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协商，奥本海默被判缓刑，以观后效。”
令人心碎的天才命运
兰根的母亲是旧金山人，她跟家里关系不好，很小就离家出走了。她一生有4个儿子，每个孩子都是她和不同的丈夫生的。兰根是最年长的一个。兰根的父亲在兰根出生前就失踪了，据说后来死在墨西哥；母亲的第2任丈夫是被谋杀的；第3任丈夫自杀身亡；第4任丈夫叫杰克·兰根，是个事业失败的新闻记者。
“时至今日，我都从未遇到过比我们童年境遇更悲惨的人，”克里斯托弗·兰根说道，“我们没有一双成对的袜子，鞋上都是窟窿，裤子上也全是补丁。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我记得那时候我和弟弟们洗衣服要去浴室，我们用浴缸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只能光着身子，因为我们没有其他衣服穿了。”
他们的继父杰克·兰根常常酗酒，他要是想去喝酒，就会先把厨房门锁上，为的是防止孩子们偷吃东西。他用拳头让孩子听他的话。他找过几份工作，然后又一而再地失业，于是他们又举家搬到下一个镇子。有一年夏天，他们全家住在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帐篷里，靠政府分发的黄油和燕麦度日。又有一阵子他们住在内华达的维吉尼亚城。“镇子里只有一位司法人员，要是有江洋大盗来到这里，他根本就毫无办法。”兰根的弟弟马克回忆道，“那里有家酒吧，到现在我还记得名字，叫‘一桶血酒吧’。”
等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兰根一家又移居蒙大拿州的波兹曼。在那里，兰根的一个弟弟去了寄养家庭一段时间，另一个弟弟则被送进了少年教养所。
“我认为当时的学校根本没注意到兰根的天赋，”弟弟杰夫说，“他根本没从学校得到过任何帮助。那时的波兹曼跟现在不一样，在我们小时候，波兹曼只是一个乡下小地方。我们在那里的境遇很糟糕，邻居把我们当成游手好闲的流民。”为了支撑自己和弟弟们的生活，兰根开始挑起生活的重担。兰根14岁那年，有一次继父又对孩子们动粗——这是他常干的事——小兰根奋起反抗，差点把继父打死。之后继父就走了，从此再没回来。
中学毕业的时候，兰根获得了两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一个是俄勒冈的里德学院，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他最终选择了里德学院。“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兰根回忆道，“我和那所学校格格不入。我是一个在农场干活的乡下小子，而其他同学全是留着长发的城里人，很多都来自纽约。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同，我和他们在一个班，却连话都插不上。他们喜欢管闲事，总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我被安排在一个4人宿舍，其他3个同学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宿舍里抽大麻，把女朋友带来过夜。我以前从来没抽过大麻，所以，我基本上只能躲在图书馆。”
他继续说道：“后来，我的奖学金也泡汤了……我妈妈本来每年都要填一份奖学金申请表，表上其中一项是父母经济状况，她从来都搞不清楚这些表格的内容，那次她就忘了填上这一项。直到后来，我上一期奖学金用完了，仍未见下一期到账。我去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他们便告诉我原因——是这样的，你父母没寄来财务状况表，现在奖学金早已经分配完了，所以恐怕这学期你无法领到奖学金了。这就是那所学校的行事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根本不关心学生，没有辅导，没有提醒，什么都没有。”
他在毕业考试前离开了里德学院，走的时候他成绩单上的成绩是F，而他入学时登记的成绩是A。他回到了波兹曼，在一个建筑工地找了份工作，后来他又去了森林消防队。工作一年半后，他考进了蒙大拿州立大学。
“我在那里学习数学和哲学，”他回忆道，“到了冬天，我还住在离小镇13英里的海滨山大道。我的汽车变速器坏了，这是我的弟弟们那年夏天弄坏的。他们在铁路边工作，所以经常在铁轨上开车。我没钱修车，所以我就去找指导老师和系主任。我对他们说，我有困难，我车子的变速器坏了，我每天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7点半和8点半，所以如果您能帮我把课调到下午，我会不胜感激。住我家隔壁的农场主每天11点可以把我送到学校。我的指导老师留着八字胡，穿着粗花呢外套，外形很像一个牛仔。他说：‘哦，我的孩子，看了你在里德学院的成绩单，我认为你有必要品尝一下每个求学者都必定经历的艰辛。我拒绝你的请求。’在系主任那里，我得到的答案也一样。”
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激动。这些都是30年前发生的事了，但他在讲述的时候依然面露愠色。“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竭尽全力赚钱回到校园，时值冬季，我甘愿每天不辞劳苦搭车进城，付出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能重返学校，但是他们却不愿为我做任何事情，这简直太糟了。从那一刻起我暗下决心，我要离开所谓的高等教育体系，我要自学。即便我可能因此一事无成，我也很难有心情再上什么大学了。所以我退学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克里斯托弗·兰根在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一直以来，他都梦想成为大学教授，本来他应该可以轻松获得博士头衔。因为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有好奇心，善于思辨的人建立的。“他刚进大学时，我认为他一定能成功，我真这么想的，”他的弟弟马克说，“我想他起码会在学校找到一份教职工作。那年他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对此真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由于没有学位，兰根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他在建筑工地做过苦力；在寒冷的冬季，他在长岛的捞蚌船上作业；他还在工厂做过一些层级较低的文职工作；最后他成为长岛一家酒吧的保镖——所有这些工作占据了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虽然经历了这一切，他也依然没有放弃研究哲学、数学和物理。目前他正在写作一部理论著作，研究项目规模浩大，他称之为“CTMU”——“宇宙的理论认知模型”。但是因为没有文凭，他已经对投稿学术期刊不抱任何希望了。
“我是一个只上过一年半大学的人，”他耸耸肩说道，“这一点倒经常引起一些编辑的注意，他们会把论文交给主编。主编会去调查我的背景，但他们找不到我有任何正规教育背景，他们就说，这家伙只上了一年半大学，他能搞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曾经问过兰根，假如他能得到哈佛大学提供的工作机会，他会不会去。“好吧，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他说，“假如我能当上哈佛的教授，我会受人尊敬，我的思想会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可以利用哈佛的职位和声誉推广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学校是知识分子的智慧源泉，如果我在哈佛供职，我会把握好每一次灵光乍现的机会。”说到这儿，我忽然意识到兰根的人生是多么孤寂。他对知识的渴求没有止境，他终年沉浸在智力活动之中。“即便我的大学生活不足一年半，我到现在也能感受到学习给我带来的能量，”他满怀虔诚地说，“智慧对我的召唤从未止息，那是一片令我神往的圣地。”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继续说道，“哈佛就像一家学术公司。既然是公司，它就要获利，就要使资产增值。哈佛接受的资助有数十亿美元，运营这家‘公司’的人并没有必要非得追求真理和知识。他们想成为大亨，当你从他们那里领取薪水，你就必须放下尊严，在你想做的、你认为正确的事与你的老板让你做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还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须向现实屈服。在那里你必须听他们的，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
另一位天才的命运
兰根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说实在的，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听起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母亲没有填好奖学金申请表他就没奖学金了，他想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这样的事在学校司空见惯），但遭到拒绝就不再上学了。为什么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对他的疾苦置若罔闻？老师们本应喜欢像他那样聪明的学生。当兰根谈到他与里德学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交涉，学校在他嘴里好像成了官僚主义盛行的政府衙门。但是像里德学院这样的文科院校，应该不会有那样的官僚作风。通常的情况是，教授们为了留住学生，总是想尽办法帮学生们申请各类津贴。
甚至在谈到哈佛大学时，兰根也好像是一个对其文化完全没有概念，特别是对他谈论的这所学校毫无概念的人。“他们想成为大亨，当你从他们那里领取薪水，你就必须放下尊严，在你想做的、你认为正确的事与你的老板让你做的事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你还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须向现实屈服。”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教授们之所以放弃高薪的私人企业而选择学校，就是因为学校可以给他们很大的自由，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兰根可把哈佛大学给想歪了。
当倾听兰根讲述自己一生遭遇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奥本海默是“二战”时期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是人类第一颗原子弹项目“曼哈顿计划”的带头人。据说，奥本海默童年时代的智力程度与兰根小时候相当。父母从他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个神童。他的一位老师回忆道：“他能近乎完美地理解所学的一切东西。”奥本海默三年级时就可以独立做实验，他五年级时自学物理、化学。他9岁时对自己的表兄说：“用拉丁语问我问题，我用希腊语回答你。”
奥本海默从哈佛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失意、最消沉的一段日子。他的兴趣点是理论物理，而他的导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194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却要求他在最讨厌的实验物理细节上下工夫。奥本海默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发展到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从实验室偷来化学制剂，准备毒死他的导师。
幸亏布莱克特发现了一些苗头并举报到学校，最后事情败露，奥本海默被叫去接受校方讯问。这件事情的结局与这件事情本身一样令人费解。下面是凯·伯德和马丁·舍温为奥本海默所写的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中对这件事的描述：“经过长时间协商，奥本海默被判缓刑，同时定期接受心理治疗。”
缓刑？
我们看到了两个年轻学生，他们在各自的大学生活中都陷入麻烦。兰根的母亲错过了为他申请奖学金的最后期限，奥本海默企图毒死自己的导师。他们要想继续学业都必须与校方协商。那么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兰根放弃了学业，奥本海默则同意接受心理治疗。奥本海默和兰根同属天才，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他们又有天壤之别。
奥本海默20年后被委任为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差异的最好例证。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为实施原子弹计划寻遍美国，最后选定奥本海默，而这其实是冒很大风险的。当年，奥本海默38岁，他比该项目中的许多人年龄都小；他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而曼哈顿计划却需要实验物理和工程学专业的结合；他的政治倾向可疑：他有很多朋友是共产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管理经验。“他其实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人，”奥本海默的一个朋友后来说，“他会戴着一顶滑稽的礼帽，穿着磨坏了的鞋子四处逛。问题是，他对实验设备一窍不通。”另一位和他熟识的科学家评价更直接：“他连一个汉堡摊也开不起来。”
哦，我想顺便提醒一句，他读研究生时曾谋杀导师未遂，带着有这样前科的简历却要应聘——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最重要的工作。结果怎样呢？20年前发生在剑桥的一幕再次上演：他促使事情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下面是伯德和舍温在传记中的描述：“奥本海默得知，格罗夫斯少将在选择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时慎之又慎，于是，他开始展开魅力攻势，显示自己的才干与天分。这种攻势势不可当。”格罗夫斯中弹了。“‘他的确是个天才，’格罗夫斯后来对记者说，‘一个真正的天才。’”格罗夫斯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项目的宏大构想使格罗夫斯产生了强烈共鸣。伯德和舍温在传记里继续写道：“奥本海默是格罗夫斯见的第一位候选科学家。奥本海默十分理解建造原子弹是一项规模浩大的跨学科工程……当奥本海默提出为了实现跨学科协同工作建立中心实验室时，格罗夫斯不住地点头，他们二人对此颇有共识：‘我们可以着手统一解决至今还没得到足够重视的化学、金属冶金、工程和军械制造方面的问题。’”
假如奥本海默处在兰根的境况之中，他会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么？他是否同样无法说服教授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
“他们要求每个学生都从学微积分入门，”兰根回顾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学短暂的学业生涯时说，“教我们的老师上课既乏味又无聊。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讲课。所以我总是提问，实际上我常去他的办公室提问。我问他：‘您为什么这样上课？您怎么拿这些练习当微积分习题？’这个老师是个又高又瘦，腋下总留着汗渍的家伙，他转身直直地盯着我说：‘有些事情你要明白，不是每个人都有成为数学家的天赋的。’”
这就是教授与天才的故事。天才的本意是想让教授明白，自己对数学的钟爱跟教授对数学的钟爱一样强烈。但是，天才失败了。实际上——这也是最令人难过的地方——兰根努力想对微积分教授说清楚问题，但却没能与教授谈论最可能使他感兴趣的问题。如此，通过跟兰根的对话，这位教授最终也没感受到兰根在数学方面具有的天赋。
实践智慧从哪里来
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查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一样幸运——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实践智力从何而来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逻辑能力从哪儿来，逻辑能力起码一部分来自基因。兰根6个月开始说话，3岁自学阅读，这是天生的能力。智商测试所测量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天生的能力[31]。但是，社交常识是门学问，是一系列可以习得的技能。我们获得这类技能的场所是家庭。
也许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释出自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Arnette Lareau）。几年前拉里奥的科研小组对三年级学生开展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这些学生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既有来自富裕家庭的也有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而拉里奥最终选定了12个家庭。拉里奥和她的研究小组对每个家庭都进行了不下20次的走访。为力求真实表现，她要求受访者就当调查人员不存在。研究人员一手拿着录音机，一手拿着做记录的本子，跟着这些家庭去教堂做礼拜，看球赛，或是去诊所就医。
你可能会想，如果花了那么长时间观察12户人家，肯定会发现12个家庭有着12种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对孩子严格；对孩子宽松；常与孩子互动；在孩子面前权威持重等。然而，拉里奥的发现却与你能想象到的大相径庭。这些家庭中只存在两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这两种不同方式是通过阶级状况划分的。家境富裕的父母教育孩子是一种方式，家境贫寒的父母对待孩子则是另一种方式。
家境富裕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能闲着，让孩子穿梭于各项活动之间，并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拉里奥跟踪的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夏天参加了一支棒球队、两支足球队、一支游泳队，还有一支篮球队，并且同时在管弦乐队和钢琴班学习。
而在穷人家的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时间安排，他们的活动不会是每周两次足球训练，而是和亲戚或者邻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蓝领父母们认为孩子们的活动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活动，无足轻重。一个来自蓝领家庭的女孩——卡蒂·布林德尔——参加了一个唱诗班，但她是自己报的名，并且是自己走着去唱诗班上课。拉里奥写道：
布林德尔夫人没有像中产阶级母亲那样，发现女儿在唱歌方面的兴趣就想办法帮她把兴趣发展成特长；她也没有讨论女儿在戏剧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因为负担不起把女儿的兴趣发展成特长的成本而表达歉意。相反，她把女儿卡蒂的技能与兴趣看成其性格的特征——爱唱歌和表演是卡蒂自身的特点。她把卡蒂的表现看成是“可爱的”，是女儿为了“引人注目”所做的努力。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拉里奥跟踪研究过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因为她错过了进超前班的机会，孩子母亲就想方设法让孩子补考，给学校递申请，最后让女儿如愿进了超前班。作为对照，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拉里奥这样描述一对低收入的父母：
在家长会上，麦卡利斯特女士（只有高中学历）表现得十分低调。她平时善于交际、为人开朗，但在这种场合她的性格却隐藏起来。她弓着腰坐在椅子上，上衣拉链拉到顶。她非常安静。当老师向她报告哈罗德的家庭作业还没交的时候，麦卡利斯特女士表现得十分吃惊，但是她只是说：“他在家做了作业。”她没有继续问老师其他情况，也没有帮哈罗德辩护什么。在她看来，儿子的教育应由老师来负责。这是老师的工作，不是自己的。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拉里奥强调，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照她看来，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权利”意识这种说法在当年含有贬义，但拉里奥的意思却是褒义：“这些孩子的行为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他们在各种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互动来满足自己的偏好是中产阶级子女的一贯做法。”他们对游戏规则很熟悉。“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虽然才上四年级，但已经能站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行事了。他们要求老师或医生调整办事程序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作为对照，劳动阶层家庭孩子的性格被认为是“疏离，疑虑和有强迫症”。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为达到良好愿望“制定策略（customize）”（拉里奥的绝妙用词）。
拉里奥描述了一个9岁小男孩儿亚历克斯·威廉和他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去看医生的案例。威廉的家境非常优越。
“亚历克斯，你要想想待会儿问医生什么问题，”克里斯蒂娜开车去诊所的路上对儿子说，“你可以问医生任何你想问的问题。别害羞，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亚历克斯想了一分钟，说：“我用了除臭剂以后胳膊下面起了疙瘩。”克里斯蒂娜：“真的？你是说用了除臭剂以后？”亚历克斯：“是的。”克里斯蒂娜：“好的，你可以问问医生。”
拉里奥写道：“亚历克斯的母亲正在鼓励儿子畅所欲言”——即便亚历克斯马上要见的是一位有权威的年长男性，他也要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随后他们见到了医生，一位40多岁的男性。医生告诉亚历克斯，他的身高高于95%的同龄孩子。亚历克斯马上打断他：
亚历克斯：我怎么了？
医生：我的意思是说，你比95%的10岁小朋友个子高。
亚历克斯：我还不到10岁。
医生：是吗，他们在图表上写你已经10岁了。你现在9岁10个月。人们在计算年龄的时候常把人算入最靠近的那个年龄段。
看看吧，亚历克斯是多么自然地打断医生的讲话——“我还不到10岁。”这是因为刚才他在路上得到了母亲的鼓励：他母亲鼓励他（必要时）可以抛开礼节，因为母亲想让儿子学会在权威面前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医生转而问亚历克斯：体检前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想问？
亚历克斯：嗯……只有一个问题。我胳膊下面有些疙瘩，就在这儿（指着腋下）。
医生：在下面？
亚历克斯：是的。
医生：好的。待会儿做检查的时候我会仔细看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疼还是痒？
亚历克斯：不疼也不痒，只是有疙瘩。
医生：好的。我会仔细检查这些疙瘩的。
拉里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不会发生在家境贫寒的孩子身上。他们会非常安静，眼睛害羞地看着别处，表现得十分顺从。而亚历克斯却掌握着和医生交流的整个时段。“他提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完全吸引了医生的注意力，让医生解决他选定的问题。”拉里奥写道：
通过这么做，他成功地将与成人的均势状态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这种转换十分流畅。亚历克斯向来被人客气地对待。他被看成是独特的孩子，值得成年人特别关注和感兴趣的孩子。这就是在协同培养中形成的主要性格特征。亚历克斯在体检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表现，他这样做就好像在父母面前时一样放松——争辩，商量，甚至开玩笑也一样放松。
了解这些能力从哪里得来十分重要。这并非遗传原因：亚历克斯并不会像从父母那里遗传眼睛颜色一样，遗传到与权威人士打交道的技巧。这也并非种族差异：这种能力不会特别倾向黑种人或者白种人。实际上，亚历克斯是黑人，而布林德尔是白人。这些能力来自文化优势。亚历克斯具有这些能力是因为，从他的孩童时代开始，父母对他就事无巨细，言传身教，让他明白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并鼓励他去实践，即便在去医院的路上也不放过演练的机会。
拉里奥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优势。亚历克斯比布林德尔更优越，因为亚历克斯家境富裕，他能上更好的学校，同时他（这也许是最关键的区别）从小就被灌输“权利”意识，而这种意识能使他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协同培养的典范
这正是奥本海默具有而兰根缺少的优势。奥本海默从小在纽约曼哈顿富人区长大，父亲是成功的服装商，母亲是画家。他的童年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协同培养”的典范。一到周末，奥本海默便由专职司机开车接到郊外别墅，暑假他则到欧洲去看祖父，他就读于中央公园西道的民族文化中学——这所学校可能是全美最进步的学校。奥本海默的传记作家这样写道，那里的学生“被教导要以改造未来世界为己任”。当数学老师意识到他上数学课已开始感到乏味，他就给这名学生单独布置适合他水平的作业。
奥本海默小时候热衷于收集岩石标本。他12岁时就开始与地质学者研讨中央公园岩石的形成。奥本海默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他被纽约矿物学会邀请做主题演讲。在舍温和伯德的书中，父母对奥本海默兴趣的回应完全可以写入“协同培养”的经典案例：
一想到是在成年观众面前演讲，奥本海默就十分紧张，他让父亲向矿物学会一再确认他们邀请的是个12岁男孩。朱利叶斯被逗笑了，他鼓励儿子勇敢地接受荣誉。演讲当天，罗伯特与父母共同出现在现场，父母骄傲地向众人介绍自己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演讲开始，专业地质学家和岩石收集爱好者在震惊之余不禁大笑：因为人们不得不为他找个小木箱垫脚，这样众人才能看到小奥本海默的脸而不只是讲台后面时隐时现的头发。罗伯特虽然羞涩笨拙，但他还是念完了精心准备的讲稿，获得全场听众雷鸣般的掌声。
现在不用质疑奥本海默一生中展示出的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了吧。如果你有一位能给你高屋建瓴的指导的父亲，你肯定明白紧要关头为自己谈判的价值；如果你从小在纽约的民族文化中学读书，你就不会因为一帮剑桥教授准备处罚你而束手无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学读物理，你会很容易与曾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麻省理工读工程的陆军少校[32]打交道。
作为对照，兰根在波兹曼的生活贫乏无味，家中还有一个脾气暴躁酗酒成性的继父。“杰克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十分恶劣，”马克说，“所以我们对权威有本能的抵触。”这就是兰根从童年获得的体验：权威靠不住，凡事靠自己。他父母没有在去诊所的路上教他面对医生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教他面对权威时如何争辩，如何协商。他没有学到过“权利”观念，他只明白了什么是强迫。这看上去似乎是小事，但却成为兰根走出波兹曼，走向世界的障碍。
“我上学的时候也没法获得任何经济援助，”马克继续说道，“我们对那些程序一无所知，在这方面甚至可能说是白痴。我们不知道怎么申请——各种表格，支票簿，这些根本不是我们那个世界中的东西。”
“如果兰根生在富裕家庭，如果他的父亲在社会上广积人脉，我敢保证你会多听到一个17岁获得博士头衔的天才少年的传奇，”兰根的弟弟杰夫说，“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出生环境与文化背景决定的。兰根当年只能百无聊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他已经完全理解的东西。如果有人能挖掘兰根的智商潜力，或者他能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人生不会如此无聊。”
阶级优越性到底是什么
“特曼人”成年以后，特曼将研究对象中的730名男性分成3组。其中表现最突出的150人（约占总数的20%）被特曼分为A组。这些人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他们个个都是明星——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学者。A组中有90%的人大学毕业，而大学毕业的人中又有98%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表现中等水平的60%的人分为B组，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也算“令人满意”；剩下的150人编为C组，特曼认为C组的人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智力优势。他们中有的成了邮递员，有的成了会计，有些甚至失业在家。
C组中有1/3的人从大学辍学，1/4的人只有高中文凭。在C组这150人中——曾几何时被众人视为天才的他们——只有8个人获得了硕士文凭。
A组和C组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造成的？特曼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解释。他考虑了体质和心智健康的差别，考虑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差别，考察了他们的业余爱好。他还详细比较了这些人开口说话和学会走路的年龄，以及小学和中学时代的智商变化。最后，他终于发现，两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
A组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很多人家里都有大量藏书。A组中有一半人的父亲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请记住，在那个时代大学文凭是非常稀罕的。而C组人的家庭环境却是另一种情况，有1/3的人的父亲在八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辍学。
有一段时间，特曼拜访了A组和C组的每一个人，专门评估他们的个性与举止。研究结果显示，在“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A组的学生更加机灵、沉着、衣着得体，富有吸引力。实际上，A组和C组在这4个方面的差异极大，大到让人感觉两组人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种。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母的帮助下将家族最好一面呈现出来的A组学生，与没有这样做的C组学生存在很大的区别。
特曼的结论令人沮丧，因为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异类”。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C组学生到底缺什么？其实缺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昂贵的、难于找到的东西，也不是DNA的特殊编码或大脑神经的特殊构造。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C组学生的天赋都被浪费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沦落至此。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如今，克里斯托弗·兰根住在密苏里州乡下的一个牧马农场。他几年前结婚后就搬到这里。他已经50多岁，但看上去却还很年轻。他有足球后卫一般健康的体格，胸肌宽厚，肌肉发达。头发一根根梳在脑后。他留着干净整齐的小胡子，戴着一副飞行员眼镜。透过他的目光，你依然能感受到他灼人的智慧。
“我的一天通常是从煮咖啡开始的。然后我来到电脑前，继续昨晚的工作。”不久前他对我这样说，“我发现，如果我在睡前还有没解决的问题，我会一直想着这些问题直到最后睡着。我经常在第二天想出答案。有时我能梦见答案，醒来时我还能清楚记得。有时候我是感觉到了答案，我就会找张纸写下来。”
他正在研究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研究涉及许多著作，他总是从图书馆借来这些书。“我总感觉，越接近原著收获越大。”他说。
兰根似乎对现状很满足。他经营着一家农场，平时可以读喜欢的书，还娶到一位好太太。这比他在长岛当保镖时的生活好多了。
“我不认为有人比我更聪明，”他继续说，“我从来没遇到和我智力水平相当的人，或者理解能力相当的人。我从未见到过，我想未来也不会见到。我对各种可能持开放态度。如果有人想挑战我——‘哦，我想我比你更聪明’——我愿意接受挑战。”
他说这话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其实不是。恰恰相反，他说的话出于一种防备心理。他已经在自己庞杂的思辨研究上花费了10多年，但至今他也没有为其研究结果发表只言片语，更不用说让物理学家、哲学家或数学家评判这些学说的价值了。兰根有一颗万里挑一的脑袋，但他至今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他没有参加过学术研讨，也不曾在著名学府引领学术研究，他仅仅是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一个牧马农场，整天穿着T恤、牛仔裤，悠闲地坐在自家后院的普通人。他心知肚明这一切多么不合理：这种生活与他的天资丝毫不符。
“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口味，”他坦承道，“四处接洽出版社，找代理，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我都没做过，因为我对这些没兴趣。”
这其实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只要是他思维活动范围内的经历都以失败告终。他也知道为了能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他需要更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努力。他甚至都不能成功让微积分老师明白自己的良好愿望。有些事情，其他动脑筋较少的人反而能掌握得更好。因为，那些人在发展的道路上获得了帮助，克里斯托弗·兰根没有获得过这种帮助。这不是借口，而是事实。一直以来，兰根的努力都依靠个人奋斗，然而，没有哪个摇滚巨星、职业球员、或是软件业亿万富翁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获得成功。
[31] 很多研究结果显示智商中基因遗传因素占一半。
[32] 这里指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少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