地说一句：
我觉得不公平。有更多不装睡的人，那个铁屋子，就一定能打开。
最先他们逮捕共产党员
——马丁·尼默勒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