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反社会人格会造成一系列毁灭性的后果，但这也不足以成为我们渴望拥有良知的强大理由。拥有道德感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深切而美好的馈赠，这份礼物仅存于我们的内心，它就是良知。“爱的能力”寓于良知，就像我们的灵魂寓于我们的身躯。良知就是爱的化身，渗透在我们机体的每一处。它就住在大脑的情感反射区，当我们所爱的人需要我们关心、帮助甚至为其牺牲的时候，良知便会要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能力，他就不会有真正的良知，因为良知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责任感。这个心理等式反过来看也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良知，那么他永远都无法真正地去爱别人。如果把责任感从爱当中抽离，剩下的就是一种很浅薄的东西，那就是占有欲，那根本不是爱。
2001年9月11日这个人类历史上无比黑暗的一章掀开序幕之后，我的同事伯尼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他会选择拥有良知，而不会为了唾手可得的私利而丧失良知，但他没办法解释缘由。我相信他是凭着直觉做出的选择，这个直觉源于良知和爱的能力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如果让伯尼在权力、名誉、财富和他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想伯尼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的孩子。部分原因在于伯尼是个好人。此外也是因为伯尼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清楚什么东西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幸福。
人类有占有欲和控制欲，也有爱的能力。不管伯尼在那一刻能不能讲清他选择良知的理由，在良知抉择的过程中，伯尼这位心理学家其实选择的就是爱，我并不为他的选择而惊讶。控制能够给一个人带来短暂的刺激，但并不能让一个人永远幸福。但爱可以。
但良知就没有可能“过剩”吗？难道没有心理学家说过，人们可能受到良知的欺压而患上重度抑郁症，因此根本谈不上幸福吗？
没错，但不尽然。弗洛伊德观察到，一个过于活跃的“超我”会欺压它的宿主，导致抑郁症，甚至让宿主自杀。但“超我”并非良知，它是从我们早期经验内化而来的不断抱怨的训诫之音。良知也不是心理学家所谓的“不健康的羞耻心”，不健康的羞耻心并非真正的羞耻心，而是做了坏事之后会产生的一种自然反应，是童年时期的负面信息逐渐灌输而成的非理性信念，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坏、惹人讨厌、一无是处。就算不健康的羞耻心很轻微，也会让人难以忍受，但它不是正常的良知。正常的良知是一种责任意识，而不是一种觉得自己很没用的感受。当代心理学家说太多的良知有害时，他们的用词非常草率。他们指的不是真正的良知，而是“不健康的羞耻心”，或者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超我”。
我们的第七感，也就是良知，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它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责任感。因此问题依然是：良知过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为了了解良知过剩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良知特别强大的人的生活和幸福水平。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道德英雄，他们可能是历史人物，可能是公众人物，也可能是我们熟识的道德意识强烈的人。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下属亨利莫里研究中心的安妮·科尔比和布朗大学教育系的威廉·戴蒙对这类道德英雄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他们选出了23位“道德楷模”（11男，12女），这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消除贫困和饥饿、宗教自由、环境保护以及和平领域。这23位被试属于不同人种，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个人追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拥有异常强大的良知，有以同胞的福祉为己任的“过度发达的”责任感。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展现出的情感和心智与上文讨论过的反社会人格者天差地别。
科尔比和戴蒙选出的“道德楷模”包括弗吉尼亚·福斯特·杜尔，原来的美国南方佳丽，如今的民权运动积极分子，黑人民权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出狱后，她是第一个上去赠予拥抱的人；苏西·瓦勒德斯，她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市为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提供食品、衣物和医疗救助；杰克·科尔曼，哈弗福德学院的前任校长，休假之余会去体验挖水沟的工人、清洁工或流浪者的生活；卡贝尔·布兰德，一名商人，在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市倡导“全面脱贫”行动；还有查尔斯瑟塔·瓦德尔斯，“终身任务”活动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为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老人、穷人、未婚妈妈、妓女和受虐儿童提供帮助。
研究人员研究了这些“道德楷模”的自传和口述史，而且还对他们本人及同事做了细致的采访。在《有些人真的在乎：当代道德承诺》（Some Do Care：Contemporary Lives of Moral Commitment）这本书中，科尔比和戴蒙记录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在书中强调，那些“良知过剩”的人有三个显著的共同点，即：
1.明确；
2.积极；
3.自我与道德目标合一。
“明确”指的是道德楷模明确坚信他们秉持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且也清楚遵循这些信念行事是他们不可推脱的个人责任。“积极”指的是道德楷模拥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享受他们的工作，经历艰难险阻都能保持乐观态度。“自我与道德目标合一”指的是道德楷模的道德立场与他们的自我认知是统一的，而且他们的道德目标与个人目标是一致的。
“合一”指的是对这类人来说，良知不仅仅是他们灵魂的灯塔，也是他们自己的化身。一位名叫卡贝尔·布兰德的道德楷模在接受采访时，就他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做了如下描述：“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每时每刻的感受构成了我这个人……我很难把我自己与我正在做的事情分开。”
科尔比和戴蒙认为第三个特征，即“自我与道德目标的合一”，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良知以及良知的作用。当良知足够强大，它自然就可以用一种独特而有益的方式来统一人的心理，而不会导致生命走向毁灭。过剩的良知会让我们对人生更加满足。科尔比和戴蒙写道：“我们的道德楷模不畏艰辛、百折不挠，因为他们眼中的个人成功就是对自身道德使命的不懈追求。”西方文化倾向于把良知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但科尔比和戴蒙所研究的道德楷模们却“用道德概念来定义个人福祉，除了极少数的个例，道德楷模们的人生都十分幸福美满。”这对我们的文化倾向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蔑视。良知根本就不会为他们招致苦难，也没有让他们受到欺骗，他们对别人异常强烈的义务感带给他们的是快乐与幸福。
良知就是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感，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与他人共存，共同生活。良知有助于创造生命的意义，也会拦阻我们参与毫无意义的竞争。强大的良知能够整合我们的道德意向、个人欲望以及自我认同感，把正确的行为变成自身的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理由，过剩的良知似乎成了人类获得幸福的一个难得而又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给出的最佳心理学建议是：当你环顾这个世界，试图弄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谁正在“赢”的时候，不要期望自己的良知能够少一些，而是要希望它多一些。
要为此感到庆幸。
如果拥有良知，或许你永远都不能为所欲为，永远都不能为了成功的捷径和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不择手段。因此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权倾一国或者富甲天下。或许你也永远无法让大家尊敬你或畏惧你。相反，你可能会因为良知而痛苦，因为良知迫使你无法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你可能一辈子都得辛苦工作，你得放弃如孩子般依赖别人的念头，因为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你可能偶尔落入反社会人格者的圈套，但你却永远不能彻底报复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因为你会良心不安。还有，你永远当不了小国的独裁者。
但你将能够看着自己的孩子进入梦乡，内心会涌出敬畏和感激之情。你所爱的人过世以后，仍旧在你的心中永生。你会交到知心的朋友，不像那些丧失了第七感的人那样生活空虚，只会追逐冒险带来的刺激，你这一生都能充分感受到他人存在于生命之中，不管你感受到的是愤怒、困惑和强迫，还是温暖、欣慰和喜悦。而且因为你有良知，你便有机会进行一次最大的冒险，众所周知，那就是爱的冒险。
良知其实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个最划算的礼物。漫长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良知的价值，而且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我们平常在跟朋友或邻居相处的时候，良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让我们同蒂莉的邻居们一起跟这个有反社会人格的不幸女子共度一天吧。蒂莉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尽管她自己永远都不会明白），良知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