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本书所选择的题目就已说明对于梦的问题我将采用怎样的传统方法去讨论。我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向人们显示，梦是可以被解释的。我在上一章中如果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贡献的话，它们在我完成任务本身的过程中只能看作是一种副产品。我认为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一论断的提出，就使我站到了几乎所有居统治地位的梦的理论的对立面，只有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施尔纳的理论[第83页以下]；因为“解释”一个梦就意味着给它一种“意义”，即用与我们精神活动链中其他环节一样有效而且同等重要的环节去代替它、置换它。正如我们所见，梦的科学理论没有留给梦的解释以容身之地，因为在那些理论看来，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躯体过程，只是在精神器官上显示出它们曾发生过而已。而外行的观点历来与此不同。它有不同看法是它无可辩驳的权利；而尽管承认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诞的，但也不能就此宣布梦是毫无意义的。受一些说不清的情感的指导，我们似乎可以假定，无论如何，每个梦都有一定的意义，尽管是隐蔽的意义。梦是其他思想的替代物，要挖掘出它隐含的意义，我们只有先解决这个替代物。
非科学界很早以前就关心“解释”梦的问题，在他们的探讨中采取了两种从本质上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把梦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一内容去替换它，这一内容应是可理解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同梦有相类似的性质。这就是“象征”释梦，但这种观点在遇到那些既难理解又十分混乱的梦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圣经》中，约瑟夫给埃及法老解释他的梦就是一例。有7头犍牛后面跟着7头弱牛，而弱牛把犍牛给吃掉了。这就是在7个丰收年之后要有7年灾荒并将耗光前7年的盈余这一预兆的替代物。大多数有想象力的作家所编造出来的梦都是这类象征性解释：它们再现在伪装之下的作者的思想，而这种伪装又与梦的性质特点相一致。469梦的意义主要同未来有关，并能预言未来（这是一种古老的预言梦的残余），但谈象征性的梦并涉及未来时，也就提供了置换梦的意义的原因。当然，关于如何得到这种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方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明的。要达到成功，那需要聪明的头脑、敏感的直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要通过象征去释梦并把它上升到一种艺术的境界则非异禀者莫属。470
而第二种通常被采用的释梦方法就不需要如此的禀赋。它就是“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作一种密码，在这种密码系统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根据固定的方法转换成另一种我们有已知意义的符号。例如，我梦到一封信，还有一个葬礼。如果我查一查“测梦的书”，我发现“信”必须译成“麻烦”，而“葬礼”则是“订婚”，然后我要把关键词连结起来进行解码，以此结果预示未来。在达尔狄斯有个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人471，他曾写过一本释梦的书，对译码过程做了很有意义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来译码的机械性。这种方法不仅把梦的内容考虑进去，而且也把梦者的性格和环境考虑了进去。这样，同样的梦成分对一个富人、已婚者或演说家和对一个穷人、单身汉、或商人会有不同的含义。解码过程的实质并不是把梦作为整体来解，而是单独地解释梦的组成部分。就像对待地质上的混合物一样，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都需单独检验。很显然，这种解码法释梦是由于梦的不连续和混乱而造成的一种结果。472
毫无疑问，这两种流行的释梦方法都不能当作对梦的科学处理。因为象征法在应用中有局限性，不能定下总的规则，而解码法则一切全靠《解梦书》这一关键事物是否可靠，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又没有任何把握。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考虑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看法，即把释梦看作是纯粹的异想天开，因而根本不去考虑它！473
但是我更清楚，我再一次被迫认识到，在我们十分常见的一些情况里，一种古老的、人们坚持不肯放弃的观点似乎比当今普遍流行的科学判断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这样的看法：梦的确有一定的意义，而且用科学的办法去解释它是可能的。
关于这种方法的认识我是通过下述方式得到的。我多年来抱着寻求治疗的目的，致力于阐明某些精神病理结构（如癔症性恐怖、强迫性观念等）。我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我听了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一次重要谈话，他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病理症状，一旦这种结构被解开，这些症状也就会获得治愈（参看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果把这种病理观念追溯到产生疾病的病人之精神生活的成分中，它就会消解，而病人就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考虑到其他治疗方法的无能为力以及这些障碍令人困惑的性质，我很想按布洛伊尔所指的路走，尽管我知道要做一个完全的解释，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关于采用这种方法的形式以及我努力的结果，我将在以后详述。正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遇到了释梦问题。我要求病人把每一个与某事件有联系的观念或思想都告诉我；此外，要告诉我他们所做的梦，这就使我了解到，从病理学的思想出发，去追溯记忆的一系列精神活动中，梦一定在里面起作用。这样一来，把梦当作一种症状来看，到把释梦当作解除症状的方法，其间只隔一步之遥。
这种做法需要病人有心理准备。我们要使病人有两种改变：一是增强对精神感受的注意力；二是减少那些对每天滤过自己头脑中各种思想的批判。这样他才能全力以赴地进行自我观察，这时最好心平气和地躺在床上并闭上双眼。474这时必须做到对一切感受到的想法放弃批判。这样我们告诉他，精神分析能否成功全靠他的注意并向我们报告他头脑中所浮现的一切，而绝不可以压制某些想法，认为它不重要、不相关或似乎对他没有意义的内容。他必须放弃一切偏见地去对待他头脑中的一切念头。正是因为他平时总抱着一种批判态度才使他不能对他的梦、强迫观念或其他什么病症做出满意的解释。
我已在我们精神分析工作中注意到，一个正在反省的人的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一个正在做自我精神过程观察的人的心灵结构。反省比密切注意自身观察要多一种精神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反省者那紧张的脸色和头上的皱纹和做自我观察者平和的表情的区别中看出来。这两者的注意力475都是集中的，但反省仍要有批判功能，这种功能会使他排斥一些感知后并进入意识的观念，切断另外一些不跟随向他敞开的思想流的观念，而且对于另外一些根本不能意识到的观念则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在感受之前就把它们抑制下去。而自我观察者则不然，他只需去抑制他的批判功能而已。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些用批判的方法将无法捕捉到的无数观念就会进入他的意识之中。自我观察者利用以这种方法获得的新材料就可以解释他病理观念和梦的结构了。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某种精神状态的建立，这种精神状态在分配精神能量（即不断转移的注意力）时带有一些睡眠前状态的相似性（毫无疑问，也同催眠状态有相似性）。当我们入睡时，由于我们某些思考活动（当然带有批判性）松弛下来，一些“不随意观念”就出现了，在清醒时，我们是用这种思考活动去影响我们的思想进程的。（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倦”）随着这种不随意观念出现，它们变成可视和可听的意象。（参看上文所引施莱尔马赫的论述以及其他人的说法，第49页以下及第71页以下）在用于分析梦和病理观念的状态中，病人要有目的地刻意摈弃这种活动，并利用这种节省下来的能量（或其部分能量）去注意追随这时产生的不随意思想，而且这些思想（目前这种形势不同于睡眠状态）仍保留观念的性质。这样476，“不随意”观念就变成了“随意”观念了。
但是让人们采取这样一种对待观念的态度是相当困难的，477因为这些观念的出现“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要放弃批判官能也同样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官能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对这些观念发生作用。这种“不随意观念”很容易释放出一种企图阻止它们出现的十分强大的抵抗力。如果我们相信大诗人、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诗歌创作也必须要求相似的态度。他在给哥尔纳的一封信（我们应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中回答那些抱怨缺乏创造力的朋友们时说：“在我看来，你们缺乏创造性的原因在于你们用理性限制了想象力。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更具体地说明我的观点。如果理性过于严密地检查源源不绝地涌入自家门口的各种观念时，似乎并非好事，这样只能损害我们的创造力。孤立地看，一个思想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十分荒谬，但当另一个同样荒谬的思想接着出现，就可能使它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有其他同样的思想出现并与之结合，就可能使它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对于所有这一切，理性不能形成任何意见，除非它保留这一思想直到它与其他思想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只要有创造性的状态出现，理性（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把守，于是各种观念才会蜂拥而入，这时理性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和检查。无论你是批评家或是别的什么人，你都会对这种短暂、稍纵即逝的放纵现象感到惊怯，而正是这种放纵现象是任何创造性的头脑都有的，只不过它在头脑中停留的久暂才是艺术家与梦者的分野。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因为你对这种放纵现象过早地给抵制，或严格地进行辨别。”（写于1788年12月1日）
席勒所描述的理性把关松懈、采取无批判的自我观察态度并不难做到。我的大多数病人在听了一次课后就都能做到这一点。通过记下所有浮现心中的观念，我本人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借以减少批判活动和增加自我观念强度的精神能量则会因我们注意的目标不同而有很大区别。
我们应用这一方法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告诉我们，我们注意的对象不是梦的整体，而是它的各部分的内容。如果我们问一个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病人：“你想到了什么与这个梦有关的事？”一般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我把他的梦分割成一个个片断，他就会说出许多与它们有联系的事情，这些联系就可以称为与某片断相关的“背景思想”。这样一来，我所采用的释梦的方法与通俗的、古老的传说中的象征释梦法已有重要的区别，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些相似。其相同之处在于把梦分解成片段，而非做整体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是复合性的，看成是众多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参见第418页以下及第449页]478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已分析过不少于1000个梦例，但是在目前对释梦的技术及理论介绍中，我尚不能采用它们作为材料。因为这会招致反对，说它们都是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梦，不足以推断正常人所做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迫使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的患者的梦的主题必然会与他们的病史有关，那么每个梦都得先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决定的病因做一番介绍和探讨，加之这些问题又是那么新奇和令人费解，这样势必会分散我们对梦本身的注意。而我的目的恰恰与此相反，我是利用对梦的解释作为最初的步骤，去解决更为困难的神经症的心理学问题。479但是，如果我要放弃这些主要材料，即我的精神症患者的梦，那么我所应做的事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内容了。那么留给我去做的就只是听一听我所认识的一些正常人不时向我报告的一些梦，或在一些关于梦生活文献材料中所引用过的作为例证的梦。但遗憾的是，这些梦都没有分析，而没有分析我就无法发现它们的意义。我的释梦程序并不像流行的解码式释梦那么便利，只要有一本解码书就可以译出梦的内容的任何一个片断。我的方法与之相反，我是试图发现相同的梦的片断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背景下隐含着不同的意义。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既丰富又方便的材料，它们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与日常生活中的事有种种联系。当然，有人会怀疑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而且有人会说我可以对它们做出任何结论。但据我的判断，自我分析要比分析别人更为有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进行实验，看一看我们的自我分析能对释梦起多大作用。但这样一来，我得克服另外一些困难。把自己的许多隐私揭示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犹豫，也难免有人不会对这些内容产生误解。但克服这些困难还是可能的。德鲍夫[1885]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甚至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也肯定，读者们最初对我的轻率言行的兴趣不久就会让位给对由它们来帮助解决的心理学问题的关注。480
接着我将挑选一个自己的梦，并说明释梦的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让我的读者暂时以我的兴趣为己趣，同我一起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这种转变是我们对梦的隐义发掘的兴趣所需。
前言——1895年夏，我曾给一位年轻妇女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位女士与我和我的家庭的关系都很好。这十分明显，作为一个医生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意味将有许多麻烦的情感产生，尤其对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医生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治疗上的失败都会影响两家长久建立起来的友谊。这次治疗只是部分的成功：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状消失，但有些躯体症状并未完全消除。由于那时我对标志癔症结束的标准并不太清楚，所以提出了一项病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些不快，在暑假时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同事来访，他是我的老朋友，曾同我的病人伊尔玛和她的家人在一处乡间度假村度过一段时间。我问他她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没有全好。”我感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话、或许是他的语调使我不快。我从话中听出了不满的意思，如我对我的病人承诺得太多等等。不管对还是错，我把奥托不站在我的立场归因于他受了我病人亲属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对我这次治疗持赞成的态度。但当时我这种不愉快的心情也没有明显意识到，当然更没有任何流露。那天晚上，我在写伊尔玛的病历，想把它送给M博士（他和我是普通的朋友，当时也是我们这一界的头面人物），以证实我的观点。那天夜里（很可能是下半夜）我做了如下一个梦，第二天一醒来，我马上记录了下来。481
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其中，我立刻把她带到一旁，好像是回答她信中的问题，并责怪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她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我的嗓子、胃和肚子是多么痛吗？简直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大吃一惊，看了看她。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我自忖道，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的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一下她的喉咙，但她显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安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这时她张开了嘴，我发现在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482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大的一片灰白色的斑点群，就在那像鼻内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我立刻把M博士叫来，他也检查了一遍，证实的确如此……M博士看上去同以往不一样，脸色苍白，走路似乎有些跛，而下巴刮得很干净……我的朋友奥托也在她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隔着衣服叩诊她的胸部，说：“她的左胸下方有浊音。”他还指出她的左肩上的皮肤有一处皮肤有浸润性病灶。（虽然她穿着衣服，我也注意到了）……M博士说：“这肯定是感染了。没关系，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除掉。”我们都知道她是怎么感染的。不久前，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看到这些药名在我面前十分清晰），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也许注射器不卫生。
这个梦比其他许多梦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非常清楚，而且就以前一天的事件作为起点。我的前言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关于伊尔玛的病情，我一直写到深夜的病历都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活动，甚至到我睡觉后这些事也仍萦绕着我的头脑。但是仅读了我的前言和只知道这个梦的内容的人，是不可能看出这个梦的意义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含义。我对伊尔玛在梦中向我抱怨的症状也感到吃惊，因为这并不是我给她医治的那种病。对于丙基注射之事与M博士安慰之词，我更是一笑置之。在梦的结尾时我感到比开始时更模糊，而且内容也更凝缩。为了发现其中的意义，我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
分析——一个大厅，我正在接待许多客人。当时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那是一座孤立地耸立在卡伦贝格483附近山顶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原是设计为娱乐场所的，所以其客厅特别大，就像大厅一样。我做这个梦时正是在贝尔维尤，就在我妻子过生日的前几天。就在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说，她打算邀请一些客人来参加生日庆祝，其中包括伊尔玛。于是我的梦就预先展示了那个情景：我妻子生日那天，来了许多客人，其中包括伊尔玛，聚在贝尔维尤的大厅里。
我责备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说过这话，而且确实就这样说的，我当时就是这个看法（尽管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那种看法是不对的），认为我只要能对病人说出隐藏在她症状背后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她是否采用我的方法，那就是她的责任了，尽管治疗的成功与之关系重大。正因为我有这个错误的观点（幸运的是我现在已改正了这一错误），所以有一段时间过得很轻松，那时，尽管我不可避免有些失误，人们仍期望治疗的成功。——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说的话正是急于向她表明，她仍感到痛其责任并不在于我。如果是她的责任就当然不再是我的责任。这个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伊尔玛抱怨：她的嗓子、肚子和胃都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胃痛是伊尔玛原来就有的症状，但是不很明显；她常抱怨说感到恶心，要呕吐。而嗓子痛、肚子痛以及喉咙有阻塞感却是她几乎没有过的症状。至于为什么我梦中会出现这种症状，至今我也困惑不解。
她看起来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伊尔玛面色红润，我怀疑是在梦中另一个人代替了她。
我大吃一惊，心想我必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这不难相信，一个专治神经症的专家常有这种担心，深怕把其他医生都归之器质性疾病的许多症状习惯上当作癔症来治。而另一方面，我也暗自怀疑，但不好说出来，我的吃惊是否真的发自内心。如果伊尔玛的病痛并没有器质性原因，那么，我又一次可以不为治疗它们而负责，因为我是专治癔症病痛的。实际上，我倒是真的希望我的诊断有误。因为果真如此，我就是治不好这个病也不必受到责备了。
我把她带到窗前，看看她的嗓子。她有些不情愿，就像那些装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我从来没有检查过伊尔玛的口腔。但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想起了不久前我给一位政府女官员检查的情景：乍一看去，她就像画上的美人；但要她张开嘴时，她就想方设法掩饰她的假牙。这又让我想起其他的一些医学检查，尽管这些检查中也没什么隐秘可以揭示，但也都使双方很不满意。我想伊尔玛本来大可不必这样，首先，无疑是想对伊尔玛的称赞，但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进行分析，他总是有一种感觉，是否他已经挖掘出所期待的一切背景思想）。伊尔玛站在窗口的样子使我突然想起了另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我对她的印象十分好。一天晚上我曾拜访这位女士，当时她正在窗口站着，就是梦中再现的那个情景。当时也是这位M博士说她有一个白喉状的膜。于是M博士和斑膜的形象就再现到了梦中。我现在想起，近几个月来我有十足的理由认为她也是个癔症患者。一点不错，是伊尔玛亲自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那么我知道她的什么情况呢？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像我梦中的伊尔玛一样，她也患有癔症性窒息，所以在梦中她俩的位置调换了一下。我想到我现在也常常捉摸这个想法：她也可能会找我，让我帮她解除症状。但我又想这也不一定可能，因为她是一个很保守的女子。就像梦中那样，她很固执。另一个理由是对她没有必要那么做：她身体很好，不必别人的帮助，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状况。还有一些特征，我尚未找到对象，它们既不是伊尔玛的，也不是她的朋友的：那就是脸色苍白、浮肿和假牙。假牙的事我已归因于那位女官员，这我已提到了；我现在倒倾向于是坏牙而不是假牙更会令我满意。然后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倒很符合以上几个特征。她也不是我的患者，而且我也不愿意接收她为我的患者。我感到她在我面前忸怩不安，所以我想她未必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她平时脸色苍白，而且当她身体相当好时，也有些浮肿。484于是我就是用了另外两个其他的病人比作了伊尔玛。当然，那两个人也是不肯就医的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在梦中把伊尔玛换成了她的朋友呢？大概是我喜欢她们调换一下，也许我对她的朋友更为同情，或对她的智力有更高的评价。伊尔玛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她的朋友可能比她更聪明一些，也就是说，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她会张开嘴巴，而且对我讲话要比伊尔玛讲得要多些。485
我在她的喉咙上看到的是：一大块白斑，并且鼻甲骨上附有小白斑点。那块白斑使我想起了伊尔玛朋友的白喉什么的，也想起了我大女儿两年前得的重病，还有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心中的害怕心情。那些鼻甲骨上的小白斑点使我想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常常服用可卡因以减轻鼻部的肿痛。几天以前，我听说我的一个女患者学习我服用这种药，结果引起了鼻黏膜的坏死。我是1885年486向人们介绍可卡因的用途的。而且这种介绍引起了人们对我的谴责。这种药品的误用曾使我的一个好友死去。这些事是在1895年（在做梦日期以前）。
我立即叫来M博士，他又检查了一遍。这正是反映了M博士在我们这一界中的地位。但“立即”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b这使我想起了我治病中的一件悲惨事件。有一次，我给一位女病人治疗，要她服了过量当时认为没有副作用的索弗那（sulphonal），结果引起严重中毒，于是立即喊来比我年长的同事，求他的帮助。当时我还有一个附带的细节让我证实了我是记得这件事故的。我那位病人（中毒而死了）同我的长女同名。这事以前我没有想过，但现在想来似乎是一种命运的报复。这种梦中人物的调换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个玛蒂尔塔替换了另一个玛蒂尔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也似乎是让我想起一切我缺乏医德的事例，让我做一番自我谴责。
M博士面色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有点跛。这倒是真的，他那不健康的脸色的确叫朋友们担心。而其他两个特征只能归结到别人身上。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他侨居国外，总是把胡子刮得净净的；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与梦中的M博士长得也很像。几天前我听说他的腿有些跛，是因为患了髋部关节炎。我想我在梦中把这两个人混在一起总是有些原因的。接着我又记起，我对他们都不太高兴是因为他们最近都拒绝了我给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现在站在病人身旁，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正在为她检查，并指出她左胸下方有浊音。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也是医生，和奥托有亲戚关系。由于两人同操一行，所以两人也成了竞争对手，人们也常把他俩做个比较。当我在一家儿童医院门诊部负责神经科时，他俩都做过我的助手多年。487梦中的情景在那里常常发生。每次我同奥托在讨论一个病例，利奥波尔特总是再检查一遍，往往会提出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俩的关系就像法警布拉西格和他的朋友卡尔一样。488一人以敏慧见长，一个以稳重取胜。如果我在梦中把奥托和谨慎的利奥波尔特相比，我肯定更看重的是后者。这个比较也有些类似于我那不甚顺从的病人伊尔玛和她那更聪明一些的朋友之间的比较。我现在又发现与我梦中的思想有关联的另外一条思路。左胸下方有浊音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特殊的病例，其细节都十分相同。利奥波尔特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细心。我又产生一个转移性感染的想法，但这次是用这位病人代替伊尔玛，就我的判断来看，这一次她又成了肺结核患者的一个替身。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状。我立刻就联想到我自己肩上的风湿病，每当我工作到深夜时我都会明显地感到它的发作。还有梦中“就和他一样，我也注意到……”这样的话也十分含混。我在我身体上注意到它，即我注意到“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灶”这句话，我习惯上讲“左上后部浸润性”，这应指肺部，可能又一次涉及肺结核。
尽管她穿着衣服。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句额外的话。我们在检查儿童时一般都叫他们脱掉衣服，但对成年女患者一般不脱衣服检查，这可能只是一种对比。我记得，据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他从不叫人脱掉衣服检查。对此，我只能分析这些。说实在的，我也不想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
M博士说：这肯定是感染了，但没关系，就会得痢疾了，病毒会排泄出去。我一开始感到这句话有些可笑。但也和其他情景一样，必须认真分析一下。当我仔细一观察时，发现同其他情况一样，也有一定意义。梦中病人患的是局部性白喉。我记得从我女儿患病之后，我曾讨论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后者是由于前者引起的全身性感染。利奥波尔特指出，全身性感染是由于浊音部位引起的，因此浊音部位可以被看作是转移源。但我又想，这一点是真实的，即浊音不会发生在白喉这类病症上，这使我想到了脓毒症。
没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一句安慰的话。其语境可能如下。我的梦前面的内容是，我的病人病痛是因为严重的器质性感染。我这种感觉是这样可以推卸我的责任。因为精神治疗并不对白喉的长期不愈负任何责任。不过我为了洗清自己而把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加到伊尔玛身上又显得有些笨拙。这看起来未免有点残酷。于是，我就需要一种让人放心的话，一切都会好的。这样，我就借M博士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安慰性的话。而选择M博士是没有错的。但在这里我又对梦产生一种超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也需要解释。
那么，为什么这句安慰之词是如此荒谬呢？
痢疾。似乎有一种古老的理论观念，认为致病物质可以从粪便中排除出去。难道我在取笑M博士吗？因为他好对一些现象做一些牵强的解释并提出出人意料的病理联系。这时又有一些想法使我感到和痢疾有关。几个月前，我曾接手一个青年患者，他的病很难同排泄方面疾病有任何联系，一些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性贫血”。我认为是癔症，但也并不愿意给他进行心理治疗而劝他去做一次海上旅行。几天前我收到他的一封十分沮丧的信，是从埃及寄出的，说在那儿他又发了一次病，一位医生说他是得了痢疾。我怀疑是这位开业医生的无知而做出的误诊，他没有看出这是癔症。但我也不禁责备自己不该把病人推到这种境地，让他在癔症性肠道不适的剧烈发作期又产生了器质性疾病。再有，在德文中“痢疾”（dysenterie）和“白喉”（diphtheria）这两个词发音又很相近。但“白喉”这个带有凶兆的词并未在梦中出现。
是的，我想，M博士说“会得痢疾……”时我一定是在取笑他。因为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他亲自向我讲述的一个关于另一位医生的类似故事。那位医生请M博士去看一个当时病得很重的患者，M博士感到不得不向那位乐观的医生指出他在病人的小便中发现白蛋白。那位医生虽然没明显说“没关系”，但他也还是说：“白蛋白是可以很快排泄掉的！”因此我不再怀疑，我那个梦的这一部分正是嘲笑我那些对癔症一无所知的同行们。好像是为了证实这种想法，我又想到一件事：“M博士是否意识到，他病人（伊尔玛的朋友）的症状是在癔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结核病呢？他是否注意到了癔症？还是被这种现象所欺骗了呢？”
但是，我对朋友抱有这种态度，其动机又是什么呢？这很简单，M博士也同他的病人伊尔玛一样对我的治疗办法不甚赞同，所以，我在梦中对这两个人实施报复；对伊尔玛说：“如果你还有疼痛感，那可不是我的责任。”而对M博士，则是让那种信口胡说的安慰话由M博士说出。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是怎样感染的。梦中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奇怪的。在这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感染的情况也是利奥波尔特发现的。
当她感到不舒服时，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注射了一针。奥托事实上告诉过我，他在伊尔玛家小住时，附近的一个医生曾请他去给一个突然感到不适的人打过针。这些注射又再一次让我想到我那可卡因中毒的不幸朋友（前面刚刚提到过），我曾劝他内服（口服）这种药，可是他竟然用可卡因进行注射。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能想到这个呢？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在我写病历和做这个梦之前，我妻子打开一瓶酒，上面写着“安娜纳斯”489，酒是奥托送来的礼物。他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他就送礼。我希望他将来娶一个能治他这个毛病的妻子。490这种酒有一股强烈的戊醇气味，所以我从来不饮它。我妻子曾建议把这瓶酒送给仆人，但是我（出于谨慎）没有同意，而且以一种十分慈悲心肠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去中毒。戊基（amyl……）也使我联想到丙基（propyl）、甲基（methyl）等一系列药物，这样，梦中丙基制剂就得到了解释。的确，在梦中我实行了替换，我嗅到了戊基，而梦到了丙基。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也是容许的。
三甲胺。在梦中我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说明我的记忆力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的。另外，这个结构式是以粗体字印刷的，似乎要显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那么这三甲胺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何方呢？这使我想起了同另一位老朋友491的谈话，他对我的作品都很熟悉，就像我对他的作品也十分熟悉一样。他那一次向我透露一些关于性交活动中的这种化学物质的情况，此外还提到他相信性的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就是三甲胺。这样，这种物质就让我想到性欲，这正是我所要医治的那种神经错乱的根源。我的年轻患者伊尔玛是个寡妇。如果我要为我没有治好她的病而寻找借口的话，她的孀居正是一个很好借口。当然，她的朋友是不高兴她寡居这一事实有所改变的。奇怪的是，我想，我在梦中的那个女患者也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考虑为什么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是如此突出的问题。许多重要问题都集中到这个词上来。三甲胺不仅是暗指性欲的强有力的因素，它还让我想到一个人。每当我感到孤立的时候，我总是十分满意地想到他同我的观点一致。这样一个在我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思路中都必然会再次出现的。的确，他对鼻腔和鼻窦性病症具有专门知识，并叫人们注意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显著关系（见伊尔玛喉部三个曲状结构）。我曾请他给伊尔玛检查过，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他本人当时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很担心；无疑，梦中脓血症对此形成暗指，它因与梦中转移有关而潜入我的内心。492
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这句话是直接针对我的朋友奥托的，责备他做事不假思索。这使我联想到我记起的一件同类的事。一天下午，当他的言词和表情都显出是反对我，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概念：“他的思想是多么轻易地就受到影响！”、“他多么轻易地就下结论！”除此以外，这句话还让我想到我那位因太轻易地注射可卡因的已故朋友。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药用于注射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在我指责奥托轻率处理这种药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幸的玛蒂尔塔的故事。这里我显然是在收集例子以说明我的谨慎，但同时也说明了相反的一面。
注射器可能不太干净。这又是针对奥托而言的，但是却另有其来源。我有个82岁的老妇人患者493，她每天来打两针吗啡，在做梦的前一天她的儿子碰见我。他告诉我说她现在在乡下，患了静脉炎。我想这一定是注射器不干净所致。同时我也庆幸两年来还从未引起过这类感染。总之，我还是谨慎的。静脉炎又一次让我想到我的妻子，她在一次怀孕时患过血栓。这样就有包括我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玛蒂尔塔三个类似情形进入我的脑海。这三种情形的一致性使我能在梦中把这三个人互相置换。
现在我已解释完这个梦。494在解释过程中，我在控制由梦的内容与背后隐含的意义的比较而产生的所有意义方面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梦的“意义”也是被我所认识的。我渐渐地意识到一种意图，这种意图是通过梦来实现的，而且我梦到什么也是由我的动机决定的。梦满足了我某些由于前一天晚上一些事情所引起的某些愿望（奥托带来的消息和我写病历）。梦的结论，即伊尔玛依然有疼痛感并不在我而在于奥托。奥托说伊尔玛的病未治愈的话惹恼了我，而梦就给我以报复他的机会。这个梦还通过其他一些理由让我摆脱难辞其咎的困境，而且有很多理由。这个梦还呈现出一些我所希望出现的事情，因此梦的内容乃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就是愿望。
这样，从总的来说，梦已清楚，但许多细节是由我的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观点才使我认识得更清楚的。我报复奥托，因为他站在我的对立面，我不仅抓住他在医疗上的不慎重（注射的问题），还抓住他送给我带戊醇味的劣质酒一事，而在梦中我把两者合在一起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即注射丙基制剂。但我仍不满足，而要继续寻找报复。于是，我把他同他的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对手相比。我似乎在说：“我认为他比你强。”当然，奥托并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对不听从我的治疗的病人也没有放过，并且用一个比她更聪明更听话的人置换了她。M博士也没有逃脱报复，由于他的看法与我相左，于是我就明显暗示说他对病的常识无知（就会得痢疾）。的确，我也想用一个更有学问的其他人来代替他（即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正像我用伊尔玛的朋友代替伊尔玛，我用利奥波尔特代替了奥托。“把这些人统统赶走！让我另选三个人，以摆脱我本不该受到的谴责。”这样，梦就使我很巧妙地证明了对我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对于伊尔玛的病痛该受责备的不是我而是伊尔玛本人，是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对于她的痛感也不关我的事，因为那是器质性的，无法应用精神疗法。伊尔玛的病痛该归咎于她的寡居（参看三甲胺一段），而这种状况也无法改变。伊尔玛的痛苦是奥托造成的，他打针不注意而且用的药也不适合（他那种药我是从不用的）。奥托的针头不洁净，就像我那位老妇人患者得了静脉炎情况一样（而我在注射时从没给患者带来如此的危害）。我也注意到了，的确，对于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这与开脱我的责任是一致的）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整个的辩护（此梦没有他意）使人想起一个人的辩护，一个邻居告他借了一把好水壶，却还回一把坏水壶。这位辩护者先是说，他还的水壶并没有坏，然后又说他借水壶时，壶上就有个洞，接着又说，他从来没向这个邻居借过水壶，如此等等。如果任何单一的理由被认为有效，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罪了。495
梦中一些其他的主题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它们与伊尔玛的病没有什么关联。我女儿的病，和那个与我女儿同名者的病，可卡因的副作用，我那个在埃及旅行的患者的不适，对妻子的关心，我兄长的情况，以及M博士，我自身的病痛，对那个在梦中并未出现的患化脓性鼻炎的朋友的忧虑，当我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时，它们似乎显示出：“关心自己也关心别人的健康——这个做医生的职业感。”当奥托告知我伊尔玛的病情时我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而梦中起了作用的这一组思想促使我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思想转化成反驳性的语词。好像奥托在对我说“你做医生不够尽职，你缺乏医德；你没有做完你应做的事。”而我那组思想就替我表示不同的意见，这样就提供了证据说明我是有高度医德的，我对我的朋友、我的病人的健康是十分关心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支持奥托对我的指责而不为我开脱的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即如有人所说，这些材料是不偏不倚的；但无论如何，在隐含于梦中的广泛思想与我在伊尔玛的病痛问题上是无辜的这一期望之间，毫无疑问有着一定的联系。
我不想佯称我已揭示了此梦的全部含义，也不能说我的释梦是无懈可击的。我还可以花再多的时间去发现更多的信息，并讨论它所提出的新的问题。我也知道该从何处去寻找新的思路，但是，考虑到我每一个梦的种种情况，我不打算再继续这种解释工作。如果有人说我言犹未尽，我可以劝他做比我更为坦诚的实验。现在我对我自己取得的新认识感到满意。如果我们以这种方法来解释梦，我们会发现，梦真的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如某些权威所说只是心灵散乱无序活动的表现。当我们的解释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