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的生存之道，使人们不至于因犹豫不决而不知所措。
14.1 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人们通常厌恶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用来减少不确定性，为了减少最后10%的不确定性我们通常付出了荒谬的代价（Breyer，2006）。最可怕的不确定性来自恐惧，特别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s”）（Slovic，1987）——那些我们毫无概念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去系统分析的事物。这些“未知的未知”，包括劫持飞机、恐怖袭击或者在欧洲发生的灾难性政治事件导致美国市场崩盘。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已经系统地将之概念化的事件，如普通的飞机失事和正常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每日上下波动。对于极端事件，我们通过总结本书反复提及的统计模型来管理不确定性。当我们认为某个蓄意的组织或个体（比如恐怖组织或食人鲨鱼）企图伤害我们时，那些所谓的“未知的未知”便成为最可怕的事件。（我们认为如果你能采纳第8章所介绍的“采用外在观点”的建议，你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到所谓的“未知的未知”和“已知的未知”；见Makridakis，Hogarth，& Gaba，2009，其中心理学关于不确定性区分类型引人入胜的讨论。）
应对我们生活中不确定性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忽视它，或者发明一种“更高水平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它，通常这种原理使不确定性比现实中的更显而易见。传道书宣称“赛跑未必快者赢，打仗未必强者胜，面包未必属于智者，财富未必青睐有知识或者有才能的人；只是时运而已”。这听起来像是为了预期和适应不确定性的告诫。但是这一观点和《旧约全书》的其他大部分描述相悖，在那些描述里人们通常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每一个故事都富含一种道德教训。比如，当《旧约全书》中的以色列人远离了耶和华而去参拜伪神，或者采用其他部落异教徒的仪式时，他们就会在战争中落败。而当他们改正了行为之后，就获胜了。错误的预言者被处死，而真正的预言者虽然一开始有人身首分离，但是最终仍会获得成功。虽然战争的胜利并不总是属于强者，但它总是属于道德上占优势的一方；面包一定会属于智者，财富一定会属于有知识的人，尽管他们一开始或许要承受苦难，比如约伯。不确性和随机性只是表面上的，而并非真正存在。（需要承认的是，约伯第一个家庭中的哪些成员会受难；或者除了那些背信弃义的妓女之外，耶利哥城中的什么人应该接受其宿命，并不是完全清楚的。）
很多放弃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在占星学、基督教科学派、塔罗纸牌，或者不计其数的其他信仰系统里同样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是他们急于理解的深层潜在结构的一部分，帮助他们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做出解释。Fred Ayeroff 和Bob Abelson（1976）在大学生中进行了寻找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能力的研究。在他们严格设计的实验中，并未发现任何超感官知觉能力的证据，但是他们的确发现了大量关于超感官知觉的信仰。（宇宙是有结构的，但是它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吗？）消除我们对生命中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拒绝其存在的必要性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具有深刻而强烈的理智信仰，认为世界不是按照人的需要所构建的；然而对这些人而言，当他们的孩子罹患白血病或者年迈的母亲意外地被偷车少年飙车所撞伤时，也不禁怀疑他们究竟错在哪里。即使是知识渊博的人也倾向于得出关于随机过程行为的错误概念，除非他们重新检查并应用在学校里学到的概率理论进行计算（见第8章和附录）。
我们注意到，人们非常想要弄清楚那些需要他们有所投入的随机事件（比如，选择彩票或者抽奖），在这些事件里他们似乎具有某些技巧（参见章节7.2）。甚至在诸如体育和学术测验领域中，虽然Kund和Nisbett（1986）发现，人们的朴素统计直觉很好，但是人们还是低估了随机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尽管人们知道有难以表达的因素，甚至随机影响也会作用于人们的能力测试。比如，运动员成绩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变异可以归于其过去成绩所体现出的技能？Robert Abelson（1985）询问了专业球迷：联盟的某个主力棒球手在给定的击球机会里能否击中球？他要求球迷预测球员技术和随机性对结果的相对贡献。（事实上，他让球迷根据该球员击球的平均数据估计相关系数的平方或者“可解释变异的比例”，平均数据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击球技能的汇总数据。）中位估计数据大约是25%，而真正的答案是约0.5%。即使在人们意识到随机因素的熟悉领域里，人们还是高估了技术的效应，约为其实际作用的50倍。就像Abelson指出的，“棒球迷倾向于将命中率为0.330的击球员视为英雄，他总能通过关键时刻的考验，而命中率为0.260的击球员是关键时刻的出局者。”（这个例子具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含义：在许多场合中，当行为重复多次时，技术上的微小差别和其他的行为偏见会累加起来。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判断偏差，但当被数百次的职业成就评价、外科手术或刑事判决所放大时，偏差的影响就蔚为可观了。）
迷信行为的基础是对个体控制力的错觉和一种隐蔽的因果顺序。当行为的结果既包含技术又包含机遇时，迷信尤其容易产生（比如，在棒球比赛中击中球），因为人们很容易混淆技术和机遇因素。事实上，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注意人们的所作所为和随之而来的结果来评价这些行为，而没有谨慎地从系统性和随机性两个角度操纵行为和观察结果，并通过统计分析来探索究竟是哪些行为会与成败相关，那么我们是无法区分随机性和技术成分的。但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不会这么做（系统地或随机改变行为），相反，人和动物都明显倾向于采取“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即重复任何在成功前发生的行为、改变任何在失败前发生的行为（比如，在击球员准备区等待击球时正好挥拍5次）。这种策略会产生两个逻辑后果：第一，无法评估成功相对于失败的机会成分；第二，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变得毫无意义。（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做完X”，紧接着“Y就发生了”）。我们在章节1.5和2.6中曾经指出，仅仅依赖于过去行为结果（强化）的决策并不符合理性的标准，因为这些决策没有考虑到可能的未来结果。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流派经常鼓吹自己能有效地解释迷信行为（Skinner，1948；更详细的分析见Staddon & Simmelhag，1971）。如果他们做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成功仅仅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原则不能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并且，即使是一只鸽子或老鼠（甚至是人）具备了专业的统计知识和训练，它们也会在包含斯金纳箱（操作性条件的房间）的环境下做出迷信行为。在这种环境下，它们除了压杆或者被禁止压杆外无事可做，并且唯一的环境变量是食物的出现，一只非常饥饿的动物（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动物的体重一般是其正常体重的70%）将会在极度的诱惑下采用“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因此，学习从未发生过。并且，问题被实验操纵者故意强化迷信行为所混淆，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迷信行为和适应性行为间的区别。
然而，我们通常未能真正理解事件基于概率的本质，这些事件也许与我们的努力毫不相关。例如，许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进行的心理学实验要求被试估计随机事件的结果，这些随机事件已有基础期望概率；例如，要求被试预测主试翻开的下一张牌是红色还是蓝色，在这项任务中70%的牌是蓝色的，但是红色和蓝色牌的顺序完全随机（每次实验前主试都会把牌打乱）。在这种条件下，成功可能性最大的策略是每次试验中都预测更常见的事件。例如，如果70%的牌是蓝色的，那么参与者在每次试验中都预测蓝色将会有70%的成功率，因而，在该任务中最高成功率就是70%。然而，参与者通常会采用匹配概率（match probabilition），即根据其在试验中出现的比例来预测大概率事件的发生。例如，参与者倾向于预测有70%的可能性出现蓝牌，30%的可能性出现红牌。很明显，他们的准确率和策略无关，而是与随机概率模型的预测相符。这种策略的成功率为58%，因为参与者在蓝牌（出现概率是0.7）出现时预测的成功率是70%，而在红牌（出现概率是0.3）出现时预测的成功率是30%：（0.70×0.70）+（0.30×0.30）= 0.58。事实上，参与者预测大概率事件的出现概率比其实际发生率稍高一些，但是预测其发生率并未接近于100%，即使他们的实验报酬根据预测准确性来决定也是如此。就算有1000次的如此反馈，并且参与者被明确地告知只有基本预测概率是相关的——“顺序是随机的，没有重复模式”，但是参与者不能利用该信息来发现这是他们不可能预测的一种情境（Tversky & Edwards，1966，p.680）。显然，人们不能接受实验情境的内在不确定性，尽管无法领会这一点会导致他们的实验报酬减少。（同样，我们似乎也无法接受我们罹患癌症或者失去孩子这类事件。）
著名的哲学家和行为研究者Patrick Suppes根据一项未曾发表的概率匹配实验讲述了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他的实验里，告知参与者每次试验的预测正确率是10%、50%或90%，但是这些正确率是随机的，与他们的反应无关。当然，这种反馈是带有欺骗性的，因此，没有人真正学会预测这些事件。最终，在实验结束时，参与者需要回答在实验过程有什么收获。接受了虚假的9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的回答很简短，只描述了简单的规则（也许斯金纳迷信实验中的鸽子如果具有语言能力，也会这么写）。接受了5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并没有提供简单规则，相反，他们提供了复杂的规则，并且提出怎样利用更多的反馈来改进规则。最后，那些接受了90%失败率（1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仍旧处于游戏状态中，但是他们都成了方法论者。他们说不出规则，但是如果允许他们继续学习，他们将会找到发现规则的方法。很少有参与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该任务只是实验者制造的不可能完成的把戏。在生活中，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偶然地被分配到90%的成功条件下，又有多少人会被分配到90%的失败条件下？
当行为的结果具有随机性成分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似乎也包含技术成分。在概率匹配实验中，参与者对超出控制范围的纯随机事件的反应似乎是，认为该结果是具有决定性的（“这里一定具有某种模式”），Hillel Einhorn（1986）认为，直觉方法和统计方法都能用于预测和控制。这两种方法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预测者是否会把随机事件当成决定性事件。把概率事件当成决定性事件会使概率理论——比如考虑基础概率的考虑性——变得无关紧要。例如，如果概率匹配实验中的系列事件具有决定性，那么对于小概率事件的预期既没有违反归纳法，也不是愚蠢的做法。但是，正是由于同事违反归纳法的判断，才让Paul Meehl——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和临床决策领域顶尖的研究者——质疑他们的推理能力。Paul Meehl在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参加个案会议》（1973）里曾阐述了这一观点。简而言之，就像在概率匹配实验里的参与者一样，他的同事们并不认为他们对病人的临床诊断结果在本质上具有概率性。
Einhorn（1986）进一步认为，统计方法优于临床诊断方法，例如在章节3.3中，Meehl等人所做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我们也同意该观点。即使世界上存在某种潜在的决定性结构，我们并不一定都能完全了解这些，特别是那些我们最关心的、与日常生活戚戚相关的事件。即使在实验参与者进行了多达1000次的尝试后，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概率匹配实验的概率本质，这表明，拒绝不确定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不是从经验中进行适应性学习的结果。
将随机事件视为由技术决定的现象是否可以用动机偏见来解释？例如，我们不能准确预测抛硬币或者击球结果的信念是否威胁到了我们应对世界的能力？或者我们的认知本身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预测和控制意图相联系，以至于我们对事件（尽管很清楚它是随机的）的判断被内隐地赋予了可预测性？这些我们仍不得而知。
很显然，在某些环境中缺乏预测性会带来威胁。例如，在1984年，当陪审团正在权衡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发生的强奸案（关于一名妇女在酒馆里被暴徒强奸）时，有线新闻网播出了三位“专家”的访谈。其中一位叫Lee Salk的心理学家认为，这起伤害案最坏的影响是它破坏了我们的三条信念：我们是优越的，我们是不会受伤害的，世界是公正的；而这三条信念正是我们应对世界能力的基础。并且，我们在经历这些案件后，“将需要花费几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些信念”。如今，整个美国社会正在努力从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的经历复原，这次经历也动摇了上述的三条信念。但是，我们需要谨记艾克顿公爵在1887年说过的话：“历史既不会补偿受难者，也不会惩罚犯错者。”
14.2 确定性所带来的快乐错觉
我们不但未能充分领悟我们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倾向于幻想我们头脑里的世界是一致的、稳定的和确定的。我们固执地认定自己的逻辑性强、十分理智和具有一致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本书对大量诸如此类的傲慢偏见进行了分类；我们甚至重写我们的个人传记来强化那些早已知道或者“总是这样感觉”的信念。但是本书作者认为，当我们思考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时，我们会有特定的盲点。想想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见章节9.1）吧。
虽然关于享乐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和审慎决策相关的研究正处于早期阶段，但是这些研究已经发现存在相当多的错误和偏见。无需赘述关于对享乐结果大量不准确的判断（参见章9.1），我们可以对预测我们的事后决策和经验效用的能力做一些总结：第一，我们最多只能中等程度地准确预测我们对于未来结果的评价和情绪反应。第二，结果本身（通常能加速我们的反应）比我们所期望的更难预测和更加复杂。第三，即使我们可以预测自己对结果的反应，但是这些结果对我们长期的总幸福（以及特定领域的幸福）只有中等程度的影响，远远小于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至少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过度估计的误差。首先，我们知道当人们的预测条件仅仅基于部分有效信息时，人们对于向平均数回归的趋势是不敏感的。这意味着他们将会选择表面上最好的选择，希望这些选择平均起来会更好一些，或者坏结果一致地比人们所担心的结果更好（例子见Harrison & March，1984）。其次，人们并没有预计到自己的韧性和适应性。我们从伤害和失去中复原的能力比我们估计的更高，适应好的事情也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快，Dan Gilbert（2007）称之为免疫性忽视（immune neglect）。
最后一种观点在关于人们的幸福感和享乐研究中已经被多次证实。当今最好的幸福理论认为，绝大多数人具有享乐设定点（hedonic set points）——高兴和抑郁的背景水平，这一水平在个体内部保持一致，但是在个体之间肯定存在差异（也许是被基因继承或早期经验所决定，Diener & Biswas-Diener，2008）。当日常事件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时，我们看到他们或喜或悲；但是每一个人最后还是会回归他们上下波动的起点。影响快乐的大事件（离异、失业、赢得彩票、进入你青睐的大学）让你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三个月后（或者至多六个月），你便会恢复到正常水平。（1999年，David Lykken认为，或许基因是个体快乐设定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就像遗传会决定你的体重一样。）
这对决策来说有何意义？人们具有错误的、自我夸大的信念，认为自己可以预测和控制将来的快乐。人们过度关注决策效用，决策时花费了太多的认知能量来尽力预测未来的幸福。我们并非建议人们在进行选择时，完全忽视他们想要的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但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是，当我们评价我们的未来时，需要避免太过关注“我将有多快乐”这种概括性评价；而是需要预测结果的其他重要属性（如健康、效率、不同的经历、帮助他人以及财富）和能够减少的负面属性（如时间和机遇的限制或者有形资产损失的风险）。也许这就是人们自然而然地采取的策略。在决策时，有多少次你会问自己，“另一种选择会使我快乐吗？”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决策中，其中之一就是离婚，通常，人们的自我描述会是，“我要结束这段婚姻，因为它使我如此不快乐。”但是，我们通常还是会集中于其他也许更为重要的属性，这些属性仅仅可能与幸福相关，比如安全、健康、持久、收入和其他实质性特征。
14.3 拒绝不确定性的代价
当罗宾·道斯接受临床心理学训练时，遇到了一个名叫哈罗德的病人。在接受临床治疗之前，哈罗德有段不稳定的婚姻，为了他两岁的儿子，夫妻两人勉强维持婚姻；因为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他表现很糟。一天早晨，他被解雇了。当他回到家时，发现警察在那里，他的妻子已经歇斯底里。原来他的儿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安抚好妻子后，他游荡着去了之前上班的地方，那里离家很近。他走进了一家餐厅。一位有魅力的女人走近他并请他一起喝杯咖啡。在哈罗德的宗教信仰中咖啡是明令禁止的。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想把他从宗教教义的强迫性固着中解脱出来，也想把他从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他的老板已经帮他从不快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那位肇事司机把他从悲惨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他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一个帮助他的秘密组织！当他把陌生人都视为有着某种密谋的成员时，他最终被送进医院。他的信念牢不可破，例如，当医护人员反驳他的想法，想把他从幻觉中拯救出来时，只能看到他心照不宣的微笑。
心理分析师Silvano Arieti（1974）坚持认为，并非是不确定性（或痛苦）的本质导致了心理疾病，而是个体试图用一种他人不能理解的方式来理解不确定性造成了“精神病式的洞察力”。当然，不是所有想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都是病态的。组织机构想减少不确定性，政治决策者也是如此。尽管减少不确定性并非对所有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来说却很重要。然而，当它变得过分重要时，就成为一种病态了。这种病态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被社会贴上心理疾病标签的人。
例如，瘟疫必定有其产生的原因。十三世纪的一些愚民总结道，“犹太人正在往井里投毒”。事实上，在我们许多人中，类似的解释曾反复出现，我们用它来解释经济萧条、学校中的枪击事件或者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病流行。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并不是病态的，这种努力甚至可以引领我们理解目前正在困扰我们的事情。但是，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理解那些不可能再减少的不确定性，这种观点的确是一种病态。（例子见Hammond，1996）
“如果我成功了，那么我就理所当然地接受成功”，这一观念使成功者变成了傲慢的笨蛋。而“如果我没有成功，一定是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一观念使人成为抑郁的受虐狂。以Bernard Weiner（1979）的研究为代表的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把成功归因于自身因素，把失败归因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比如坏的运气。Chris Peterson和Martin Seligman（1984）对归因风格的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并不遵循这种模式，而是完全相反。我们的许多同事接下来做了进一步的推论：“把成功归于自己，把失败归于环境”这一做法从心理上来讲是健康的——我们应该培养抑郁症患者这种自我夸大但是不合逻辑的归因方式。当然，所有的结果都可归因为个人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很难分解，特别对单一结果而言。
多原因多后果的情境，也称为所有的情境，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解释。1989年3月24日，瓦尔迪兹号油轮在布莱暗礁搁浅，泄漏了4万多吨原油，流入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那是美国历史最为严重的原油泄漏事件。有许多因素可以构建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一事件：船长查尔斯·海兹伍德有酗酒史，曾经住院治疗；海岸警卫队最近改变了政策，但并未提供引航员，反而减少了对航船路线的监控；瓦尔迪兹号油轮的船员从33人减少到19人；当船触礁时，没有经过认证的第三大副手正在操纵油船，他承认自己“精神恍惚”，错过了拐弯的指令；瓦尔迪兹号油轮在工作安排表不合理，船员缺乏睡眠；海兹伍德在那天下午喝了酒；在正常的油轮航路上有季节性的浮冰，瓦尔迪兹号油轮改变了路线来躲避它。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不可抑制地想要构建一个连续的因果故事来解释这次灾难。
如果我们试图采用前瞻性研究探寻哪些因素可以预测油轮原油的泄漏，毋庸置疑，我们可以找出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有大量具有这类征兆的例子，但是它们都没有发生泄漏事件：许多油轮在那晚偏离了航道；在每年的那个时段，对当时的海洋环境来说，有阿拉斯加浮冰是正常的；没有认证的副手驾驶油轮很常见。（埃克森公司在法律辩护时提供了大量的类似例子。）油轮事故发生的基础概率非常低，以至于不能进行系统概率分析。但是直觉的解释通常导致了高水平的后见之明。道斯认为，只有通过事先或随后的系统分析，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实验分析，可能建立应用于解释特定事件所需的一般性的因果规则，这种解释才是可信的。多原因多后果的情境会导致不可靠的原因追溯。（技术分析的细节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有兴趣可参考道斯的论文《预测未来相对于理解过去：一个基本的不对称》，1993年）我们持有的建构和叙述因果故事的倾向造成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主要表现为无视自身的无知和低估随机性在生活中的作用。
也许，一些我们现在归为随机性的事件最终都能被预测和控制，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它们还是具有随机性的。我们知道，那些极为不幸的人倾向于相信他们做错了什么而不是偶然性导致了不幸的结果。偶然性的代价被另外一些人所承受。一些人认为，如果有人贫穷、流浪街头、沉迷于某种不良嗜好或者生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然做了些什么，才会“罪有应得”。在“罪有应得”面前，帮助是徒劳的。并且，在追溯记忆偏见的作用下（参见章节6.7），这些受害者也许也会接受这种判断；如果他们也相信“罪有应得”，这一信念会在他们回忆自己做错了什么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对进化中随机性效应的误解会导致惨剧的发生。想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便是最坚定的适应主义者，也会坚持认为轻微的基因优势也会在（基因）生存的斗争中增加成功繁殖的几率，经过多代的繁殖，将会导致显著的基因变化。然而，就像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宣称的，“个体境遇糟糕意味着其缺乏基因能力”，这一说法邪恶地低估了随机性在生活中的角色。为什么说它是邪恶的呢？因为这种观点导致产生了这样的结论：是“自然的方式”让这些人受苦或者死亡，以便能让好的基因持续繁殖。不确定性的威胁也许仅仅只是导致痛苦，而拒绝不确定性却是残酷的。
拒绝不确定性的代价太高，以至于这种代价不能被拒绝不确定性所能带来的任何安全感所补偿；不管对他人还是对自己，相信公正世界的病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见Melvin J.Lerner，1980）。人的智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判断哪些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能够理解自身知识的局限性，认识到在很多环境下知识也是具有随机性的。与之相伴，勇气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无视危险，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例如，不再相信我们会受伤害或认为我们是优越的，或者世界是公正的。
然而，一些心理学家却敦促人们培养这些信念——努力培养人们的信念，使其认为结果可以由个体所控制，因为他们相信这种信念可以激发人们追求想要的结果，从而使个体做出努力。父母通过奖优罚劣来使孩子按照期望的方式行事，这种方法的确有效；并且那些没有意识到他们行为与奖惩结果关系的孩子经常会出现行为问题——或者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相关性来改善他们的行为。另外，那些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奖金的雇员，其工作更有激情和效率。因而有人建议雇主和主管在组织内建立员工贡献和奖励之间的联系。然而，泛化的模糊控制却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不再是孩子，可以把“幼稚的把戏放在一边”时，我们将会理解我们对结果的控制程度依赖于环境的特殊性。如果错误地以为自己具有控制能力，就会产生前面所讲的不良后果。然而，一些控制理论家却宣称，对控制的信念，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都是心理健康的激励因素。
理性地说，只要我们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就足够了，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结果并不是很重要。例如，即使在极大的随机成分决定了实际结果的情况下，不同的选择项目还是会有相同的期望价值排序。理解《传道书》的智慧绝不会抑制我们去做出最好的选择和尽最大努力去追求这一结果。认为有必要或是值得去高估我们控制的能力，这种观点就等同于坚持用儿童或代理人的方式、而并非具备自主能力的成人的方式去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一些同事把他们的成年病人当做小孩，并以同样的方式对整个成年群体给出建议。（把成人当做成人的一些著名例子可以在肯尼迪的某些语录里找到。在一篇演讲中，他直率地说生活是不公正的，并通过例子指出，在战争期间有些人战死沙场而有些人安坐办公室。在他被暗杀前著名的演讲中，他宣称这个占全球6%人口的国家不能控制全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把这种控制和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Shelley Taylor（1983）自认为是一个“控制专家”，她认为控制的信念在应对威胁环境时具有适应性。Taylor介绍了一个患有乳腺癌妇女的故事。然而，我们的解释正好和Taylor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对个人控制程度过度估计的例子：
我访谈过的一个妇女告诉我，在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后，她认为她可以通过控制饮食以防止乳腺癌在未来复发。在她做的事情中，其中一件就是通过吃难吃的糊状芦荟来吸收大量维他命A。一年半后，她得了再生恶性肿瘤。这种情况当然是所有控制专家想准确了解的：我问她当这件事发生后有什么感觉，她耸了耸肩，说她准备用剩余的时间写篇短篇小说，她一直想做这件事情。当生活的一个领域失去控制后，她转向了另一个可控的，这是她的毕生事业。（p.1170）
Taylor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那个想通过虚幻的控制来阻止乳腺癌复发的病人比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人活得更好，尽管这篇文章本身暗示这种控制在心理上是有价值的。然而，可以换一种角度来解释这个故事——放弃控制的努力是有价值的。那个妇女耸了耸肩显然是承认她没有控制力。也许，如果耸肩发生在一年半前，那个妇女一年半的生命将不会浪费在无聊的工作和糊状的芦笋上面，从而从事她极其向往的事情。
14.4 致不确定性的两声喝彩
想象一种没有不确定性的生活吧。根据希腊诗人及悲剧作家Aeschylus的说法，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也许希望本质上是盲目的。想一想，如果职业学校、研究生项目或总裁培训课程录取的评价变量确实可以精确预测谁会成功和失败，生活将会多么乏味。生活将不可承受——没有希望，没有挑战。
所以，我们有了悖论。当我们试图努力减少我们和环境的不确定性时，最终的成功——也就是完全消除了不确定性——将是可怕的。事实上，艾滋病抗体检查或者根据荷尔蒙以及现有基因分析来预测乳腺癌复发的这些手段也许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我们所不愿见到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正是医学漫长发展的结果。想一想你被告知具有必然导致阿兹海默氏症的基因时你的恐惧。还有比了解到你具有绝症更糟糕的吗？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已经感觉自己生病了。当我们在写作这本书时，基因测试正迅速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选择拒绝接受关于其基因组成含义的反馈（至少是概率性质的反馈）。（即使是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作者所知的最具有探究意识的人，也表示遗传基因报告中的某些部分是他不想知道的，比如会导致阿兹海默氏症的基因型。Pinker，2009。）另一例子是，亨廷顿舞蹈症是由单一显性基因引发的，即使有些人的父母患有这种病，他们也选择不做是否具有这种基因的检查——这种基因最终会导致可怕的身体虚弱和不可逆转的神经退化。
另一方面，有些人的确希望找出这种基因。这个发现（Sieff，Dawes，& Loewenstein，1999）十分有趣。许多医生和健康职业人士反对进行亨廷顿舞蹈症的检测，因为之前的这种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要么有很高的概率携带这种基因，要么有很高的概率不携带这种基因，但是第三种结果也是可能的——检查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现在的检查不会没有结论性）。他们反对检测的理由是，携带这一基因的人或许会选择自杀。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类人或许可以选择不生孩子，经过几代后这种疾病会消失。这两种预测都是错误的（Sieff，Dawes，& Loewenstein，1999）。在那些希望找出结果的人中，没有结论性的检查结果是最让人失望的。在那些测出他们携带此基因的人中，就像在章节14.2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适应了坏消息。并且，他们并未决定不要孩子，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等同于自己没有出生过（记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自杀）。相反，那些收到“不会携带此基因”的好消息的人并表现出过度兴奋。人们是会适应的。
但是与确定性带来的快乐错觉一致，一项针对被检出艾滋病阳性或阴性的人群的研究表明，通常，人们会过度估计艾滋病状态消息对他们的影响。研究者要求被试预测在得知检查结果的五个星期后自己在标准情绪量表上的得分。在他们知道实际检测结果的五个星期后，研究者联系这些人（尽最大可能，因为实验是在匿名而非保密的情况下实施）填写情绪量表。与非常正性和负性的预测情绪相比，这些参与者实际的情绪更为中性。人们还是适应了。这项研究最主要的发现是，人们无法预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适应性。（亨廷顿舞蹈症结果的综述和艾滋病检测结果的报告见Sieff et al.，1999。）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结果只适用于部分人，这部分人表现出清晰的偏好，想知道是否自己患有将导致极为负面结果的疾病。因为实验和调查是在一个极度自由的社会里进行的，不能够随机取样和强行获取个体的医疗状况，所以研究者不能确定关于亨廷顿舞蹈症和艾滋病状态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广到普通人群中，或者仅仅应用于那些想要发现他们是否具有毁灭性健康状况的人。并且，研究者也不可能在这些人的取样基础上来决定他们占总体群体的多大比例。因为调查和实验的参与者是自愿的，这些调查和实验并不能得到希望知道这些信息的人群有多大比例。当然，我们也可以询问普通人群是否希望知道测试结果，以作为这些已有研究的补充。但是询问普通人群这种方式会产生一个问题，把实际行为简单等同于与人们假设他们将如何行动，这个问题源自人们是否能够很好地预期他们的未来情绪，事实上，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面临实际检查时的情绪反应。
如果我们知道了快乐结果的确定性，那么生活的乐趣将会减少。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减少不确定性。但是，当我们追求这一目标时，该目标的最终达成将不会是皆大欢喜的。
14.5 与不确定性共存
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没有道德，没有选择自由。只有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比如我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我们才能拥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并且，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最基本的选择就是接受不确定性这一事实，还是想方设法回避它。那些拒绝不确定性的人试图建构自己的安全世界。这些人的自然需要是减少不确定性，极端状况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是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基础。统计学家对乐观主义者给出的定义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这一定义已经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具有讽刺意味了。
本书介绍的研究和理论会产生更多的延伸，这些后续研究会为社会繁荣带来重要贡献，对此我们深信不疑。判断和决策领域积累的科学知识有许多建设性的经验。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己在准确判断和理性决策上能力的重大局限。读者将会从本书提供的大量例子里体会到真知灼见，从而认识到许多有问题的习惯和潜在的弱点。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确实有用的工具来评价、帮助和代替人类决策者。关键在于，即使在无法给出数学的解决方案来建构和指导决策过程时，我们也应尽可能应用统计和概率理论。当人们审视自己的决策时，他们能够认识到偏见和不一致性，并且修正它们。最后，我们建议您尽量把遇到的判断和决策情境形成系统的外在表征：进行图形化、象征性和分布式的思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进行分析性的思考，花时间去获取正确的认知工具，我们就会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我们并没有告诉你去决策什么，而是告诉你如何做决策。
参考文献
Abelson, R.P.(1985).A variance explanation paradox: When a little is a lot.Psychological Bulletin, 97, 128–132.
Arieti, S.(1974).Interpretation of schizophrenia (2nd ed.).New York: Basic Books.
Ayeroff, F., & Abelson, R.P.(1976).ESP and ESB: Belief in personal success at mental telepath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240–247.
Breyer, S.(2006).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Toward effective risk regula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awes, R.M.(1993).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versu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 basic asymmetry.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6, 1–24.
Diener, E., & Biswas-Diener, R.(2008).Happiness: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psychological wealth.New York: Wiley-Blackwell.
Einhorn, H.J.(1986).Accepting error to make less err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0, 387–395.
Gilbert, D.(2007).Stumbling on happiness.New York: Vintage Press.
Hammond, K.R.(1996).Human judgment and social policy: Irreducible uncertainty, inevitable error, unavoidable injustice.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J.R., & March, J.G.(1984).Decision making and postdecision surpris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9, 26–42.
Kunda, Z., & Nisbett, R.E.(1986).The psychometrics of everyday life.Cognitive Psychology, 18, 195–224.
Lerner, M.J.(1980).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New York: Plenum Press.
Lykken, D.(1999).Happiness: What studies on twins show us about nature-nurture, and the happiness set-point.New York: Golden Books.
Makridakis, S., Hogarth, R., & Gaba, A.(2009).Dance with chance: Making luck work for you.Oxford, UK: Oneworld Publications.
Meehl, P.E.(1973).Why I do not attend case conferences.In P.E.Meehl (Ed.), Psychodiagnosis: Selected papers (pp.225–302).New York: Norton.
Peterson, C., & Seligman, M.E.P.(1984).Causal explanations a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Theory and evidence.Psychological Review, 91, 347–374.
Pinker, S.(2009, January 11).My genome, my self.New York Times Magazine, pp.24–46.
Sieff, E.M., Dawes, R.M., & Loewenstein, G.(1999).Anticipated versus actual reaction to HIV test result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2, 297–311.
Skinner, B.F.(1948).“Superstition” in the pige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8, 168–172.
Slovic, P.(1987).The perception of risk.Science, 236, 280–285.
Staddon, J.E.R., & Simmelhag, V.L.(1971).The “superstition” experiment: A reexamination of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rinciples of adaptive behavior.Psychological Review, 78, 3–43.
Taylor, S.E.(1983).Adjustment to threatening events: A 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1161–1173.
Tversky, A., & Edwards, W.(1966).Information versus reward in binary choi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1, 680–683.
Weiner, B.(1979).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 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