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心理世界的仆从，精心照料着你思维生活中微妙的细枝末节，密切关注着你周围发生的一切，竭力确保你能够随机应变。
维克·布雷登（Vic Braden）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网球教练之一，从不久前开始，在观看网球比赛的时候，他总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网球运动中，选手有两次发球机会，如果错失了两次机会，就算双发失误。布雷登发现，他总能预料到选手双发失误的时机。选手将球抛到空中，拉回球拍，而就在球刚要触拍的一刹那，布雷登便会脱口而出：“哦不，双发失误。”果不其然，选手要么打出边球，要么打出长球,要么就是发球触网。无论选手姓甚名谁、是男是女，无论布雷登观看的是现场比赛或是电视转播，也无论他对发球的选手了解几何，这些因素都不重要。他说：“我连素未谋面的俄罗斯女选手是否会双发失误都能料到。”其实，布雷登靠的并非运气。如果你能在抛硬币时正确猜出正反面，那么你靠的是运气。但双发失误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在整场比赛中，一名专业选手可能要发数百次球，才会出现3~4次的双发失误。曾有一年，布雷登位于南加州住家附近的印第安韦尔斯举办了一场大型专业网球锦标赛，他决定做一下记录。结果出人意料：在布雷登观看的比赛中，一共出现了17次双发失误，而他准确预测出的双发失误足有16次。“有一段时间，事态的发展把我自己都吓住了，”布雷登说道，“我真是被吓得够呛。我把20次双发失误全猜出来了，况且，对象可是那些几乎从未出现过双发失误的选手。”
布雷登现已70多岁了，年轻时的他曾是一名世界级的网球运动员，在过去的50年中，他培养、辅导并熟识了众多网球历史上最顶尖的选手。他身材矮小，却与30多岁的人一样劲头十足。如果你与网球界人士聊天，他们会告诉你，维克·布雷登对比赛的细节变动和微妙之处已经习悟到了目无全牛的境界。如此说来，维克·布雷登能在眨眼之间精确地参透一记发球也不足为奇了，这与艺术史学家一眼识破盖蒂立像真面目的能力是大同小异的。不知是网球运动员的姿势、抛球的方式，还是动作的流畅程度，某种因素开启了布雷登的潜意识层面，使他仅凭直觉便拿捏到了双发失误的“giss”。他把发球的动作切分成了薄片，做出瞬间决断，而后豁然开朗。但问题在于，尽管布雷登绞尽脑汁，但就是搞不懂自己是怎么做出决断的。
“我看到了什么？”布雷登自问道，“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却怎么也搞不懂。这个难题折磨着我，把我都给逼疯了。我把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在脑海中不停重现发球的过程，竭力想弄个明白。运动员是不是被绊了一下？是不是多迈了一步？是不是让球多弹了一下？是不是什么因素改变了他们的动作？”布雷登做出决策的根据似乎隐匿在潜意识层面的某个地方，但他无从挖掘。
这就是我们潜意识思考和决策的第二个主要特点。瞬间做出的决断是转瞬即逝的，这是因为：首先，这些决策来源于我们体验与经历的最细微片段；其次，这些决策的出处来源于潜意识层面。在艾奥瓦大学的赌博实验中，赌博者开始回避高风险红色纸牌的时间，要比他们实际意识到的时间要早了许多——又抽取了70张卡牌后，大脑的显意识层面才终于弄懂了形势。在哈里森、霍文和希腊专家们初次看到立像时，他们感到一阵厌恶，头脑中不时浮现出各种形容词，哈里森甚至脱口而出：“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但在疑虑初生的瞬间，他们还远远无法逐一列举产生这些感觉的原因。霍文曾与几名他称为“赝品终结者”的艺术专家在一起交流，他们一律解释说，辨识艺术品真伪的过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霍文说：“在观看一件艺术品时，这些专家们会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暗涌’，各种图片资料一股脑儿地涌入他们的大脑中。一位赝品终结者形容说，这种感觉就如他的眼睛和知觉化为了一群蜂鸟，在几十个鸟巢间窜进窜出。不出几分钟，有时甚至不过几秒，这位赝品终结者便能够联系起大量警示他‘小心’的信号。”
以下是霍文谈及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时的原话。“（他）有时会把同事搞得晕头转向。如果一件艺术品有瑕疵或与背景有相悖之处，那么这件物品便可能是件拙劣的仿制品，或是假货。贝伦森虽然能够洞见这些细微的缺陷，却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捕捉到这些东西的。在法院开庭审理某件案子时，贝伦森竟然只能告诉大家，当时他的胃感到不太对劲儿，耳边出现了奇怪的嗡鸣声，突然产生了暂时的抑郁感，并感到头昏眼花、失去平衡。这些因素都不足以精确地说明他是如何看出眼前的艺术品是仿制品的，但他只能解释到这一步了。”
瞬间决断和快速认知的形成过程十分神秘。而维克·布雷登所上下求索的，就是这间潜意识“密室”的钥匙。他彻夜不寐，试图搞明白发球过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为他的决策指点了方向，但也只是枉费心机罢了。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找寻这密室之匙的好手。理解瞬间决断和薄片法的巨大神力是一回事，但将我们的信任寄托在看似如此不着边际的事情上，可就应该另当别论了。亿万富翁、投资巨头乔治·索罗斯的儿子曾说过：“我的父亲会正襟危坐，用理论向你解释他决策背后的原因。但我记得儿时曾一边看着他的解释一边想：这里面至少有一半是信口胡诌的。我的意思是，他之所以在市场浪潮中改变手段和策略，是因为他的背部开始钻心地疼痛。他的背部真的会一阵阵地抽搐，而这个预示危险的信号才是他决策的真正原因。”
乔治·索罗斯清楚，通过潜意识推理得出的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显然，这是他在专业领域业绩斐然的原因之一。但是，假如你我要与索罗斯合伙投资，而他在做出决策时给予我们的唯一理由是，他的背痛又犯了，那么，我们难免会惶恐不安。一位像杰克·韦尔奇这样功成名就的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杰克·韦尔奇自传》（Straight from the Gut）[5]，但在书中他会明确指出，鹤立鸡群的他凭借的不仅是直觉，还有精心测算出的管理理论、运营系统和原则等。我们的社会要求人们做出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的决定，仿佛我们在表达自己感觉如何时，还非得详细道出为何产生这种感觉不可。正因为如此，盖蒂（至少在刚开始时）对霍文、哈里森和泽里一行人的观点难以接受：听取科学家和律师的意见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大量文件，来支持自己的结论。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态度是个弊病。如果想要学着提高决策能力，我们就得接受瞬间决断变幻莫测的本性，尊重即使不知所以然也能知其然这一事实，并且坚信，瞬间决断有时对于我们更为有利。
1.诱导行为
假设我是一名教授，你受我之邀赴办公室来见我。你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跨进门，在桌旁坐定。在你面前摆放着一张纸，上面列着几个分别由5个词语组成的词组。我要求你以最快的速度，从每个词组中抽取4个单词，并分别组成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这是一个被称为乱句重组的测试。准备好了吗？
1.他，是，担心，她，总是
2.自，来，佛罗里达，橙子，温度
3.球，那，扔，投，安静地
4.鞋子，给，交换，那双，老旧的
5.他，注视，偶尔，人，观察
6.会，将，出汗，孤单的，他们
7.天空，那，密不透风的，灰色的，是
8.应该，现在，撤回，健忘的，我们
9.我们，宾戈游戏，唱，玩，让
10.阳光，使，温度，起皱，葡萄干
这看起来挺简单的，对吧？其实不然。信不信由你，在做完这个测试之后，你走出我的办公室、穿过走廊的速度会比来的时候要慢。通过以上这个测试，我影响了你的行为方式。我是如何做到的呢？回头再看看那张清单，你会发现整张清单上零星地罗列着一些特殊的词语，比如“担心”、“佛罗里达”[6]、“老旧的”、“孤单的”、“灰色的”、“宾戈游戏”以及“起皱”。你认为我仅仅是让你做个语言测试罢了，但实际上，我同时也在指示着你脑中的大型计算机，即你的适应性潜意识,让其思考与衰老有关的事情。顷刻之间，你的适应性潜意识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有关衰老的想法上，把相关信息全盘皆收，但却没有通知大脑的其他部分。因此，待你完成测试穿过走廊时，你的行为变得老态，步履也缓慢了。
这个实验出自心理学家约翰·巴格（John Bargh）的巧妙设计，属于诱导实验（priming experiment）中的一例。除此之外，巴格还和其他学者从中衍生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诱导实验，每个版本都趣味无穷。这些实验揭示了紧锁在我们潜意识密室中的万千秘密。一次，巴格携同他在纽约大学的两名同事——陈马克（Mark Chen）和劳拉·伯罗斯（Lara Burrows）——一起策划了一次实验，实验地点就在巴格办公室外的走廊。他们选出30名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将他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不同内容的句子重组测试。其中，第一种测试的卷子上不时穿插有“挑衅地”、“鲁莽的”、“哥们儿”、“打扰”、“扰乱”和“违法”等词；另一种测试的卷子上则包括“尊重”、“体贴的”、“感谢”、“耐心地”、“让步”、“有礼貌的”以及“客气”等词。在这两种测试中，相似词语的数量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因而学生们不会看穿实验者的真正用意（显然，实验对象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诱导，那么实验就对他们没有效果了）。整个实验耗时仅约5分钟，测试后，学生们按照指示穿过走廊与测试组织者会面，以听取接下来的任务。
根据巴格的指示，只要一有学生来到办公室，测试组织者就必须假装忙于与另一位知情者交谈，造成无法脱身的假象，而这位知情者则必须站在正门过道，把办公室的入口挡住。巴格想要试验一下，看看受到礼貌词语诱导的学生与受粗鲁字眼诱导的学生相比，是否会等候更长时间，然后再去打断测试组织者与知情人的交谈。巴格对潜意识的神奇力量早已有所了解，也料到潜意识对人有所影响，但他以为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早前，巴格曾找到纽约大学委员会，委员们同意他以人作为实验对象，但要求他将实验组织者和知情人的对话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巴格回忆说：“委员们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盯着他们想：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这可真滑稽，因为我们在计时过程中使用的单位都是毫秒。拜托，实验对象可都是纽约人呀，他们才不会傻站在那儿不动呢。我们当时预测的实验用时不过几秒钟，几分钟都算极限了。”
但是，巴格和他的同事们大错特错了。平均来说，受到粗鲁字眼诱导的实验对象在等候了约5分种后才打断谈话，而在受礼貌字眼诱导的人群中，占82%的绝大多数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插嘴。如果不是实验必须在10分钟后终止，谁知道他们会客气而耐心地微笑着在走廊里站多久呢？
巴格追忆说：“实验地点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的走廊，所以我得一次又一次地听重复的对话。一旦有新的实验对象到场，谈话就又得重演一遍。真是枯燥，简直枯燥透顶！实验对象穿过走廊，便会看到知情人堵在门口与测试组织者交谈。知情人不厌其烦地嘟嘟囔囔，说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她的问题就像连珠炮一样，一直发问了10分钟：‘这个应该标在哪儿？我不懂。’”巴格回想起那段往事，不由地一缩，诧异与不解之情溢于言表：“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而那些做过带有礼貌字眼测试的人们就愣是站在那儿。”
有一点得加以说明，诱导和洗脑可不是一码事。我可甭想通过提供“打盹儿”、“奶瓶”和“泰迪熊”等字眼，就让你把隐匿最深的童年秘密倾吐出来。同样，我也不能通过诱导而让你帮助我去抢银行。但话说回来，诱导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两名荷兰研究者曾经做过一次实验，他们让几组学生参与一种叫作“寻根问底”（Trivial Pursuit）的益智游戏，回答游戏中的42个难度最大的题目。其中，一半学生被要求预先花5分钟的时间，思考成为一名教授意味着什么，并将想法全部记录下来，这些同学的答题正确率为55.6%。另一半学生则按照要求在游戏开始前坐下来，想一会儿与足球流氓有关的事儿，这组学生的正确率为42.6%。“教授”组学生的知识水平并不比“足球流氓”组高，也不比后者更加聪明用心，他们只是处在“智慧”的思维模式中罢了。显然，通过把自己与“教授”等智慧的代名词联系在一起，在回答问题时的紧张一瞬，第一组学生们做出正确快速答复的概率大大提高了。值得指出的是，55.6%和42.6%的正确率之间是存在着悬殊，这可是及格与否的分水岭。
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和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开发了一个比以上实验更加极端的版本。他们选取的实验对象是数名黑人大学生，道具则是从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中抽取的20道题。按照要求，学生们在试前的问卷上填写了所属人种，这一简单的动作就足以诱导他们联想到所有与美国黑人有关的消极形象，而他们的成绩以及答对题目的数量都削减了一半。在当今社会，我们认为考试是考生能力和知识的可靠指标，因此寄予考试以重托。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一位出身名牌私立高中的白人学生的分数高于一位来自公立学校的黑人学生，那么这到底是因为白人学生着实更加优秀呢，还是因为身为白人又出身名校的学生时常头顶着“天资聪颖”的光环呢？
令人更为称奇的是，这些诱导因素影响我们的方式是如此神秘莫测，让人难以察觉。当你在做上文中的造句测试时，你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灌输着有关“衰老”的思想吧。但话说回来，这些诱导因素是如此隐秘，你又怎会察觉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缓步走出房间、穿过走廊之后，仍然对自己行为受到的影响浑然不觉。巴格曾让实验对象玩棋类游戏，其中，参与者获胜的唯一方式是通过相互合作。巴格通过诱导向参与者灌输了协作精神，果不其然，这些人配合的默契程度大大提升，游戏的进行也顺利了许多。巴格指出：“事后，我们向实验对象提了一些问题，比如，你在游戏中与人团结得有多紧密？你有多愿意与人合作？然后，我们将答案与他们的实际行为做了比较，却发现二者毫无相关性。这个游戏时长15分钟，但游戏过后，人们竟对自己在游戏中的协作表现一无所知。他们都没有回过神来，给出的答案也都是胡乱回答一通的无用信息。这真让我感到出乎意料，我还以为他们起码能从回忆里琢磨出点儿什么来呢，但他们没有。”
在上文的实验中，当黑人学生注意到自己所属的人种后，他们在考试中表现得一塌糊涂。阿伦森和斯蒂尔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与棋类游戏实验对象同样的问题。阿伦森说：“考试后，我与黑人学生交谈。我问道：‘有没有什么因素影响了你们的发挥？’我还问他们：‘我让你们在试卷上说明你所属的人种，这会不会对你们产生干扰？’因为，这显然对他们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但他们却总回答说自己并不介意，还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不够聪明，不配待在这儿。’”
不难看出，这些实验的结果很值得我们警醒：那些我们一直看成自由意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幻象。我们往往一直处在“自动驾驶”的心理状态中，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在紧急关头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潜意识悄无声息的运作方式有其不容忽略的优势。在做上文中那个穿插着有关衰老字眼的乱句重组测试时，你在每个句子上各用了多长时间呢？依我看，每个句子的用时不会多过几秒钟吧。这个速度已经挺快了，而你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测试，原因就在于你能够排除干扰，做到心无旁骛。如果你一直把心思花在单词列表中可能存在的规律上，那么，想要如此迅速地完成任务就势比登天了，因为你的注意力没有集中。诚然，测试中涉及衰老的信息改变了你走出房间的速度，但这是件坏事吗？你的潜意识只是在通知身体：我察觉到了一些线索，我们正处于一个与衰老有所关联的环境中，让我们“随遇而安”，按环境需要而行动吧。如此说来，你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心理世界的仆从，精心照料着你思维生活中微妙的细枝末节，密切关注着你周围发生的一切，竭力确保你能够随机应变，同时给予你足够的自由空间，以便将注意力集中于亟待处理的事宜。
设计赌博实验的艾奥瓦大学团队，是由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领导的。他们统筹了若干趣味横生的实验，探究如果太多的思维过程在潜意识的密室之外进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这些实验中，达马西欧所选的对象都曾遭遇过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的损伤。此区域位于人体鼻后，面积虽小却至关重要，在我们的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帮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理解情感纠葛，处理从外界得到的海量信息，理出先后顺序，还能提醒我们优先处理亟待解决之事。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受损的人十分理性，其中不乏机智聪慧且务实能干之人，但是他们都在决断力上有所欠缺。更准确地讲，这些人没有自己的潜意识仆从，因而无法抽身把精力集中在真正要紧的事物上。在《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 Error）一书中，达马西欧描述了与一位罹患此种脑损伤的病人预约时间的经历：
我提供了两个备选日期，都在下个月，且两个日期之间只差几天。病人取出日程簿，查阅上面的日历。接下来出现的一幕，着实让几个在场的研究人员大开眼界。那位病人花了几乎半个小时的时间，罗列出选择两种日期各自的利弊得失：事先定好的约会、与其他有约的日期是否接近、可能出现的天气状况……他几乎把与一个简单日期有关的所有因素从头到尾考虑了个遍。（他）简直就是在带着我一起做一项无聊透顶的成本收益分析，没完没了地罗列提纲，徒然地对比着不同选项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面对这样一个过程，一般人得具备强大的自制力才不致抓狂或叫他闭嘴。
达马西欧与他的团队让脑损伤患者也参与了赌博的实验。最终，绝大多数的患者像我们一样，也发觉到了红色纸牌的危险。但他们的手掌却一滴汗也没有，更没有人产生蓝牌优于红牌的直觉，并且，即使在参悟出游戏的目的所在后，也没有一人调整战略来避开危险的纸牌。他们在意识层面上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选择，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玩游戏的策略。实验团队中的一位研究人员安托万·波沙拉（Antoine Bechara）说：“他们就像吸毒成瘾的人一样。瘾君子能够清楚地表达出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但却无法做到言行一致。其中的问题出在大脑，而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损伤所导致的，是患者的所知与言行之间的脱节。”我们的潜意识默默地将我们推上正轨，以手心出汗等微妙的形式提示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些病人在此方面恰恰有所缺失。身处风险高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我们并不希望和艾奥瓦实验中的脑损伤患者一样，过于沉着与冷静，也不愿意呆站在一处，无休无止地权衡所有的选项。有时，在潜意识密室中所做的决定，能让我们受益更多。
2.叙事的弊端
前不久的一个凉爽的春夜里，24名男女齐聚在曼哈顿一家酒吧的包房里，参与一项名为闪电约会（speed-dating）的特殊活动。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职员，20来岁的光景，其中有的是华尔街初出茅庐的职员，有的是医学院学生或学校教师，还有4位女士从附近的安妮克莱因珠宝总部结伴而来。到场的女性上身一律穿黑色或红色毛衣，下身则穿牛仔裤或深色长裤。男士中除了两个人之外，都清一色地身穿曼哈顿工装，也就是深蓝色衬衣配黑色便裤。刚开始时，他们各自手中紧攥着饮料，颇为尴尬地随意闲聊了一会儿。接着，当晚活动的组织者，一位名叫凯琳的高挑迷人的女士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凯琳说，每位男士将各有6分钟的时间，与每位女性进行交流。在此期间，女士们靠墙坐在环绕房间摆放的低矮的长沙发上，而男士们则轮流与每位女士交谈，每当凯琳响铃提示6分钟已到，则移向下一位女士。前来赴约的人都会拿到一枚徽章、一个编号，并要填写一份简表。根据表上的说明，如果他们在6分钟内对某人产生了好感，便要在表上对方编号旁的方框里打勾。如果双方恰好互选，那么两人都会在24小时内收到对方的电子邮箱地址。房间里充斥着满怀期待的低语，几个人抓紧最后的几分钟跑去厕所方便停当，然后，凯琳摁响了铃。
男男女女各就各位，房间里霎时间炸开了锅。男士们的椅子离女士们的沙发隔有一段距离，因此双方必须得将手撑在膝盖上，向前倾身。一两名女士竟然在沙发靠垫上跳来跳去，与3号桌的女士攀谈的男士不小心将啤酒洒在了她的大腿上。坐在1号桌的褐发女士名叫玛丽莎，她像发连珠炮似的向男方发问，使尽浑身解数想让他打开话匣子：“如果你能实现3个愿望，那些愿望都会是什么？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呀？你一个人住吗？”在另外一桌上，一位非常年轻的金发男士戴维询问女方缘何参加当晚的活动，女方回答：“我今年26岁了。我的好多朋友都和她们的男朋友是中学时的老相识，现在有的订婚、有的结婚，而我还是单身，我都要抓狂了！”
沿着房间一侧有一个吧台，凯琳就站在吧台旁边：“如果两情相悦，你会感到时光飞逝。反之，你就得经历一生中最漫长的6分钟了。”她一边看着局促交谈着的男男女女，一边说道：“有时事情会出乎你的意料。我真是永生难忘，去年11月份，有个从皇后区来的男人带来了一打红玫瑰。他给每位与他交谈过的女性各发了一支玫瑰，还穿了一身正装赴宴。”她浅浅一笑：“他可真是全副武装，准备大干一场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闪电约会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旋风，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闪电约会将整个约会过程浓缩成了一个简短的瞬间决断，每一位参与者都在试图解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是否还愿意再见这个人一面？想要揭晓答案，我们并不需要整晚的时间，我们需要的不过是几分钟而已。举个例子，4位来自安妮克莱因珠宝总部的女士中，有一位名叫维尔玛。她说她当晚一个男士也没有看上眼，并且几乎是在与男方交谈开始的一瞬间就做出了决定。她不屑地说：“他们一开口说‘你好’，我就当场兴趣全无了。”罗恩是一位在投资银行担任财政分析师的男士，他选中了两位女性，其中一位是他在交谈了约一分半钟后选定的，而2号桌的莉莉安，则让罗恩在面对她坐下的一刹那就拿定了主意。他不无赞赏地说：“她打了舌环。来到这种场合，我本想会碰到一群律师，但她可真是与众不同啊。”莉莉安也倾心于罗恩，她问道：“知道为什么吗？他是路易斯安那人，我爱死那儿的口音了。我还故意把钢笔掉在了地上，想试探他会做何反应，谁知他马上就帮我拾起来了。”事后我们发现，许多女性在第一眼就对罗恩产生了好感，而莉莉安也让许多男士一见钟情，两人都富有感染力和动人的活力。活动结束时，身着蓝色外套的医科学生乔恩说：“你知道吗，女孩子都挺聪明的。不消一分钟她们就知道：我喜不喜欢这个男生；这是个能带回家见父母的人呢，还是个花心大萝卜呢？”乔恩的话可谓切中要害，但是，聪明的人并不仅仅是女孩儿。在使用薄片法考量约会对象的时候，差不多人人都是好手。
但是，假如我稍微改动一下闪电约会的规则，会发生什么状况呢？如果我试图一窥潜意识密室的究竟，让每个人都解释其决策背后的原因，那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我们知道，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我们的潜意识思维机器是永远无法窥探的。但如果我不撞南墙不回头，偏要逼着人们解释其第一印象和瞬间决断的理由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名教授，席娜·艾扬格（Sheena Iyengar）[7]和雷蒙德·菲斯曼（Raymond Fisman）就做过这样的实验。他们发现，当人们被迫对自己的判断做出解释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使用薄片法时原本浅显易懂的东西，却变得晦涩难懂了。
艾扬格与菲斯曼这两位搭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艾扬格是印度后裔，菲斯曼则是犹太人；艾扬格是一名心理学家，而菲斯曼则是经济学家。两人曾在一个派对上争论过包办婚姻和自由婚姻相比之下各自的优点，正因此契机，两人决定一起搭档研究闪电约会。“据说我们已经成功撮合了一对恋人了，他们已经相处许久了。”菲斯曼告诉我。他身材消瘦，看上去活像十几岁的小伙子，话语间带着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我很自豪。地球人都知道，撮合3对恋情后你就能升到犹太教的天堂了，所以我已经离天堂不远啦。”两位教授将举行闪电约会派对的场所选在百老汇“西部酒吧”的里屋，正对着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这里的闪约派对与纽约标准的闪约派对几乎一模一样，但两者有一个不同点：参与前一种闪约派对的人，除了赴约和在对方对应的方框里打勾以外，还需要分别在活动开始之前、活动结束当晚、一个月后以及半年之后填写4份简短的调查问卷，用1~10评定他们期望在未来伴侣身上找到的特质，这些特质分别为：吸引力、共同爱好、滑稽/幽默感、真诚、才智，以及雄心抱负。另外，在每次“约会”之后，参与者都需依照以上特质，对刚才约会中的对象打分。如此一来，待整晚活动结束后，菲斯曼和艾扬格会得到一份图表，上面详细显示着约会过程中每个参与者对自己感想的记录。而当你看到这张图表时，会发现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
我参加过一次哥伦比亚大学的闪电约会活动，其间，我将注意力聚焦在了一位皮肤白皙、一头金黄卷发的年轻女性和一位身材高大、活力十足、一头棕色长发的碧眼男士身上。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且称他们为玛丽和约翰吧。我观察了两人的整个约会过程，谁都能够看出，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约翰在玛丽的桌旁坐下，两人目光相遇，玛丽含羞地低下头，她看上去有一点点紧张，接着，她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上身。从外表来看，两人的一见钟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让我们进一步推敲，来提几个简单的问题。首先，玛丽对约翰个性的评价，是否与她在活动开始前所述的心仪男伴身上应具有的特质相吻合呢？换句话说，在预测自己所喜欢的男性特质上，玛丽的准确率如何呢？对于菲斯曼和艾扬格来说，这个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发现，在实际约会中吸引闪电约会参与者的特质，与其所述并不一致。譬如说，若玛丽在活动前表示自己想找一位睿智而真诚的男士，那么这绝不表示她只会对这种男士产生好感。而她当晚的最佳人选约翰很可能是个风趣迷人但却并不睿智真诚的人。并且，如果当晚博得玛丽芳心的男士都很风趣迷人，但却都不大睿智真诚，那么翌日，当玛丽按照要求对她的真命天子做出描述时，她很可能会改口说自己喜爱的是风趣迷人的类型。但这只是翌日的情况。如果一个月后我们再去问玛丽，她的喜好可能会又转回到睿智真诚型男士了。
如果你觉得上面一段话让你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确实情有可原。因为这的确令人费解。玛丽描述了她的理想伴侣，接着，她在一屋子候选男士中遇到情投意合的男伴，但在那一瞬间，她对心上人的要求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个月过后，她又转念回到了原先所喜欢的类型。那么，玛丽究竟希望自己的男伴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向艾扬格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之前所描述的自己，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呢？”
她稍作停顿，菲斯曼接过话题：“不是的。真实的自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经济学家都会这么说。”
艾扬格一脸茫然：“我不认为心理学家们会这么定义。”
两人争执不下。但话又说回来，这个问题也的确没有所谓正确的答案。玛丽觉得自己喜欢男性身上的某些特质，这个想法并没有错，只是不完整罢了。在玛丽的描述中，她最先流露出的，是意识层面上向往的理想对象的条件，也就是在她坐下来深思熟虑时，自认为自己需要心上人所具有的东西。但在她与别人面对面交流的一刹那，她用来构建自己喜好的种种条条框框便开始有所动摇了。这是潜意识密室门后紧锁的信息在起作用。
在与职业运动员共事的过程中，布雷登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几十年来，他一直非常注重让自己与尽可能多的世界顶级选手交流，询问对方为何以及何以达到他们今天的水平，但所得到的答案却无一例外地让他败兴而归。他告诉我：“我们在对顶级选手的所有研究中，还没有发现哪位选手对自己表现的见地和解释是始终连贯的。时期不同，他们的回答也不尽相同，有的回答简直毫无意义可寻。”布雷登做过一项实验，他录下世界顶级网球选手的比赛，将动作数字化，使用电脑将动作分解成一帧一帧，并由此对细节进行精确的观察：比如，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在发反手斜线球时，肩膀旋转了几度。
在布雷登进行过数字化处理的录像带中，有一盘是网球名将安德烈·阿加西正手击球的录像。图像已进行过逐帧分解，阿加西的形象也被简化为一副骨架，因此在做击球动作时，他身体每一处关节的活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并可供工作人员测量。这盘阿加西录像带清晰地展示了，我们是无法对自己在某一瞬间的行动方式做出描述的。布雷登说道：“几乎全世界的所有专业选手都说，他们在正手击球时会使用手腕将球拍旋转到球的上方。为什么呢？他们在击球时看到了什么吗？看这里，”布雷登边说边指着屏幕，“看到他击球了吧？在经过数字处理的画面上，选手的手腕即便仅仅旋转45度我们也能看得到，但选手们的手腕几乎是纹丝不动的。看看这手腕多稳、多固定，他的手腕直到击球后过了许久才有所活动。他认为自己的手腕在网拍触球时就动了，但其实活动是在之后过了很久才出现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被迷惑了？人们付给教练几百美金，想要学会如何在网球的上方旋转手腕，但结果呢？胳膊受伤的人数持续激增，仅此而已。”
布雷登在棒球运动员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威廉姆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击球手了，他深谙击球的艺术，广受人们的尊崇。威廉姆斯总说自己能使用目光，即通过目光跟踪来测出球棒与球接触的位置。但是布雷登凭自己在网球界的经验判断，这是天方夜谭。当向选手飞来的网球与选手的距离少于5英尺时，由于球与人的距离过近，加之球速过快，选手是无法看清楚球的。那时的选手实际上与盲人无异，而棒球亦是如此，没有人能用目光来击球。布雷登说道：“我见过特德·威廉姆斯本人一次。当时我们一同出席了西尔斯公司的一个活动。我说：‘嘿，特德，我们刚做了一项实验，发现人类根本无法使用目光跟踪球飞到球棒上的过程，整个过程用时才不过3毫秒啊。’”他倒是挺诚实的，说：“嗯，我想可能是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吧。”
特德·威廉姆斯在击球方面可谓无可匹敌，也能自信满满地对自己的击球方法做出解释说明。但是，他的解释与实际行动并不相符。同理，玛丽对心仪男士的描述也不可避免地与实际上吸引他的男士有所出入。作为人类，我们在叙事时总犯一个毛病，非要在尚无法说清的事情上急匆匆地冠以一个解释。
许多年以前，心理学家诺曼·梅尔（Norman R.F.Maier）曾做过一项实验，他在一个房间里堆满各式工具、器物和家具，并在天花板上栓了两根长绳。两条绳子的间距很远，若你一手握住其中一根绳子的末端，另一只手是够不到另一根绳子的。每一个进屋的实验对象都需要回答相同的问题：你能想出几种方法，将两根绳子的末端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共有4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尽量将一根绳子朝另一根的方向牵引，并将其固定在椅子等物体上，然后再去拉另一根绳子。第二种方法则借助外物的长度，譬如将一根电线系在一根绳子的末端，再衔接到另一根绳子上。第三种方法是，先用一只手握住一根绳子，再使用长竿等工具将另一根绳子够过来。梅尔发现，大多数人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想出这三个解决方案，但是，想出第四个方法的人——即像钟摆一样荡起第一根绳子，然后再抓住另一根绳子——可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被这最后一个方法难倒了。梅尔让他们坐下来琢磨10分钟，接着，他默默走到房间另一边的窗户旁，随意地轻轻触碰一根绳子，绳子随即前后摆动了起来。果然，在这之后，大多数人都恍然大悟，想出了钟摆方案。但当梅尔让他们描述自己是如何想出此方案的时候，却没有一人能给出正确的原因。正如梅尔所写：“他们给了许多种解释：‘我豁然顿悟了’、‘这是剩下的唯一方法了’、‘我忽然意识到，在绳子上绑上重物会使之摆动’、‘可能是哪节物理课给了我灵感吧’、‘我绞尽脑汁想把绳子牵过来，唯一的方式就是将其荡过来’。一位心理学教授给出的描述是这样的：‘我把一切方法都想了个遍，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将绳子荡起来。我脑中浮现了使用绳子荡到河对岸的场景，还出现了几只猴子在树上荡来荡去的画面。这些画面一出现，解决方案也就浮出水面了，这主意看上去万无一失。’”
难道这些人是在撒谎？他们是不是羞于承认，自己只有在受到提示之后才能解决问题呢？完全不是这样的，只是梅尔给出的暗示太为隐匿，人们只能从潜意识层面加以领悟罢了。整个过程都是在潜意识密室的门后完成的，因此，当梅尔非要实验对象做出解释时，他们只得拼凑出一个在他们看来最为言之有理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在享受潜意识的种种好处时所付出的代价。在解读别人，对其想法——尤其是潜意识层面的想法——做出解释时，我们必须要多加留心。当然，谈到恋爱的话题时，这一点我们都懂。我们知道，理性地描述出心仪的对象是难于登天之事，因此，我们通过约会来检验自己对心仪对象特质的推测是否准确。除此之外，每个人都知道，无论是学习网球、高尔夫还是一件乐器，专家的演示要比单纯的口授效果好得多。我们通过范例和直接经验来学习，因为口头的说明具有诸多局限，不足以给予我们足够的指导。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并没有处处重视潜意识的神秘力量，更没有时时提防叙事的种种弊端。遇到无法解释的议题时，我们却往往不搞清楚原因誓不罢休。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会一起探究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心理学家乔舒亚·阿伦森曾经说过：“在奥·杰·辛普森（O.J.Simpson）杀妻一案裁决之后，一位陪审团成员在电视上坚定不移地说：‘我的决定与种族毫无干系。’但她究竟何以如此确定呢？我的种族与测试成绩实验、巴格的打断对话用时实验，以及梅尔的绳子实验统统表明，人们不但对影响自己行为的因素无知，并且几乎从没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无知，多说一些‘我不知道 ’。”
当然，在梅尔的实验中我们还能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梅尔的实验对象都被题目考倒了，个个垂头丧气。他们在那里坐了整整10分钟，毫无疑问，其中肯定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把一项重要的测试弄砸了，认为自己愚蠢透顶。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愚蠢。为什么呢？因为屋里在座的所有人都不止拥有一种思维，而是两种。在显意识受阻时，他们的潜意识却在一刻不停地观察着房间，筛选着可行的方案，并处理着各种线索。一旦线索出现，潜意识便坚定不移且悄无声息地为他们指点迷津。
[5] 英文书名“Straight from the Gut”字面的意思是“跟着直觉走”。——编者注
[6]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许多老人选择的养老地。——译者注
[7] 席娜·艾扬格，《选择的艺术》一书的作者（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