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点成线
情报分析改革的悖论
1
1973年秋天，叙利亚军队开始在叙利亚与以色列交界处集结大批坦克、大炮与步兵。同时在南边，埃及部队已取消一切休假，召集数千名后备役军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另外他们还修筑道路，准备沿苏伊士运河建立防空与大炮据点。到了10月4日，以色列一次高空侦察任务显示，埃及已将大炮移防进攻据点。
当天晚上，以色列军事情报署得知，部分驻守在萨伊德港与亚力山大港的俄罗斯舰队，已经扬帆准备起航，苏联政府也开始将顾问与其家属撤离开罗与大马士革。接着在10月6日凌晨4时，以色列军情署从该国最信任的情报消息来源处接到一通紧急电话，消息人士说，埃及与叙利亚是日稍晚将发动攻击。以色列高层立即召开会议，战争是否一触即发？军情署署长伊荣·泽拉看了所有的证据，判断不会有战事。然而他错了。
那天下午，叙利亚由东攻击，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薄弱防线不堪一击；埃及自南攻击，轰炸以色列的据点，还派遣了步兵渡过苏伊士运河。尽管前几周警告接二连三传来，以色列当局还是措手不及。他们为什么没能化零为整，将一点一点的情报连成一条线呢？
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起于埃及和叙利亚分别从南北方向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那一天，空袭警报在以色列上空响起，原本沉寂的广播电台当天也恢复播音，向民众广播战争突然爆发的消息。在那场战争中，埃、叙等阿拉伯国家伤亡超过272700人，以色列也付出了近万人死伤的沉重代价。38年后，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早已正常化，而以、叙之间也揭开了间接和谈的序幕。
如果我们从10月6日下午往前推，源源不绝的线索似乎指明了山雨欲来，我们不免要问，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若从赎罪日战争往前推几年，将以色列情报人员所掌握的情报与顺序加以重建，我们会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在1973年秋天，埃及与以色列看起来已是要打仗的形势，但在当时的中东，每个国家看起来好像随时随地都要开战。例如在1971年秋天，埃及总统与国防部长公开宣布开战时间迫近；埃及三军总动员，坦克与架桥装备均已被送到苏伊士运河，攻击据点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但接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1972年12月，埃及再度动员，军队沿运河大兴防御工事，据以色列的可靠消息来源指出，埃及攻击在即，但结果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在1973年春天，埃及总统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埃及此刻正在积极动员，准备重启战争。”埃及三军朝苏伊士运河逼近，运河沿岸的防御工事加强；政府积极动员人们捐血，民防人员也收到动员召集令，埃及全国上下动辄实施停电措施。在1973年1月至10月之间，埃及三军动员了19次，却没有开战。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小国，全国动员起来是劳民伤财的事，以色列政府自身也明白，如果贸然动员，则埃及与叙利亚即使不是真心要打仗，以色列本身的动员也可能被视为挑衅，因而引发一场战争。
从其他的迹象来看，这一次也没什么特别，苏联把驻外人员家属送回国内，可能只是因为与阿拉伯诸国失和。没错，有可靠消息来源人士清晨4点来电，确定表示傍晚会有攻击，但是同一消息人士的前两次攻击警告却没有成真。还有就是，这名消息人士说，攻击是在傍晚发动，而在这么晚的时刻发动攻击，会影响他们准备空袭的时间。换句话说，在1973年10月6日下午之前，以色列情报人员并未从种种情报或蛛丝马迹中，看见阿拉伯国家以往的攻击模式。这就好像看罗氏墨迹测验（Rorschach blot），他们大多只是做事后诸葛亮般的评述，事前完全未曾看见。在检讨“9·11”事件，并追究究竟是谁的失误时，这类情报分析问题值得一看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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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的许多分析材料中，一本叫作《基层细胞：“9·11”阴谋，FBI与中情局为何不能防患于未然》（The Cell: Inside the 9/11 Plot, and Why the F.B.I. and C.I.A. Failed to Stop It）的著作颇受关注，作者约翰·米勒（John Miller）、迈克尔·斯通（Michael Stone）与克里斯·米切尔（Chris Mitchell），在书的开头便提到一名叫埃尔·赛义德·诺赛尔的凶手。诺赛尔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万豪酒店，射杀“犹太防卫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的创始人迈尔·卡亨。事后警方在诺赛尔位于新泽西的公寓中搜出16箱档案，里头有军事特种作战学校（Army Special Warfare School）的手册、中途拦截到的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副本、炸弹制造手册，也有附阿拉伯文注解的地图，以及诸如自由女神像、洛克菲勒中心与世贸中心等一一标出的地标。根据《基层细胞》一书，诺赛尔跟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军火走私贩以及伊斯兰激进分子过从甚密，而这些激进分子都跟两年后发生的世贸中心爆炸案有关联。
世贸案的主谋是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1994年他曾经在马尼拉出现，显然是要设法行刺当时访问该地的教皇。此外，他谋划以飞机袭击五角大楼或中情局，同时亦涉及多达12次的越洋飞行爆炸案。谁又是优素福在菲律宾的关系人？穆罕默德·哈利法（Mohammed Khalifa）、瓦里·汗·阿明-沙阿（Wali Khan Amin-Shah）与易卜拉欣·穆尼尔（Ibrahim Munir），这些人都是并肩作战的恐怖分子，全都向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奥萨马·本·拉登效忠。
米勒在过去10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为电视新闻网工作，他是名顶尖的记者。《基层细胞》一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记述他发掘恐怖分子破坏工作的独特经验。在1993年2月，世贸中心遭到攻击后，他紧紧跟随大批紧急救援车辆进城，而在爆炸现场，又有一大批记者尾随着他，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取得消息的最好方式，便是听他跟人交谈。米勒后来与联邦调查局纽约反恐办事处特工成了好友，尤其是与两名负责人尼尔·赫尔曼与约翰·奥尼尔相知甚深。
他对“基地”组织的一切动向都穷追不舍，在“基地”组织攻击美军军舰“柯尔号”（U.S.S. Cole）时，他曾随联邦调查局的人前往也门采访。1998年，他与摄影记者在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与一个他们只知叫阿赫塔尔的人碰头，阿赫塔尔将他们送过边界，在阿富汗的山陵之间访问到本·拉登。在《基层细胞》一书里，米勒翔实的记述让我们仿佛亲眼看到，“基地”组织从1990年到“9·11”事件的演变。《基层细胞》一开始便问：“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该书的三位作者认为，从卡亨的遇害到“9·11”事件，可以理出一条轨迹。他们指出，在过去10年发生的恐怖事件中，沿着这条轨迹，可以看见一个清楚的、不断重演的模式，并从中找到答案。
《基层细胞》的三位作者，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英雄所见略同，谢尔比的“9·11”事件调查报告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他在报告中不厌其烦地指出，所有漏掉的线索或误解的信号，每每都指出“基地”组织会有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行动。在当时，中情局早就知道，“基地”组织两名恐怖分子哈立德·米达尔与纳瓦夫·哈兹米已经进入美国，但未将这项情报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名特工，曾经将一份备忘录送回总部，谢尔比第一句话就写道：“这次通信的目的是知会纽约分局，本·拉登可能会统筹一项行动，派遣学生进入美国，到民营的航空大学或飞行技术学院求学。”但联邦调查局并未针对这项情报有所行动，也未对恐怖分子有意利用飞机当武器的事有何联想。
联邦调查局根据恐怖分子嫌犯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在飞行学校的可疑行为，将其收押，却无法把这个案子推理到恐怖分子的下一步行动。谢尔比在报告中指出：“情报界的最大问题是，在恐怖分子有意攻击美国的象征性地标一事上，没有能力将得到的‘点’连成‘线’。”“连点成线”（connect the dots）一说不断在报告与报道中出现，几乎成了一种有口无心的咒念。我们事后回想时恍然大悟，那时显然就有模式可寻，但高高在上的美国情报圈却看不见。
不过，事后这些检讨，并不能解答因赎罪日战争而浮现的问题：“模式”在攻击前明显吗？无论我们会不会在事过境迁之后，修正对事情的判断，这个问题都是心理学者十分感兴趣的议题。例如，在尼克松总统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历史性访问前夕，心理学家巴鲁赫·费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经询问若干人，要他们预测尼克松此行会有哪些成果，诸如：此行促成中美永久建交的可能性大不大？尼克松此次能够见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吗？尼克松可以宣称此行成功吗？结果，这次访问公认是一次外交上的大胜，费什霍夫事后再去访问同一批人，要他们回忆当初是否抱持不同的预估。他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此时此刻”都“记得”，他们对尼克松这次访问都非常乐观，即便第一次接受调查时不是如此认为。
即使受访者原本并不认为尼克松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但事后，当报纸上全是尼克松与毛泽东两人能见面的报道时，受访者也口口声声说，“记得”自己当初便判断两人能见面的机会很大。费什霍夫称此现象为“潜入性决定论”（creeping determinism）：事后回想起来，已经发生的事其实“一定”会发生，而且这种感觉会随着事情的发生而被放大。一言以蔽之，这种“潜入性决定论”的主要效果是，期待之外的事情会变成期待中的事。他写道：“一件事情在事过境迁之后，要是有人回想起来并加以重建，则它发生的概率会增大，人们吃惊的程度会减少。”
阅读谢尔比的报告，或者是《基层细胞》中，关于诺赛尔与本·拉登等人的描述，油然而生的感觉一定是：如果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能够连点成线，“9·11”事件就不会那样让人感到突然。然而，这是公允的批评，还是“潜入性决定论”？
3
1998年8月7日，两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外，引爆了一卡车的炸药，导致213人丧生，4400多人受伤。米勒、斯通与米切尔三人认为，肯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就是典型的情报分析失败例子。他们说，中情局在爆炸案发生前，就已掌握了一名潜伏在肯尼亚的“基地”分子的姓名与行踪，另外几名“基地”成员也在该局密切监视之下。中情局握有一封长达8页的信，该信是一名“基地”分子所写，里头提到即将有“工程师”（制造炸弹者的代号）会来到内罗毕。美国驻肯尼亚大使普鲁登斯·布什内尔也曾写信至华盛顿，苦求加强安全措施。
肯尼亚一名议员兼律师说，在8月7日攻击发生前好几个月，肯尼亚就将这项攻击阴谋知会美国情报单位；1997年11月，一个在本·拉登的一家公司工作，名叫穆斯塔法·马赫莫德·赛义德·阿赫迈德的男子，走进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告诉美国情报人员，一项炸毁大使馆的计划正在酝酿中。美国官员有何反应？他们遣返了潜伏在肯尼亚的“基层细胞”首脑（一名美国公民），然后突然中断了对“基地”成员的监视，也不管那8页信的意义何在。据说他们把肯尼亚的警告情报，递给了以色列驻外情报单位“摩萨德”（Mossad），但以方却不认为真有威胁，因为在侦讯阿赫迈德之后，他们觉得此人可信度不够高。爆炸案发生后，《基层细胞》一书的作者说，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打电话质问布什内尔：“这种事怎么会发生？”
米勒等人写道：“布什内尔的恐惧首次转为愤怒，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火冒三丈地答道：‘我写了一封信给你！’”
一切不都迹象确凿、历历在目吗？不过，这是否也陷入了“潜入性决定论”的陷阱？因为我们得到的都是事后经过剪辑的说法，没听到其他被美国监视的人怎么说，也不知道情报单位收到多少其他类似的警告。有多少情报一开始好像很可靠，但后来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情报搜集的重大挑战，永远都是“杂音”问题：无用的情报总是比有用的多。谢尔比的报告提到，联邦调查局的反恐单位从1995年算起，共接到686800条不明线索，其中真正有用的不超过几百个。
简而言之，情报分析专家必须慎选，因此由这个标准来看，情报单位在肯尼亚做的决定，似乎并非不合理。对“基地”成员结束跟踪监视，这听起来不可思议，然而潜伏的首脑也的确在当时离开了肯尼亚。没错，布什内尔警告了华盛顿，不过一如《基层细胞》作者所承认，炸弹威胁在非洲是天天上演。以色列情报单位的官员分析肯尼亚情报可疑，也非无的放矢。阿赫迈德是为本·拉登工作没错，但他未通过谎言测试；以色列情报单位也得知，阿赫迈德曾向其他几国驻非洲大使馆发出类似的警告，但后来都证实事情是子虚乌有。当有人走进你的办公室，他没能通过谎言测试，又被发现到处兜售同样的不实消息时，能怪你把他打发走吗？
米勒等人在书中以一段电话通话记录举证，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段话是意大利情报单位在2001年8月所录，内容是“基地”组织成员阿卜杜尔·卡德尔·埃斯萨耶德与艾尔·希拉尔的谈话。米勒等三人认为，这似乎是另外一个预示“9·11”事件发生的情报。
希拉尔对埃斯萨耶德说：“我正在研究飞机。如果是阿拉的旨意，我希望下次见到你时，可以带一片飞机窗户的玻璃碎片给你。”
埃斯萨耶德问：“有圣战计划吗？”
希拉尔回答：“未来有，你留心听新闻，记住‘上面’这两个字眼。”埃斯萨耶德以为希拉尔说的是他的家乡也门，但希拉尔纠正他说：“突袭会从另外一国发动，是那种你永远也忘不了的攻击。”
过了一会儿之后，希拉尔谈到攻击计划：“可怕的景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是，策划这项计划的人是个疯子，但也是个天才，他会把他们吓呆了。”
这是段引人联想的对话，现在看起来似乎指的是“9·11”事件，但这又是什么样的“预测”？这里既未提到地点，也未提到目标与方法，只暗示了有一些恐怖分子谈到要用飞机来干一件大事。但我们要记住的是，这两名恐怖分子与过去30年里的其他恐怖分子并无太大区别。
在现实世界中，情报千篇一律，都非常含糊，跟敌人意图有关的情报都很简短，没有细节；既没有细节，就很难判断意图。例如，1941年4月，盟军得知德国大军移防俄罗斯前线，这项情报没有争议余地，因为移防的军队不但被看见了，连数目都被清点过了。但这项移防的真正用意何在？丘吉尔的结论是，希特勒要进攻苏联；斯大林则认为希特勒是有意要进攻，但是只有在德国下最后通牒，而苏联未能满足其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出兵；英国外交部部长安东尼·艾登认为希特勒是虚张声势，以迫使苏联再一次让步；英国情报单位判断（至少开始时如此），希特勒只是要强化东线防御，以防俄罗斯攻击。
唯一能确认这项情报的方法是，如果盟军能够取得第二项情报，便能证实德军的真正目的，就好比希拉尔与埃斯萨耶德之间的通话记录。同样的，倘若我们能够取得类似德军动向的详细情报，就能确定希拉尔与埃斯萨耶德之间通话记录的真正意义。但是情报单位很少能够这么奢侈——同时取得两种情报，他们的情报分析员也不是能够猜出他人心事的人；要了解他人脑中想的是什么，完全是基于人类的事后眼光，我们才渐渐培养出这项技巧。
《基层细胞》指出，在“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华盛顿方面其实惶恐不安：
2001年夏初，“基地”组织可疑分子之间的通话次数显然增加，一名原本在押的“基地”成员开始跟政府合作，也让调查人员相信本·拉登正在策划一项大行动。一项被拦截到的“基地”信息提到“广岛型”事件，而且计划很快展开行动。那年夏天，中情局一再警告白宫，攻击行动一触即发。
事实是，这些担忧都未能保护我们，证明了受限的不是情报圈，而是情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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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期，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授戴维·罗森汉（David L. Rosenhan）把一名画家、一名研究所学生、一名小儿科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一名家庭主妇与三名心理咨询专家邀集到一起，要他们持假姓名到不同的精神病院就医，说自己听到陌生的声音，例如“空虚”、“碰撞”与“空洞”等字眼。除此之外，这些假病人在就医期间，要转而提供真实的回答，举止要正常，并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告诉医院里的人，现在声音已经不见了，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别的症状了。这8名假病人平均住院19天，其中一人甚至住了两个月。罗森汉希望查出，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否能看穿一切，结果是他们始终都没有识破。
罗森汉的实验从某一方面来看，是典型的情报问题。一个信号（正常的人），埋藏在堆积如山的、复杂又混乱的杂音（精神医院）中，情报分析员（医生）有义务将点连成线，他们却搞砸了。在住院期间，8名假病人一共收到2200颗药物，并接受心理访谈；医生将他们的精神状况写成病历，也做了病理分析摘要。假病人应罗森汉的要求，将治疗过程记录下来，这不久也成为他们病理记录的一部分。一名护士在其记录中浑然不觉地写道：“病人有书写行为。”这些人是因“病”住院，也因此始终摆脱不了这项诊断。一名护士一天询问某位在医院走廊上踱步的病人说：“紧张吗？”他纠正她说：“不，是无聊。”但这始终改变不了护士的想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似乎很明显，即医生与护士必须警觉，有时心智正常的人也会住进精神病院。罗森汉因此前往一所教学研究医院，告诉医疗人员说，未来3个月内，他会再送来一个或几个假病人。结果在之后的3个月，该院收了193名病人，其中41人被一位以上的医疗人员诊断为正常。但这次他们又错了，罗森汉一个假病人都没送来。要解决一类情报问题（过度诊断），该精神病院制造出另外一类问题（轻度诊断）。这可能是第二类，也是比较严重的，由“潜入性决定论”导致的一种后果：我们对过去认为是问题的问题矫枉过正，以致为未来制造出新问题。
以“珍珠港事件”为例，这被公认是组织之间协调上的失败例子。美国掌握了各种关于日本会偷袭的证据，但情报信号四散在各个不同的情报单位中；陆军不跟海军对话，双方相互猜忌竞争。中情局之所以在1947年成立，部分原因也在于希望成立后可以确保情报得到统筹处理。
“珍珠港事件”过后20年，美国情报分析机构又在“猪猡湾事件”上惨遭挫败；肯尼迪政府粗略地低估古巴的作战能力，以及古巴人对卡斯特罗[1]的支持。不过这次的结论完全不同，欧文·詹尼斯（Irving L. Janis）有关“团体思维”（groupthink）的著名研究指出，“猪猡湾事件”的误判，是出于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的建议，他们的封闭做法限制了辩论与竞争。而如今，由中央统筹管理也成了问题。战后甚有影响力的组织社会学学者哈罗德·维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盛赞罗斯福总统主政时期凝聚出的“建设性对立”（constructive rivalry），他认为这种建设性竞争，使得罗斯福能够搜集重大情报，进而能对“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各种问题对症下药。他在其1976年的著作《组织之间的情报》（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中指出：
罗斯福利用一位匿名网民的情报，挑战或质疑另一项情报，让双方都不敢掉以轻心。他招揽各方人马，而这些人的工作环境与性质，大多会与其他单位起冲突。在外交事务上，他委派给莫利与威尔斯的工作，与国务卿赫尔的工作有所重叠；在许多公共工程计划上，艾克斯与华莱士的任务几乎雷同；在福利事项上，他把两个功能与缩写名称都极易混淆的组织PWA与WPA，分别委派艾克斯与霍普金斯指挥；在政治上，法利发现自己不时需要与其他政治顾问争宠。结果是：在可供选择的方案浮出水面之际，或在罗斯福与专家们需要做出重大选择时，各方的意见与不同的争议也适时受到媒体的报道。
“9·11”事件发生前的情报圈，所持的正是这种心态。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一如艾克斯与华莱士一样，是死对头。可是这时社会已经改变看法，不赞成这种态度。一如谢尔比所指责的，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这时互相较劲。他的报告指出：“‘9·11’事件是客观的重大教训，让我们明白：不能有效在组织之间及时分享情报，会如何危害国家社会。”谢尔比希望重新建立起情报的统筹运用机制，更强调合作。他希望有一个“由中央统筹，积累全国性情报的实体，能够超越各组织，摆脱官僚单位竞争，并独立作业”。他认为，情报组织应该由一个极小而高度紧密联系的团体运作，因此他建议完全解除联邦调查局的反恐业务，他说：
联邦调查局充满个人主义的心态，该局对关于被告不法行为的文字证据的重视，超过对从不完全或零星信息得来的可能推论的重视，且以此作为其决策根据。执法单位无论是处理情报，做成结论，或是思考方式，都有别于情报组织；显然，情报分析专家不会是一个称职的好警察，警察显然也不会是一个好的情报分析师。
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按照谢尔比所希望的，成立了“反恐怖主义威胁协调中心”（Terrorist Threat Integration Center），将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的反恐活动纳于一个特别的单位。情报业务在文化与组织上的多样性以前备受赞赏，如今却被人不屑一顾。
事实上，检讨“9·11”事件之后，我们发现老制度仍有优点。联邦调查局想法跟中情局不同不是有其好处吗？毕竟是联邦调查局掌握了两个最精确的情报分析板块：申请搜索恐怖分子穆萨维的公寓，以及持有著名的菲尼克斯备忘录（Phoenix Memo）。这两件事都说明了，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它不同于情报分析师的“大图画”与或然性推论；联邦调查局特工专注调查一个案件，穷究不舍，拿到的正是证明被告及“基地”组织与不法行为有关的文字证据。
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一时的较劲也非全然不对。《基层细胞》描述菲律宾警方搜寻优素福与同党穆拉德的公寓后，联邦调查局的反恐探员立即飞到马尼拉，“跟中情局各干各的”。这完全就像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的一贯作风，前者要将穆拉德关押起来，后者希望用他来放长线钓大鱼。两个单位最后还是通力合作，但合作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双方的确“因对立和猜忌”而失和，但这样的竞争对立有何不可？
一如米勒等人所说：“联邦调查局前国内反恐单位负责人赫尔曼反对与中情局一起工作，这跟程序无关，而是他根本就不认为中情局对擒拿优素福有帮助。赫尔曼说：‘那时，我认为中情局无法在一间浴室中找到人；我甚至不认为他们找得到那间浴室。’”改革情报组织的人认为，联邦调查局与中情局的竞争对立基本上像夫妻失和，应该可以一起共事的人，就是不能一起共事。但是也不妨将这种情形看作市场竞争，这可以促使“企业”更努力，并制造出更好的产品。
世间没有所谓完美的情报体系，而每一种立意良好的改进，都要在权衡轻重后拿捏得恰到好处才有效果。例如，一名因伪造文书罪而被美国警方通缉，被加拿大警方羁押的嫌犯，向警方供出5名阿拉伯移民的姓名与照片，指称这5人已经越界进入美国；联邦调查局于是在当年的12月29日发出警告通报，把5人的姓名与照片公布在该局的“打击恐怖主义”网页上，连布什总统也针对此事发表谈话说：“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为何偷渡到美国，他们在美国做些什么事。”而结果证明，这完全是该名嫌犯捏造出来的故事。事后，联邦调查局一名官员说，该局是为了“谨慎起见”才让这些照片流通。今天我们的情报单位都非常敏感，但是这样的敏感并非没有代价。
一如政治学者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的论文“解析、战争与决定：为何情报分析失败难以避免”中的分析所说：“让警告系统更加敏感，可以降低遭受突袭的风险，但因为假警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反而会使敏感度降低。”如果我们不断去买胶带来密封窗户以防止被攻击，但结果什么动静都没有；如果政府的橙色警告指示灯连亮数周，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不免会怀疑，接到的每一项警告是否确有其事。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为何对日本的偷袭信号如此麻木？因为，在1941年12月7日前数周，他们已经检查过7份关于日本潜水艇在珍珠港海域活动的报告，结果7份情报都不是事实。罗森汉的研究中的精神科医生，起先是忽略“病人”心智正常的诊断，但在知道可能有人乔装病人后，开始觉得所有的病人大概都正常；这是一种改变，但未必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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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被传唤的证人之一就是军情署署长泽拉将军。他们问泽拉，为何坚持认为战争不会马上开始？他的回答是如此简单：
参谋长必须做决定，他的决定必须清楚，军情署能为参谋长做的，是为他提供清楚明确的预估，而且这种预估要客观。我知道，预估越清楚，出错的概率也越大，但这原本就是军情署首长职业上的困扰。
历史学者艾略特·科恩（Eliot A. Cohen）与约翰·古奇（John Gooch）在其著作《军事不幸》（Military Misfortunes）中指出：“泽拉的笃定结果成了致命的错误，军情署领导人在1973年9月与10月所犯的错误，不在于他们相信埃及不会进攻，而在于他们有着无比的信心。这种无比的自信反而让决策者犯迷糊。他们未向总理、参谋长、国防部长提出模棱两可的情势分析，且直到最后一天都坚持认为不会发生战争。”
当然，泽拉提供了一个不含糊的答复，是因为这是政府与社会大众对他的要求。没有人希望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今天，联邦调查局给我们的是依照颜色来划分等级的警告信号，并经常谈到恐怖分子频频联系之事。这一切信息都令我们感到无奈又生气，因为它们是那么含糊。频频联系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的是一种预测，希望敌人的意图就像一个拼图，情报人员可以通过破碎的图片把整幅图画拼出来，让我们知道全部的内情。然而故事内情很少让人清楚过，至少在事情发生前没有；有时要一直到若干有魄力的记者或调查委员会，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时，我们才会真正清楚。
[1]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古巴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