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杰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在杰·弗赖雷克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了。弗赖雷克一家是匈牙利移民，在芝加哥经营一家餐馆。当时是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他们失去了一切。“我的家人在浴室找到了我父亲，”弗赖雷克说，“我想他是自杀的，因为他觉得孤独。他之所以来芝加哥，是因为他哥哥在这里。股市崩盘后，他哥哥就离开这里了。他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但身无分文，餐馆也没了。他一定非常绝望。”
弗赖雷克的母亲在一家血汗工厂做事，负责缝制帽檐。一顶帽子可以赚2美分。她的英语不怎么好。“她一天要工作18小时，一周工作7天，因为这样她才能赚到足够的钱支付公寓的租金，”弗赖雷克接着说，“我从没见过她。我们的公寓位于洪堡公园西侧，边上就是贫民窟。因为她不能把两个幼儿（一个2岁，一个5岁）单独留在家里，所以就找了一个爱尔兰移民女子来照顾我们，并给她提供食宿。从2岁开始，这位爱尔兰帮佣就成了我的家长。我们都很喜欢她，把她当成我的妈妈。在我9岁时，我母亲碰到了一个匈牙利男人。那人失去了他的妻子，只有一个儿子。我母亲嫁给了他。这是一桩权宜婚姻。那个男人不用亲自照顾自己的儿子，而我的母亲身边也缺少一个人。那个男人尖刻，很干瘪。我母亲辞了血汗工厂的那份工作，回到家中，他们再也请不起爱尔兰帮佣了，就把她解雇了。他们解雇了我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母亲的做法。”
他们一家搬到了另外一套公寓。他们每周只能补充一次蛋白质。弗赖雷克还记得他挨个商店去找4美分一瓶的牛奶的情形。正常的一瓶牛奶都要5美分，但他们买不起。他一整天都在街上闲逛。他学会了偷东西。他和姐姐并不亲近。她看起来特别严肃，且很守规矩，一点儿也不友好。他不喜欢继父。最终这段婚姻还是没能维持下去。他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她的思想都被那个血汗工厂毁了，”弗赖雷克说，“她让人觉得愤怒。她嫁给了这个丑陋的、带着拖油瓶的男人；那个挂名哥哥夺走了我一半的东西；她还解雇了我的妈妈……”他的声音渐渐变小了。
弗赖雷克坐在桌子旁边，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他说的都是些很久之前的事，然而却让人有种错觉，仿佛那些事刚刚发生不久。“在我印象中，我母亲从来没有抱过我，或者亲过我。她从来都没提过我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对她好不好。我真的从没听过她说起他。你问我是否想过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不止想过，我总是在想。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弗赖雷克转了下椅子，坐到电脑面前，打开图片文件夹，点击了其中一个文件。那是一张20世纪早期的照片，那个男人看起来跟弗赖雷克很像。“这是我母亲拥有的唯一一张他的照片。”照片的边缘参差不齐，是从某张更大的家族照片中剪下来的。
我问起那个养育他的爱尔兰帮佣。她叫什么名字？他停顿了一下，他说话时很少停顿的。“我不知道。等一下那个名字会突然跳出来的，我确定。”他平静地坐在那里，神情专注。“我姐姐应该会记得，我母亲也应该记得。但是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亲人几乎都去世了，除了我的两个堂弟。”他又停了一会儿，“我想叫她玛丽。也许她就叫这个名字。可我的母亲也叫玛丽。我一定是搞错了……”
我们进行这段谈话时，弗赖雷克已经84岁了。但若因此把年龄和记忆缺失联系起来，你就错了。杰·弗赖雷克并没有出现记忆缺失的症状。在某个春天，我对他进行了第一次采访，6个月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采访，在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中，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时间、名字和事实。如果他说到一些自己曾提到的细节时，他会停下来，说一句：“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了。”他之所以忘记了那个养育他长大的女人的名字，是因为那些年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于是大脑便把那些记忆都藏了起来。
2
“二战”发生后的几年，英国政府忧心忡忡。只要一发生战争，德国空军就会对伦敦发动猛烈的空袭，英国军队的指挥官相信他们逃不过这一劫。当代最重要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做出预测，在德国空袭的第一周，伦敦的伤亡群众可达到25万人。温斯顿·丘吉尔说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目标，她就像一只肥大又有价值的母牛，被当作抓野兽的诱饵”。他曾预言，面对空袭，伦敦人民会感到彷徨无助，大约会有三四百万的伦敦人逃到乡下。1937年，战争前夕，英国军队的指挥官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预测了伤亡人数：德军持续地空袭将造成60万人死亡，120万人受伤，并会引起人们的极度恐慌。市民会因此拒绝工作。工业生产会慢慢停滞。面对德军，英国军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早在抵抗敌人之前，他们就先被征调去维护秩序，稳住几百万的恐慌群众了。国家领导人考虑在伦敦建立一个巨大的地下防空洞网，但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们害怕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民众就再也不愿意走出防空洞了。他们在市区外建造了一些精神病院，因为他们预计会有许多民众因战争伤亡而患上心理疾病。报告指出：“任何一个机会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战争。”
1940年秋，英国人早就预料到的袭击终于来临。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连续57天的轰炸），德军飞机盘旋在伦敦上空，扔下了上万颗高能炸弹，引起了100多万场火灾。4万人因此丧生，另有4.6万人受伤。100万栋建筑因此被炸毁，或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在伦敦东区，所有的街区都成了废墟。英国政府官员害怕的事都发生了——除了一件事：他们错估了伦敦人民的反应。
预料中的恐慌并没有降临伦敦。建在伦敦郊区的那些精神病院成为军用医院。因为没有人需要住精神病院。空袭开始时，大批的妇女和儿童都被疏散到乡村去了。而那些需要留在城市的人大部分都留了下来。闪电战持续时期，德国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英国当局惊讶地发现人们不仅拥有面对爆炸的勇气，还在想办法进行一些反击。“1940年10月，我开车去了伦敦东南部。那里刚刚遭受了一系列空袭。”一个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在战后写道：
大概每100码就能看到一个炸弹坑，或是房子、商店的残骸。警报汽笛响了，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修女紧紧地抱住她手里的那个孩子，急急忙忙地跑着。好像只有我和她好像听到警报汽笛响了。小男孩儿们还在路上玩；顾客还在讨价还价；一个警察正在指挥交通，脸上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那些骑自行车的人无视死神和交通规则，径直骑了过去。我视野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抬头看天空。
我想你应该也会认为，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吧。闪电战是一场战争。那些爆炸的炸弹弹片飞得到处都是，随时都有可能致命。每天晚上都有街区因为这些燃烧弹而发生火灾。100多万人因此流离失所。郊外的临时避难所一到晚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那里。而外面，头顶上盘旋的飞机发出的噪声、爆炸声、防空枪的咔嗒声、救护车的警报声、开火声、警报汽笛声和各种噪声此起彼伏。一个有关伦敦人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40年9月12日的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睡觉，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如果纽约有一栋办公楼被炸成废墟，而这种轰炸并不只是一时的，而是持续了两个半月，你能想象纽约人的反应吗？
对伦敦人反应的一个典型解读就是这是一种英式的“坚定沉着”——其实说的就是英国人那种坚忍的品质。（毫不意外，这也是英国人最喜欢的一种解读。）然而，具有坚忍性格的又何止英国人。其他国家的人民在面对爆炸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显然，爆炸并没有造成预料中的那种后果。原因何在？一直到战后，加拿大精神病专家J·T·麦克迪（J.T.MacCurdy）才在《士气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Morale）一书中解开了这个疑惑。
麦克迪指出，当炸弹落下来时，受到影响的人们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被炸死的人，他们是那些体验过炸弹威力的人，显然，炸弹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武器。但就如麦克迪所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些冷血），“一个群体的士气依赖于那些活着的人，所以从这点看来，那些被炸死的人无关紧要。照这种方法理解的话，事实也就显而易见了，死尸不会造成恐慌蔓延”。
他将第二种称为侥幸脱险的人：
他们曾感受过炸弹的威力，目睹了炸弹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们害怕大屠杀。也许有的人受伤了。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生意志。这种“强烈的意志”是爆炸所带来的恐惧的加强型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导致“震惊”，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目击恐怖场景引起的任何反应，如晕眩、目瞪口呆等等。
第三种是远离灾难的人。这些人听到了警报，看到了头顶上盘旋着的敌人的轰炸机，还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不过这些炸弹炸的是其他街或隔壁街区。他们对于轰炸袭击后果的看法与第二种人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活下来了。第二次或第三次发生爆炸时，麦克迪写道，他们“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受伤”。侥幸逃脱会让人受到皮外伤；远离灾难地点则会让人觉得自己不可战胜。
在那些经历过闪电战而活下来的伦敦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中，能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下面就是其一：
当听到第一声警报时，我就赶紧带着孩子躲到花园的防空洞里去了。我想我们要被炸死了。结果一阵清风吹过，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的时候，我很确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得了我们。
再看看下面这个。是一个年轻女人写的，她家的房子因为附近的爆炸而摇晃不止：
我躺在那里，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幸福和胜利感。“我被炸弹炸到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就好像我正在试穿一条新裙子，看它是否合身一样。“我被炸弹炸到了！……我被炸弹炸到了！——是我！”
昨天晚上又有很多人被炸死或炸伤了，说起来真悲伤。但是我长这么大，还从没感受过这么纯粹和完美的幸福感。
所以为什么伦敦人不害怕闪电战？因为这个大都市里共有800多万人，而死亡的只有4万人，受伤的只有4.6万人，这说明那些远离灾难的人——因炸弹袭击而具有勇气的人，比那些受了外伤的侥幸逃脱的人多。
“我们所有人都不只会害怕，”麦克迪接着写道：
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惧会让我们产生狂喜的情绪……我们害怕自己会在遭受空袭时变得恐慌。而当空袭真的发生时，我们却会因为风平浪静的环境而感到窃喜，现在我们安全了，之前的担心与害怕与现在的宽慰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安全感会产生自信，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勇气。
在闪电战期间，曾有人问一个纽扣厂的中年工人，他是否愿意去乡村躲避空袭。他曾在家门口经历过两次空袭。而他和妻子始终安然无恙。他拒绝去乡村。
“什么？那样不就没办法经历这么刺激的事情了？”他大声喊道，“那里又不是一定安全！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了！永远也不要。”
3
“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困难都是负面的。阅读量少会成为一种真正的障碍，除非你是大卫·博伊斯——能将这种障碍变成优势，让自己变成一个极好的听众；或除非你是加里·科恩——因为有这种障碍，而有勇气去抓住一些从没遇到过的机会。
麦克迪的士气理论也是一种“值得经历的困难”理论，只不过外延更为宽泛。德国袭击伦敦之所以会让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军队感到如此忧虑，是因为他们都认为类似爆炸这样的惨痛经历给每个人造成的影响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侥幸脱险的人和远离灾难的人受伤程度不同。
但在麦克迪看来，闪电战证明了一个事实：惨痛的经历会给人们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这类经历在深刻伤害某个群体的同时，也让另一个群体变得强大。那个纽扣厂的工人和自家房子因爆炸摇晃的年轻女人都因为他们的经历变得更强大了。对吧？他们处在战争中，他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但在残酷的战乱时期，他们可以选择不害怕，继续过他们的生活。
阅读障碍就是这类经历的一个典型事例。很多存在阅读障碍的人都没想过做些什么去弥补他们的缺陷。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后来都进了监狱，比如，那些无法完成最基本学习任务的人，他们被这类失败压垮了，于是就开始做一些出格的事；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如加里·科恩和大卫·博伊斯等，这类神经功能障碍带来了完全相反的影响。阅读障碍给科恩的生命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远离了坐牢的悲剧和焦虑的心情。当然了，这与他本身的条件也有关。他很聪明，而且家里有条件支持他，他还有一点小运气；因为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他可以挺过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我们常常会犯英国人那样的错误，断然认为那些恐怖、惨痛的经历都只会带来一种影响。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种经历会带来两种影响。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杰·弗赖雷克和那段他不允许自己记住的童年。
4
在杰·弗赖雷克9岁那年，他的扁桃体发炎了，身体十分虚弱。当地的医生罗森布鲁姆先生来到他们家居住的公寓，为他切除了发炎的扁桃体。“在那些年里，我从没见过男人。”弗赖雷克说，“我认识的只有一个女人。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他浑身脏兮兮的，还穿着工装裤，你会想认识他吗？但是罗森布鲁姆先生不是这样的——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高贵而友好。于是我从10岁开始梦想要当一位著名的医生。我以前从没想过任何有关职业的东西。”
上高中时，弗赖雷克的物理老师告诉他，他也可以上大学，这给他的生命带来了一缕阳光。“我问老师：‘我该怎么做？’他说‘如果你有25美元的话，我想你应该就能去上大学了’。那是1942年，经济情况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但人们还不是很富裕。25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我甚至在想，我母亲应该也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跟她说这事的时候，她只是跟我说‘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吧’。几天后，她露面了。我母亲找到了一个匈牙利妇女，她的丈夫死了，留给她一笔钱。然后她就给了我母亲25美元。很巧。我母亲没把钱留着，而是给了我。所以我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我16岁，对一切都很乐观。”
弗赖雷克从芝加哥乘火车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所在的乌尔班纳市。他在一套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为了赚取学费，他去女生联谊会所当服务员。这份工作提供的额外福利，就是能吃到剩菜剩饭。他成绩很好，后来被该校医学院录取了。之后他便开始在库克郡医院实习。这家医院是芝加哥大型公立医院。
在当时，医生被认为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职业。医生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医生的主要都是些中上阶层人士。而弗赖雷克不是。虽然现在弗赖雷克已经80多岁了，但他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他身高6英尺4英寸，胸脯和手臂依然壮实。他身躯庞大，头也很大，因此看起来就更高大了。他很健谈，讲话流畅，语速缓慢，声音洪亮。因为他是芝加哥人，所以有时候讲话会穿插出现一些重音。讲到重点的时候，他便习惯喊出来，握拳捶桌子。记得有一次，他把一个玻璃会议桌给捶碎了。（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据说那是有史以来弗赖雷克唯一一次沉默不语。）
那时，他正同一个女孩儿约会。女孩儿家庭条件比他家好很多。她举止优雅，高贵时髦。而弗赖雷克是一个来自洪堡公园的粗壮大汉。他的体形，还有声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萧条时代的匪徒。“她带我去听交响乐。那是我第一次听古典音乐。”弗赖雷克沉浸在回忆里，“在认识她之前，我从没看过芭蕾舞表演，也从不看戏。我母亲买的那台小电视是我唯一的学习来源。在家里，我没受过什么教育，什么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统统都没有，有的只是食物。我只知道自己不能被杀死或者被打倒。我完全就是一个原始人。”[28]
弗赖雷克是波士顿的一名血液科助理研究员。他在当地应征入伍，选择在华盛顿郊外的国家癌症研究所服兵役。据说，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工作时特别投入，总是最早一个到医院，最后一个离开医院。不过他仍然是暴脾气。他没有耐心，也不友善。弗赖雷克的一个同事，至今仍记得他对弗赖雷克的第一印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巨人，打电话时又喊又叫的。”另一个同事则说：“他完全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当医生这些年，总共被开除过7次。第一次是在芝加哥长老医院实习时，他公然与护士长对抗。一个曾与弗赖雷克共事的医生说，有一次弗赖雷克偶然发现自己所带的一个住院医生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忽略了一个细微的实验检查结果。“病人死了，”那个医生说，“不过不是因为那个错误。但是杰·弗赖雷克就在病房里，当着五六个医生和护士的面，朝他大喊大叫，说他是凶手，那个年轻小伙子顿时就崩溃了，泣不成声。”弗赖雷克的朋友说起他的时候总会说“但是”。我爱他，但是我们有一次差点儿打起来了。我邀请他来我家，但他却羞辱我的妻子。“一直到今天，弗赖雷克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伊万·贺什说道。他是一位肿瘤学家，刚开始当医生时就和弗赖雷克共事了。“我带他去参加我们的婚礼和受诫礼[29]。我像爱父亲一样爱他。不过那时候他就像一只老虎。我们曾经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口角。我曾经连续好几周都不跟他说话。”
弗赖雷克的这些行为是不是特别出人意料？要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同事说成是“凶手”的，因为我们懂得换位思考；我们可以想象他人的感觉，并且感同身受。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中得到了支持、安慰和理解。这种支持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如何体会别人感受的模式：这就是共鸣的基础。但在弗赖雷克性格的形成期，亲人们有的离世，有的抛弃了他。这是一段昏暗的童年，留给他的只有痛苦和愤怒。
有一次，在弗赖雷克回想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突然痛批起将癌症末期病人送进临终关怀所的做法。“既然你们有这么多医生可以做临终关怀——我的意思是，那你们怎么不把这些力气花在治疗病人这件事上？”弗赖雷克讲到动情之处，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下巴开始打颤，“你要对一个病人这样说——‘你得了癌症，你一定会死的。你会很痛，这一切太可怕了。我送你去一个可以快乐死去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对一个病人这样说的。我会告诉他‘你正在遭受痛苦。我知道很痛。我来帮你减轻痛苦。你会死吗？不一定的。我每天都在目睹奇迹的发生’。如果病人把你当成他们唯一的希望，那你绝对不能表现出悲观的情绪。星期四早上，我要去查房。有时候一些同事就会说，‘这个病人已经80岁了，没什么希望治好了’。当然不是这样了！他是有希望治好的，只不过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必须让某些事发生。你必须想出方法帮他们，因为人活着一定要有希望。”这些话几乎是喊出来的。“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作为医生，我不该做这种事。作为父母，我也许会这样做。如果我的孩子死了，我大概会疯掉。我想说的是，作为医生，你一定要给病人希望。这是你的工作。”
弗赖雷克又说了几分钟。他的个性此刻展露无遗。我们都想要遇到一个不会放弃、不会丧失希望的医生；但我们也想要一个可以替我们考虑，理解我们感受的人。我们希望得到有尊严的对待。而要有尊严地对待某个人则需要共鸣。弗赖雷克能做到吗？“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如果我们去问其他人——是否想要一个和弗赖雷克一样的童年，我想没有人会说想要，因为这样的童年没什么好的。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一直跟随着你，你压根儿没法“远离灾难”。
或者你可以？
5
20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马文·艾森施塔特（Marvin Eisenstadt）的心理医生开设了一个“创意人”访谈节目，邀请的都是发明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他试图通过这节目研究成功的模式和趋势。他在分析受访者的回答时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有很多人在童年时期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艾森施塔特调查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于是他认为他可能只是凑巧得到这个结果。但这个事实一直困扰着他。如果这不是凑巧呢？万一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数据呢？在心理学文献中都会有一些线索的。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学家安妮·罗伊（Anne Roe）在研究一些著名的生物学家时，发现大多数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至少有一个）就去世了。几年后，一个关于著名诗人、作家（如济慈、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斯威夫特、爱德华·吉本、萨克雷等）的信息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有一半以上的诗人、作家在15岁之前就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很多人都不知道事业的成就和童年的丧亲之痛是有联系的。然而该事实也只是人们知之甚少的众多事实之一。于是艾森施塔特决定做一个更大的项目。
“1963年或1964年的时候，”艾森施塔特说道，“我开始研读《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后来又加上了《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艾森施塔特列了一张名单，从霍默一直到约翰·F·肯尼迪，这些人的生活经历值得被写入任何一本百科全书，并详细记录。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他列了一张共有699人的名单，之后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寻找名单中每个人的传记资料。“我用10年时间完成了这件事。”艾森施塔特说，“我阅读了各类外文书籍，去了加州，也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有纽约市家谱图书馆。我找了许多丧父或者丧母的人物的档案，我希望这些档案可以让我得到一个准确的统计学结果。”
艾森施塔特找到了其中573位名人的传记资料，这些资料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大约有1/4的人在10岁之前就丧父或者丧母。15岁时，34.5%的人都至少失去了一位至亲；而到20岁时，这个比例则达到45%。这是一些惊人的数据。即使20世纪之前的几十年，人的平均寿命因疾病、事故和战争等因素而比现代人的平均寿命短，这些数据也仍会令人吃惊。
在艾森施塔特进行研究的这段期间，历史学家露西尔·里芒戈（Lucille Iremonger）开始撰写英国首相的历史。她把重点放在了19世纪早期到“二战”初期这段时间。里芒戈寻思着，在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时候，这些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背景和品质，才能成为英国政治领域的巅峰人物？就像艾森施塔特，他是因为某个事实的指引，才有了这次的调查。他这样描述这个事实——“这太经常出现了，于是我开始思考这里是不是隐含着某些重大的意义”。而里芒戈描写的首相中，16岁前丧父或者丧母的比例高达67%。这个数字是同期英国上流社会（大多数首相都来自该阶层）人士丧父或者丧母比例的两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44届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巴拉克·奥巴马）中有12位均在年幼时就丧父了。[30]
此后，艰难童年和父母丧失研究便时常出现在各类学术文献中。例如，心理学家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就在他的论文中写了特别精彩的段落。他在这些段落中，分析了天才儿童无法获得显著成就的原因。他总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过多心理健康”。他说，这些失败的孩子“太传统，太因循守旧，太没有想象力，所以他们没能贡献出突破性的思想以影响所处时代”。他接着说：“人们通常认为天才儿童大多出现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然而事实是，天才通常都来自一些条件不是太好的家庭。”
我觉得这些研究仿佛在告诉我们，失去父（母）亲是一件好事。“人们常会跟我开玩笑说：‘哦，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父母，或者我把我父母杀了，我会变得更好，是吗？’”艾森施塔特说，“‘一些人可以在无父（母）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理念，因为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父母是可以帮助你的。父母是你生命中的两个关键人物。”艾森施塔特强调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父母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失去父亲或者母亲都是灾难性的打击。精神病学专家菲力克斯·布朗（Felix Brown）发现，在囚犯中，童年丧父（母）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这个差别太大了，显然不会是巧合。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丧父（母）会给孩子带来各方面的打击。[31]
然而，艾森施塔特、里芒戈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有些人会像战争中那些“远离灾难的人”一样，战胜丧父（母）带来的负面影响。你的父亲自杀了，于是你拥有了一个苦不堪言的童年，然后你把这段经历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而这些经历也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并不是说当孤儿和身处贫困状况是好事，”布朗写道，“但是这些伟大的孤儿证明了一件事：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原本负面的东西会起到正面的作用。”[32]
6
1955年，杰·弗赖雷克来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并向癌症治疗方面的负责人戈登·朱布罗德（Gordon Zubrod）报到。朱布罗德安排他去儿童白血病中心工作。该中心位于研究所中央的医院主楼二楼。[33]
儿童白血病是最严重的癌症之一。它的发病没有任何预兆。一两岁的幼儿发病时会持续高烧不退，之后是一种因感染导致的持续的剧烈头痛，最后幼儿会丧失身体的免疫力，身体开始出血。
“朱布罗德医生一周检查一次我们的工作进展情况，”弗赖雷克说，“他告诉我：‘弗赖雷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屠宰场！到处都是血。我们必须把这里清理干净！’他说得对。孩子们身上都在出血——甚至连大小便都带血，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了。他们的耳朵、皮肤都在出血。血液染红了天花板，还有其他的东西。早上，护士穿着一袭白衣来护理病人，晚上回去时衣服上都是鲜血。”
孩子们也有内出血的情况，肝脏和脾都会出血。这种出血会带来剧烈的疼痛。他们痛得从床上翻下来，身上都摔青了。有时候，鼻子出血也可能是致命的。你捏住孩子的鼻子，并在上面放上冰块，但是没用；你给孩子的鼻子塞上纱布，也没用。你找来了耳鼻喉专家，他会通过嘴巴，把鼻道的后面用纱布堵住，然后将纱布慢慢推进鼻子里。该做法的原理是从鼻腔内部给血管施加压力。你能想象，这有多痛。更可怜的是，这种方法不管用，所以还得把纱布取出来。纱布取出后，又会开始流血。弗赖雷克所在的研究小组就是要找出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但问题是出血情况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大多数儿童在医生未找到治疗措施之前就已丧命。
“那些被送到医院的儿童，有90%都会在6周内死亡。”弗赖雷克说道，“他们一直出血，最后就没命了。如果你的嘴巴和鼻子出血的话，你就吃不了东西，那你自然也就不再吃东西，你不能喝东西，你会恶心呕吐，腹泻，大便里都带血……所以就会饿死了。也有可能你会因为感染而患上肺炎，然后发烧、抽搐，最终……”他的声音慢慢地变弱了。
医生都不想在这个中心长时间停留。工作量太大了。“我们早上7点钟来，”一个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医生说，“晚上9点钟走，什么事都要做。我每天回家时精神都极度疲惫。后来我成了一个集邮爱好者。每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便会坐下来欣赏邮票，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让我放松的方式。患儿们的父母都很害怕，没有人敢走进病房。他们只会站在门外。没有人想在那里工作。那一年，我医治的孩子有70个都死了。真是一场噩梦。”[34]
但弗赖雷克不这么认为。我从不绝望。我从来不会和父母一起为孩子的离去而恸哭。弗赖雷克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另一个研究员汤姆·弗雷（Tom Frei）合作进行研究。他们确信白血病是由血小板缺失引起的。血小板是一种形状不规则的细胞碎片，游离在人体的血液之中。白血病会破坏孩子们的造血功能，没有血小板，血液就不会凝结。这是一个关键的发现。乔治·布雷克尔（George Brecher）是弗赖雷克在国家癌症研究院的其中一个上级领导，他是血液学领域的专家，对此有所怀疑。但弗赖雷克认为布雷克尔在研究时计算出的血小板数量是错误的。弗赖雷克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采用的是一种更为精密的方法：在血小板数量非常少时，观察细微的生理变化。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确有关系：血小板越少，出血情况越严重。孩子们需要大量新鲜的血小板。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血库并没有为弗赖雷克的输血理论提供新鲜的血液。因为这是违反规定的。弗赖雷克握拳猛击桌子，大喊道：“你们是在杀人！”“如果是你，你在说这些话之前，肯定会深思熟虑，”弗赖雷克的研究所同事迪克·西尔弗（Dick Silver）说，“但杰不会。”
弗赖雷克出去寻找愿意献血的志愿者。他其中一个病人的父亲是牧师，一下就给他带来了20个教徒。20世纪50年代中期，输血的一般用具就是针头、橡胶管和玻璃瓶。然而结果证明血小板都会黏在这些器具表面。因此弗赖雷克决定使用新的器具：硅针和塑料袋。这些袋子很大。“袋子真的很大。”文斯·德维塔（Vince DeVita）说——他当时是弗赖雷克的同事——他伸出双手比了比。“而你的病人，才这么大。”他缩小了双手的距离，“感觉就像在用消防水龙头浇花。如果你做得不好，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心脏衰竭的状况。当时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临床主任名叫柏林，他看到了这些袋子后，对杰说：‘你真是疯了。’他告诉杰，如果他坚持给患者输血小板的话，就要解雇他。”但弗赖雷克没理睬他。“杰就是杰，”德维塔接着说，“他已经决定了，如果他没办法做成这件事，他也不会再待在这里了。”后来，孩子们出血的状况得到了控制。
7
弗赖雷克的勇气来自哪里？他长得高大威猛，令人不禁心生胆怯。人们很容易就认为他的这种勇气是天生的。而麦克迪的“侥幸脱险的人和远离灾难的人”理论则有不同的看法：勇气可以后天获得。
再来看看麦克迪是如何描写伦敦闪电战期间的经历的：
我们所有人都不只会害怕，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惧会让我们产生狂喜的情绪……我们害怕自己会在遭受空袭时变得恐慌。而当空袭真的发生时，我们却会因为风平浪静的环境而感到窃喜，现在我们安全了，之前的担心与害怕与现在的解脱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安全感会产生自信，这种自信就是勇气的源泉。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句：我们所有人都不只会害怕，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而害怕。因为英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爆炸，所以伦敦人认为爆炸会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令他们害怕的是那些说爆炸一旦发生，他们就会怎么样的预测结果。[35]德军的空袭就这样持续了一月又一月。那几百万个认为自己会因爆炸而感到恐惧的远离灾难的人明白了，他们夸大了自己的恐惧情绪。他们什么事儿也没有。接着发生什么了？克服恐惧会让我们产生狂喜的情绪，之前的担心和害怕与现在的解脱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安全感会产生自信，这种自信就是勇气的源泉。
当艰难的时刻来临时，勇气可以让你变得勇敢。但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当你经历过痛苦才会得到的东西。你会发现，现实的痛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强烈。德军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轰炸伦敦，是因为他们认为闪电战带来的恐惧会摧毁英国人的勇气。事实上，他们的轰炸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这使大量伦敦市民转变成了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这些人比以前更勇敢。德军如果不轰炸伦敦的话，他们的胜算也许会更高。
本书接下来的一章讲的是美国的人权运动。马丁·路德·金把他的人权运动带到了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这里要提及伯明翰的这段历史，因为这是一个证明“勇气可以后天获得”的绝佳例子。
浸信会黑人牧师弗雷德·舒特尔沃斯（Fred Shuttlesworth）是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在该市领导了多年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1956年的圣诞节早上，舒特尔沃斯宣布他要去乘坐伯明翰市的种族隔离巴士，以抗议市政府颁布的禁止黑人和白人乘坐同一辆车的法律。抗议前一天，在平安夜里，三K党[36]成员炸毁了他的家。三K党试图效仿纳粹军队在闪电战期间对付英国人的方法，来对付舒特尔沃斯。同样的，他们也误解了侥幸脱险的人和远离灾难的人之间的差别。
在戴安娜·麦克沃特（Diane McWhorter）描写伯明翰人权运动的史学巨著《带我回家》（Carry me home）中，她描绘了警察和邻居跑向冒着烟的舒特尔沃斯家的情形。当时，夜已经深了，舒特尔沃斯已经躺在床上。人们害怕他已经死了：
废墟中传出一个声音：“我不想光着身子出去。”过了一会儿，舒特尔沃斯披着一件雨衣出来了。那件雨衣是别人扔给他的。他没有残废，没有受伤，也没有失明；他甚至没有聋，虽然爆炸震碎了一英里外一户人家的玻璃窗……舒特尔沃斯举起总是拿着圣经的那只手，向关心他的街坊邻居们示意，说道：“上帝保佑，我没有受伤。”
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大喊了出来。“牧师，我认识那些人，”他说的是那些制造爆炸的人，“我想他们还没走远。如果我是你，我会离开这里。这些人太凶恶了。”
“不过警官，你不是我，”舒特尔沃斯说，“回去吧，告诉那些三K党，上帝救了我，我会一直在这里待下去。斗争才刚刚开始。”
这是死里逃生的典型例子。舒尔特沃斯并没有死。（这可是一次重大灾祸。）他没有受伤。（侥幸脱险。）他毫发无损。三K党所希望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舒特尔沃斯比之前更加无所畏惧了。
隔天早上，教众都请求他取消抗议。他拒绝了。麦克沃特接着写道：
“该死，我们会去的，”牧师骂道，接着开始了演说，“如果你害怕的话，那就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我就要去镇上乘坐公交车了。我不会回头看看谁跟着我走了。”他的声音深沉有力。“男孩儿往后一步，”他命令道，“男人往前一步。”
几个月后，舒特尔沃斯决定要送他女儿去约翰·赫伯特·菲利普斯高中，那里只接收白人学生。当他驱车到达学校时，一群愤怒的白人立刻将他的车团团围住。来看看麦克沃特的描述：
女儿怀疑地盯着他，于是舒特尔沃斯下了车。那些白人带着指节铜环、木棒、链锁朝他冲了过去。舒特尔沃斯穿过人行道，快速地往西跑去。他被打倒好几次。有人把他的外套扯了下来，套在他头上，这样他的手就顾不上使用武器了……“我们抓到这个狗娘养的啦。”一个男人大喊道。“杀了他。”众人附和道。还有一个白人妇女喊着“杀死这个狗娘养的，一切就都结束了”。人们于是开始砸车窗玻璃。
舒特尔沃斯怎么样了？他倒是受伤不严重。他成功地爬回车里，接着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肾脏受了一点轻伤，身上有些擦伤和瘀青。当天下午他就自行办理了出院手续。那天晚上，他站在教堂的讲堂上，告诉他的教众，他已经原谅了那些袭击他的人。
这样看来，舒特尔沃斯一定是一个拥有伟大决心，身体强壮的人。他从房屋废墟爬出来的时候，不仅毫发无损，意志也更坚强了。“我们所有人都不只会害怕，我们也会因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惧会让我们产生狂喜的情绪……我们害怕自己会在遭受空袭时变得恐慌。而当空袭真的发生时，我们却会因为风平浪静的环境而感到窃喜，现在我们安全了，之前的担心与害怕与现在的解脱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安全感会产生自信，这种自信就是勇气的源泉。”
在菲利普斯高中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次侥幸脱险的经历。离开医院时，舒特尔沃斯告诉那些记者：“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两次奇迹的发生。今天是第二次。”如果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可以带来狂喜，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两次这样的经历会带来什么。
之后不久，舒特尔沃斯带了另一个牧师吉姆·法玛尔（Jim Farmer），准备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一个教堂里会见马丁·路德·金。他们乘坐的车外聚集了一群暴徒，挥着南部邦联的旗帜。他们开始晃动汽车。司机掉头，想走另一条路，但还是被堵住了。知道舒特尔沃斯是怎么做的吗？就像在菲利普斯高中那样，他下了车。麦克沃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可乐瓶打碎了他身旁的车窗玻璃，他停下来，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是催泪瓦斯。他示意法玛尔下车，走进人群中。法玛尔照做了，“他害怕极了”。他试着将自己庞大的身躯缩在舒特尔沃斯的影子里。那些流氓扔下木棒走了。舒特尔沃斯安然无恙地走到了第一浸信会教堂的门口，没有人敢打他。他边走边说“一边儿去”。“滚开，一边儿去。”
这是他第三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丧父（母）和房子被炸、被流氓围追堵截不一样。前者更糟糕。这种痛不像伤口那么容易愈合，也不会在经历一段悲伤的时期后就会结束。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是最令人恐惧的，他们觉得自己能挺过去吗？他们是不是也能像舒特尔沃斯和闪电战中死里逃生的人一样，获得自信，也因此获得自信带来的勇气？[37]
“把舒特尔沃斯送进监狱的那名警官，”麦克沃特写到了舒特尔沃斯与白人当局的另一次斗争，“对他又打又踢，叫他猴子，还用话激怒他‘为什么你不还手’，舒特尔沃斯答道，‘因为我爱你’。他抱住双臂，一路微笑地朝着监狱走去。在这个不准唱歌、祈祷的地方，他睡了一个午觉。”
8
弗赖雷克的止血工作是医学史上的一个突破。孩子们因此可以活得更长久，这种因潜在因素引发的症状可以医治了。然而白血病是一种更严重的疾病。在治疗这种疾病时，只有一小部分药有疗效，如可以杀死癌细胞的6-巯基嘌呤、氨甲叶酸、类固醇激素。不过每种药物或多或少都有潜在的毒性，病人能使用的剂量也有限。正因为使用的剂量有限，所以只能杀死一部分癌细胞。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病人的病情会有所好转。而后，存活的癌细胞会继续繁衍，癌症又会卷土重来。
“临床中心有一个名叫马克思·温特罗布的顾问医生，”弗赖雷克说道，“他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因为他撰写了第一本血液学的教科书；同时他还写关于当时的儿童白血病治疗情况的评论文章。我引用了文章的部分内容：‘这些药对患者的伤害远大于益处，因为它们延长的不是病人的生命，而是痛苦。不管怎样，患者终究会死的。这些药只会让他们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所以你们不要用这些药’。这就是权威人士说的话。”
但弗雷、弗赖雷克和由詹姆斯·霍兰（James Holland）带领的洛斯维帕克纪念研究所（Roswell Park Memorial Institute）的研究小组认为这是医学观念的倒退。如果这些药没法杀死足量的癌细胞，那不正意味着应该加大药量，而不是减少药量吗？为什么不结合使用6-巯基嘌呤和氨甲叶酸？这两种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杀死癌细胞。它们就如军队中的陆军和海军，具有不同的作战功能。也许那些6-巯基嘌呤杀不死的癌细胞能被氨甲叶酸杀死。再者，是否可以考虑在混合药中加入适当的激素？这类激素就如空军，当其他药在陆地和海上作战时，它们可以在空中发动攻击。
弗赖雷克在偶然之中发现了第四种药物：一种从长春花植物中提取的物质，被命名为长春新碱。礼来制药公司的一名员工通过国家癌症研究所拿到了这种药，并把这个带回去给研究人员研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药。弗赖雷克有种预感，这种药也许可以治疗白血病。“我有25个奄奄一息的儿童患者要治疗。但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药来医治他们了。我想我得试试这种新药。为什么不试呢？反正他们终究都会死，试试也无妨。”长春新碱的确有一定疗效。弗赖雷克和弗雷在一些用其他药物治疗没有疗效的病童身上使用了这种药，好几个孩子的病情都得到了缓解。因此弗雷和弗赖雷克去请示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监督委员会，希望他们能一起测试这4种药物：6-巯基嘌呤（陆军），氨甲叶酸（海军），类固醇激素（空军）以及长春新碱（海军陆战队）。
如今，医生基本都采用“鸡尾酒疗法”来治疗癌症。所谓的鸡尾酒疗法，是同时使用两至三种，甚至四至五种药。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疗法。在当时，人们认为用这些药物治疗癌症是很危险的。就连长春新碱——弗赖雷克珍贵的新发现——都是一种极其可怕的药物。弗赖雷克吃了很多苦头。“这种药有没有副作用？有。”他说，“会引起严重的抑郁。孩子们会变得麻痹。假如药量达到了中毒剂量，患者会因此陷入昏迷。第一批使用该药物治疗的14个病童中，就有一两个死亡了。他们的大脑完全被损坏了。”马克思·温特罗布认为人道的治疗方法就是不使用任何药物。而弗赖雷克和弗雷则倾向于一次性使用4种药物。弗雷去提请国家癌症研究所委员会批准试验该疗法，但是并没有获得通过。
“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位资深的血液学专家卡尔·摩尔博士，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自圣路易斯。”弗雷多年后仍记得这件事，“我也一直把他当朋友。但是我的报告在他看来却是无法容忍的。他研究的并不是儿童白血病这类儿科病症，于是他用一种成年人的病症——霍奇金氏病进行论证。他说如果你有一个病人，得的是霍奇金氏病，癌细胞已经大范围扩散，那你最好让他的家人带他去佛罗里达州享受生活。如果你的病人因为霍奇金氏淋巴瘤引发各种并发症，你可以采用X射线或者氮芥进行治疗，但是用量要尽可能地少。加大药量是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使用4种药物则是不合情理的行为。”
弗雷和弗赖雷克孤注一掷，他们去找领导戈登·朱布罗德说明情况。朱布罗德曾因血小板的研究与弗赖雷克起过争执。他只勉强同意长春新碱的实验。他是儿童白血病中心的负责人。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他会是第一个被国会委员会传讯的人。你能想象吗？两个与大潮逆流而行的研究员，他们竟要在政府实验室里研究对四五岁的孩子具有高毒性的鸡尾酒疗法。朱布罗德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是弗雷和弗赖雷克坚持他们的想法。事实上，是弗雷在坚持；弗赖雷克不是那种相信任何细致磋商的人。“没有汤姆，我什么事也做不成。”弗赖雷克坦言道，“弗雷则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会深思熟虑，而且非常有人情味。”弗雷坚称所有的药物都是毒药；但不同的药其致毒的原理也不同。只要你能控制好药量——加大药量的同时控制副作用，孩子们就能活下去。朱布罗德最终妥协了。“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弗赖雷克说，“但却是一种聪明而正确的方法。我仔细地思考了一番，我知道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就像血小板治疗法一样，它是可行的！”
该测验被称为VAMP疗法[38]。一些作为临床医师的同事——病房里的初级医生拒绝加入这项研究。他们都认为弗赖雷克疯了。“我要自己做这个实验，”弗赖雷克说道，“我要自己订购药品，将这些药混合在一起，并给他们注射；还得计算血球，预测出血量，做骨髓检验，预估细胞代谢的过程。”实验初期，共有13个孩子需要用药。第一位患儿是一个小女孩儿。弗赖雷克给她用药过多，差点导致她死亡。他坐着观察了4个小时。他一直都给她使用抗生素和呼吸机。女孩的病情有所好转，直到后来癌症复发死去。弗雷和弗赖雷克吸取了教训。他们修改了实验计划，并开始对二号病人进行实验。这位小女孩儿名叫珍妮丝，她后来康复了。接下来的三号和四号病人也都康复了。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药无法消除癌症。病人体内仍潜藏着小部分恶性细胞。他们发现一个疗程的化疗并不够，于是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化疗。癌症会复发吗？会。他们需要再进行一次实验。“我们研究出了三种治疗方法，”弗赖雷克说道，“13个孩子中有12个癌症都复发了。我想，要防止癌症复发只有一种方法了。我们要在一年内的每个月都对他们进行治疗。”[39]
“以前，人们可能还只是觉得我有点疯狂；现在，他们肯定认为我完全疯了。”弗赖雷克接着说，“这些孩子们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他们的病情有所缓解，可以到处跑，踢足球；我却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医院，让他们再经历一次生病的过程。没有血小板，没有白细胞；发生大出血；发生感染。”VAMP疗法彻底击垮了孩子的免疫系统。他们几乎没什么免疫力。对他们的父母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医生告诉父母，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生死边缘，只是为了活下去。除了这条路，他们别无选择。
弗赖雷克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他用尽所有能量和勇气采取任何能让病人活下去的疗法。当时，如果病人发烧的话，医生要做血液培养；结果出来时，医生会找出与传染病最为匹配的抗生素。抗生素不可以组合使用。使用第二种抗生素的前提是第一种抗生素已经对病毒无效。“杰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没关系，只管用。”德维塔记得很清楚，“孩子们发烧的话，你必须得马上进行治疗；你要联合使用抗生素，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会在3个小时内死亡。”德维塔得知有一种抗生素是不能打入脊髓液里的。但弗赖雷克却让他把这种抗生素打入一个患者的脊髓液里。“弗赖雷克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德维塔说，“让我们变成了医学界的异类。”
“许多人批评他，”德维塔接着说，“临床医师同事认为他的所作所为跟疯子没什么两样。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他们侮辱他，尤其是那些来自哈佛的医生。他们总是站在病房尽头，对他指指点点。他说什么的时候，他们总会回答‘杰，我觉得自己都能飞上月球了’。这种感觉太糟了。然而杰一直在那里，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检查每一个实验结果和图表。如果你不为你的病人做些什么，上帝也帮不了你。弗赖雷克是行为激烈的那种人。他会因为自己的作为和言语而陷入麻烦之中；或者去参加会议，然后辱骂别人。这时弗雷就得去帮他摆平所有的事。他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吗？也许吧。不过他的这种在意还不足以让他停下去做那些他认为对的事情。”[40]
“杰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对吗？他遇到过比这更糟糕的状况。
1965年，弗赖雷克和弗雷在《化疗的研究进展》（Advancesin Chemotherap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急性白血病的化疗进展和前景”（“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Chemotherapy of Acute Leukemia”）的论文，宣告他们已经找到了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新方法。[41]今天，这类癌症的治愈率高达90%。弗赖雷克和弗雷的努力拯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而追随他们脚步的研究者更是不计其数。
9
那这是否意味着弗赖雷克应该庆幸自己拥有那样的童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小时候经历的那一切，没有一个孩子能忍受得了。在上一章开头，我向采访过的每一个阅读障碍患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存在阅读障碍？每个人都说不希望。格雷泽一想到这个就感到战栗。加里·科恩为此感到害怕。大卫·博伊斯有两个儿子，都患有阅读障碍症。看着孩子们在一个提倡及早阅读，处处都需要阅读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心都碎了。他们中一个是好莱坞的顶级制片人，一个是华尔街最有实力的银行家，一个是美国最好的诉讼律师，他们都清楚阅读障碍对自己成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亲身体验了成功的代价，因此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他们的老路。
我们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存在阅读障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对吧？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否需要经历过某种创伤的人？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令人不怎么愉快的事实。有一个人因为灾难而变得更强大，就有无数侥幸脱险的人被他们经历的一切所压垮。这要看时间、地点，当然还要看人——我们相信的是那些因自身经历而变得更加坚强的人们。[42]弗赖雷克有勇气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敢于在孩子们身上做实验。他带他们挺过了那些从来没有人熬得过去的痛苦。他大力地推广这种做法，因为他吸取了自己童年的教训。他懂得了即使在情况最坏的时候，也还是存在情况变好的可能性。白血病曾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他将其变成了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
在斗争过程中，弗赖雷克发现检测孩子们癌症发展变化的标准方法——抽取血液，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癌细胞数量——并不是一种足够好的方法。血液是会骗人的。检查儿童的血液，似乎看不到任何癌细胞；然而癌细胞会潜藏在骨髓里，也就是说医生得一次又一次地抽取骨髓进行检查。抽取骨髓特别痛。而患者每个月都需要抽取骨髓，一直到医生确定骨髓中没有癌细胞，这种痛苦才会结束。马克思·温特罗布听说弗赖雷克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曾试图阻止他。温特罗布说弗赖雷克是在折磨病人。他说的倒没错。他对病人充满了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怜悯之心并不会治好病人。
“我们在抽取骨髓时，会像这样抓着他们的腿。”弗赖雷克告诉我，他伸出一只大手，仿佛他的手正抓着一个孩子的大腿骨，“我们没打麻药，就直接把针插进去了。为什么不打麻药？因为给他们打麻药时，他们也会这么大喊大叫。我们要把一根18号或19号针头插进孩子的胫骨里。胫骨就位于膝盖下面。孩子们歇斯底里地叫着。父母和护士压住孩子。每一个疗程都要抽取骨髓。我们需要知道，孩子的骨髓是否已经康复了。”
弗赖雷克说“会像这样抓着他们的腿”时，脸上浮现出一种无意识的痛苦表情，就好像那根18号或19号的针插进孩子们的胫骨时，他能感受到那种疼痛，又仿佛这种疼痛可以让他暂停思考片刻。然而这种表情在你捕捉到那一刻，它就消失了。
10
当杰·弗赖雷克还是一名实习医生时，他遇到了一个叫哈罗婷·坎宁安（Haroldine Cunningham）的护士。他约她出去。她拒绝了。“年轻医生都争强好胜，”她说，“他那个人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他约了我好几次，我都没答应。”某个周末，坎宁安去芝加哥郊外探望她姑妈，电话突然响了，是弗赖雷克打来的。他从芝加哥坐火车过来，在火车站给她打的电话。“他说‘我在这里’，”她陷入回忆中，“他是很执着的一个人。”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初。之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
弗赖雷克身材高大，而他的妻子则娇小玲珑，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着巨大的能量。“我了解他，了解他的需要。”弗赖雷克总会在医院待到深夜，他妻子总会在家里等着他。“她是第一个爱我的人。”弗赖雷克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她是来自天堂的天使。她发现了我。她在我身上找到了可以培养的品质。我什么事都顺着她。她让我的每一天都得以正常运转。”
哈罗婷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长大。他们一家人住在芝加哥城外的一套小公寓里。12岁时的一天，她要进浴室，但是怎么也打不开门。“我母亲把门反锁了，于是我跑下楼去叫邻居，这个邻居也是我们的房东。他打开窗户，爬了进去。我们叫了救护车。我母亲最后死在了医院。当你还只有十二三岁时，你可能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她过得不开心。我的父亲总不在我们身边，他不是一个好父亲。”
她坐在丈夫的办公室里。这个女人，她为丈夫混乱的人生铺设了一片净土。“你要知道，爱并不能拯救所有你想要拯救的人。有些人曾问我：‘你对母亲不感到生气吗？’我说，‘我不生气’。我了解她的悲伤。”
“有些东西可以帮你建立信心，有些东西则会让你士气低落。我和杰共同拥有这些东西。”
[28] 弗赖雷克实习期结束时，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刚好过世，留给他600美元。“我有一个病人，他是二手车经销商，他说他可以卖一辆二手车给我，”弗赖雷克说，“是一辆1948年的庞蒂亚克。一天晚上我喝多了，和一些女孩儿开车离开派对时，与一辆全新的林肯发生了剐蹭。我本应该坐牢的，那些警察过来后，认出我是郡医院的实习生，于是就说‘我们来处理’。”在那个时代，当医生就有这种特权。不过现在的话，大概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29] 受诫礼，为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儿举行的成年仪式。——译者注
[30]>这12位总统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约翰逊、拉瑟福德·海斯、詹姆斯·加菲尔德、格罗弗·克利夫兰、赫伯特·胡佛、杰拉尔德·福特、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
[31] 布朗的研究始于华兹华斯的诗句。华兹华斯的母亲在他8岁时就去世了。
她是心脏，
是知识和爱的中心，
她给我们留下了贫穷，
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前进。
[32] 或者就像英国评论家托马斯·德·昆西说的：“早年成为孤儿是否是一种优势，要视人的本质而定。”
[33] 如果你想了解治疗白血病的全过程，那就去读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普利策获奖作品《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的了。穆克吉在书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描绘了如何治疗白血病。这本书值得一读。
[34] 20世纪60年代，小说家彼得·德·维里的女儿因白血病夭折。他以此为题材写了一本充满悲痛的小说，名为《羔羊血》（The Blood of Lamb）。维里写道：
我们回到了儿童病房，又看到了类似的画面：母亲们正陪着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女孩，拄着拐杖，在护士的鼓励下，熟练地下了楼。从关着的玻璃门看过去，有一个小男孩儿，他正躺在床上，他的头部到处都在流血；一个牧师警觉地靠在墙上，他正准备靠近一点。隔壁的病房里，住着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的头上插着输液管，那里面是氨甲叶酸；小男孩儿呆呆地看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那堆大型机器。他旁边有一个婴儿，正坐着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猜谜节目……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在这个诀别的地狱里，医生来来回回地穿梭；他们要抽取病人的骨髓样本，以了解病毒在孩子体内的发展状况。穿着制服的医生们仔细地检查孩子的四肢和大脑，并在关键处开刀，以了解病毒所在的位置。他们努力奋战了这么久，究竟什么才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器官里寻找那些病毒，试图将它们都赶出去，以便达到延长病人生命的目的。
[35] 对未来情绪的估计被称为“情感预测”。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我们是糟糕的情感预测家。心理学家斯坦利·J·拉赫曼（Stanley J. Rachman）就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找了一些害怕蛇的人，然后给他们看蛇；或是找一些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让他们站在小小的金属壁橱里。他发现，真正经历时的那种害怕的感受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强烈。
[36] 三K党（Ku Klux Klan），美国历史上和现在仍存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恐怖主义组织。——编者注
[37] “许多年前，我有过这样的一个病人。”纽约的精神病学专家彼得·默赞（Peter Mezan）告诉我，“他缔造了一个帝国。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6岁时，他的母亲死在了他面前——他父亲站在母亲面前，发狂似的朝她大喊大叫。他母亲当时正在抽搐。后来他父亲被人杀害了，因为父亲是一个匪徒。于是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被送到了孤儿院。他在那个地方长大。在那里他只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克服。因此他特别强烈地想要抓住那些别人没抓住的机会。我想，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输的吧。”对默赞而言，以他的多年经历来看，童年时期遭受的巨大变故，以及这类丧父（母）的孩子在成年时期取得的传奇般的成功之间确有联系。事实上，人们忍受这种创伤并活下来的原因在于自由。“有些人，他们可以打破既定世界的框架——人们信赖的事情，人们的假设、常识和熟悉的事物，以及每个人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不管是癌症，还是自然定律）。”他说，“他们不受框架的约束。他们有能力跳出框架。我认为普通的儿童框架不适合他们。这类框架会毁坏他们的创造性。”
[38] VAMP疗法是指高剂量、四药组合的白血病疗法。V=vincristine（长春新碱）；A=amethopterin（氨甲叶酸）；M=6-meraptopurine（6-巯基嘌呤）；P=prednisone（强的松）。——译者注
[39] 这种方法需要重复进行化疗，即使病人看起来已经处于无癌状态，也需进行化疗。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M·C·李（M. C. Li）和罗伊·赫兹（Roy Hertz）提出的方法。李曾碰到患有绒毛癌的病人——绒毛癌是一种罕见的子宫癌。他实行了一个又一个的化疗过程，才最终把癌细胞从病人的体内清除干净。这是化疗方式第一次治好了实体瘤。李首次提出该疗法时，曾遭到相关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做法，但李依然坚持己见。后来，他被解雇了——虽然他已经治好了病人。“当时就是这样的，”德维塔说道，“我记得当时为讨论绒毛癌，开了多场病例研讨会。会议的焦点就是，这是否是一种自发性的病情缓解过程。没有人认为氨甲叶酸真的治好了这位病人。”不用多说也知道弗赖雷克到今天依然敬畏李。有一次，在一个科学会议上，有个发言人不屑于李的成就，当时正处于会议期间，弗赖雷克见状，立刻挺身而出，咆哮道：“M·C·李治愈了患者的绒毛癌！”
[40] 弗赖雷克的故事太多了。他曾跑到国家癌症研究所12层的临床中心，那里是成年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病房所在地。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ML）是一种产生过量白细胞的白血病。病人的细胞再生机制超负荷运转。而弗赖雷克治疗的那些孩子则恰恰相反，他们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罹患这种癌症的病人，他们的身体会产生过量有缺陷的白细胞——因此他们在面对感染时毫无免疫力。于是弗赖雷克跑到12层的病房去，他把患有癌症的成年病人的血液，输进住在2层的患儿的身体里。从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病人的血液中提取白细胞是否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这是一种疯狂的做法。”弗赖雷克说道，他想起了当初做实验的情形。“每个人都说我疯了。如果孩子们也感染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怎么办？要是这种方法让他们的病情加重了怎么办？”弗赖雷克耸了耸肩，“孩子们在几个月内必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
[41] 我只是简单介绍了白血病的部分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翻阅穆克吉所著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弗赖雷克和弗雷公布他们使用超剂量化疗药物治疗白血病取得的进展后，肿瘤学家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对该方法进行了研究，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平克尔的研究团队，即孟菲斯的圣朱德儿童研究医院的人员，开创了“全身疗法”，被称为VAMP四角疗法。平克尔对VAMP疗法的改进，最终使我们今天在白血病治疗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
[42] 尤今·科贡（Eugen Kogon）在其回忆录《地狱理论和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中描写了德军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发生的事情。纳粹军队接见集中营的负责人，要求他们选择毒气室。这是一些“不人道”的毒气室，纳粹军队对它们进行了排位。不遵守命令就意味着灾难降临。纳粹军队会将监狱长当成“绿党”，他们会和犹太人、政治犯一样，在布痕瓦尔德遭受非人的虐待。科贡写道，那些“心灵纯粹”的人是做“不”出决定的。人生在世，我们有时候就必须为了一些更伟大的目标而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就如科贡所写：“一个人的良心越是柔软，要做这样的决定就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