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做过恶劣的事情，或者曾经渴望这么做。”
1
1992年6月的一个周末，迈克·雷诺兹（Mike Reynolds）的女儿从学校回到家来参加一场婚礼。她18岁，留着一头金黄色的长发。她叫欣贝尔，是洛杉矶时装设计与贸易学院的学生。他们家住在弗雷斯诺。弗雷斯诺位于加州的中央山谷，距离洛杉矶几个小时的车程。婚礼结束之后，她留下来和老朋友格雷格·考尔德伦一起吃晚餐。她当时穿着短裤和靴子，披着她父亲的黑红格子上衣外套。
欣贝尔·雷诺兹和考尔德伦去了弗雷斯诺陶尔区的“每日星球”餐厅用餐。他们喝完咖啡后，开着她的五十铃汽车准备去兜风。当时是晚上10点41分。雷诺兹为考尔德伦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然后绕过车头，要走回驾驶座。这时，有两个男人坐在一辆偷来的川崎摩托车上，速度缓慢地开着车正要离开街上的停车场。他们戴着头盔和深色的护目镜。驾驶摩托车的那个人叫乔·戴维斯，有多次毒品犯罪和枪支犯罪记录。他之前因盗窃汽车罪在沃斯科州立监狱服刑，目前正处于假释期。车后座上的那个人是道格拉斯·沃克。沃克共进出过监狱7次。他们两个人都是冰毒成瘾者。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们正试图在弗雷斯诺主交通干道肖大街上抢劫汽车。“我真没想那么多。”几个月后，当被问到那天晚上他的精神状况时，沃克这么答道，“你懂吧，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它就这样突然地发生了。我们就是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沃克和戴维斯停在那辆五十铃汽车旁，他们让雷诺兹靠着车，站好不许动，并将重型摩托车停在了她面前，以便拦住她。考尔德伦跳下副驾驶座往车后跑去。沃克堵住了他的去路。戴维斯抢了雷诺兹的钱包。他拿出一把点357马格南手枪，用枪指着她的右耳。她进行反抗。于是他开火了。戴维斯和沃克跳上摩托车，闯了一个红灯，仓惶逃走。每日星球餐厅的人们纷纷跑了出来。有些人在帮雷诺兹止血。考尔德伦开车回到了雷诺兹父母家敲门，但怎么也叫不醒他们。他打电话给他们，电话又自行转到答录机上了。凌晨2点30分，他终于打通了电话。迈克·雷诺兹听到妻子大喊道：“头上！她的头被人打了一枪！”一天后，欣贝尔过世。
“父女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不久之前，迈克·雷诺兹在讲到那个可怕的夜晚时说道。他现在比之前更苍老了，步履蹒跚，头发都快掉光了。谈话那天，他坐在书房的桌子旁。他们家住在弗雷斯诺，这是一座格局凌乱的美式房屋，距离他女儿被射杀的那条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背后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张欣贝尔的相片。书房的隔壁是厨房，挂着一张欣贝尔的画像：欣贝尔身上有一对天使的翅膀，她正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你可能会和你的妻子吵架，”他接着说，声音里充满了回忆的情感，“但你的女儿她是公主——她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这样，她的爸爸必须是一个万能老爸，要修得了坏了的三轮车，也要修补得了她破碎的心。爸爸是万能的，可是当我们的女儿出事时，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她死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我感觉十分无助。”他在那一刻发了个誓。
“此后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在欣贝尔临终前对她许下的承诺。”雷诺兹说道，“我不能拯救你的生命。但是我会尽我所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2
老雷诺兹从医院回到家时，接到了雷·阿普尔顿（Ray Appleton）的电话。阿普尔顿是弗雷斯诺一个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他的节目很受欢迎。“镇上的人愤怒极了，”阿普尔顿说，“当时，从被谋杀的人均数目来说，弗雷斯诺排在全美首位，或许不确切，但也十分接近了。这次的谋杀太明目张胆了，他公然在百万人面前，在一家受欢迎的餐厅面前开枪。欣贝尔过世的那个深夜我才听说这件事。于是我致电迈克。我说：‘只要你准备好要上我的节目了，就告诉我。’他说：‘今天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录了这期节目，那时他女儿过世才14个小时。”
雷诺兹说他和阿普尔顿谈的那两个小时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哭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悲伤。”阿普尔顿回忆道。刚开始，他们两个人先是接听电话——都是一些认识雷诺兹一家的人们打过来的，来慰问他们一家人。接着他和雷诺兹就谈起加州司法系统中对谋杀案的界定，之后，他们接到了来自全美各地的电话。
雷诺兹回到家，召开了一个会议。他邀请了所有他认为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一起坐在后院的长方形木质桌边谈论这件事。这张桌子就放在他的室外烧烤工具边上。“来的人之中有3个法官、警察局的一些警官、律师、地方治安官，还有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人，以及社区、学校的人。”他说，“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他们的结论是，在加州，违反法律受到的惩罚太轻了；批准假释的条件太低，速度也太快。司法机构对待累犯和初犯的标准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别对待。摩托车后座上的那个人道格拉斯·沃克，他13岁就因走私海洛因而触犯法律。而近期，因为妻子怀孕他被临时释放，但此后他就没再回过监狱。这样的惩罚有意义吗？
雷诺兹他们一起做了一个提案。雷诺兹极力主张写一个短小精悍的提案。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该提案是用非专业语言撰写的，被称为“三振出局法”。在加州，对于任何一个罪犯，如果他第二次犯的罪比第一次严重，那么应延长该罪犯的刑期至法律规定的两倍。而该罪犯第三次犯罪的话，其将面临25年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70] 该法律没有规定任何例外情况，也无法律漏洞。
雷诺兹和他的讨论组收集了几千个签名，以达到州公民投票的人数要求。加州的每个竞选季上，都有无数的公民投票提案。大多数的提案都石沉大海，未能面世。但三振出局法不是这样的结局。州选民中有72%的人支持这个提案。1994年春天，三振出局法正式被写入法律，文本内容与在迈克·雷诺兹家后院起草的提案几乎一模一样。犯罪学家富兰克林·齐姆林（Franklin Zimring）称该法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刑法试验”。1989年，加州的监狱里共有8万人。10年内，监狱里的服刑人数增加了一倍。加州的犯罪率也因此陡然下降。1994年至1998年间，加州的凶杀犯罪率减少了41.4%，强奸犯罪率减少了10.9%，抢劫犯罪率下降到了38.7%，殴打犯罪率下降到了22.1%，盗窃犯罪率下降到了29.9%，盗窍汽车犯罪率下降到了36.6%。迈克·雷诺兹在女儿临终之前发过誓，他不会让发生在欣贝尔身上的事再发生到别人身上。他暂时放下悲伤，给加州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那个时候，加州一天有12个人死于谋杀，而今天，这个人数降到了6个。”雷诺兹说道，“所以每一天过去，我都会想，今天又有6个人活下来了。但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前，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幸运。”他坐在弗雷斯诺家里的办公室里，周围满是他和各大政要的合影，还有徽章、签名证书以及装裱起来的信。他为美国面积最大的州的政策制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是证明。“在你的一生中，你也许会有机会去救人，”他接着说道，“比如，救起火场里的人或是溺水的人，又或是拥有其他一些疯狂的救人经历。但是有多少人有机会每天都能救6个人？我是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他在回想过去20年来——从他对欣贝尔许下承诺后开始——所发生的一切。他擅长表达，且颇具说服力。他身上的这两个特征很明显。就因为这样，所以那么多年前，即使在他非常悲伤的时候，他还是能在雷·阿普尔顿的节目上表现出惊人的信服力。他又接着说了下去：“想想那个发明安全带的人。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但你想想，他救了多少人啊。对，还有安全气囊、带有保护封套的药瓶等都救了很多人。这些发明简单设备的无名者和我一样，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我们救人为了不是荣誉，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我们追求的是结果，结果就是给我的最大回报。”
开进北爱尔兰的英国军队，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但最终却造成了该地区长达30年的血腥屠杀和大动乱。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权力是有限的。使用权力时，必须让人看到它的合法性；使用不当的话，便会造成与预期效应相反的结果。迈克·雷诺兹在家乡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加州，他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能打动民众的人之一。他的想法和行为拯救了很多人。在他身上，权力似乎达到了其预期目的。看看加州的犯罪数据吧。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对吧？
事实远非如此。
3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在讨论班级人数时提到的倒U曲线理论。倒U曲线说的就是限制。这条曲线说明了一个事实，“更多”并不总是更好；事实上，在某一个点，那些被拥有权力的人看作最大优势的多余资源只会让事情更加恶化。倒U曲线清晰地阐述了班级人数的影响；也清楚地说明了父母教育和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几年前，一些学者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最终让迈克·雷诺兹和他的三振出局法成为这20年来的争议焦点。如果惩罚和犯罪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条倒U曲线呢？换句话说，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点——过了这个点后，采取严厉措施制止犯罪的方法不再对罪犯起作用了，甚至还会导致犯罪率的增加？
三振出局法通过时，没有人考虑过这个可能性。迈克·雷诺兹和他的支持者们都认为关押每一个罪犯、在平均刑期上每增加一年，便可以相应地减少犯罪行为。
“当时，一级谋杀罪只判16年，而你只需要坐8年牢，”迈克·雷诺兹解释道。他讲的是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前的加州，“这让犯罪变成了一种具有可行性的选择。人类都偏好那些阻力小的事情。‘阻力小’指的就是那些容易做的事。你说，交际娱乐、抢劫、偷窃、嗑药……这些事情和每周拼命工作40个小时，打卡上班，对付那些不可理喻的客户相比是不是容易多了？如果你现在出去，拿把枪走一圈，你就能得到很多钱，钱要多少有多少，赚钱的速度要多快有多快。你会不愿意吗？如果你不幸被抓住了，那也不用怕，95%的这类案件都能签署认罪辩诉协议。他们要是控告你，你就认罪，让他们做判决去呗。反正判决做出之后，执行的刑期不过只是规定刑期的一半而已。所以，你掂量之后，觉得还挺划算。所以你很可能会在真正被抓、被控告之前，更频繁地实施犯罪。”
雷诺兹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莱特斯、沃尔夫的威慑论：我们的分析基础是假设人们——包括个人和群体都实施“理性”行为；假设人们实施不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是可计算的，并且他们能依此做出选择。在雷诺兹看来，罪犯通过对比发现，在加州犯罪的好处远大于风险，于是他们就去犯罪。因此他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犯罪的成本，这样抢劫、偷窃就不会显得比踏实工作更容易了。对于那些不断违反法律的罪犯，三振出局法中写道，“让他们余生都待在监狱里，这样他们就没有机会再实施犯罪了”。在法律和规则这一点上，雷诺兹和加州的选民都相信“更多”总是更好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这时倒U曲线要登场了。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假设——罪犯会因犯罪成本高，而选择少犯罪。违反法律受到的处罚很轻时的确是这样的。犯罪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研究。这个案子发生在1969年秋天，当时蒙特利尔的警察连续罢工16小时。蒙特利尔之前是——现在仍是一个世界一流城市。它所在的国家加拿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守规矩、最稳定的国家之一。结果如何？警察罢工后，该市一片混乱。那天发生了很多起银行抢劫案——那可是大白天啊。该市的银行几乎都被迫关闭了。抢劫者袭击了蒙特利尔的市中心，砸坏了很多玻璃。最令人震惊的，要数城市出租车公司和当地一家名为默里希尔的豪华轿车服务公司的暴力行为了。这两家公司争论的焦点在于谁有资格在机场载客。它们就像中世纪欧洲的交战公国，大打出手。出租车司机用汽油弹袭击默里希尔公司。该公司的保安于是朝出租车司机开火。出租车司机随后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并用该车去撞默里希尔公司那些紧锁的车库大门。我们现在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加拿大。警察重新回归工作岗位后，秩序又恢复正常。逮捕和惩罚的威胁对群众是管用的。
显然，违反法律会受到惩罚与不会受到惩罚之间区别甚大，就如同一个40人的班级和一个25人的班级也相去甚远一样。在倒U曲线左侧，干涉会产生正面影响。
但是请记住，倒U曲线的逻辑是同一个策略，刚开始它会发挥积极作用，一旦过了某个点，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犯罪学家正是循着这条路径在讨论惩罚对犯罪的作用。
举个例子，几年前，犯罪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和斯科特·迪克（Scott Decker）采访了86个持械抢劫的罪犯。他们听到的话大多是这样的：
我尽力不去想被抓住这件事……这事儿让人分心。如果你总是想“如果这件事不成功，会发生什么事？”你就无法集中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以前，如果我想去抢劫，我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做这件事，其他的一概不理。
或是：
这就是我和我父母觉得过瘾的原因。我们觉得过瘾，也跟着变迟钝了，所以没能逃离被抓捕的命运。会怎样，会怎样……那个时候你不会在乎这些的。
迪克和怀特采访的那些罪犯即使在有制裁压力的情况下，也“仍旧对即将到来的制裁表现得无所谓”。他们不会考虑那些遥远的事。
女儿的被害，使雷诺兹想让加州那些想要成为罪犯的人感受到上帝的可怕——他想让他们在逾越雷池前先三思。但如果罪犯都像上述罪犯那样想的话，这种策略就不会奏效了。那两个在每日星球餐厅外面将欣贝尔·雷诺兹逼入困境的歹徒乔·戴维斯和道格拉斯·沃克，他俩都有冰毒成瘾症。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们就试图在弗雷斯诺主交通干道肖大街上抢劫车辆。还记得沃克说什么吗？我真没想那么多。你懂吧，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它就这样突然地发生了。我们就是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这种人会三思吗？
“我和那些认识乔和他兄弟的亲戚朋友聊过，他们问他为什么要杀害欣贝尔，”雷诺兹又想起了那天晚上发生的悲剧，“他说他已经拿到钱包了，所以其实不必动手杀人的。但他还是动手了，就因为欣贝尔看他的眼神。他杀欣贝尔是因为她鄙视他，她一点也不尊重他。”雷诺兹的话与三振出局法是相互矛盾的。乔·戴维斯杀害欣贝尔·雷诺兹是因为乔认为，当他用枪指着欣贝尔的头并夺走她的钱包时，她没有给他应有的尊重。增加惩罚的严厉程度究竟要如何阻止大脑像这样运转的人去犯罪？你和我对于加重惩罚都十分敏感，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生存是有风险的。但罪犯显然不这么认为。犯罪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写道：“这些人通常都很冲动，思维也有一定缺陷，今天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做那些在他们看来受到严厉制裁概率很小的事情；明天他们同样会做好准备，去做同样的事。”[71]
三振出局法的第二个假设是：一个罪犯在监狱里多待一年的话，他就少了一年的犯罪时间。这也未必。数学又不是简单的加减法。例如，2011年被三振出局法宣告有罪的加州罪犯平均年龄为43岁。在三振出局法通过以前，某罪犯可能因为某项重罪要坐5年牢（打个比方），他可在48岁出狱。而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后，他至少要坐25年牢，68岁才能出狱。从逻辑上来讲，问题是：罪犯在48~68岁之间会犯多少项罪？不多。看看下面的图，它说明的是年龄和犯罪之间的关系。罪名包括加重攻击罪、谋杀罪、抢劫罪和盗窃罪。
较长刑期的惩罚对于年轻罪犯能起到作用。但当罪犯过了25岁之后，他们对公众安全的威胁性越来越小，对他们实施更长的刑期惩罚其实只是对民众的一种无谓的保护。这再一次证明，一个看似卓有成效的措施不再发挥作用。
严重侵害人身罪和谋杀罪（1985年）
抢劫罪和盗窃罪（1985年）
关键问题出现了：犯罪和惩罚曲线是否也存在右半部分，是否过了某个点之后，事情会因此变得更糟？犯罪学家托德·克利尔（Todd Clear）提出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论点，他的理由是这样的：
监狱对犯罪有直接影响：一个罪犯被关进监狱之后，他就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但监狱对犯罪同样有间接影响，它会影响那些和罪犯有关系的人们。例如，绝大多数被关进监狱里的人都是父亲。（1/4的青少年罪犯都已有孩子。）而父亲坐牢会给孩子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在这类罪犯中，有些人并不是称职的父亲，他们情绪暴躁，对孩子恶言相向，而且不和孩子居住在一起；但也有很多的称职父亲，他们把赚来的钱，不管是合法收入还是犯罪所得，都用于家庭开销。对孩子来说，失去父亲（进监狱）是一个难以过去的坎。父母一方被监禁使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犯罪的概率增加到300%~400%；同时，也会使孩子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概率增加到250%。
罪犯服刑完毕后，都会回到自己原来居住的社区。其在监狱服刑而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很大，因此他的工作前景堪忧。在监狱里，他与大部分不犯罪的朋友失去联系，转而跟那些同是罪犯的人成了朋友。而当他刑满释放回到家，面对家里更重的情感压力和经济压力时，他首先会想通过逃避来解决问题。监禁造成了一些附带损害。在大部分情况下，监禁造成的伤害比带来的好处少；所以把罪犯送进监狱是有好处的。不过克利尔指出，如果你关押的人太多，关押的时间太长，附带损害便会比这样做带来的好处多。[72]
克利尔和他的一个同事迪娜·罗斯（Dina Rose）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对他的假设进行了测试。[73]他们遍访该市，并将一年内某个街区的被监禁人数与该街区第二年的犯罪率进行比较，试图从数学上找出倒U曲线发生转变的那个点。他们最终找到了那个点。“假如一个街区被监禁人数比例超过街区总人口的2%，”克利尔得出结论，“监禁便会对犯罪产生负面影响。”
杰弗到布朗斯维尔时也是这么说的。她试图通过拥抱和赠送火鸡去弥补人们受到的伤害。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并不是这里缺乏法律和规则，而恰恰是这里有太多的法律和规则了：因为在该街区，有太多人的父亲、兄弟和堂兄弟都曾被关进监狱，所以他们就把法律当成了他们的敌人。布朗斯维尔就处于倒U曲线的右半部分。1989年，加州有7 600名罪犯在监狱服刑。10年后，监狱的服刑人数增加了一倍。这些人大多是因为违反三振出局法才被送进监狱的。进入21世纪后，加州关押的罪犯人数分别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5倍和8倍。难道你不认为三振出局法有可能会让加州的一些地区变成布朗斯维尔吗？
雷诺兹之所以坚信他的改革每天可以拯救6个人，是因为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后，加州的犯罪率陡然下降了。但是近期的调查显示，其实早在三振出局法通过之前，犯罪率就已经在下降了。20世纪90年代，加州的犯罪率骤然下降时，美国有许多州的犯罪率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甚至连那些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犯罪的州也是如此。越是研究三振出局法，就越难以厘清它对犯罪的影响。一些犯罪学家得出结论，说三振出局法确实可以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还有一些人认为该法的确有一定成效，但他们也认为如果政府将关押罪犯的这笔费用花在其他地方会更好。最近的一个研究表明三振出局法确实降低了整体的犯罪率，但同时也增加了暴力犯罪的数量。这是很矛盾的一个结果。也许那些规模最大的研究可以证明三振出局法对犯罪率完全没有影响。甚至有些研究结果表明该法提高了犯罪率。[74]加州实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刑法实验。20年过去了，在投入数十亿美元后，竟没有人能确定这个实验是否带来了好的结果。[75]2012年11月，加州最终放弃了三振出局法。经过州公民投票后，这项法律被人们彻底废除。[76]
4
维尔玛·德克森此时在家，她正准备清理地下室。这时，她女儿坎达丝往家里打了个电话。那天是11月的周五下午，是欣贝尔·雷诺兹最后一次从父母家里走出来的10年前。德克森一家住在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伯，那里处于加拿大的中央大草原地区。那年的那个时候，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坎达丝13岁。她在电话里格格地笑着。当时她正和学校里的一个年轻男孩儿打情骂俏。坎达丝想让母亲去学校接她。维尔玛盘算了一番。他们家有一辆车，她得去接她丈夫克里夫下班。但克里夫还得再工作一个小时。她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9岁。她听到他们正在另一个房间里吵嘴。她得先让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一起去接坎达丝，最后再去接她丈夫。这样的话，3个孩子就得饥饿地在车上待一个小时。坎达丝已经13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她可以自己搭公交车。再说，现在家里还一团糟。
“坎达丝，你有钱搭公交车吗？”
“有。”
“那好。我就不去接你了。”她母亲说道。
德克森又回去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接着熨衣服，四处忙碌着。然后她停了下来，好像哪里不对劲。她看了看时钟，坎达丝现在应该到家了才对。外面正下着雪。她记起坎达丝并没有穿得很暖和。她在房子前面的窗户和后头厨房的窗户之间来回观察外面路上的情况。坎达丝会走这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该去接她丈夫了。她把另外两个孩子都带出去了。她驾车缓慢地沿着塔尔伯大街行驶。这条路连接着她家和坎达丝的学校。她透过玻璃看着窗外的7–11连锁便利店。她女儿有时候会在那边逗留。她开车去了学校，发现大门紧闭。“妈妈，她去哪儿了？”9岁的小女儿问德克森。她开车带着孩子们到达了克里夫的办公地点。
“我找不到坎达丝。”她对丈夫说，“我很担心她。”
他们4个人回家后，便逐条街去寻找。后来他们就给坎达丝的朋友打电话。大家都说，下午放学后就没看见她。维尔玛·德克森于是开车去找那个之前和坎达丝打情骂俏的小男孩儿。他说他最后看见她的时候，她正沿着塔尔伯大街走。德克森报了警。那天晚上11点，两个警察来敲他们家的门。他们坐在餐厅的桌边，问了维尔玛和她丈夫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想知道坎达丝在家过得是否开心。
德克森一家人成立了一个搜查小组。成员主要是他们一家常去的那个教堂里的人、坎达丝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以及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人。他们在整个温尼伯地区张贴寻人启事——“你看到坎达丝了吗”，展开了该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寻人活动。他们不停地祈祷，不停地喊着坎达丝的名字。他们不眠不休。一个月过去了。德克森夫妇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去看电影《木偶奇遇记》，想轻松一下。而当他们看到电影里心碎的老木匠杰佩托到处去寻找丢失的儿子时，这种小愿望也无法满足了。
第二年1月份，坎达丝·德克森失踪7周后，德克森一家来到了当地的警察局。两个负责该案子的警官问他们是否可以同克里夫单独谈一谈。过了几分钟后，他们把维尔玛带到了房间里，克里夫正在那里等她。警察关上了门。克里夫等了一下，然后便开口了。
“维尔玛，他们找到坎达丝了。”
她的尸体被扔在离德克森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小屋里。她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她是被冻死的。
5
德克森一家遭遇了和迈克·雷诺兹一样的变故。温尼伯市处理坎达丝失踪案的方法与弗雷斯诺处理欣贝尔·雷诺兹谋杀案的方法一样。德克森一家就和迈克·雷诺兹一样悲伤。两个悲剧看似相同，实则有一定区别。它们的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德克森一家从警察局回家时，他们的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亲朋好友。大家在那里待了一整天。晚上10点时，只剩下德克森一家和其他几个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坐在厨房里，吃着樱桃派。这时，门铃响了。
“我想可能是谁落下了手套，或者其他东西了。”德克森说道。我们交谈时，她就坐在温尼伯家里后院的一张园椅上。她谈起她生命中最漫长的那天时，说话断断续续，语速也很缓慢。她说她开门后，发现是一个陌生人。“他只是说：‘我的孩子也被人杀了。’”
那个男人50多岁，比德克森年长。几年前，他的女儿在一个甜甜圈店里被人杀害了。那件案子在温尼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个叫托马斯·索夫劳（Thomas Sophonow）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杀人和3次企图谋杀被逮捕。他在监狱里坐了4年牢，后来上诉，法院宣判其无罪。那个男人也在德克森家的厨房坐了下来。他们给他一块樱桃派。接着他便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我们所有人都坐在桌边，盯着他，”维尔玛·德克森说道，“我记得他说自己去听了所有的审判——三次都去了。他自己有一本黑色的小册子——很像记者的做法。他记下了每一个细节，甚至把自己支付的费用的票据都一一保存了下来。他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他说起了索夫劳、法庭、他对无罪判决的愤怒，以及无力追究罪犯责任的司法系统。他想要搞清楚一切。然而这个过程搞垮了他，也毁了他的家庭。他没办法再去工作。他身体很不好，得接受药物治疗。我想他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患上了心脏病吧。我不知道他是否跟他的妻子离了婚，但听他的口气好像是这样。他没怎么说到他的女儿。他很想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我们能看得出来。他没怎么说，但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告诉你们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前面等待你们的是什么。午夜之后，那个男人终于说完了。他看了看表。他讲完自己的故事了。于是他就起身离开了。
“那是恐怖的一天，”德克森说，“我们都疯了。我是说，我们……我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解释那种麻木了。但也是这种经历打破了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因为他描述的实在太清晰了。我感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感觉就像有人在对你说：‘记下来，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你知道，你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现在一定要注意。’”
那个陌生人说他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我告诉你们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对德克森来说，那个男人说的不是什么预言，而是警告——前面会有什么。如果他们一直执着于女儿被谋杀这件事，他们会因此失去健康的身体，正常的神智，以及彼此。
“如果那天他没有来，一切也许又会不一样，”德克森说，“后来当我回过头去看，我才发现原来他迫使我们去思考其他的事情。我们对自己说：‘我们该怎么走出悲伤？’”
德克森一家去睡觉了，或者说试着去睡觉了。第二天就是坎达丝的葬礼。德克森一家同意接受采访。省里的新闻媒体几乎都来了。坎达丝·德克森的失踪引起了整个城市的注意。
“你们觉得杀害坎达丝的会是谁？”一个记者问德克森一家人。
“我们想知道那个人或者那些人是谁，似乎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已经没有爱了。”克里夫说道。
维尔玛接着说了下去。“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找到坎达丝。我们已经找到她了。”她接着说，“此时此刻，我不能说我原谅了那个人，”她强调的是“此时此刻”还不能。“我们都做过恶劣的事情，或者曾经渴望这么做。”
6
维尔玛·德克森相比迈克·雷诺兹，是更勇敢，还是更懦弱？人们往往忍不住问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正确：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而且他们都做出了非常有勇气的选择。
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行使权力能得到什么结果的看法不同。德克森夫妇因为不知道行使权力会得到什么结果，所以他们努力克服了身为父母的本能，不去进行反击。他们并不相信什么伟大的权力。他们从小就在门诺派的传统教义的影响下长大。门诺派教徒是和平主义者、局外人。维尔玛一家是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18世纪时，俄罗斯居住着很多门诺派教徒。在俄罗斯革命和斯大林时期，门诺派教徒遭到了蓄意迫害。整个门诺派村庄被摧毁；几百名成年男性被送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农场被洗劫一空，或被烧毁夷为平地；整个族群被迫逃往美国和加拿大。德克森给我看了一张她姨奶奶的照片，那张照片是在俄罗斯拍摄的。她说她还记得以前奶奶就是看着这张照片，给德克森讲她妹妹的故事，她总是边讲边抹泪。德克森的姨奶奶是主日学校的老师，孩子们都很喜欢她。俄罗斯革命期间，一些全副武装的男人朝着她和孩子们冲了过去，将他们都杀害了。维尔玛说她奶奶半夜时常被噩梦惊醒，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对奶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奶奶早上仍旧照常起床去干活。她还说她父亲决定不去告那个欠他很多钱的人，而是选择离开。“这就是我所相信的，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她的父亲一定会这样说。
在一些宗教运动中，他们都有自己追随的伟大英雄或者先知。门诺派的英雄就是德克·威廉姆斯。16世纪时，威廉姆斯因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被捕，并被关在监狱塔里。他通过一条用旧衣服拼接而成的绳子从窗子爬了下去，逃到城堡冰封的护城河边上。一个士兵追了上来。威廉姆斯安全地逃到了河的另一边，而那个士兵不幸踩破冰，掉进冰水里。威廉姆斯停了下来，又跑回去，将那个士兵拉了出来。因为他的怜悯之心，他又被抓回监狱。士兵残忍地折磨他，把他绑在桩子上，慢慢用火烧他。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哦，天啊，我的天啊”，整整喊了70遍。[77]
“小时候大人们教过我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这些不公。”德克森说，“上学时我们学过被迫害的历史。我们都知道16世纪的那段殉道史。门诺派的哲学就是原谅，然后继续往前走。”对门诺派教徒而言，原谅是一种宗教命令。原谅那些冒犯你的人。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策略，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惩罚机制能达到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门诺派教徒相信倒U曲线理论。
迈克·雷诺兹就一点儿也不明白限制的意义。他相信州政府和法律会还他女儿一个公道，因为这是原则性问题，他们不会马虎。雷诺兹曾谈到臭名昭著的杰里·德怀恩·威廉姆斯案。案子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在洛杉矶南部的雷东多海滩码头上，从4个孩子那儿抢了一块比萨。因为威廉姆斯曾有5次犯罪前科记录，有抢劫、持有毒品、违反假释规定等案底，抢比萨被看作是他的第三次犯罪。他因此被判了25年监禁。[78]威廉姆斯的刑期比犯了谋杀罪的狱友的刑期还长。
回顾历史，威廉姆斯案标志着迈克·雷诺兹改革的结束。这个案子强调了一件事：关于三振出局法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的。法律竟然不能区分一个抢比萨的人和一个谋杀者有什么不同。而迈克·雷诺兹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威廉姆斯案会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在他看来，威廉姆斯违反了一条基本原则：他一而再地违反规则，因此法律和规则就应该剥夺他的自由。道理就这么简单。“你看看，”雷诺兹说，“那些因为第三次犯罪栽了的人，他们依然能活生生地待在监狱里——他们已经赚到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法律对累犯起到了罚一儆百的警戒作用。“那些媒体每次都拿那个抢比萨的蠢货来大做文章，他那就是第三次犯罪，”他接着说，“他们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杜绝加州的犯罪。”
英国在北爱尔兰问题发生初期也奉行同样的原则。他们不允许当地的人们制造炸弹和武器，也不允许人们在白天杀人。任何一个民权社会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延续下去。弗里兰将军完全有理由对暴徒、持枪人采取强硬手段。
弗里兰和雷诺兹一样，他也不明白凡事都有限制：过了某个点之后，那些原本是处于好心才使用的权力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搜查楼而菲地区的某座房屋是明智的选择，而彻底搜查整个街区只会让事态恶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爱尔兰地区的每个天主教家庭平均被搜查过两次。某些街区的天主教家庭甚至被搜查过10次，或者更多。在1972~1977年的北爱尔兰地区，4个16~44岁的天主教男人中就有1人至少被逮捕过一次。即使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做了违法的事，使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们并不会总是奏效。[79]
要吸取“权力是有限制的”这个教训，并不容易。这需要当权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最大优势的东西其实是有限制的。他们倚仗这种优势，想搜多少人的家就搜多少人的家，想抓多少人就抓多少人，想把人们关多久就把人们关多久。卡洛琳·萨克斯面对的也是类似的状况，她发现原本在她看来是优势的东西却使她处于不利地位。当你要在一个很棒的学校和超级棒的学校之间做出选择，你得承认你的优势是有限制的。当你在医院里，握着死去女儿的手时，你得承认你的能力是有限制的。“爸爸是万能的，可是当我们的女儿出事时，我却什么也做不了。”雷诺兹说。他向女儿许下承诺，他会坚强，尽他所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他不能食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迈克·雷诺兹的悲剧就在于为了实现诺言，他让加州的情况变得比从前更糟糕了。
过去那些年，很多人来到弗雷斯诺和迈克·雷诺兹谈论三振出局法。他们开车从洛杉矶驶入中央山谷的平原里，这俨然成了一种朝圣的行为。雷诺兹的习惯是把这些人都带到每日星球餐厅。他女儿被杀害之前就是在那里就餐。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曾听过一个关于那些人拜访雷诺兹的故事。雷诺兹和餐厅的经营者发生了争执。老板让他别再带人来这里转圈了。雷诺兹影响了她店里的生意。“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一切？”她问雷诺兹。雷诺兹大怒。“当然，这确实影响了她做生意，”他说，“但是我女儿的死毁了我们的生活。我告诉她，如果我女儿复活了，我就不会再这么做了。”
访谈结束后，雷诺兹说他想带我去看看他女儿被杀害的地方。我无法答应他。这似乎太残忍了。于是雷诺兹从桌子那边走过来，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你带钱包了吗？”他说。他递给我一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上面是他的女儿。“这是欣贝尔被杀害之前的一个月拍的。也许可以放在钱包里。当你想到她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看看。有时候你需要看看这样的脸。”迈克·雷诺兹总是很伤心，“这个孩子拥有无数个生活下去的理由。但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某个冷血的人将她杀害了。狗屁。一切就这样停止了。”
7
2007年，德克森一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我拖了他们两个月时间。”维尔玛·德克森说。关于坎达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距离坎达丝失踪那天，已经过去20年了。他们一直很努力地在生活。揭开旧疮疤有什么好处呢？最终他们还是答应了。警察来了。他们说：“我们抓到杀害坎达丝的人了。”
这些年来，警察一直将发现坎达丝尸体的那间小屋的东西封存在警察局仓库里。现场采证时发现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与一个名叫马克·格兰特的男人的DNA相吻合。他家离德克森家并不远。他曾有过性侵犯罪前科。成年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监狱里度过。2011年1月，格兰特被带上了法庭。
德克森说她很害怕。她不知道自己该作何反应。关于她女儿的记忆一直停留在她的脑海里，而现在，一切都要被挖开了。她坐在法庭上。格兰特的脸有些浮肿，脸色苍白。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看起来像是生病了，一副很虚弱的样子。“他正生我们的气，这太奇怪了。”她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我们的气，我们才是应该对他生气的人啊。一直到预审听证会结束时，我才看了他一眼，我自言自语，你就是那个杀害坎达丝的凶手。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彼此对望的情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你是谁？你怎么可以？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候是——不行，我要哭了——当我……”她停下来，为她的情绪失控向我道歉，“当我知道他将坎达丝的手脚绑在一起时。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性爱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我没想到……”她又停了下来。“我是一个很淳朴的门诺派教徒。当我知道他把坎达丝绑起来时，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坎达丝的痛苦之上，折磨坎达丝让他觉得快乐……我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对我而言，这比强奸还难受，你知道吗？这是不人道的行为。我知道，性欲会把人带入歧途。但他这样的人完全就是希特勒再世。太可怕了。这才是最糟糕的。”
当一切都很抽象时，原谅就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坎达丝被杀害时，他们不知道凶手是谁：他是没有名字、没有脸的人。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他是谁了。
“你怎么能宽恕这样的人？”她接着说道，“我的生活因此变得复杂多了。我要同我心里的那些想法作斗争——哦，为什么他不死了算了？为什么没有人杀死他？这些想法并不健康。这是报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在折磨他，他的命运就握在我手里。
“有一天，当我在教堂里的时候，我心里的这种感觉少了几分。我当时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只是在谴责那种疯狂的性欲。隔天早上，其中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起吃早餐吧’。她又接着说，‘我们不能在电话里说。来我的公寓吧’。于是我就去了她的公寓。然后她就告诉她十分喜欢色情片、性奴役和性虐待这些东西。她就是那个世界的人。所以她了解这些。她跟我说了有关性的一切。我记得我当时是爱她的。我们曾一起在政府部门工作。她的有怪癖的一面，都曾完完全全地在我面前隐藏起来。”
德克森说了很久。她的情绪慢慢恢复了正常。她语速缓慢，声音温柔。“她很担心。她很害怕。她看到了我的愤怒。难道我应该把自己锁在愤怒里，然后对她摆出一张愤怒的脸庞吗？难道我要拒她于千里之外吗？”她发现，如果她要原谅她朋友，她就得原谅格兰特。她的道德观让她不能区别对待每一个人。
“我非常抗拒，”她接着说道，“我不愿去原谅。我不是圣人。我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宽容。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她做了一个握拳的姿势。“我知道会有更多人支持我。我能够拥有很多拥护者。我背后甚至可以有一个庞大的组织。”
维尔玛·德克森可以变成迈克·雷诺兹那样的人。她也可以起草自己的三振出局法；但她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慢慢地会越来越难。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会失去克里夫，还有我的孩子。也许我会像他对坎达丝那样对待其他人。”
一个男人在悲痛之余，动用了整个州的权力，结果让政府陷入毫无成果却费用高昂的实验泥沼中。一个女人，她绕开权力，去寻找宽恕的勇气，于是她拯救了她的友情、婚姻，还有心灵。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了。
[70] 三振出局法的几点内容是：第一罪（盗窃）——以前：2年，现在：2年；第二罪（盗窃）——以前：4.5年，现在：9年；第三罪（窝藏赃物）——以前：2年，现在：25年终身监禁。美国的其他州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继通过了各自的三振出局法。但是其他地方的都不如加州的严厉。
[71] 肯尼迪接着指出，如果你去测验罪犯现在的动机，你会发现他们的风险和收益计算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过程。肯尼迪写道：“威慑中最重要的东西，对罪犯和潜在的罪犯而言也同样重要——就是他们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定义风险和收益。”最近，犯罪学家安东尼·多伯（Anthony Doob）和谢丽尔·玛丽·韦伯斯特（Cheryl Marie Webster）在一个研究今天每个重罪的结果中指出：“我们对过去（主要集中在过去10年）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个理性评估，发现严厉的制裁措施对社会的犯罪水平没有影响……在过去25~30年的文献中，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表明严厉的制裁措施可以阻止罪犯犯罪。”他们说，发达国家正处于曲线的中间阶段。那些被关押的罪犯已经过了犯罪高峰，试图用一些年轻罪犯不在意的东西去阻止他们犯罪并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72] 几年前，克利尔在一篇《适得其反：监禁使犯罪率升高》（“Backfire: When Incarceration Increases Crime”）的研究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在解释为什么关押大批罪犯无法产生预期效果这个问题时，他在文中提出了10个论点。起初，没有人想刊登克利尔的这篇文章。他曾联系过他所在领域的主要学术期刊，但都被拒绝了。没有人相信他，除了社区矫正机构。克利尔说：“在我这个领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矫正机构的专家都认为他们的作为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他们试图营造人性化的监狱，他们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就在那里，所以他们可以看到事情的发展。他们说了一些如‘我们的狱警虐待犯人’，‘他们还是待在监狱比较好’，‘我们给不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类沮丧的话。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于是他们竞相传阅我的文章。俄克拉荷马州刑事司法研究协会的某个人问我能不能刊登这篇文章。我说可以。他就刊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你在谷歌搜索我的名字的话，第一个跳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篇文章。”
[73]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克利尔的文章，就是：“在某个特定地方挑选大批年轻人，将他们送进监狱，之后再把他们送回那个地方，这些人会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不利。”
[74] 举个例子，根据法律规定，检察官可以选择是否使用三振出局法中的刑期规定。在某些城市，如旧金山，这些规定就用得比较少。而在加州中央山谷的一些地区（靠近麦克·雷诺兹的家乡），检察官认为该刑期规定适用的次数多达25次，甚至更多。假设三振出局法确实可以防止犯罪，那么一个地区使用三振出局法的频率与犯罪率下降的速度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联系。假设三振出局法确实有威慑作用，那么法律有规定惩罚的罪行的犯罪率下降速度应该比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罪行快，对吧？同样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
[75] 20世纪80年代，加州政府预算有10%用于高等教育，3%用于监狱管理。三振出局法颁布20年后，加州政府预算有10%都用于监狱管理，监狱中每个罪犯每年的花销为5万美元；而用于教育的预算则只有8%。
[76] 2012年11月，68.6%的加州选民将票投给了36号提案。36号提案中提出，当罪犯的第三次罪行符合“严重的暴力犯罪”时，才可适用25年的终身监禁。同时，该提案也允许先前那些被三振出局法判刑，如今正在执行终身监禁刑罚的罪犯申请重新量刑，前提是他第三次犯的不是重罪。
[77] 在《阿米什的恩典》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阿米什母亲，她5岁的孩子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撞倒了，受了严重的伤。阿米什和门诺派教徒一样，继承的都是德克·威廉姆斯的传统。他们也和门诺派教徒一样，早期曾遭受迫害。在门诺派和阿米什的传统中，有过无数类似的故事：
调查案件的警官把汽车的司机拉到巡逻车上做酒精测试，受伤孩子的母亲走进那辆巡逻车，去跟警官谈话。她的小女儿用力地拉着她的裙子。那位母亲说：“麻烦您照顾一下这个孩子。”那个警官以为她说的是自己受了重伤的儿子，于是答道：“救护车的医生和护士会尽力救他的。剩下的就只能看上帝的安排了。”那位母亲指了指坐在巡逻车后座上的嫌疑犯：“我说的是那个司机。我们宽恕他了。”
[78] 后来法官判决减刑，威廉姆斯坐了几年牢后就被释放了。他的案子后来成为反对三振出局法运动的一个口号。
[79]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共和军每天都会组织人们乘坐巴士去贝尔法斯特城外的监狱。仿佛那监狱就像是一座游乐园。“在天主教聚集区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父亲、兄弟、叔叔或者堂兄弟被关在监狱里，”政治科学家约翰·索尔（John Soule）提到北爱尔兰问题时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人会学着将被监禁看作一种荣誉的象征，而不是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