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日间肥皂剧并不容易，进度很紧，必须每天拍摄一段情节。没有哪种娱乐作品像肥皂剧那样需要在短时间内制作出那么多东西：每天要有新的构思，每天要有新的剧本，演员每天都要排练，每幕场景都要经过精心策划。只有所有这些都准备妥当了，才能开机。大多数日间肥皂剧，12小时的拍摄成果只能在电视上播放12分钟。这套程序每周重复5天。
25年以来，赫布·斯坦（Herb Stein）一直都在导演《我们的日子》（Days of Our Lives），他拍摄了5万多个场景，与几百个不同的演员合作过。他获得过8项艾美奖提名。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斯坦见证过的情节剧——强奸、结婚、生子、谋杀、忏悔——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位情节剧专家，怎么写剧本、怎么分镜头、怎么拍摄以及怎么制作，他都十分精通。
很久以前，斯坦就有制作日间电视节目的想法了。那时，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学，第一次读到经典的希腊悲剧三部曲《奥瑞斯提亚》（The Oresteia）时，发现戏剧能够表现人类永恒的主题，于是就立刻倾心于这种绝对永恒性，开始学习戏剧。当斯坦谈论戏剧时，不管是谈论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还是谈论20世纪的肥皂剧《总医院》（General Hospital），他说起话来就像一个文学教授（当他穿着几天没洗、粘有盐粒或胡椒面、皱巴巴的牛仔衬衫时，外表也像一个文学教授）。斯坦喜欢说大段大段的题外话，在最不起眼的对白里发现伟大的思想。他说：“许多经典戏剧都有荒谬的成分，情节往往完全不可信。俄狄浦斯呢？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的。然而，当这些故事被很好地演绎出来，你就觉察不出其中的荒谬了，你的注意力都被故事情节吸引了。”
肥皂剧也是同样的原理。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导演——斯坦还是商业化非常成功的导演——关键是会讲故事，达到观众意识不到你在讲故事的境界。必须让人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即使银幕上发生的事情十分古怪。这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比方说，你要拍摄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女人将生下一对异卵双胞胎，这对异卵双胞胎分别来自不同的父亲。一个是坏人，他强奸了女人，让她怀孕；另一个是好人，是女人深爱的人。但是，如果她不和强奸自己的人结婚，她的家人就会有性命之忧（这是《我们的日子》最新一集的真实剧情）。这一场景的对白长达几页，有哭戏，潜台词也很丰富。斯坦只有一个小时的拍摄时间，不得不在拍摄过程中决定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要考虑每个角色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怎么移动，表达什么感情。他要考虑4台摄像机应该怎样捕捉镜头，是该拉近，还是将摄像机扛在肩上拍摄。他还要考虑坏人该怎样说台词。这些有关怎么导的决定将对场面质量产生关键性影响。斯坦说：“拍戏就像做汤，你必须知道怎样把许多东西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否则，只是一群人站在一个房间，说些愚蠢的话。”
虽然已经提前策划好场景，但在拍摄过程中，演员背诵台词时仍然有许多事情需要斯坦决定。拍戏用的假房子很多只有两面薄薄的墙，每个角落安置一台摄像机，还有另外一台摄像机对着场景的正中央。一旦助理导演喊出“开拍”，闲杂人等就要退出现场。导演打一个响指，示意哪台摄像机捕捉镜头，那台摄像机就启动（这样做方便以后剪辑影片）。拍摄复杂的场景时，比如两个父亲都在场的分娩场景，斯坦就像一个交响乐指挥：不断挥舞手臂，一会儿指向这台摄像机，一会儿指向那台摄像机，边拍边导。
斯坦是怎么决定这些事情的呢？毕竟，他没有雄厚的资金，不能从20个不同的角度拍摄同一镜头20次。斯坦说：“拍摄日间肥皂剧，进度很紧，其他节目的导演有大把时间拿来挥霍，但肥皂剧没有，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肥皂剧导演在拍摄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场景不可能改天再拍一次。制作日间电视节目就是这样，你只有一天的期限。
时间压力如此无情，意味着斯坦根本花不起时间仔细思考每次的选择。他没有时间进行理性思考，一旦开机，就要随时关注剧情的进展，做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像保护圈里的四分卫。斯坦说：“当你拍摄的场景和我一样多时，你就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做。我能根据某个演员的一句台词，立即判断出需要重拍。拍摄过程非常依赖直觉。尽管有拍摄计划，但随时会根据导演的感觉更改计划。”
挑选演员也非常依赖直觉和“感觉”。肥皂剧通常使用新演员，部分原因在于越有经验的演员片酬越高（这也是《我们的日子》中不断有角色死掉的原因，正如斯坦所说，“这不是在表演艺术，而是在表演商业”）。对肥皂剧而言，很少有决定像挑选演员那么重要，收视率高低和演员的吸引力有关，一个有吸引力的演员可以使收视率提高很多。斯坦说：“你一直都在寻找一个观众喜欢看的人，我指的不仅仅是吸引力，他必须有一样东西，我说的这个东西指的是任何你无法真正用言语表达的东西。”
当然，问题在于你怎么认出“这个东西”。最初执导电视节目时，面对与挑选演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变量，斯坦都快崩溃了。首先，他必须确保一个演员不仅适合角色而且适合演肥皂剧；然后，他要考虑如何让这个演员和其他演职人员相契合（他曾说，“演职人员之间不和谐，毁了很多肥皂剧场景”）；之后，斯坦才考虑这个演员是否真的有表演才能——他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台词吗？要他哭时，他能哭吗？他拍多少次才能拍好一个镜头？斯坦说：“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你往往会越想越乱，搞不好真的会选错演员。”
但是，执导肥皂剧多年后，斯坦学会了怎样信赖自己的直觉，即使并非总能解释清楚这些直觉。他说：“只需3~5秒的时间，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否合适。对我而言，几秒或一个姿势就足够了。我已经学会听从我的直觉了。”最近，一集肥皂剧需要一个男主角，饰演这集新出现的坏人。斯坦待在工作室，一边给剧本分镜头，一边用眼角余光看新人试镜。看了成打的演员背诵同一台词几小时后，斯坦觉得既枯燥又沮丧。他后来说：“这时，那个家伙出现了，因为很晚才拿到剧本，他甚至不知道台词。我只听他说了几句话，就认定是他。他出色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对我而言，他是最佳人员。他们说得很对：你就是找到感觉了。”
斯坦描述的意识过程与情绪脑有关。他是凭着一种强烈的感觉选择摄像机和演员的，这种感觉是他不自觉地考虑所有细节之后得出的结果。纽约大学的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说：“意识脑（conscious brain）控制所有的注意力，但是意识只是大脑很小的一部分功能，而且意识是意识之下所有东西的奴隶。”根据勒杜的观点，我们大部分的“思考”实际上是由情绪驱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种情绪其实是对数据的汇总，是我们对那些不能直接获得的信息的本能反应。斯坦的意识脑在给剧本分镜头时，他的潜意识脑（unconscious supercomputer）在处理各种数据，将数据转化成生动形象的情绪信号发送给OFC，OFC检测到这些信号后就会让斯坦根据这些潜意识计算（subliminal calculations）采取行动。如果斯坦丧失情绪情感（像达马西奥的病人那样），他就被迫没完没了地仔细分析每个选择，拍摄工作就会一拖再拖，也会选错演员。斯坦意识到，感觉往往是一条准确的捷径，是对他数十年经验的提炼。这些感觉已经知道怎么拍摄场景了。
为什么情绪是必要的？它是如何使人们变得擅长寻找无人防守的球员、导演肥皂剧的？答案要在进化史中寻找。自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设计出人脑。第一团网络神经元出现在500多万年前，是最早的神经元系统，实际上不过是一套自动反射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始脑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蚯蚓的几千个神经元到远古灵长类动物的上万亿个神经元。大约20万年以前，智人首次出现，那时，地球上已经到处都是脑区高度分化的生物了，有可以使用磁场迁徙到大洋彼岸的鱼，有靠星空导航的鸟，还有能嗅到1英里以外食物的昆虫。这些认知能力都是本能的副产品，自然选择使它们具有这样的能力，以完成特定的任务。然而，这些动物都无法做到反思自己的决定，它们不能做计划，不能用语言表达内心世界，不能分析复杂的现象，不能制造工具，不能自动完成任务。它们所有事都不能做，“车夫”还没出现。
人类大脑的进化改变了一切。第一次，有一种动物能够思考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人类可以内省自己的情绪，可以用语言剖析世界，将现实分解成一串串清晰的因果链。我们能积累知识，能对问题进行逻辑分析，能精心编造谎言，能计划未来，有时我们甚至能按照计划行事。
这些能力的作用强大得难以置信，也崭新得难以置信。所以，人类大脑中实现这些能力的脑区（车夫控制的部分）也有任何新技术都会有的毛病：有许多设计缺陷和软件漏洞（人脑就像匆忙投到市场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廉价的计算器的算术能力可以强于数学专家，为什么计算机可以战胜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为什么我们常常混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人脑的这个新生部分进化时间太短，进化还没来得及修正它的缺陷。
然而，过去的数亿年中，情绪脑已经进化得相当精密了。它的软件代码一直不断接受测试，已经发展到能够通过极少信息迅速做出决定的水平了。下面以棒球运动中击球动作所涉及的心理过程为例说明一下。
我们算一笔时间账，就知道击球手根本不可能进行逻辑分析。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中，一个典型的投球从投手的手中飞到本垒需要大约0.35秒（这是人类心跳的平均间隔时间）。对击球手而言，不幸的是，肌肉需要大约0.25秒启动一个挥棒动作，只留给大脑少得可怜的0.1秒做决定。但是，即便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视觉信息从视网膜传到视觉皮层还需要几毫秒。因此击球手实际上只有不到5毫秒的时间观察投球并决定是否挥棒。这一过程也是要花时间的，因为即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大脑也需要大约20毫秒响应感官刺激。
那么，击球手怎样设法击中快球呢？答案是，早在球离开投手的手之前，击球手的大脑已经开始收集投球信息了。投球手开始挥臂准备投球时，击球手就开始自动收集线索，预测来球路线。手腕扭动表明曲球，肘部成直角意味着来球又直又快，二缝线握法可能是滑球，拇指及小指支撑球体则一定是飘飘忽忽的指关节球。当然，击球手对这些信号的研究是无意识的，他们无法说出为什么有时决定挥棒、有时又决定不挥棒，但是他们却能够根据这些信号采取行动。例如，一项研究表明，观看投球手投球准备动作的录像仅仅1秒，有经验的棒球击球手就能准确预测出投球的速度和位置，他们训练有素的大脑知道应该参考哪些细节信息。对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击球手而言，吊向垒中的曲球比滑球好，因为曲球球速较慢。
这些自动能力如此有效，以至于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很精确。没有哪个机器人会击棒球、投橄榄球或者骑自行车，没有哪种计算机程序能算出哪个演员应该演坏人或者立即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这就是为什么进化构建我们的大脑时没有劳神地将所有这些无意识的情绪情感过程换成新的、明晰的、有意识的控制系统。自然选择在构建我们的大脑时，就像钟表匠装配钟表一样，会使用一些旧零件，而且如果这些零件不坏，是不会修理的，结果导致人类特有的脑零件要依赖下面原始的脑零件。思考过程需要情绪情感，因为情绪情感能让我们理解那些不能直接理解的东西。没有感性的理性什么都做不成。
第一个支持这一观点的科学家是伟大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1980年出版的教科书《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Psychology）中，詹姆斯发起了对解释人类意识的标准的“理性论者”的批评。詹姆斯说：“实际上，事实相当简单，人类的冲动比其他任何低级动物都多得多。”换句话说，柏拉图将人看成“最大限度压制本能”的纯理性动物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相比之下，詹姆斯则认为，冲动不一定都是坏的，“人脑大部分脑区与习惯、本能、情绪相关”，这正是让人脑如此高效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按照詹姆斯的看法，意识包含两个不同的思考系统，一个是有意识的理性思考系统，另一个是无意识的快速的感性思考系统。詹姆斯说，良好决定的关键在于知道在什么时候依靠哪个系统。
再回头看看汤姆·布雷迪，正是他的感觉让他在保护圈里迅速做出传球决定。布雷迪的决定过程可能如下所述：发球后，布雷迪后退，观察全场的形势，开始寻找合适的接球手。第一个目标是一个横向短跑的边锋，他被紧紧地防住了。因此，布雷迪瞥了一眼这个边锋后，不由感到一丝担心，说明球传给他有风险。边锋附近有个线卫，这个信号变成了消极情绪。布雷迪转而寻找第二个目标，一个纵向奔跑的外接手。不幸的是，这个目标受到一个角卫和一个安全队员的夹击。又一次，布雷迪感受到了消极情绪，这一消极情绪也是对场上情况的提炼。时间已经过去了几秒，布雷迪感受到了对方防守阵势的压力。他的左内边锋正被人推着后退，布雷迪知道自己得马上让球出手，不然就会输掉比赛。他继续寻找第三个目标。布雷迪观察中路，发现特洛伊·布朗正要进入线卫和角卫之间的一个空当，特洛伊·布朗附近没有防守队员。布雷迪精神一振，先前的担心被一股微妙的积极情绪替代。布雷迪找到了无人防守的球员，于是将球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