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在讨论“树”，但句子毕竟不是树。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乔姆斯基提出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开始，心理学家就已经采取了各种实验手段，希望能侦测出这一转换过程的心理表现。但是在几番无果的实验之后，人们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几十年来，心理学教材都将“转换”拒之门外，认为它缺乏“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但是，随着实验技术的进步，侦测人类心智和大脑中的转换活动已经成为心理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请看下面这个句子：
The policeman saw the boy that the crowd at the party accused（语迹）of the crime.
警察看见大会上被人们指控有罪的男孩。
谁被指控有罪？当然是那个男孩（boy），即便他并没有出现在“accused”（指控）一词的后面。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这是因为在深层结构中，短语“the boy”确实跟在“accused”的后面，只是因为转换规则才被移动到“that”的位置上，因而留下一个无形的语迹。如果要理解这个句子，人们就必须撤销转换的结果，在心理上将这个短语复制到语迹的位置。要做到这一点，读者必须首先注意到，在这个句子的开头部分有一个移动过的短语“the boy”，这个短语需要一个归宿。因此，读者必须将这个短语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直到他发现一个空当，这个空当中本该有一个短语，但却空在那里。在这个句子中，缝隙出现在“accused”的后面，因为“accused”需要一个宾语，但是却没有。读者由此推断这道缝隙中包含一个语迹，然后再将短语“the boy”从短期记忆中调取出来，放到语迹的位置上。直到此时，人们才能弄清“the boy”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被指控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测量出以上每一段心理过程。例如，当人们阅读到短语“the boy”和语迹之间的文字（即下划线部分）时，他必须一直将“the boy”记在心中。如果想要证明这种记忆负担的存在，我们可以让被试同时执行其他一些心理任务，以观察他们的表现。结果显示，当被试阅读到下划线部分时，他们发现外来信号（例如屏幕上闪过的雪花点）的速度会变得更慢一些，而且也很难记住其他一些单词，甚至连他们的脑电图也反映出这种记忆负担的存在。
接下来，当被试已经发现语迹，并可以将记忆内容全部清空时，这个被转储的短语会在心理层面留下自己的印记，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侦测到它。例如，如果研究人员此时通过计算机屏幕闪出该短语中的某个单词（例如“boy”），被试可以极其迅速地辨识出它，而且，被试也可以更为快速地辨识出与这个短语相关的单词，比如说“girl”（女孩）。这种效应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脑电波中观察到它。当被试发现语迹的含义与整句的意思无法相容时，脑电波就会显示出迟疑的反应。
比如下面这个句子：
Which food did the children read（语迹）in class?
孩子们在课堂上阅读哪些食物？
短语与语迹的连接是一种复杂的计算操作。剖析器不但要将短语记在心中，还必须对无形无声的语迹进行持续追踪。我们无法预测语迹会出现在句中的什么位置，有时它要到最后才会露面：
The girl wondered who John believed that Mary claimed that the baby saw（语迹）.
这个女孩想知道约翰认为玛丽说那个婴儿看到了谁。
在语迹被找到之前，它的语义角色都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who/whom”的用法区别已经不复存在的今天。例如：
I wonder who （语迹） introduced John to Marsha.（who指代介绍人）
我想知道是谁将约翰介绍给玛莎的。
I wonder who Bruce introduced（语迹） to Marsha.（who指代被介绍者）
我想知道布鲁斯将谁介绍给了玛莎。
I wonder who Bruce introduced John to（语迹） .（who指代介绍的对象）
我想知道谁布鲁斯向约翰介绍了谁。
这是个无比繁难的问题，因此优秀的写作者，甚至包括语法本身，都不得不采取简化措施。句子写作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减少中间句（即划线部分）的长度，以确保被移动的短语不必长时间地记在心中。英语中的被动句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计算机的语法检查系统难以正确地识别被动句式）。例如就下面两个句子而言，被动句式显然更容易理解，因为它通过缩短中间句的方法避免了繁重的记忆工作。
Reverse the clamp that the stainless steel hex-head bolt extending upward from the seatpost yoke holds（语迹） in place.
反向扭转座杆架上端延伸的不锈钢六角螺栓所固定的夹钳反扭。
Reverse the clamp that（语迹） is held in place by the stainless steel hex-head bolt extending upward from the seatpost yoke.
而且一般说来，语法会对短语的移动跨度进行限制。例如，我们可以说出这样的句子：
That’s the guy that you heard the rumor about（语迹） .
他就是你所听到的谣言中的那个家伙。
但下面这个句子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That’s the guy that you heard the rumor that Mary likes（语迹） .
他就是你所听到的谣言中玛丽所喜欢的那个家伙。
语言会通过边界限制的手段，将“the rumor that Mary likes him”这样的复杂名词短语牢牢捆住，使其中的每个单词都无法脱身。这对听者来说是一种福利，因为剖析器知道说话者无法移动这个短语中的任何单词，所以它就可以轻松地跳过这个短语，而不必在其中寻找语迹。但是，听者的福利变成了说话者的负担，因为他们不得不为此添加一个多余的代词，例如“That’s the guy that you heard the rumor that Mary likes him”。
虽然句法剖析非常重要，但它仅仅是理解句子的第一步。我们不妨试着剖析一下这段真实的对话：
P: The grand jury thing has its, uh, uh, uh—view of this they might, uh. Suppose we have a grand jury proceeding. Would that, would that, what would that do to the Ervin thing? Would it go right ahead anyway?
总统： 大陪审团在这个事情上有……呃……他们可能的看法，假如我们让大陪审团启动调查程序。它会不会、会不会对欧文的事有所影响？它会不会一直继续下去？
D: Probably.
迪恩： 有可能。
P: But then on that score, though, we have—let me just, uh, run by that, that—You do that on a grand jury, we could then have a much better cause in terms of saying, “Look, this is a grand jury, in which, uh, the prosecutor—” How about a special prosecutor? We could use Petersen, or use another one. You see he is probably suspect. Would you call in another prosecutor?
总统： 不过在这一点上，尽管我们——让我这样说——让你对大陪审团这样做，但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理由这样说：“看，这是大陪审团，呃，在里面，检查官——”一个特别检察官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彼得森，或者其他人。你知道的，他也许不可靠。你会不会找其他的检察官？
D: I’d like to have Petersen on our side, advising us [laughs] frankly.
迪恩： 我倒想让彼得森站在我们这边，坦诚地给我们点意见[笑声]。
P: Frankly. Well, Petersen is honest. Is anybody about to be question him, are they?
总统： 坦率地说，呃，彼得森是可靠的。会有人质询他吗?
D: No, no, but he’ll get a barrage when, uh, these Watergate hearings start.
迪恩： 不会、不会，但他将受到言论的轰炸，呃，在水门事件听证会开始之后。
P: Yes, but he can go up and say that he’s, he’s been told to go further in the Grand Jury and go in to this and that and the other thing. Call everybody in the White House. I want them to come, I want the, uh, uh, to go to the Grand Jury.
总统： 是的，但是他可以顶住，说是别人要他进入大陪审团，参与这样那样的事。给白宫的每个人打电话，我希望他们过来。我希望那个，呃……去大陪审团。
D: This may result—This may happen even without our calling for it when, uh, when these, uh—
迪恩： 这可能导致——这可能会发生，即便我们不这样要求，呃，当这些，呃——
P: Vesco?
总统： 像维斯柯那样？
D: No. Well, that’s one possibility. But also when these people go back before the Grand Jury here, they are going to pull all these criminal defendants back in before the Grand Jury and immunize them.
迪恩： 不。嗯，这是一种可能。但也可能当这些人在大陪审团到来之前回去时，他们打算把所有刑事被告人都带回大陪审团面前，并豁免他们。
P: And immunize them: Why? Who? Are you going to—On what?
总统： 豁免他们？为什么？谁？你打算——做什么？
D: Uh,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will.
迪恩： 呃，检察官办公室。
P: To do what?
总统： 做什么？
D: To talk about anything further they want to talk about.
迪恩： 说出他们想说的事情。
P: Yeah. What do they gain out of it?
总统： 是的。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D: Nothing.
迪恩： 没有。
P: To hell with them.
总统： 让他们见鬼去吧。
D: They, they’re going to stonewall it, uh, as it now stands. Except for Hunt. That’s why, that’s the leverage in his threat.
迪恩： 他们打算从中作梗，呃，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除了亨特之外。所以说，这就是他的威胁手段。
H: This is Hunt’s opportunity.
哈特曼：这正是亨特的好机会。
P: That’s why, that’s why,
总统：所以说，所以说。
H: God, if he can lay this—
哈特曼：老天，如果他这样做——
P: That’s why your, for your immediate thing you’ve got no choice with Hunt but the hundred and twenty or whatever it is, right?
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当务之急就是给亨特12万美元或者别的什么，你没有选择，不是吗？
D: That’s right.
迪恩： 没错。
P: Would you agree that that’s a buy time thing, you better damn well get that done, but fast?
总统： 你知道这是一件紧急的事情，你他妈的最好给我搞定它，要快！
D: I think he ought to be given some signal, anyway, to, to—
迪恩： 我想我们应该给他一点信号，不管怎么说——
P: [expletive deleted], get it, in a, in a way that, uh—Who’s going to talk to him? Colson? He’s the one who’s supposed to know him.
总统： （此处省略若干不雅文辞），把它搞定，用某种、某种方法，呃——谁去和他谈？科尔森吗？他应该知道他。
D: Well, Colson doesn’t have any money though. That’s the thing. That’s been our, one of the real problems. They have, uh, been unable to raise any money. A million dollars in cash, or, or the like, has been just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as we’ve discussed before. Apparently, Mitchell talked to Pappas, and I called him last—John asked me to call him last night after our discussion and after you’d met with John to see where that was. And I, I said, “Have you talked to, to Pappas?” He was at home, and Martha picked up the phone so it was all in code. “Did you talk to the Greek?” And he said, uh, “Yes, I have.” And I said, “Is the Greek bearing gifts?” He said, “Well, I want to call you tomorrow on that.”
迪恩： 好的，但科尔森没钱。这是一个麻烦。这一直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难题。他们，呃，筹集不到任何资金。正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一百万现金是个大难题。很明显，米切尔和帕帕斯谈过，我昨天晚上给他打了电话——昨晚我们谈完之后，你和约翰见面谈过事态的发展，此后约翰叫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和帕帕斯谈过吗？”他当时在家，玛莎接的电话，所以我们用的是暗语：“你和希腊人谈过吗？”呃，他说：“是的，谈过。”我于是说：“希腊人带了礼物吗？”他说：“好吧，我明天打电话告诉你。”
P: Well, look, uh, what is it that you need on that, uh, when, uh, uh? Now look [unintelligible] I am, uh, unfamiliar with the money situation.
总统： 嗯，看看，呃，你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呃，如果，呃……？现在看来（无法理解）我是，呃，不太懂钱的事。
这是1973年3月17日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律师约翰·迪恩三世（John W. Dean 3rd）、白宫办公厅主任H. R.哈特曼（H. R. Haldeman）之间的一段谈话。1972年6月，为尼克松连任竞选活动工作的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派人潜入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企图在民主党主席和其他员工的电话上安装窃听器。经过几番调查之后，事件的焦点逐渐集中在这次窃听行动是否出自白宫的授意、幕后主使是哈特曼还是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的问题上。这三个人所讨论的问题是：是否要给亨特12万美元的“封口费”，让他在大陪审团面前做伪证。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段谈话的逐字记录，是因为尼克松当年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暗中录下了自己和他人的所有谈话（尼克松自称此举是为将来的历史学家着想）。1974年2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尼克松交出这些录音带，以帮助他们做出是否弹劾尼克松的决定。以上这段对话就是摘自他们的录音记录，也正是依据这段对话，委员会最终建议国会弹劾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水门事件的录音带是目前公布于世的最著名、也最丰富的真实对话录音。在它公布之际，美国人感到极度震惊，不过震惊的理由各不相同。有少部分人对尼克松参与妨碍司法公正的阴谋备感吃惊，有些人则十分诧异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竟像码头工人一样粗话连篇。但是，有一件事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这就是如果将我们日常谈话的内容逐字记录下来，它竟然是这样一副模样。这些脱离具体语境的谈话内容简直不知所云。
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来自于记录环境：我们说话时用来划分短语的语调、节奏都在记录过程中完全遗失。而且，除非来自高保真的录音磁带，否则所有记录都是不可靠的。事实上，相对于这份效果不佳的录音记录，白宫的誊写本就有所不同，许多令人费解的内容变得合理可解，例如“I want the, uh, uh, to go”一语被记录为“I want them, uh, uh, to go”。
但是，即便是一丝不差的谈话记录，也同样费解。人们的口语常常是片断式的，喜欢在说到一半的时候插入一些句子，以重整想法或改变话题。我们常常弄不清到底是在说谁、说什么事，因为说话者大量地使用一些代词（him、 them、this、that、we、they、it、one），种类词（do、 happen、the thing、the situation、that score、these people、whatever）和省略句（The U.S. Attorney’s Office will、That’s why），说话者的意图常常是间接地表达出来的。根据这段谈话，尼克松到底是应该继续他的总统任期，还是应该作为一名罪犯接受质询，关键取决于“get it”的含义，以及“What is it that you need？”这句话究竟是在询问对方，还是暗示自己将向对方提供资助。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谈话记录的晦涩难懂感到吃惊，新闻记者对此就并不陌生，在将他人言论和采访记录发表出来之前，新闻记者要做大量的编辑工作，这已成为业界行规。多年以来，喜怒无常的波士顿红袜队投手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都在抱怨媒体错误地引用他说的话，而《波士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对此的回应是干脆在新闻报道中一字不差地刊登他的赛后评论，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报复手段。
1983年，新闻记者对谈话内容的加工整理突然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当时，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在《纽约客》上连载了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学家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的文章。马森曾经在一本书中指责弗洛伊德口是心非和懦弱胆小，因为弗洛伊德曾经发现神经官能症是源自童年时期所遭受的性虐待，但他后来收回了自己的观点。马森因为这本书而被解除了伦敦弗洛伊德档案馆馆长之职。根据马尔科姆的描述，马森在采访中称自己为“学术舞男”和“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师”，并打算在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死后将她的房子变成“性爱、女人和娱乐之地”。马森为此将马尔科姆和《纽约客》告上法庭，要求1 000万美元的赔偿，他坚称自己从未说过这些话，而其他一些引语也被动过手脚，目的是让他出丑。虽然马尔科姆无法用采访录音和笔记来证实这些引言的真实性，但她仍然否认自己有造假行为，她的律师表示，即便她做过改动，那也是对马森所说内容的“合理阐释”。他们宣称，对引语进行修饰是新闻行业的一个惯例，它不同于明知虚假而故意刊登或不顾真伪而贸然发表，后者才符合诽谤的定义。
各级法院依据“第一修正案”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但到了1991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决定受理这个案件。在一份备受关注的意见书里，占到多数的法官为记者的引语处理划出了一片安全地带（其中甚至没有谈到记者必须逐字引述原话），代表多数意见的肯尼迪法官写道：“故意更改原告的言辞，并不等于明知虚假而故意发表。”“如果一位作者改变了说话者的言辞，但没有影响其实际的意义，说话者的名誉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害。我们反对任何针对引言真实性的特殊侦测，包括针对更改语法和句法的侦测。”如果最高法院咨询我的看法，我会站在法官怀特（White）和斯卡利亚（Scalia）一边，要求这种改动必须有一个限度。和许多语言学家一样，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更改说话者的言辞（包括语法和句法）而不改变它的实际意思。
这些事实说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远比“The dog likes ice cream”这样的句子复杂得多，要了解一个句子的含义，仅靠句法剖析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解读者而言，树形图反映出的语义信息仅仅是针对说话者意图的复杂推理中的一个前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即便是无比诚实之人也很少将所有事实和盘托出？
第一个原因是谈话的直播性。以尼克松等人的谈话为例：在谈到“水门事件”的调查情况时，如果谈话者每次都要将“美国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这个概念完整地表述出来，这场谈话根本就无法继续下去。一旦前面的谈话中提到过这个机构，后面只要用“欧文的事”（the Ervin thing）或者“它”（it）来代称就可以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要将整个谈话的逻辑链条全部用语言表述出来，显然也会浪费许多时间。
亨特知道是谁下令让他派人潜入水门大厦的。
下令者可能来自我们政府内部。
如果他的确来自政府内部、而他的身份又被曝光的话，整个政府将面临灾难。
亨特打算说出下令者是谁，因为这可能会减轻他的刑期。
世界上有些人会为了金钱而冒险。
因此亨特可能会为了金钱而隐瞒幕后老板的身份。
有理由相信，12万美元对亨特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足以让他隐瞒下令者的身份。
亨特现在会接受这笔钱，但他将来很可能继续敲诈我们。
不过，只要能让他短期内保持安静就行，因为几个月后，媒体和公众可能会对“水门事件”失去关注的兴趣。如果他到那时再说出下令者的身份，对我们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会太大。
因此，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应该付给亨特一笔重金，让他保持沉默，直到公众对“水门事件”的关注逐渐减退。
相比之下，“你的当务之急就是给亨特12万美元或者别的什么”这句话就显得更有效率了。
不过，这种效率取决于谈话者之间所共享的背景知识以及对人类行为心理的了解。只有借助这种知识，他们才能对谈话中的各种名称、代词以及简单描述进行前后参照，以理顺各个句子之间的逻辑关联。如果缺乏共同的背景知识，比如说谈话的一方来自不同的文化，或者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一台机器设备，那么即便是最好的句法剖析器也无法解读出句子的全部含义。一些计算机科学家试图为计算机制定一些拥有固定模式的“谈话脚本”，比如说餐厅用餐或者生日聚会用语，希望能帮助计算机填补谈话中所缺失的内容，以达到理解的目的。另一组研究人员则试图教会计算机理解人类的一些基本常识，他们认为这些基本常识是由上千万个事实构成的。你只要看看下面这组简短对话，想一想其中包含了多少有关人类行为的背景信息，就可以知道这是多么艰巨的一项任务了：
女：我要离开你。
男：他是谁?
所以说，要理解一个句子，就必须将从句中搜集到的所有信息碎片整合起来，形成一组庞大的心理数据。为了做到这一点，说话者不能仅仅将事实一个接一个地送进听者的耳朵。人类知识并不是一张纵向排列的事实清单，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因此当说话者准备用语言来表达一连串事实时，他必须用特定的方式来组织语言，以确保听者可以将每个事实纳入已有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在组织句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将已知信息和谈话主题表述出来（通常充当句子的主语），而将新鲜的内容、问题的焦点以及发表的意见放在最后。被动句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主题置于句子之首。威廉姆斯在《风格：清晰、优雅地写作》一书中指出，如果句子讨论的主题与动词的逻辑宾语有角色上的关联，我们就可以完全不顾“避免使用被动句”的写作建议。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由两个句子构成的一段话：
Some astonis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e been raised by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black holes in space. The collapse of a dead star into a point perhaps no larger than a marble creates a black hole.
研究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对宇宙的本质提出了一些惊人的质疑。死亡的恒星因为引力坍塌而缩小到弹珠大小，由此形成黑洞。
第二句话看上去与第一句话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用被动句来表述的话就通顺得多了：
Some astonis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have been raised by scientists studying the nature of black holes in space. A black hole is created by the collapse of a dead star into a point perhaps no larger than a marble.
研究宇宙黑洞的科学家们对宇宙的本质提出了一些惊人的质疑。黑洞是死亡的恒星因为引力坍塌而缩小到弹珠大小所形成的。
在这段话中，第二句与第一句的关系就显得更为连贯了，因为它的主语“黑洞”是句子的主题，而其谓语则为这个主题增添了新的信息。在长篇的谈话和文章中，出色的作家和演说者会将上一个句子的焦点作为下一个句子的主题，以此确保思路的清晰连贯。
如何将句子组织成一段话，并依据上下文的关系对其进行解读，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时被称为语用学）得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最早揭示这个发现的是哲学家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近年来它又得到了人类学家丹·斯珀伯（Dan Sperber）和语言学家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的修正和完善。人类的沟通行为依靠的是说话者和听者相互之间的通力合作。说话者需要占用听者宝贵的注意力，以确保听者接收到的都是重要信息，例如一些未知的事件和与听者所思所想密切相关的内容，以便听者可以轻松地得出新的论断。因此，听者心中期待着说话者提供丰富可靠、明确简洁、条理清楚的信息。这种期待可以帮助听者剔除歧义句中的干扰信息，将片段式的话语句进行整合，绕过说话者所犯的口误，猜测代词和描述语的指代对象，以及填补对话中缺失的环节。然而，如果听者不愿合作，甚至心存敌意，这些缺失的信息就必须清楚明白地表述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法定合同上看到繁复冗长的文字，例如“party of the first part”（合同的甲方）、“all rights under said copyright and all renewals thereof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基于上述版权及其由此产生的所有续展之下的权利都以本协议各项条款为准）。
然而，上面所说的有趣发现是：这些沟通原则常常会被人为打破。说话者往往会刻意说一些与主题毫不相关的话，以便让听者品出弦外之音。下面这封推荐信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亲爱的平克教授：
我很高兴能向您推荐欧文·史密斯。史密斯先生是一名模范学生。他穿着得体，非常守时。我认识史密斯先生已有三年了，从各方面来说我都觉得他是一个最具合作精神的人。他的妻子也极其迷人。
约翰·琼斯教授
尽管这封信里满是客观、积极的评价，但它却完全毁掉了史密斯先生获得职位的机会。这封推荐信并未包含收信人想要知道的内容，因此违背了说话者必须提供信息的原则。然而依据惯例，收信人会假定对方的沟通目的一定与主题相关，即使信件内容并没有表现出来。因此他会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做出这样的推断：写信的人其实并不认为史密斯先生具有足够的资格。但是，为什么写信者需要这样拐弯抹角，而不直接说“别理会史密斯，他笨得像头猪”呢？收信人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写信者心地善良，并不想伤害那些求他帮忙的人。
可见，人们懂得利用成功交流所必需的心理期待，将自己的真正意图埋藏在表面意思之下。人类的交流与传真机之间的信息互传并不一样，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生性敏感，诡计多端，而且喜欢揣摩对方的心理，这使得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场心智的互动表演。当我们将话语送入他人耳中时，我们的真实目的是影响他人的看法，揭示自己的意图。无论这个意图是好是坏，可是表面看起来却似乎是在为他人着想。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每个社会都拥有的“礼貌用语”，在这些礼貌用语中，真实的意图都是用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非直言不讳。例如这句话“I was wondering if you would be able to drive me to the airport”（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够开车带我去机场），从字面上看，这是一句毫不相干的废话。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猜测我是否有能力送你去机场？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你做出这种猜测？当然，这句话的真实意图就是“送我去机场”，这一点儿不难推断，但是你并没有把它直接说出来，所以我有推脱的余地，这也就避免了直接发号施令所可能导致的尴尬局面。此外，有意违反语言交流的潜在规则，也催生出了反语、幽默、比喻、讽刺、反诘、虚饰、劝说和诗歌等丰富多彩的“非直义语言”（nonliteral language）。
最后，我们可以用比喻和幽默的方式来分别概括解读句意时的两种心智表现。我们多数时候都是用“管道传递”来比喻日常的语言交流，它揭示的是句法剖析的过程。在这个比喻中，思想是物体，句子是容器，而交流则是传递过程。我们将思想收集起来，装入句子之中，然后再将它邮递到听者手中；听者则可以将句子打开，拿出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比喻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解读语言的整个过程其实更像下面这个笑话；两个精神分析学家在路上巧遇，一个说：“早上好。”另一个则在想：“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