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耀一个人名利心的一种常见策略就是告知听者，一些文化中缺少我们拥有的某种情感，或是具有某种我们没有的情感。据称：爱斯基摩人没有表示生气的词汇，也感觉不到这种情感；塔希提人识别不出内疚、悲伤、渴望或孤独，他们把我们所称的忧伤描述为疲倦、恶心或是身体上的痛苦；斯巴达人的母亲在听到儿子战死沙场后会微笑；在拉丁文化中，男子气概占统治地位，而日本人则心怀让家庭丢脸的恐惧。我在接受关于语言的访谈时被问及，除了犹太人外，哪种语言中还用naches这个词表示对孩子所获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德语中的单词Schadenfreude表示幸灾乐祸，这岂不是说日耳曼民族心理中也有一些深刻的情感吗？
当然每种文化中的成员对各种情感的表达、谈论和行动的频率有所差异。但这与不同文化中的人的真实感情如何并无关联。有证据表明，我们这个物种中的所有正常成员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对情感最容易理解的符号是坦率的面部表情。在准备《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时，达尔文向与五大洲的土著人有过交流的人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这些土著人也包括与欧洲人少有接触的一些群体。达尔文要求他们根据观察而不是记忆详细回答，并描述土著人是如何表达惊讶、羞愧、愤慨、专注、忧伤、振奋、轻蔑、执拗、厌恶、恐惧、服从、生气、内疚、害羞、嫉妒，还有“肯定”和“否定”的。例如：
当情绪低落时，嘴角是压低的吗？眉毛的内角，即在法语中称为“忧伤肌”的那块肌肉是抬起的吗？在这种状态下，眉毛变得稍微有些倾斜，内端有点隆起；前额中部横向起皱，但没有横跨整个宽度，与惊讶时那样眉毛抬起的样子不同。
达尔文总结了这些回复：“同样的心智状态在表达方式上在全世界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像人类所有种族在身体结构和心理倾向方面密切相似一样令人感兴趣。”
尽管达尔文在问题表述时可能会对问卷回答者造成一定的误导，但当代的研究却是根据他的结论而来的。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情感时，面部表情被认为是婴儿习得的随意符号，因为婴儿随机的面部表情都会得到奖励或惩罚。如果表情是通用的，那么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模式已经变得通用——没有任何文化超出了约翰·韦恩（John Wayne）和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所能表现的范围。埃克曼收集了人们表达6种感情的照片，并把这些照片拿给许多文化中的人看，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世隔绝的前觅食原始人，让他们识别每个照片中表达的感情，或者虚构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每个人都识别出了欢喜、悲伤、生气、恐惧、厌恶和惊讶。例如，一个原始人被试说，照片中表现出恐惧的美国人一定是看到了一只野猪。之后，埃克曼调整了程序，拍摄他的原始人受访者，让他们表演一些情形，如“你朋友来了，你很高兴”“你的孩子死了”“你很生气，要打架”，还有“你看到一只死猪在那里躺了很长时间”等。照片中的表情清晰无误。
当埃克曼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次人类学家会议上报告他的研究发现时，听众们义愤填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从听众中站起来大喊，不该让埃克曼继续讲下去，因为他的论断是种族主义的。在另一个场合中，一位非裔美国激进主义分子称埃克曼为种族主义者，因为他说黑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没什么不同。埃克曼感到很困惑，因为他认为，如果他的研究工作中有任何政治意味的话，那也是主张团结和兄弟情谊。不管怎样，这些结论还是被不断证实，现已得到某种形式上的广泛认可（尽管还有些争议，既然那些表情是通用的，那么需要多少语境才足以给出解释，以及这些表情本身又是如何与每种情感联系在一起的）。达尔文的另一个观察也得到了证实：天生眼盲耳聋的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和普通人全无二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情感也是不同的呢？他们的证据比起达尔文的问卷回答者和埃克曼的实验来说要间接得多。它来自读出人们心理的两种并非完全可信的来源：语言和观点。
对于一门语言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某种情感的词的一般评论没有多大意义。在《语言本能》一书中，我认为，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被夸大了，语言对感情的影响更被夸大了。一门语言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某种情感的词，取决于翻译者的技巧和语言的语法和发展史。对一门语言有些许影响力的语言大师在与其他语言有所接触后，会从旧词汇中形成新词汇并在公众中普及（这使得创造的新词成为流行语），这门语言就积聚了大量的词汇，其中自然包括表示情感的词汇。当一门语言缺乏这些激励因素时，人们在描述自己的感觉时就会啰啰嗦嗦，转而用隐喻、转喻词和提喻法。当一名塔希提妇女说“我丈夫死了，我觉得恶心时”，她的情感状态一点儿也不神秘，我们可以断定她一定不是在抱怨胃酸消化不良。即使是词汇丰富的语言，也只有一小部分表示情绪体验的词汇。作家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写道：
人们知道心灵的色彩比秋天森林的颜色更加令人迷惑、数不清和难以名状……但人们真的相信，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以它们所有的全音和伴音，混杂和融合，被一个咕咕噜噜和哼哼唧唧的任意系统准确地表征。他们相信，一个有教养的股票经纪人确实能够从他自己内部产生出表示所有神秘记忆和欲望痛苦的嘈杂声音来。
讲英语者第一次听到Schadenfreude这个词时，他们的反应不是“让我想想……对别人不幸的愉悦……那怎么可能呢？我无法理解这个概念，我的语言和文化没提供给我这样的类别”，而是“你是说有一个词来表示它？那真不错”。这确实是一个世纪之前把Schadenfreude这个词引入书面英语的作者们心里所想的。表示情绪的新词很快就被接受了，无须复杂的定义解释，它们可能来自其他语言，如ennui（厌倦），angst（担心），naches（快乐），amok（暴怒）；来自亚文化，如blues（感伤），funk（恐怖），juiced（喝醉），wasted（没用的），rush（猛冲），high（醉了），freaked out（吓坏）；以及来自一般俚语，如pissed（呸），bummed（乞讨），grossed out（令人作呕），blown away（大吃一惊）。我从没听说过一个表示情绪的外来词，人们不能即刻就理解它的意思。
人类的情感非常相似，因此就需要一位哲学家才能打造出一个真正的外星人所能感受到的情感。在一篇名为《疯狂的疼和火星人的疼》（Mad Pain and Martian Pain）的文章中，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把“疯狂的疼”定义为：
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人，他有时会像我们一样感到疼，但他的疼痛和我们的在因果关系上有显著不同。我们的疼通常是由于切割、烧伤、压力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导致的，而他的疼则是由于空腹锻炼所致。疼痛一般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他的疼痛却使他在心理上更趋数学化，促使他能够在数学上集中注意力，但却会分散在其他方面的注意力。剧烈疼痛不会令他呻吟或翻腾，却会使他交叉双腿和打响指。他没有一点让他阻止或驱除疼痛的动机。
人类学家曾发现过能感觉到同样疯狂的疼痛或是拥有其他同样怪异的情绪的人吗？如果你只看刺激和反应的话，似乎可能就是这样。人类学家理查德·施威德（Richard Shweder）指出：“要罗列出西方观察者的情感，判断出与土著人的评价性反应不相符的前因事件，这对于任何人类学家来说都不是难事，它包括喝奶牛尿、父亲去世5天后吃鸡肉、亲吻男婴的生殖器、被人恭维自己怀孕、鞭打孩子、摸某人的脚或肩膀，让妻子称呼自己的小名，等等。”确实如此，但如果你再略微深入思考一下应如何给这些刺激因素归类，这些类别引出的情感就会让你觉得很熟悉。对我们来说，奶牛的尿是污染物，而奶牛分泌的乳汁则是营养品；但在另一种文化中，这些分类也许颠倒过来了，但大家都对污染物感觉恶心。对我们来说，被配偶直呼小名没什么不尊重的，但被陌生人直呼小名可能会觉得不被尊敬，而被妻子按你信仰的宗教来称呼可能也让人觉得不被尊重。在各种情况下，不尊重都会让人生气。
但如果有人声称，没有我们的某种情感的土著人，他们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情感对他们来说像是疯狂的疼痛吗？大概不是。爱斯基摩人称他们感觉不到生气，但这已被他们的行为证明是假的：他们认得出外族人是不是在生气，会打自家的狗对其进行管教，会使劲挤压自己的孩子使其感受到疼痛，还会不时变得“温度升高”。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散布了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观点，她称萨摩亚人没有激情——父母与孩子之间不会生气，或者给他人戴绿帽者与引诱他人红杏出墙者之间没有仇恨，没有持久的爱或伤痛，没有母亲的关爱，没有性的紧张，没有青少年的骚动。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发现，实际上萨摩亚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青少年的憎恨和不法行为，对童贞的狂热迷信，也常有强奸和强奸受害者家庭的报复，冷漠，对孩子的严厉惩罚，性嫉妒以及强烈的宗教情绪。
对这些差异，我们无须感到惊讶。人类学家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指出：“传统人类学家的描述就像一本礼仪书。你所得到的所谓的文化智慧并不比一些陈词滥调更深刻，马屁精波洛尼厄斯（《哈姆雷特》中的人物）的智慧以及琐事中的习俗惯例，并不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它可能会告诉你正式的规则，但它不会告诉你生命应如何度过。”而具体到情感而言，它们常常被正式的规则约束着，因为它们是对一个人兴趣的断言。对我而言，它是我内心感受的坦白，但对你来说，它是牢骚和悲叹，你很可能会让我就此打住。对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来说，其他人的情感甚至更令他们厌烦——它们会带来一些麻烦事，比如女人想要男人做丈夫和儿子而不是当炮灰，男人们彼此打架而不是与敌人战斗，孩子们会与和自己心心相印的人坠入爱河而不是接受一个能巩固一项重要交易的未婚夫（妻）。许多社会对付这些麻烦事的方法是试图约束规范情感，并散布情感根本就不存在的假情报。
埃克曼证明了文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何在公众场合表达情绪。他偷偷拍摄了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在观看一次原始人成年礼的可怕画面时的表情。（情绪研究者收集了大量这类恶心的材料。）如果一个穿白大褂的实验人员在房间里对他们进行集体访谈，日本学生会在看到令美国学生吓得往后缩的场景时仍礼貌地面带微笑。但当被试们单独待在房间里时，日本学生与美国学生的面部表情都是同样的惊惧。
情感源于进化
哲学、文学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运动大约开始于200年前，自那以后，情感和理智就被分配到了不同的领域。情感源于自然，存活于身体中，它是热烈的、非理性的冲动和直觉，遵循着生物学的法则。理智则源于文明，存活于心灵里。它是一个冷静的商议者，通过时时检查情感，来服从自己和社会的利益。浪漫主义者相信，情感是智慧、清白、真实和创造力的源泉，不应当被个人或社会所压制。浪漫主义者往往也承认情感的负面因素，但这是我们必须为伟大的艺术所付出的代价。当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的非正统主角为自己的暴力冲动所控制时，他丧失了对贝多芬的作品欣赏的能力。浪漫主义者主导了当代美国流行文化，比如摇滚乐中的酒神精神、与你的感觉建立联系的通俗心理学法则、睿智的傻瓜和因循守旧的雅皮士的好莱坞式电影。
大多数科学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浪漫主义的前提假设，即使他们并不同意它的道德取向。非理性的情感和对理智的压抑不断以科学的伪装形成出现：本我与超我，生物驱力和文化规范，右脑半球和左脑半球，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我们的动物祖先的演化包袱和将我们推向文明的一般智能。
在本章中，我将阐释一个不浪漫的情感理论。它综合了心智计算理论和对生物系统的复杂设计进行反向工程的现代演化理论。我将说明的是，情感是一种适应，它是与理智一道和谐运行、设计良好的软件模块，它也是整个心智机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情感的问题不在于它们是不可驯服的力量或是我们过去作为动物的遗迹，而在于它们的设计是为了传播构建了它们自身的复制基因，而不是为了提升幸福、增进智慧或完善道德价值。当一个行为对社会群体有害时，从长远上看会损害行为者的幸福，不可控制并不受劝说，或是自我欺骗的产物时，我们常会称这个行为是“情绪性的”。不幸的是，这些结果并不是功能失调，而正是我们所认为的设计良好的情感应该具有的。
情感是被当作非适应的包袱而被过早注销的另一部分心智。神经科学家保罗·迈克·利恩（Paul Mac Lean）把情感的浪漫主义信条转化为一个著名但却不正确的理论，即三脑一体理论（Triune Brain）。他将人类大脑描述为一个三层的演化羊皮纸。底层是基底节或爬虫类脑，它是驱动“4个F”——Feeding（喂食）、Fighting（战斗）、Fleeing（逃跑）和Fxxx（性行为）的基础情绪和自私情绪的所在地。嫁接到上面的是边缘系统或原始哺乳动物脑，它用于更善良、更温柔、更社会性的行为，比如为人父母。最外面的一层是现代哺乳动物脑，它是在人类进化时迅速生长的新大脑皮层，这里收容了理智。认为情感是动物遗产的信念在通俗动物行为学纪录片中常常会看到，咆哮的狒狒延续为暴乱的足球流氓，而与此同时，画外音焦灼地探询着，我们是否会从本能中升华，避开核武器的厄运。
三脑一体理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演化的力量不只是在一个不变的基础上的堆砌层。自然选择必须要根据已经有的东西运作，但它也能够修订已经发现的东西。人的身体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古代哺乳动物以及在此之前的古代爬行动物，但这些部分已经经过了很大程度的修改，以便适合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直立行走的姿势。尽管我们的身体带着过去的痕迹，但身体上很少有不加修改只适应先前物种的部分。即使是阑尾，现在也在被免疫系统使用。因此，情感的回路也不是没有被改动过。
我们承认，某些特征已经成为一个生物体构建计划的明确部分，而自然选择对此已无力修补。情绪软件已经被深深地焊入大脑里，所以生物体注定会像他们的遥远祖先那样被感受到。是这样吗？有证据表明并非如此。情绪软件很容易就可以改写程序。对于不同物种、性别和年龄的动物，它们的情感部分也大相径庭。在哺乳动物中，我们发现了狮子和羊。即使在狗这一个物种里（单一物种），几千年的驯化也为我们带来了比特犬和圣伯纳德狗。和我们最相近的种类包括普通的黑猩猩，它们中的雄性帮派会屠杀敌对帮派，雌性则会谋杀另一只雌性的婴儿；还有俾格米黑猩猩（倭黑猩猩），它们的哲学则是“做爱而不是作战”。当然，某些反应是跨越物种的，比如，被约束后的恐惧。但之所以保留这些反应或许是因为它们对所有生物体都是适应的。自然选择或许没有绝对的自由来改变情绪软件，但它确实有很大的自由。
人的大脑皮质没有骑在古老的边缘系统的背上，或是作为始于那里的处理流的终点。系统是串联运行的，综合了许多双向连接。杏仁体——埋在每个颞叶中的杏仁状器官，容纳了渲染我们的情感体验的主要回路。它不仅接收从脑的低端站点发来的简单信号（比如巨大的噪声），还接收从脑的最高中心发来的抽象复杂的信息。杏仁体接下来把信号发到几乎所有脑的其余部分，包括额叶的决策制订回路。
解剖学也反映了心理学。情绪并不仅仅是逃离一只熊。它可以被心智所能承担的最复杂的信息处理所启动，例如阅读一封爱人的信件或是回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救护车。情绪还有助于将逃离、复仇、野心和求爱等复杂情节共同谋划。正如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写道：“依情况而定，先生，当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将被绞死，这将非常有助于他的思维的专注。”
反向工程推理情绪的第一步是试着想象没有情绪的心理会是怎样的。估计火神的智多星斯波克先生没有情感（除了他人类的一面偶尔闯入和一次七年之痒驱使他回到祝融星养儿育女），但斯波克的毫无感情只是因为他达到了控制自己、不冲动并能冷静地讲出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的程度。他一定是被某些动机或目的所驱使，或者有一些事使得斯波克没通过将π计算到1000次幂或是记忆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来打发时间。还有一些事驱使他探索新奇的世界，寻觅新的文明以及无畏地前往无人曾到过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求知欲，一种确定和解决问题的驱力，并与所有的情感团结一致。当面对敌人或入侵的克林贡人时，斯波克会怎么做呢？倒立吗？证明四色图定理吗？他的一部分大脑大概会迅速运转以确定如何逃走并采取行动来避免将来可能会陷入的危险境地。也就是说，他害怕了。斯波克也许不会冲动或感情外露，但他一定有动机驱使他发挥聪敏才智，从而趋利避害。
一个传统的计算机程序是机器执行的一系列指令，直到遇到STOP命令。但外星人、机器人和动物的智能需要更加灵活的控制方法。回想一下，智能是遇到障碍仍能继续追寻目标。如果没有目标，智能的概念就毫无意义。我忘了带钥匙，要想进入锁着的公寓，我可以撬开一扇窗户、叫来房东或是通过门上投信的缝隙够到插销。要想达到上述每个目标，都需要一系列的子目标。我的手指够不到插销，所以子目标就是找到钳子。但我的钳子锁在屋里，所以我就确定了一个找商店买新钳子的子目标，以此类推。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都是围绕方法和目标来建立的，就像第2章中讲到的产出系统：将许多目标符号展示在公告牌上，由软件“小幽灵”（后台程序）对这些目标做出回应。
但最顶端的目标来自哪里，那个其余部分的程序都试图获得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人工智能系统来自程序设计者。程序员可以设计它来诊断大豆的疾病或是预测第二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值。而对有机体来说则是来自自然选择。大脑努力地将它的主人置于促使其祖先繁殖的同样的环境中去。（大脑的目标不是自身的繁殖；动物并不知道生命的事实，而知道生命事实的人类则愉快地用避孕的方式颠覆了这一目标。）预设在智人这个解决问题的社会种群中的目标不仅仅是4个F，其目标清单的顶端是了解环境和确保与他人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具有情感的原因。动物不能同时追寻所有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饿又渴，它不会站在浆果丛和湖之间的中间位置，就像寓言中那个最终饿死在两个干草垛之间的优柔寡断的笨蛋一样。动物也不会啃一口浆果，然后走到湖边喝一口水，再走回去吃一粒浆果，如此往复。这个动物一定会在一段时间里将身体付诸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必须与实现它们的最佳时刻相匹配。《旧约·传道书》上说，大千世界中，万物皆有其时，一切深意自有彰显之时：哭泣之时、欢笑之时、爱之时和恨之时。不同的目标适合于不同的情境：被狮子看到时，孩子哭泣时，或是对手当众骂你笨蛋时。
情绪是给大脑确立最高级别目标的机制。一种情绪一旦在恰当的时刻被引发，就会引出大量的子目标和再下一级的子目标，我们将其称为思考和行动。由于这些目标和手段被编织成了一个嵌套了多重子目标网状控制结构，所以思考和感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限，思考也并不必然先于感觉或反之（尽管心理学界对孰先孰后争论了一个世纪）。例如，恐惧是由一种迫在眉睫的伤害信号所引发的，如捕猎者、悬崖或一个口头威胁。它导致了逃跑、克服或改变危险的短期目标，并将此目标优先考虑，令我们产生一种紧迫感。它还引发了未来避免险境和记住我们从中获得教训的长远目标，这是由我们所感受到的压力解除状态引发出来的。许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相信，机器人要想做到自由行动（相对于那些拴在装配线上的机器人而言），就需要被设计加入一些类似情绪的程序，使它们在任何时候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而这些机器人是否会感知到这些情绪则是另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那样。
恐惧还触发了一个使我们的身体准备好行动的按钮，它被称之为“战斗或逃走”反应。（这个别名有些误导，因为这个反应是使我们准备好采取任何紧迫的行动，比如抓住一个正在爬向楼梯井顶端的孩子。）加速跳动的心脏将血液供应到肌肉。血液在肚子和皮肤里改变方向，留下胃里翻腾和黏糊糊的感受。呼吸加速有助于摄取更多氧气。肾上腺素在肝那里释放燃料利于血块凝结，还会令我们的面部表情就如黑夜开车时撞到一头鹿一样充满惊恐。
每种情绪都会调动人的心智和身体，来应对认知生态中生存和繁衍的某个挑战。其中有一些挑战是以有形的方式提出的，情绪的应对也采取了明确的方式，如恶心、恐惧和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另一些挑战则是由人造成的。对付人的挑战，人们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情绪通过进化来应对其他人的情绪，如生气、感激、羞愧和浪漫之爱，就像对弈国际象棋一样，它们引发了误导浪漫主义者的激情和密谋。首先我们来探讨关于有形之物的情绪，然后再说关于人的情绪。
买房3原则：位置、位置、位置
“离水之鱼”的说法提醒我们，每个动物都有适合自己的栖息地。人类也不例外。我们一般会以为，动物会去自然属于它们的地方，但这些动物也一定体会到了驱动它们的情绪，这和人类并无两样。有些地方之所以吸引它们，可能因为很宁静或美丽；而另一些地方则让它们感到压抑或恐惧。生物学中“栖所选择”这个主题，对于人类而言，就像地理学和建筑学中的“环境审美”：哪些地方让我们乐于身处其中。
我们的祖先直到晚近都是以游牧为生的，他们消耗尽那里可食的植物、动物后就离开了，但决定下一个去处并不是一件小事。考斯迈德斯和托比写道：
想象一下，你一生都过着野营生活。由于要经常从小溪里取水，拣树枝点火，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其中一些露营场所相较于另外一些场所的优势所在。不得不整天待在户外使得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能挡风遮雨的庇护之所的好处。对于狩猎采摘者来说，没有办法不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没有超市可以去挑选食物，没有电话，没有紧急服务设施，没有人工用水供应，没有燃料供给，没有笼子和枪，也没有动物管控人员来保护你不受捕食动物的伤害。在这些境况下，人的生命依赖于某种功能机制的运行——使他更倾向于选择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水、庇身处、信息和安全的地方，而避免选择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
智人适合栖息于两种自然环境。一个是非洲大草原，人类演化的大部分阶段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对于人类祖先这样的杂食者来说，草原相较于其他生态环境而言是更适宜的地方。沙漠的生物量太少，因为水太少。温带森林的生物量虽多但大都集中于树木。热带雨林，或者曾被称为热带丛林，树冠太高，使得地面的杂食动物进化为食腐动物，只能依靠搜集从高处落下的零星食物为生。而大平原——零星点缀着些许树木的草原则具有丰富的生物量，其中许多都是大型动物，因为草原上的草被吃掉后会迅速再生。而且，大多数生物都生活在地面上一两米之高。大草原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这样捕食者、水源、道路都能被远远看到。那些树木则提供了荫凉和逃避食肉动物的去处。
第二个栖息地便是世界上的其余地方。人类的祖先从非洲大草原演化之后，散布到了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每个角落。率先离开大草原的先行者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气候变化，又迁徙到了其他区域。另一些人则是寻找安全的避难者。原始部落彼此不容，他们常常袭击邻近部落的属地，或者杀死任何闯入他们领地的外来者。
人类的智力足以满足这种旅行癖。人类探索一片新的地域，画出一幅心智资源图，其中包括了水、植物、动物、路线、庇所等细节。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便会在大草原上建立一处新家。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曾经烧掉大片的林地，将其开拓成可以定居的草原。这种人造的草原能吸引来易于猎捕的食草动物，也能在外来者还没离太近时就发现他们。
生物学家乔治·奥丽安斯（George Orians）是一位鸟类行为生态学方面的专家，他最近更加关注人类的行为生态学。他和朱蒂斯·西尔瓦根（Judith Heerwagen）、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瑞切尔·卡普兰（Rachel Kaplen）等人一同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美丽感受是一种功能机制，这种感受令我们的祖先去往合适的栖息地。我们内心深处发现了大草原的美丽，而我们也喜欢易于探索和记忆的景致，以及我们居住时间已经很长能够深入了解的地方。
在关于人们选择居所偏好的实验中，实验人员让美国儿童和成人观看不同景致的幻灯片，问他们更喜欢住在哪里或到哪里旅游。孩子们更喜欢草原，尽管他们并没有去过那里。大人们也喜欢草原，但他们同样喜欢落叶和针叶森林——这与美国大多数可居住的地方相似。没人喜欢沙漠和雨林。一种解释是，孩子们的喜好显示出了我们这个物种天生的居所偏好，而成人则辅之以他们成长熟悉的地方。
当然，人们并没有一种对古老家园的神秘渴望。他们只是对大草原普遍具有的特征感到愉悦。奥丽安斯和西尔瓦根调查并了解了园艺师、摄影师和画家的专业知识，并从中学习哪种风景会让人们觉得美丽。他们将这些知识作为另一类关于人类对栖息场所偏好的数据，补充了人们对幻灯片反应的实验。他们发现，人们最喜欢的风景是这样一种大草原：半开放式的空间（既不完全显露出来，这样会易于受损；也不过度生长，这会阻碍视线和移动），地表植物分布均匀，视线直达地平线，有大树和水源，高度有起伏变化，还有多条路径延伸出去。摄影师杰·艾普利顿（Jay Appleton）简明地概括了吸引人的风景的特征：郁郁葱葱，还有庇所，可以看得很远而不被看见。这些特征的综合使得我们能够安全地了解地形特点。
这片土地自身还必须能够提供食物。任何人在密林小径中迷路，或看到四面八方有连续的沙丘或雪堆时，都明白缺乏参考框架的环境是多么恐怖。一处风景就像一个庞大的物体，我们了解复杂物体的方法是通过确定各个部分在一个所属物体的参考框架中的位置（见第4章）。心智地图中的参考框架是大的地标——树、岩石、池塘、长长的路或边界，比如河流和山脉。没有这些路标，风景再好也不可定居。卡普兰夫妇发现了另外一个通往自然美丽的密钥，他们称之为神秘之处。小路蜿蜒环绕在土丘之间，小溪弯弯曲曲，树叶错落，地面起伏有致，视野被部分地阻挡，这都能提起我们的兴致，暗示此处或许有些重要的特征，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才能发现。
人们还喜欢观看动物、植物，特别是花朵。如果你是在家中或其他由人工营造的舒适氛围中阅读本书的，只要找一找，你就会发现装饰物中有动物、植物或花朵的主题。我们对于动物的热衷显而易见。我们吃它们，它们也吃我们。但我们对花的喜爱就需要解释了，除了在一些价格高昂的餐厅的沙拉中会吃一些花朵外，我们基本上不吃这种东西。我在第3章和第5章中简单提到过，人们是直觉型植物学家，而一朵花是一个具有丰富数据的来源。植物混杂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往往仅能通过它们的花朵才能辨认出来。开花时的先兆，标志着那个地方未来可以生长水果、坚果或块茎，只要够聪明的生命都能记住它们。
大自然中的一些事物可以唤起人类深深的记忆，如日落、雷声、云堆和火。奥丽安斯和西尔瓦根注意到，这些事物都预示着一些迫切且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变化：黑暗、暴雨或大火。因此引发的情绪是显著的，迫使动物停下来提起注意，并为即将来临的事件做准备。
对环境的审美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情绪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设想处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或是一个湖边的木屋中。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消费可能就是他们的住宅，购买房子的三条原则——位置、位置、位置！即除了临近基本生活设施外，还要考虑草地、树木、水和风景。房子本身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庇护容量（舒适的空间）和神秘之处（角落、弯曲、窗户、复式楼层）。在最不适宜居住的生态系统中的人们努力获得一片草原，然后据为己有。在新英格兰地区，任何一片未经打理的土地很快就会变成一丛蓬乱的落叶林。我间或在郊区生活时，每一个周末，我和我的邻居们就会拖出我们的割草机、吹叶器、杂草去除器、枝条修剪机、修枝剪刀、枝干切段器、木材削片机永不停歇地工作，以免使森林迫近。在圣巴巴拉，土地将成为一片干燥的灌木，但几十年前，城市创建者们筑坝节蓄了大量的天然溪流，并穿山挖掘隧道将水引至干涸的草坪。在最近一次干旱时，住户们极度渴望着青翠的环境，以至于将他们满是灰尘的庭院喷上了绿漆。
恶心的妙用
Great green gobs of greasy grimy gopher guts，
Mutilated monkey meat，
Concentrated chicken feet.
Jars and jars of petrified porpoise pus，
And me without my spoon！
许多绿油油、滑腻腻、又脏兮兮的地鼠肠，
砍掉四肢的猴子肉，
浓缩了的鸡爪子，
一罐罐变硬的海豚浓汁。
我没带勺子就直接上手！
——深刻怀念的一首夏令营歌曲，曲调是《老灰母马》（The Old Gray Marce）的旋律，词作者不详
恶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绪，标志性符号是其独特的面部表情，在任何地方都有一定的食物禁忌。像所有情绪一样，恶心对人类事务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场的美国飞行员们宁可饿着，也不吃蟾蜍和虫子，尽管他们曾被告知这些东西都绝对安全。食物厌恶是很难改变的族裔特征，甚至在其他传统已经被废弃后很久，这种特征仍然还被保持着。
根据现代科学的标准来判断，恶心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想到吃某个令人恶心的东西而感到作呕的人们会说，它是不卫生的或有害的。但他们会觉得，一个消毒后的蟑螂与碗柜里的新鲜蟑螂一样令人恶心，如果这只消毒后的蟑螂稍微在饮料里泡了一会儿，他们就会拒绝喝着这瓶饮料。人们不会去喝用一个全新的盛尿液的容器储存的果汁，而医院食堂却发现，这是防止偷窃行为的一个极好方法。人们不会去喝盛在全新便盆里或是用一个新梳子或苍蝇拍搅拌的汤。对大多数人来说，你付钱让他们吃烤成狗屎形状的奶油糖，或是让他们在新奇商品店用嘴含着橡胶呕吐物，他们也不会干。一个人不嫌弃自己的唾液，只要它还在自己的嘴里，但大多数人不会去喝一碗他们已经在里面吐过唾沫的汤。
大多数西方人都无法忍受吃昆虫、蟾蜍、蛆、毛毛虫或蛴螬，但这些都是营养水平很高的食物，而且历史上大多数人都吃过。我们的理性思维一点儿都不合理。昆虫传染疾病，是因为它们接触的是粪便或垃圾吗？但其实许多昆虫都非常卫生。例如，白蚁只吃木头，但西方人一样不觉得吃它们会舒服些。拿这些昆虫与鸡做个比较，鸡肉被认为是口感极佳的代表（“尝尝这个——它吃起来像鸡肉！”），但鸡却常吃垃圾和粪便。我们还喜欢吃肥美多汁的西红柿，但它却是用粪便作为肥料灌溉的。昆虫携带疾病吗？所有其他种类的动物也同样携带病菌。只需像其他人那样做就是了——做熟它们。昆虫的翅膀和腿不能吃吗？拽掉它们，就像剥掉虾皮吃虾一样，或者只吃蛴螬和蛆。昆虫的味道不好吗？这里有一份来自一位英国昆虫学家的报告，他研究的是老挝人的饮食方式，并获得了研究对象的第一手数据：
没有哪种昆虫是味道不佳的，有一些甚至相当可口，特别是大水虫。它们大多并没有什么味道，除了一股淡淡的蔬菜味，但是，第一次尝面包的人难道不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吃这种没有味道的食物吗？烤后的金龟子或软体蜘蛛尝起来外脆里嫩，像蛋奶酥一样，味道绝佳。通常要加一些盐，有时也可以加点干辣椒或香菜叶，有时与米饭同吃或加在汤或咖喱里。它们的味道特别，很难辨别，但我想生菜与白蚁、蝉和蟋蟀的味道最为接近；人面大蜘蛛的味道和生菜以及生土豆的味道差不多，浓缩奶酪的味道与大水虫（田鳖）的味道相仿。我吃完这些昆虫后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
心理学家保罗·罗辛（Paul Rozin）巧妙地总结了恶心的心理原理。恶心是一种对将令人不适的物质合并入体内的恐惧。吃，是合并一种物质最直接的方式，正如我怀念的那首夏令营歌曲中所显示的，它是一种令人恶心的东西所能引起的最可怕想法。闻和触摸也没什么吸引力。恶心阻止人们吃某种东西，或者，如果晚点的话，会让人吐出来或从胃里翻出来。面部表情表现得一览无余：鼻子皱缩起来，堵住鼻孔，嘴张开，舌头推向前方，好像要把不适的东西驱除出去一样。
恶心的东西往往来自动物，包括整个动物、动物的某部分（特别是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的某部分），还有动物身体的产物，特别是黏糊糊的物质，如黏液、脓液，更有甚者——粪便，这些都是普遍被认为令人恶心的东西。腐烂的动物及其身体部分都令人作呕。相比而言，植物有时味道不佳，但味道不佳和令人恶心是不同的。当人们不吃植物时，比如不吃利马豆或花椰菜，往往是因为它们尝起来发苦或辛辣。不像令人恶心的动物类食物，植物类食物吃起来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糟糕或肮脏。大概人们绞尽脑汁所能想到的味道最差的蔬菜是大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辩词：“我不喜欢吃菠菜，我很高兴我不喜欢，因为如果我喜欢吃的话，我就会讨厌它。”对于无机的、毫无营养的东西，像沙子、布和树皮，我们只是不吃而已，但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感。
不仅恶心的东西多来自动物，而且来自动物的东西几乎总是令人恶心。不令人恶心的动物部分少之又少。有史以来，在所有动物的所有身体部分中，人们只吃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其他身体部分都是不能触及的。许多美国人只吃牛、鸡、猪和少量鱼邻近骨骼的肌肉部分。其他的部分，如肠子、脑、肾、眼睛和脚都是不可容忍的；其他不在食物清单上的动物包括：狗、鸽子、水母、蛞蝓、蟾蜍、昆虫以及其他几百万种动物种类，它们也都不予考虑。还有一些美国人更挑剔，拒吃鸡肉的红肉部分或带骨的鸡肉。即使是爱冒险的食客也只愿意对动物王国中的一小部分小做尝试。并非只有娇生惯养的美国人才对不熟悉动物的身体部分反呕抗拒。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为保护他的花生酱和热狗不让接受采访的雅诺马马人吃掉，便告诉他们那是牛的粪便和阴茎。喜欢吃毛毛虫和蛆的雅诺马马人虽然根本不知道牛是什么，但一听便立刻胃口全无，让查冈独自静静享用了。
一个令人恶心的东西会传染到它所接触的所有东西，无论这种接触多么短暂或效果多么不明显。拒喝被苍蝇拍搅过或浸过一只被消毒后的蟑螂的饮料，其背后的直觉是那些看不到的传染的东西——孩子们称之为虱子，已经被留在里面了。一些东西，如一把新梳子或便盆也会令人觉得污秽，只是因为它们是被设计用来接触一些令人恶心的东西的，而另一些如狗屎模样的巧克力也会令人觉得肮脏，那只是因为外观相似。罗辛根据观察得出，恶心的心理原理遵循的是许多传统文化中都具有的两条巫术定律：传染律（一旦接触，就永远接触）和相似律（类似导致类似）。
尽管恶心普遍存在，不令人恶心的动物的清单则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异，这暗示了一个学习的过程。每个做父母的都人知道，两岁以下的孩子会把所有东西都放到嘴里。精神分析学家们站出来解释说，这是因为婴儿没有对粪便的厌恶。罗辛和同事们研究了恶心心理的发展，他们把美国成年人认为恶心的各种东西交给孩子们。令旁观的父母们恐怖的是，62%的学步幼童吃了狗屎的模拟物（用花生酱和味道浓郁的奶酪制作的逼真仿制品），31%的幼童吃了蚂蚱。
罗辛认为，恶心是在学龄中期习得的，或许是当孩子们在接触一个令人恶心的东西时遭到父母斥责或看到父母的面部表情而逐渐习得的。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所有年龄大于学步幼童的被试的行为表现都和成年人一样。例如，4岁的孩子不会吃屎的模拟物或喝里面有只蚂蚱的果汁；他们与成人的唯一不同是，孩子们对短暂接触的传染并不那么敏感。孩子们直到8岁都不会拒绝短暂浸泡过一只蚂蚱的果汁或狗屎模拟物。其次，两岁以上的孩子是出了名的挑剔，父母绞尽脑汁想让他们吃新的东西，而不是吃熟悉的东西。人类学家伊丽莎白·卡什丹（Elizabeth Cashdan）记录了孩子们在过了3岁生日后，尝试新事物的愿望急转直下。再次，如果孩子们需要学习不吃什么，那么所有的动物都会是可口的，除了少数被排斥的动物。但正如罗辛自己指出的，所有的动物都令人恶心，除了少数一些被允许吃的。没有孩子被教过斥责油腻肮脏的地鼠肠和被肢解的猴子肉。
卡什丹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她提出，最初两年是学习任何与食物有关知识的敏感期。那段时间，母亲控制着孩子们食入的食物，孩子们只能吃到被允许吃的东西。然后，他们的味觉自然而然地就缩减了，只能吃得下那些在这段敏感期被给予的食物。不爱吃某些食物的偏好可以一直延续到成年期，尽管成人偶尔会出于各种动机克服厌恶：与他人一同进餐，为了表现出男子汉气概或是老成世故的模样，追求刺激，或者当熟悉的食物短缺时避免挨饿。
恶心是用来做什么的？罗辛指出，人类面临着“杂食动物困境”。不像考拉主要吃桉树叶，当桉树叶稀缺时就濒临危险的境地，杂食动物可选择的可食食物种类很多。不好之处在于，其中许多种类都是有毒的。许多鱼类、两栖动物、无脊椎动物都含有剧烈的神经毒素。通常无害的肉类可能寄居绦虫这样的寄生虫；一旦被寄生虫破坏，肉很可能就变成足以致命的，因为导致腐烂的微生物会释放毒素以阻止食腐动物，从而将肉据为己有。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食品污染也是一项主要危险。直到最近，炭疽和旋毛虫病都还是严重的威胁，公共卫生专家们已建议采取严格的卫生检查措施，以确保人们在吃下一份鸡肉三明治时不会接触到沙门氏菌。1996年的一次世界性危机是由疯牛病引发的，其症状首先出现在一些英国病牛身上，它们的脑子变成了海绵状，而这种病可能还会传染到吃了病牛的人的身上。
罗辛大胆提出，恶心是阻止人类祖先吃有危险的动物类食物的演化适应。粪便、腐肉还有又软又潮的动物身体部分都是有害微生物的温床，应当远离。人类在孩童时期学习有关食物知识的动态理论恰恰适应了这种情势需要。哪些动物的部分是安全的，取决于所处环境中的生物种类和当地的风土病，因而特定的口味不可能是天生的。孩子们利用他们的长辈亲戚，就像国王利用试菜官一样：如果尝试者吃了这些东西还活着，那么这些东西就没有毒。所以，年幼的孩子对父母让他们吃的任何东西都来者不拒，而当他们大一些自己去寻觅食物时，就会避免去吃任何其他的东西。
但又该如何解释相似性的非理性效应——厌恶橡皮呕吐物、狗屎模样的巧克力和消毒后的蟑螂呢？答案是，这些东西被做成会引发人们反应的物体的模样，它们也会引发相同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新奇商品商店销售橡皮呕吐物的原因。相似性效应只能说明，由一个权威或某人自身信念导致的宽慰并不能切断一种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比其他对于现代幻象的反应更为不理性，比如被一部电影吸引，被色情图片唤起，在过山车上感到恐怖，等等。
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恶心的东西会传染到它们所接触的所有东西上呢？它是对生命世界里的一个基本事实的直接适应：细菌繁殖。微生物与植物制造的那种化学毒素有本质上的区别。化学品的危险取决于它的剂量。有毒的植物尝起来很苦，因为对于植物和吃植物者而言，吃植物者只吃一口就停下来对二者都有好处。但对于微生物来说，并没有什么安全剂量，因为它们会呈指数级迅速繁殖。单个看不见且味道不佳的细菌能够翻倍增长，迅速饱和，成为任何大小的物质。当然，因为细菌是通过相互接触传播的，因此任何接触了恶心物质的东西，其本身也就变得恶心了，这并不令人奇怪，即使它看上去和尝起来的味道都没变。恶心是直觉微生物学。
为什么昆虫和其他像虫子和蟾蜍这样的小生物——拉美人称之为“animalitos”，很容易被人厌恶呢？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当社会文化中有大型动物可吃时，这些“animalitos”就会令人感到恶心；当没有大型动物可吃时，人们就会吃这些小东西。其解释与卫生状况无关，因为虫子比肉更安全。这一解释源于最佳觅食理论，即对于动物应当分析如何分配时间来最大化所吃食物的营养含量，而且事实也是如此。“animalitos”很小且分布得很分散，要多次捕捉和准备，才能得到一公斤蛋白质。一只大型动物则是活动着的几十公斤肉，立等可取（1978年，有谣传称麦当劳巨无霸汉堡中的肉原料中有蚯蚓，但如果该公司像谣传意图暗示的那样贪婪，这谣言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虫子肉要比牛肉昂贵得多）。在大多数环境中，吃较大型的动物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小型动物根本就不应当吃——若把搜集它们的时间花在猎捕更大型动物上会有更好的回报。因此，小动物便从那些能够猎捕到更大型动物的人类文化的菜单中消失了，在食客的心中，任何不许吃的东西都是被禁止的，是他们的文化让他们觉得那些东西恶心。
食物禁忌是怎么回事？例如，为什么印度教禁食牛肉？为什么犹太人禁吃猪肉和有壳类水生动物，还禁止把肉、奶和在一起吃？几千年来，犹太教士们已经为犹太教的饮食戒律提供了巧妙的理论。这是一些列在《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Judaica）上的内容：
公元前一世纪，阿里斯提亚说：“禁食律条在目的上是合乎道德的，因为戒除食荤可以向人们灌输对杀生的恐惧，从而抑制人类的暴力本性……禁止食用猛禽是为了证实人类不应当猎捕其他动物。”
伊萨克·本·摩西·阿拉马说：“所有有关饮食禁令背后的原因不在于可能会导致任何对身体的伤害，而是由于这些食物弄脏、玷污了灵魂，令智力迟钝，从而导致了混乱的思想和对不正当、野蛮食欲的贪求，而这些将会把人类带向毁灭，也就破坏了创世的目的。”
迈蒙尼德说：“《摩西五书》中禁止我们吃的所有食物对身体都有一些坏的和破坏性的作用……教律禁食猪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猪的生活环境中，它的习惯和食物都是很脏的且令人生厌的……肠的肥肉也被禁食是因为它增加下腹部脂肪，并破坏其功能，还产生了又冷又黏的血……煮在奶中的肉无疑是油腻的食物，会使一个人吃得过撑。”
亚布拉罕·伊本·以斯拉说：“我认为在母亲的乳汁里煮一个孩子是件残酷的事情。”
纳迈德说：“规定鳍和鳞片的原因是，有鳍和鳞片的鱼生活得接近水面，一般可以在淡水区域发现……而没有鳍和鳞片的鱼则生活在较低的多泥层，那里非常潮湿、没有热量。它们靠吃发霉的沼泽为食，因而吃这种鱼会对健康有害。”
我无意对犹太教的古老智慧表示不敬，这些论断可以被任何12岁大的聪明孩子予以驳倒，作为一间寺庙的主日学校的前任讲师，我可以证实这些论断平常是怎么说的。许多成年犹太人仍相信，禁食猪肉是基于公共卫生的举措——为了预防毛线虫病。但如哈里斯所说，如果那是事实的话，律条将仅仅建议禁食未经煮过的猪肉：“汝不应进食猪肉，除非猪肉已被煮熟。”
哈里斯认为，食物禁忌往往有着生态上或经济上的意义。希伯来人是沙漠部落，猪则是森林动物。猪会与人竞争水和有营养的食物，比如坚果、水果和蔬菜。而与之相比，清洁可食的动物则是反刍动物，如绵羊、牛和山羊，它们可以靠沙漠中极其稀少的植物为生。在印度，牛很珍贵，不能屠宰，因为它们被用来提供牛奶、肥料并能拉犁。哈里斯的理论就如犹太教教士们的一样巧妙，而且更加有道理，尽管他承认这个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游荡在炎热的犹地阿沙漠中的古老部落几乎都没有将资源挥霍到饲养虾和牡蛎中去，所以不清楚为什么波兰犹太后裔小镇或布鲁克林的社区邻里就该痴迷于仅吃沙漠反刍动物的进食习惯。
食物禁忌很显然是一种族裔标志，但通过对它本身的观察无法解释任何事情。人们起初为什么会带上这种民族标志呢？况且这种标志可能成本不菲，甚至他们可能禁食一种营养来源。社会科学不加质疑地推测，人们会将自己的口味偏好淹没在群体中，但若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对此我持有一种犬儒主义观点。
在任何群体中，那些年轻的、贫穷的和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成员都可能会叛变，投向其他群体。而那些有权势的人，特别是家长，则乐于将他们收容进来。任何地方的人都能通过一起吃饭而组成联盟，无论是宴会、酒席，还是商业午餐或约会共餐。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吃饭，那我就不能成为你的朋友。食物禁忌往往禁止食用邻里部落的某道美味食物，这在许多犹太人的饮食律条中出现。这说明，食物禁忌是留住潜在的叛逃者的武器。首先，他们将与外来者合作的前奏——一起掰面包，当作是公然的违抗行为。更有甚者，食物禁忌还利用了恶心的心理作用。在学习食物偏好的敏感期是没有食物禁忌的，这就使得孩子们要在长大后自己发现令他们恶心的东西，这阻止了他们与敌人变得亲密。（“他邀请我去他家，但如果他们上……我该怎么办，太恶心了！”）。确实，这个策略可以永远延续下去，因为孩子们长大后成了父母，他们不会喂他们的孩子吃自己觉得恶心的东西。食物禁忌的实用效果往往会被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移民经历的一个熟悉情节就是，主角忍受折磨，品尝禁忌食物。越过边界可以浅尝融入新世界的滋味，却引发了与父母和所属社群的公开冲突。在《波特诺依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中，阿历克斯描述他的母亲在说hamburger（汉堡包）时的发音像Hitler（希特勒）。但因为年长者们没兴趣令其社群将食物禁忌置于阳光下公开讨论，所以他们就用塔木德式的诡辩和晦涩的谈话将之遮掩起来。
恐惧的含义
语言爱好者知道，每一种恐惧都能以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你害怕葡萄酒吗？那么你有恐酒症。你坐火车会吓得发抖？你罹患了火车恐惧症。对丈母娘心怀不安叫岳母恐惧症，害怕花生酱粘在你的腭部叫花生酱恐惧症。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痛苦——恐惧恐惧本身，叫恐恐惧症。
但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一种情绪并不意味着这种情绪不存在，而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这种情绪也并不表明这种情绪就存在。词语观察者、词语狂热者和“长词爱好者”热爱这种挑战。对于他们来说，休闲时光就是找到一个包含了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所有元音的最短动词，或是写一部不含字母e的小说。而另一种词汇带来的快乐就是，寻找假想恐惧的名字，而这就是那些不一定真实存在的恐惧的来源所在。现实中，人们不会一提到某个悦耳的希腊或拉丁词根就吓得发抖，害怕和恐惧的通用词汇清单上所列的其实并不多。
蛇和蜘蛛总是令人害怕的。在对大学生的恐惧之物的研究中，它们是最常见的害怕和厌恶对象，而且在我们漫长的演化历史中也是如此。D.O.赫布（D.O.Hebb）发现，圈养下出生的黑猩猩第一次看到蛇时就会害怕地尖叫。灵长目动物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发现，在他实验室里喂养大的绢毛猴（一种南美猴）第一次看到地上的一条塑料管时，也发出了警觉的叫声。艾尔文·德沃尔（Irren Devore）简洁地描述了原始人的反应：“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中最不堪忍受的就是一条蛇。”在崇敬蛇的文化中，人们仍旧极度小心地对待它，甚至连印第安纳·琼斯也害怕它呢！
另一些常见的恐惧是高度、暴风雨、大型食肉动物、黑暗、血、陌生人、拘禁、深水、社会监督和独自离家。这些正是将我们的祖先置于危险境地的事物或情形。蜘蛛和蛇往往是有毒的，特别是在非洲。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恐惧对于原始人的健康显然都有危险，社会监督则会对其社会地位构成威胁。恐惧是一种情绪，激发了我们的祖先留意可能会面对的危险。
恐惧很可能是多种不同的情绪。害怕有形的东西，害怕社会监督，害怕独自离家，不同的恐惧要分别采用不同种类的药物予以治疗，这说明它们是由不同的大脑回路来计算的。精神病医生伊萨克·马克斯（Isaac Marks）证明，人们对于不同的令人害怕的东西，会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方式，每种反应对于危险来说都是适当的。动物会引发逃逸的冲动，而悬崖则引发僵立不动。社会性威胁引起害羞和绥靖的手势。有些人看到血真的会晕倒，因为他们的血压会降低，这是一个人在尽量减少自己的血液继续流失的反应。恐惧是适应而不只是神经系统缺陷的最好证据是，在没有捕猎者的岛屿上演化的动物丧失了它们的恐惧，它们看到入侵者会全无防卫——所以对其的表述为“犹如死了的渡渡鸟”。[14]
现代城市居民恐惧的其实早已不存在了，但人们还是恐惧它们带来的危险。我们害怕枪支、开车过快、驾车不系安全带、打火机液和浴缸边上的烘干器，而不是害怕蛇和蜘蛛。公共安全人员利用从统计数字到血腥照片等各种方式，试图引起公民们心中的恐惧，但通常并没什么效果。父母们大声呵斥并惩罚他们的孩子，以阻止他们玩火柴，或者阻止他们追着球跑到街道上。但当芝加哥的学生们被问到最怕什么时，他们列出的是狮子、老虎和蛇，而这些在一个城市不太可能成为危险物。
当然，恐惧确实随着人的经历而有所变化。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以为，动物习得新恐惧的方式和巴甫洛夫的狗学会听到铃声分泌唾液的方式一样。在一次著名的实验中，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约翰·B.华生（John B.Watson）在一个11个月大的小男孩正与一只温顺的小白鼠玩耍时出现在其身后，突然将两根钢条撞得铿锵作响。多响了几次之后，小男孩就变得害怕白鼠和其他白色毛绒的东西了，包括兔子、狗、海豹皮大衣和圣诞老人。那只老鼠也学会了将危险与以前的中性刺激联系在一起。老鼠在白色屋子里遭到电击后，即使电击源已经不插电很久，它仍每次都会从白色屋子迅速逃离到黑色屋子。
但事实上，生物并不能通过建立条件反射，对任何先前的东西都产生恐惧。孩子们对老鼠感到神经紧张，老鼠对明亮屋子神经紧张，这在任何条件反射建立之前就已如此，他（它）们会很容易将之与危险建立联系。如果将老鼠转换成一些随意的物品，如观看歌剧的眼镜，孩子们就永远也学不会害怕它。在黑屋子里而不是白屋子里电击老鼠，这个夜间动物习得这种联系的速度也会更慢，而且习得消退得会更快。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15]（Martin Seligman）认为，只有当动物在演化上准备好接受某种联系时，恐惧才容易被建立起条件反射。
即使一个人有病态恐惧，它也很少与那些曾与某种心理创伤成对出现的中性物体有关。人们甚至会在还没见过一条蛇时就害怕它。经历过一次令人感到恐怖或造成痛苦的事件后，人们会对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更加谨慎小心，但他们并不害怕它；人们不会对电源插座、锤子、汽车或防空洞产生病态恐惧。尽管电视上大加渲染，但大多数从创伤性事件中幸存的人并没有每次面对有关线索暗示时就精神崩溃。越战退伍军人痛恨那种刻板印象：似乎只要有人打碎一只玻璃杯，他们就会迅速卧倒。
理解恐惧习得的一个更好方式是，认真思考演化中的需求。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但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总是畏缩在山洞里度过一生，他们需要采集食物、赢得配偶。他们需要根据所处环境中的实际危险（毕竟，不是所有的蜘蛛都有毒）和自己的能力，来应对典型危险带来的恐惧，很多事物尽管危险但还不至令人过于害怕：毕竟祖先已经拥有很多专门知识、防御技术和安身之所。
马克斯和精神病医生伦道夫·内西（Randolph Nesse）认为，病态恐惧是从未习得过的天生恐惧。恐惧是孩子们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在他们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婴儿害怕陌生人和分离，当然他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杀婴和被掠夺对于弱小的原始狩猎采集人是严重的威胁。电影《暗夜哭声》（A Cry in the Dark）展示了一个掠夺者是如何轻易掠走一个无人照看的婴儿的。这很好地回答了每个父母的问题：为什么被独自留在黑暗卧室里的婴儿会像被血腥谋杀般尖叫。在3～5岁间，孩子们变得开始害怕所有典型的病态恐惧物——蜘蛛、黑暗、深水等。然后，他们逐个学会了控制对这些物体的情绪。大多数成人病态恐惧都是从未消退的孩提时的恐惧。这就是城市居民会最害怕蛇的原因。
就像学习哪些是安全的一样，对所处环境中的危险的最好向导就是那些历经危险而幸存的人。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害怕什么他们就害怕什么，而往往在看到其他孩子成功应付时，他们也就不再害怕了。成人也同样易受影响。战争时期，勇气和恐慌都具有传染性，一些针对恐惧症的治疗会让患者看着助手扮演一只巨蟒，或是让一只蜘蛛爬在助手的胳膊上。甚至连猴子也是通过彼此观察来调整自己的恐惧的。实验室中养大的恒河猴初次看到蛇时并不害怕，但如果它们看到电影中的另一只猴子被蛇吓坏时，它们就会感到害怕了。电影中的猴子并没有被灌输恐惧，同样也没有唤醒恐惧，因为如果电影中的猴子见到一朵花或一只兔子而畏缩后退的话，观看者并没有培养出同样的恐惧来。
有选择地征服恐惧是本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极度危险中的人，比如战斗中的飞行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空袭时的伦敦人，能够令人叹服地镇静下来。没人知道为什么在其他人都已丧失自控能力时，有些人还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但使其保持镇定的原因是可预测性、周遭的联盟伙伴以及一种胜任与控制感，这些被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称为“正确的东西”。他那本同名书讲述的就是测试飞行员如何成为水星宇航员，沃尔夫将“正确的东西”界定为“（飞行员）在一个机械件飞驰脱离而去时，挺身而出，甘冒生命危险，凭借人格力量、生理反应和经验，在机械件即将断开的最后一刻将它拉回的能力”。那种控制感来自“挑战极限”：小步尝试，多高、多快、多远的动作才不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挑战极限是一种强大的动机。休闲活动以及被称为“兴奋”的情绪，来自看似是古老的危险但持久且相对安全的活动。这包括绝大多数非竞争性体育运动（潜水、攀岩、探洞等）和被称为“惊悚”体裁的书和电影。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生活中没有什么事能够像被子弹击中却又没有任何不良后果那样令人兴奋了。”
幸福跑步机
追求幸福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独立宣言》如是说，并将其列入不言自明的真理之列。杰里米·边沁（Jercemy Bentham）写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是道德的基础。要说每个人都想快乐，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且几乎是被循环论证过的废话，但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问题：人们奋力争取的到底是什么。
起初，幸福对于生物合理性（更确切地说，是使得我们所演化环境合理的状态）来说似乎是锦上添花。当我们健康、衣食无忧、舒适、安全、运气好、博学、受人尊重、有人相伴和被爱时，我们会更幸福。另一方面，这些奋力争取的目标有助于繁衍。幸福的功能将是开动脑筋寻求达尔文式适应的密钥。当我们感到不幸福时，我们为这些会令我们幸福的东西而努力；当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保持现状。
问题是，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值得人们去努力奋斗呢？冰川期的人们如果因为缺少野营火炉、青霉素和来福猎枪，或是为这些东西而不是为一个更好的洞穴和长矛努力奋斗的话，那他们就是在浪费光阴。即使对于现代的原始觅食人群而言，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会有差异很大的生活标准。若能避免好高骛远，追求幸福应当根据当前环境中通过合理努力所能获得的回报而加以相应的调整。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就是能够被合理获得的呢？一个良好的信息来源就是看他人已经得到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得到，那么或许你也能得到。古往今来，许多致力于研究人类处境的观察者都会发现一项人间悲剧：当人们觉得自己比邻居更好时，他们就会觉得快乐；当觉得自己不如邻居时，就感觉不快乐。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不过，唉！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来看待快乐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幸福，名词。一种缘于注视他人痛苦而产生的愉悦感受。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
光自己成功还不够，其他人必须得失败。
意第绪语谚语
Ven frait zich a hoiker?Ven er zet a gresseren hoiker far zich.
罗锅什么时候高兴？当他看到一个人背了一个更大的罗锅时。
关于幸福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生活中存在充满负能量的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给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你打开工资单，高兴地发现自己得到了5%的提薪——这种高兴的心情延续到你得知你的同事都拿到了10%的提薪时为止。据坊间传言，著名女歌唱家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明确规定，她所演唱的任何一家歌剧院须向她支付比该剧院向下一位收入最高歌手所支付的出场费高一美元。
今天的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人都活得更加安全、健康、营养好、寿命也更长，但我们并没有快乐得像腾云驾雾，估计我们的祖先也没有长期闷闷不乐。现在西方国家中许多穷人的生活条件是过去的贵族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指出这一点并不算极端反动。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还算满意，直到他们拿自己和更富裕的人相比较。而一个社会里出现暴力行为的频繁程度，也并不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当中的贫穷程度。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以及后来第二世界的不满，主要归因于他们通过第一世界的大众传媒所获悉的情况。
关于目标可实现性的另一个重要线索是你现在的幸福程度。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实现的（根据定义），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演化理论预测，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应当超过他所掌握的，但不会超过太多。这就有了关于幸福的第二个悲剧：人们适应环境（无论好坏）的方式，就像他们的眼睛适应阳光或黑暗的方式一样。中立地看，改进就是幸福，丧失就是悲惨。同样，圣人们早有教诲。E.A.罗宾逊（E.A.Robinson）诗歌的朗诵者（以及后来西蒙和加芬克尔歌曲的演唱者）艳羡着“走路时熠熠发光”[16]的工厂主理查·克里。
于是我们继续工作，等待光明，
虽然餐餐无肉，顿顿面包，味同嚼蜡；
而理查·克里，却在一个宁静的夏夜，
回到家中，让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
徒劳的奋斗令许多黑暗的灵魂否定了幸福的可能。对于演艺界名人奥斯卡·莱文特（Oscar Levant）来说，“幸福不是你所经历的，而是你所回忆的”。弗洛伊德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在于“将歇斯底里的悲惨转变为普遍常见的不幸福”。一位同事通过邮件咨询我一位让人头疼的研究生的情况时写道：“有时我希望自己还年轻，然后我就记起来年轻时同样也没什么好的。”
但在这里，脾气不佳且牢骚满腹的人仅仅说对了一半。人们在历经从好运气到坏运气这种跨度极大的变化时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差异。但一般而言，人们所适应的基准线不是悲惨而是满意。确切的基准线因人而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心理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yers）和埃德·蒂耶纳（Ed Diever）发现，工业化国家中约80%的人报告说，他们至少“对生活还算满意”，约有30%的人说他们感觉“非常快乐”。就我们所知，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这个概率对于所有年龄、性别和肤色，都是相同的，而且经过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也没有什么变化。正如迈尔斯和蒂耶纳所观察到的：“与1957年相比，美国人的人均汽车拥有量翻了一倍——还有了微波炉、彩电、录像机、空调、留言机和每年总价值120亿美元的全新名牌运动鞋。所以，美国人比1957年时要快乐了吧？没有。”
在工业化国家中，钱只能买来一点儿快乐：财富与满意度成正比，但这种相关性很小。抽中大奖者在最初的激动平息之后，又会回归之前的情绪状态。正面地看，遭受巨大创伤损失的人也是这样，比如高位截瘫者和大屠杀的幸存者。
这些研究结论并不必然与歌手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所说的相冲突，她说，“我穷过，也富过。富更好”。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财富要比在西方能更好地预示幸福。在24个西欧和美洲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国民就越觉得快乐（尽管对此有许多种解释）。迈尔斯和蒂耶纳指出，财富就像健康：没有它会令你觉得悲惨，但拥有它并不保证幸福。
幸福的悲剧还有第三种表现：负面情绪（恐惧、悲伤、焦虑等）的数量通常是正面情绪的两倍，损失比相同程度的获得能被更敏锐地感觉到。网球明星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曾经这样总结：“我讨厌输更甚于我喜欢赢。”这种不对称性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实验显示，人们愿意下更大的赌注来避免一个确定的损失，更甚于改善一个确定的获得，这体现在人们的情绪在想象一项损失（例如，在课程成绩上或与异性的关系上）时跌落的幅度，要比想象一个等价收获时情绪得到改善的幅度更大。心理学家蒂莫西·凯特勒（Timothy Ketelaar）指出，幸福显示着资源在提升身体健康方面的效果。随着情况变好，健康程度的提升显示出回报递减的效果：更多的食物是好的，但顶多只是好到某一点。但随着情况变糟，健康程度的下降会令你出局：食物不足的话，你就会死。让情况变得无限糟糕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感染、饿死、被吃掉、坠落等），却没有很多方式能够显著改善情况。这使得可能的损失比可能的收获更值得关注；令我们不高兴的事情要比令我们高兴的事情更多。
研究快乐心理学的早期演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将人类描述为处在一个“幸福跑步机”上，福利的改进在长期上并没有令我们更加快乐。确实，对幸福的研究听起来往往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布道。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富有的、有特权的、强壮的或相貌好看的，而是那些有配偶、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和有一份具有挑战性且有意义的工作的。这一研究结果可能被过分强调了，因为他们只代表平均水平，而不能说明单个个体，况且原因和结果很难被分开：结婚可能会使你快乐，但快乐可能会使你结婚并维持婚姻状态。但坎贝尔在总结这项研究时总结了几千年来充满智慧的男男女女的状况：“对幸福的直接追逐会导致不幸的生活。”
延迟满足
当我们说有人被情绪主导而不是被理性主导时，我们的意思常常是说，这个人为了短期的满足而牺牲了长期的利益。这些例子包括发脾气、向诱惑缴械、迅速花光当月薪水以及在牙医门前掉头走人。是什么令我们如此短视呢？
延迟回报的能力被称为自我控制或延迟满足。社会学家往往将它看作是智力和预测未来并做出相应计划的标志。但折现未来（正如经济学家这么称呼），对于任何活得比片刻长的行为者来说都是选择逻辑的一部分。追求迅速回报而不是远期收益往往被称作是一种理性策略。
假定没有通货膨胀，现在的一美元或一年后的一美元，哪个更好？你可能会说，现在的一美元，因为可以用它来投资，一年后得到的就会多于一美元。不幸的是，这个解释是循环论证：利息最初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银行愿意付钱给那些宁愿要现在享用这一美元，而不愿意等到一年之后才能动用这笔钱的人，要他们现在先放弃使用这一美元的权利。但经济学家指出，即使这个解释放错了地方，答案也是正确的：现在确实是更好的。首先，如果在少于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紧迫的需求或机会，当前的一美元是可供使用的。其次，如果你现在放弃了这一美元，你并不能保证一年后还能把它拿回来。再次，你在一年内可能会死，那就永远也享受不到这一美元带来的好处了。因此，折现未来是理性的：现在就消费资源，除非拿它来投资可以带来足够高的回报。你应当要求的利率取决于这笔钱现在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把它拿回来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你估计自己会活多久。
奋力争取繁殖也是一种经济，所有的有机体，甚至包括植物，都必须“决定”是否现在就使用资源还是把资源留作将来使用。这些决策中的其中一些是由身体做出的。我们的年龄越大就越脆弱，因为我们的基因将会折现未来，以削弱年老的身体为代价来构建强壮的年轻身体。这种交易历经数代是划算的，因为一次事故可能会导致身体在年老前就死去，这样的话，任何为长寿而放弃的活力都将付之东流。但大多数关于未来的决策都是心智做出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在当前的好事情和将来的更好的事情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有时理性的决策是“现在”，特别当人们常说生命短暂或是没有明天时。这个逻辑在一个有关执行死刑的笑话中被朴素地表达了出来。罪犯在行刑前被给予仪式性的最后一根香烟，他却回答说：“不，谢谢，我正在试图戒烟。”我们笑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这样推迟享受毫无意义。另一个经典笑话清楚地说明了安全行事为什么并不总是首选。一对中年犹太夫妇穆雷和爱丝特去南非旅游。一天，穆雷无意中拍摄到了一个秘密军事装置，士兵们推搡着将夫妇俩送进监狱。他们被严刑拷打了三个礼拜，要他们说出他们在自由解放运动中联系人的名字。最后他们被拖到一个军事法庭上，被判处间谍罪并将执行死刑。第二天早晨他俩并列站在一面墙前，军士问他们有没有最后的要求。爱丝特想与她在芝加哥的女儿通个电话。军士说那不可能，然后转向穆雷。“这太荒谬了，”穆雷叫道，“我们不是间谍！”然后他将唾沫吐在军士脸上。“穆雷！”爱丝特哭喊道，“别，请别惹麻烦！”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清楚自己不会在几分钟后就死去。但人终有一死，如果我们将某些享受的机会推迟得太久，就会冒着丧失这个享受机会的风险。在我们祖先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下，他们没能力囤积财物或指望像银行或保险公司这样长期稳定的社会机构，所以消费的收益自然更高。但即使不是这样，当下享受的某种渴望也一定已经根植于我们的情绪中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演化出了一种机制来预测在不同选择下（现在吃还是稍后吃，停下露营还是继续前进）自己的寿命、机遇和风险，并对情绪做出相应的调整。
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O.Wilson）和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指出，许多罪犯的行为似乎都是在迅速折现未来。犯罪就是一种赌博，回报是即刻的，而可能的成本则体现在未来。他们将这种折现归因于低智力。心理学家马丁·达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对此则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在美国城市内的贫穷区域，年轻男性的预期寿命很低，他们也知道这点。在一部关于芝加哥贫民区一群玩篮球年轻人的励志纪录片《篮球梦》（Hoop Dreams）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是，其中一个男孩的母亲为他在18岁生日时还活着而高兴。此外，对他们来说，确保投资得以回报的社会地位和长久的对物质的所有权都是空洞的。这些构成了一种环境条件，使得迅速折现未来具有适应性——承担风险、消费而不是投资。
更令人困惑的是“短视折现”：我们一般会优先考虑大的远期回报，而不是小的近期回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回报都日渐临近时，我们会改变自己的优先偏好。一个熟悉的例子是，在正餐前为了减肥（大的远期回报）决定不吃那道甜点（小的近期回报），但当服务生拿来甜点菜单时，却又能屈从于诱惑。短视折现在实验室中很容易产生：给人们（或者鸽子）两个按键，一个给予小的现时回报，另一个给予更大稍后的回报，被试会随着小回报的临近而从选择大回报转向选择小回报。意志的薄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都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了一个关于“理性消费者”的问题，它也可以从心智演化适应的角度来阐述：
我们应该怎样概念化描述这种理性消费者？我们对他心知肚明，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就是这种人：他刚刚还毅然决然把香烟碾灭在垃圾桶，信誓旦旦这次他绝不再冒罹患肺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风险，三小时后却又满大街地寻找有没有开着的商店可以买到香烟；他明知会后悔还是吃了顿高卡路里的午餐，也确实后悔了，还不能理解自己为何会失去控制，并决定作为补偿吃一顿低卡路里的晚餐，结果却明知会后悔还是吃了一顿高卡路里的晚餐，也确实后悔了；他粘坐在电视机前，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早早起来，结果全无准备、冷汗涔涔地参加晨会，而会议内容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的职业生涯；他因为控制不住情绪发脾气破坏了去迪士尼乐园度假旅游的兴致，他发脾气是因为他的孩子做了他知道他们将会做的事情，而他本已决定当孩子们做这种事时不发脾气。
谢林阐明了我们用来应对自我敷衍的一些奇怪方法：将闹钟放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样我们就必须关掉它无法继续入睡；授权我们的雇主将每笔薪水的一部分扣下来以备退休后使用；将诱惑人的零食放在我们不能伸手可及的地方；把闹钟定在提前5分钟响；奥德修斯让他的船员在他耳朵里塞上蜡，并把自己绑在船桅杆上，这样当他听到海妖们充满诱惑的歌声时，不至于调转船舵驶向她们而撞到礁石上。
尽管短视折现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谢林抓住了这一心理的一些重要东西，他将这种自我控制悖论归根于心智的模块性。他描述道：“有时，人们的行为让人看起来似乎他们有两个自我，一个想要干净的肺并活得长些，另一个则喜欢烟草；或者一个想要苗条的身材，而另一个则想吃甜食；或者一个渴望通过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来加强自制，而另一个则宁愿对着电视看一部老电影。这两个自我在不停地竞争着控制权。”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比如对着一份会破坏节食计划的甜点犹豫踌躇，我们能感觉到内心两种差异巨大的动机在激烈斗争：一个是对看到的和闻到的做出反应，另一个则是对医嘱做出反应。当两种回报是同类的时，比如今天的一美元和明天的一美元进行比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许，一个即刻的回报涉及的是大脑处理确定事务的回路，而远期回报涉及的则是对不确定的未来下赌注的回路。显而易见，一个胜过了另一个，仿佛整个人是被设计要相信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现代环境中，对未来的可靠知识，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选择。但是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的祖先却比较有可能能够清楚分辨出什么是现在就确定能立即享用的好处，以及哪些只是猜测中或是谣传里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更大好处。即使在今天，延迟满足有时也会因人类知识的匮乏而遭到惩罚：退休基金不幸破产，政府食言不履行承诺，以及医生宣布他们曾说的所有对你不利的事情现在对你却是好的，抑或反之。
利他
我们最强烈的情绪并非缘于风景、蜘蛛、蟑螂或沙漠，而是缘于其他人。一些情感，如生气，让我们想伤害别人；另一些情感，如爱、同情和感激，却让我们想帮助别人。若要理解这些情感，首先要理解为什么生物体该被设计为相互帮助或者相互伤害。
看过一些大自然纪录片后，你可能会相信，狼吃掉衰老孱弱的鹿会保持整个鹿群的健康，旅鼠自杀是为了整个群体免于饿死，或者雄鹿彼此冲撞争夺繁殖权是为了让最健硕的雄鹿将种群持久延续下去。这种假设——动物的行为是为了生态系统整体或整个物种的利益，似乎遵循了达尔文的理论。如果曾有10种旅鼠，其中9种因滥食而使得整个种群最终因饥饿而灭绝，还剩最后一种旅鼠，它们中的一些个体会牺牲自己以使其他旅鼠存活下来，那么第10种旅鼠便会幸存下来，因此，如今的旅鼠便愿意做出终极牺牲。这种信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每个曾探讨过社会情感的心理学家都曾论述过其对整个群体的好处。
当人们说动物的行为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假设实际上严重背离了达尔文主义，而且几乎肯定是错的。达尔文写道：“自然选择绝不会在一个生物体中产生任何一种对该生物体有害而不是有利的结构，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根据并且为了每个个体的利益。”只有在每个群体都能履行一个协议并保证其所有成员都保持无私的条件下，自然选择才会选择这个具有无私成员的群体。但如果没有相关协议的执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一个变异或者外来的旅鼠作如是想：“去他的吧！我会让所有其他旅鼠都去跳悬崖，然后独自享用它们剩下的食物。”这只自私的旅鼠会收获其他旅鼠无私的回报，而自己无须支付任何成本。凭借这一优势，它的后裔会迅速占据整个群体，尽管整个群体的利益在不断恶化。这就是任何自我牺牲者的最终命运。自然选择是不同复制体相对成功的累积性效应。这意味着，它选择了可以最好地复制自身的复制体，也就是，自私的复制体。
自然选择适应使复制体受益，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最初由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提出，后来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几乎所有的演化生物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尽管对其他一些问题尚有争议。群体之间进行选择在纸面上是可能的，但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怀疑，那种使其得以发生的特殊环境在真实世界中能否被找到。在生命之树的分支之间进行选择是可能的，但那与生物体是否被设计为无私的毫无干系。动物个体绝不会在乎自己的群体、物种或生态系统发生了什么。狼捉住年老衰弱的鹿是因为它们是最容易被捉住的。饥饿的旅鼠出发去寻找更好的觅食区域时会碰巧跌落或淹死，并非自杀。雄鹿彼此冲撞是因为各自都想产仔，但当失败不可避免时会有一只主动撤退，这或许只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应对采取同样策略的对手时一般都会奏效。彼此争斗的雄性对于群体来说是一种浪费——确实，当雄性构成了种群的一半时，它们通常都是浪费，因为仅有少量的种马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而无须吃掉一半的食物。
生物学家常常将这种行为描述成自利的，但导致这种行为的是脑的活动，特别是负责情绪和其他情感的脑回路的活动。动物表现得自私是因为它们的情绪回路就是如此连接与设定的。我饱胀的胃、我的温暖、我的性高潮，对我来说要比对你来说感觉更好，我想要我的快乐，我也会去寻求我的快乐，而不是你的。当然，一个动物不能直接感受到另一个动物的胃，但它可以通过观察后者的行为而间接地感受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事实：动物通常不会将其他动物可观察到的幸福作为它们自己的愉悦。而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它们有时也会那样。
之前我说过，自然选择选中的是自私的复制体，因此如果生物体是复制体，那么所有的生物体都应当是自私的。但生物体并没有得到复制。当你的父母拥有你时，他们并没有复制自身，因为你和你的父母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完全相同。构成你的草图——你的基因组，与构成他们的草图并不相同。他们的基因是在被搅乱之后，随机抽样制成了精子和卵子，然后在受精时彼此组合，从而创造出不同于他们的新的基因组合和新的生物体。实际上唯一被复制的东西是基因和基因片断，它们的复制生成了你，而你又会将它们中的一部分再传递给你的孩子，以此类推。事实上，即使你的母亲克隆了自己，她也不能得以复制，而只是她的基因被复制了。那是因为，她生命中所经历的任何变化——断了的手指，文了的文身，穿刺了的鼻翼等都没有传递给你。你所能继承的唯一变化是长成了你的卵子中的一个基因的变异。基因，而非身体，得以被复制，这就意味着，基因，而非身体，才应当是自私的。
当然，DNA是没有感觉的：“自私”意味着“行为方式使得自己的复制更加有可能”。基因在一个有脑的动物中所做的就是连线设定其大脑，这样，这个动物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能使它的行为方式导致更多的基因复制。这常常意味着，动物会享受那种能令它生存和繁衍的状态。饱腹的肚子令动物满足，因为饱腹的肚子能使动物继续活着、移动和繁殖，这带来了更多的基因复制，而更多的基因复制构建了对饱腹的肚子感到满足的大脑。
通过构建一个觉得“吃”有意思的脑，基因有助于传播自己埋藏在动物性腺的复制体。当然，真正有助于构建大脑的DNA并不是自己传递到卵子或精子里的，只不过是性腺内的基因复制体传递了过去。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动物性腺里的基因并不是构建大脑的基因唯一存在的复制体，它们只是帮助构建大脑的基因进行复制的最便利的复制体。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能够进行复制的复制体本身就是合理的目标，只要它能够被识别出来并能够采取步骤帮助自己复制。努力复制位于其他动物性腺中的自己的复制体的基因所做的，可以和努力复制位于自己性腺中的自己的复制体的基因所做的完全相同。就基因而言，复制体就是复制体，而与它究竟位于哪个动物体中并无关系。对于构建大脑的基因，动物性腺唯一特别的地方只是基因的复制体将确定能在哪些性腺中被找到（这种确定性源于动物体内的细胞是基因的克隆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构建大脑的基因会令动物如此之享受它们自己的幸福的原因。如果基因能够构建一个可以分辨出自己的复制体是否位于其他动物体的性腺中的大脑，那么它会令大脑体享受其他动物的幸福，并使其行为方式增加其他动物的利益福祉。
何时一个动物中的基因复制体同时也位于另一个动物体中呢？当动物们彼此相关时。在绝大多数动物中，一方父母的所有基因会有一个复制体位于其后代体内这有一半的概率，因为子女从每方父母中均得到一半的基因。还有一半的概率，一个基因会位于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体中，因为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从同样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基因。还有1/8的概率一个基因会位于一个一级堂表亲的体内，以此类推。如果一个基因能够建造出一种头脑，让拥有这种头脑的人会对自己的亲戚们伸出援手，那么它就等同于在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帮助了自己。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指出，如果对亲戚的益处乘以基因共享的概率超过了该动物付出的成本，基因就会在总体内得到传播扩散。汉密尔顿发展了一个观点并将之加以理论形式化，这个观点之前也曾被其他一些生物学家用作戏谑之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生物学家J.B.S.哈丁（J.B.S.Haldane）的俏皮话了。当有人问哈丁是否愿意为了他的一个兄弟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时，他回答说：“不。但为了两个兄弟或者8个姑表亲或姨表亲就可以。”
当动物的行为以自己受损为代价而使另一个动物受益时，生物学家便将这称作利他行为。当利他行为得以演化，因为利他者与受益者相关，从而使导致利他行为的基因令自己受益时，生物学家称之为亲属选择。但当我们认真研究动物如此行为的心理后，我们可以给这种现象另起一个名字：爱。
爱的本质是为他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为他人受伤而感到痛苦。这些感受激发了使被爱者受益的行为，如抚育、喂养和保护。我们现在理解了为什么许多动物（包括人）爱他们的孩子、父母、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女）、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叔伯舅舅、侄子外甥、侄女外甥女和姑（姨）表兄弟姐妹：人们帮助亲戚等同于在基因上帮助自己。为爱做出的牺牲是由相关程度来控制的：人们为孩子会比为他们的侄子侄女做出更多的牺牲。这种牺牲还由受益人的预期繁殖生命来调节：父母为子女比子女为父母牺牲得更多，因为子女还有更长的预期生命。他们还由受益人自己对爱的感受来调整。人们爱他们的祖母不是因为预期他们的祖母会生育，而是因为他们的祖母爱他们，爱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就是说，你帮助那些喜欢帮助你和帮助你的亲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坠入爱河的原因。我的孩子的另一位父母和我具有同样对孩子的遗传利害关系，所以对其有好处的对我也有好处。
许多人认为自私的基因这一理论说的是“动物努力传播它们的基因”。这既不符合事实，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也是错的。动物，包括绝大多数人，对遗传学一无所知，也不关心。人们爱自己的孩子不是因为他们想传播自己的基因（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而是因为他们禁不住这样做。这种爱使他们努力为孩子提供温暖、养育和安全。自私不是人的真实动机，而是构建人的基因的隐喻化动机。基因通过设定动物的大脑来“努力”传播扩散自己，所以动物爱它们的亲属，努力为它们提供温暖、养育和安全。
这种混淆是由于将人的基因当作他们真实的自我，把基因的动机当作人最深刻、最真实的无意识动机造成的。这样就很容易得出愤世嫉俗且不正确的道德观，认为所有的爱都是虚伪的。这混淆了人的真实动机和基因的隐喻化动机。基因不是木偶大师。它们设置完大脑和身体，然后就撒手不管了。它们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却不相干的宇宙中，散布于躯体之间，沿用着它们自己的规律与进程。
大多数对利他主义生物学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与利他主义的生物学有关。我们很容易就会明白，为什么自然纪录片出于值得称道的动物保护主义的道德标准，大力宣传动物行为是从其种群的利益出发，其潜台词就是：别痛恨刚刚吃了小鹿班比的狼，它的行为只是出于更高层次的善。另一个潜台词是，保护环境自有大自然的方式，我们人类改善好自己的行为就行了。与此相反的自私的基因理论受到严厉抨击是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这个理论会证明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投资家高登·盖克的哲学——贪婪好、贪婪管用，贪婪是正当合理的。于是，又有一些人相信自私的基因理论，但敦促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特蕾莎修女打心底里是自私的。
我认为，道德科学对道德并不好，对科学也很糟糕。无论生物学学术期刊上刊登了什么，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铺上水泥路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高登·盖克是坏人，特蕾莎修女是好人。但我估计只有人类在知道自己由什么构成时，才会感到战栗。因此，我这里提出一个对自私基因更积极的诠释方式。
身体是同理心最终的障碍。我怎么也不能像你一样感受到你牙疼时的那种痛感。但基因并没有被囚禁在身体内，相同的基因同时生活在许多家庭成员的身体里。分散的基因副本借助情绪控制身体并彼此相互联系。爱、热情和同理心是连接不同身体内基因的无形纤维。这些情感是我们对他人牙疼最接近的感受。当父母希望他们能代替自己的孩子做手术时，使他具有如此最无私的情感的不是他所属的物种、群体或他的身体，而是他自私的基因。
动物们并不只是对它们的亲戚好。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根据乔治·威廉姆斯提出的另一种利他主义如何演化的观点，又发展出了一种理论（这里，利他主义仍被定义为使另一个生物体受益，却令施予者受损的行为）。道金斯用一个假想的例子进行了解释。设想有一种鸟为一种携带疾病的扁虱所苦，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用自己的喙来清除扁虱。它的喙可以触及全身各处，除了头顶。如果每只鸟都为其他鸟清理头顶的扁虱，那么所有鸟都会受益。如果群体中所有的鸟一看到别的鸟把头伸过来，就会去帮助清理扁虱，那么整个鸟群就会繁荣发展。但如果有一只变异的鸟把头伸出去享受别的鸟的帮助，但从来不帮其他的鸟清理，那会怎样呢？这种搭便车者身上会没有扁虱，而且可以节省给别的鸟找扁虱的时间来寻找食物。有了这个优势，它们最终将占整个鸟群的大多数，但这会使得整个群体更易于灭绝。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解释道：“人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可悲的结局——所有的鸟都将头伸出去指望别的鸟帮它找扁虱，却没有一只会帮忙。”
但假使一只不同的、记仇的变异鸟出现了，这只变异鸟为陌生鸟找扁虱、为过去曾给它找过扁虱的鸟清理羽毛，却不给那些曾拒绝给它找扁虱的鸟清理。一旦一些这样的鸟获得了一定的基础后，这些记仇的鸟就会快速繁殖，因为它们会相互清理扁虱，但不给欺骗者清理。一旦它们确立了地位，那么无论是不经鉴别的扁虱清理者还是欺骗者都无法将它们驱逐出去，尽管在某些情形下，欺骗者可能作为少数派潜伏下来。
这是一个假想的例子，说明了非亲属关系间的利他行为——特里弗斯称之为互惠利他主义。人们很容易将假想实验和真实观察混淆起来，布朗讲到：“当我在教学中用这个例子时，有些学生在考试时会在答卷上答成真实的鸟，往往是‘斯金纳的鸽子’，也有时是黑头鸥，还有一次是知更鸟。”实际上，有些动物种群确实会实行互惠利他行为，但并不多见，因为这种行为的演化只会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动物必须能以对自己很小的成本来换得其他动物很大的收益，这种方式的逆转也必须很普遍。这些动物必须将大脑的一部分用来将彼此识别为独特的个体（见第2章），如果自己示好后回报会随之而来的话，一部分大脑还要记住谁帮助了它们以及谁拒绝了它们，并决定如何据此相应地施与和不施与其友善行为。
人类当然是一个大脑很发达的物种，血缘无关的人们彼此帮助的事件在动物学上也颇为罕见（见第3章）。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心智特别适应对互惠利他主义的需求。人类有食物、工具、帮助和信息可以相互交换。有了语言，信息就成为理想的交易物品，因为它对于给予者的成本与接受者的成本相比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给予者的成本仅为几秒钟的呼吸。人类痴迷于独特的个体，还记得第2章中的布里克双胞胎吗——其中一个咬了警察，但两人谁都不会被惩罚，因为两人都得益于合理怀疑原则的推断：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人干的。人类的心智配备了目标设定的小人，会根据利害关系管理施予；对于亲属指向的利他主义，互惠利他主义是行为主义者对一整套思想和情绪的缩写。特里弗斯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说明了对互惠利他主义的需求是如何成为许多人类情绪的来源的。它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道德感的一大组成部分。
最基本的设备是欺骗者监测器，而记住卑劣的欺骗者并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会更加有帮助。卑劣的欺骗者就是那个拒绝相互回报或是回报太少而无法补偿利他者最初施与的成员。在第5章中考斯迈德斯已经证明，人们对欺骗者的推断能力确实非同一般的好。但真正的诡计来自特里弗斯的观察：还有一种更为狡诡的欺骗方式。狡猾的欺骗者会相互回报，但回报的程度仅仅够得上利他者的耗费，却比自己所能提供的回报要少，或者少于如果情况逆转利他者将会做出的施与。这将利他者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他被欺骗了。但如果他坚持要平等的话，狡猾的欺骗者会与之彻底断绝关系。既然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强，利他者就陷入了困境。当然他还有一种选择：如果群体中还有其他不欺骗的交易伙伴，或是虽然狡猾但不至于太吝啬的成员，他就可以转而与这些成员合作。
游戏变得愈加复杂。当利他者没有发现欺骗者或是即使发现欺骗行为仍坚持自己的利他主义时，选择就会优先倾向于欺骗。这会催生出更好的欺骗者监测器，然后又催生出更巧妙的欺骗，接着会导致应对更巧妙欺骗的监测器，再导致侥幸逃脱更巧妙欺骗监测器监测的更加巧妙的欺骗策略，如此类推。每个监测器都会引发一个情绪小人来确立适当的目标——继续互惠利他、断绝关系等等。
下面是特里夫斯如何将道德情感反向工程作为互惠游戏中的策略的。他对每种情绪的原因和结果的假设都得到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文献和对其他文化研究结果的支持，尽管这些无甚必要，因为会有大量实际生活的例子涌入脑海。
“喜欢”是一种启动和维持利他伙伴关系的情绪。大致而言，它就是一种希望帮助别人的意愿，而帮助的对象是指向那些似乎也愿意回报帮助的人。我们喜欢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也对我们喜欢的人好。
“生气”保护了那些因为自己的善意被欺骗而易于受到伤害的人。当发现自己被利用时，人们将这种欺骗行为视为不公平，体验到愤怒的感受，并想要做出正义的回击：把断绝关系作为惩罚，有时甚至去伤害欺骗者。许多心理学家强调，这种生气有着道义上的暗示作用，几乎所有的气愤都是正义的气愤。愤怒的人觉得受了委屈，必须对这种不公做出弥补。
“感谢”是一种能够根据当初行为所付出的成本和收到的回报来调整与对方进行互惠行为动机强弱的情绪。我们会对那些给我们施以大力帮助而这种帮助对他们来说成本高昂的人深怀感激。
“同情”是一种想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的愿望，或许是为赢得感激的一种情感。如果人们在最需要援手时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感激，那么需要帮助的人就为利他行为提供了最佳机会。
“负疚感”会使身处被发现险境的欺骗者饱受折磨。H.L.门肯将良知定义为“一种警示我们他人可能在看着我们的内心的声音”。如果受害者的回应是断绝未来所有的援助，那么欺骗者将会支付昂贵代价。他有利益动机来通过掩盖错误行为并不再欺骗他人从而避免这种关系破裂。人们对私下的罪过心怀负疚，因为这些罪过可能会公之于众；在被发现前就承认一项罪过是真诚的表现，这给了受害者将关系保持下去的理由。羞愧是在罪过被发现后的反应，引发的是公开展示的悔悟，毫无疑问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莉莉·汤姆林说：“我试着去愤世嫉俗，但很难保持下去。”特里夫斯指出，一旦这些情绪已然演化而来，人们就有一种诱因去模仿这些情绪，从而利用他人对真实情感的反应。伪装的慷慨和友谊可以诱使真实的利他回报。在并未发生真正欺骗时而伪装出来的正义的愤怒可能依然会赢来补偿。伪装的负疚可以使对方相信，欺骗者已经改过自新，即使欺骗者其实还会再犯。假装水深火热可以引发真实的同情。看上去似乎会提供帮助的假装同情会诱发真实的感激。假装感激会使利他者错误地以为他的帮助会得到回报。特里夫斯指出，这些伪善行为并不必然是有意识的，确实，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在无意识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
下一轮的演化竞争，当然就是发展出一种能力，来区分真实情感和伪装情感。我们了解了信任和不信任的演化。当我们看出某人是在假装慷慨、同情或感激，并没有表现出真实的情感时，我们将不愿意去合作。例如，一个骗子会调整精心设计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出于可信的负疚，当情况允许他侥幸逃脱时，他还会再次欺骗。对信赖度符号的搜寻使我们成为读心者，会对任何与某种伪装情绪相违背的瞬间感觉或不符之处保持警觉。既然在人们交换看法时，虚伪最容易被揭露，对信赖度符号的搜寻就使我们酷爱传播和接收小道消息。因此，我们的声誉成为我们最有价值的财产，我们有充分的动机去炫耀展示我们的慷慨、同情和正直，从而捍卫（甚至吹嘘）自己的名声，并在声誉受到指摘时表达内心的愤慨。
你明白了吗？伪装情感的能力可以反过来作为抵御真实情感的武器。人们可以将错误的动机归咎于他人，从而维护自己的欺骗行为——比方说一个人不是真的委屈、友善、感激、内疚，但那人的情感其实是真实的。难怪特里夫斯是第一个提出人脑的扩张是由认知军备竞赛所驱动的人，而竞赛的动力就是用来约束互惠利他行为的情感。
和亲缘选择一样，互惠利他主义一直被判定为一幅绘画，甚至说法再宽松一些，是一幅关于人类动机的黯淡图画。同情仅仅是收买感激的廉价方式吗？善意只是一种经营策略吗？当然不是。你尽可以从最坏的角度想象伪装情感，但人之所以能感受到真实情绪的原因不在于，指望这些情绪会对感受者有所帮助；而在于它们实际上是帮助了感受者的祖先。不仅不应该因为父亲的罪过而惩罚孩子，而是父亲一开始就没有犯错。最初感到同情和感激的变异之所以繁荣发展，不是因为人们精心计算，而是因为这种感受使得他们的邻居认为值得与他们进行合作。每一代人对情绪本身的感受应该都是真情实意的；确实，一旦伪装情感监测器演化出来后，它们只有在善意和真诚时才会最有效率。当然，从隐喻上讲，基因赋予人们仁慈情感其实是出于自私，但谁会在乎脱氧核糖核酸的道德价值观呢？
许多人仍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对道德情感的设计是为了使个体长期利益最大化，从而最终有利于他们的基因。如果我们每个人在对群体最好时都感觉享受，难道不是更好吗？公司不会污染环境，工会不会罢工，公民都回收旧瓶子并乘坐公共汽车而不是自驾车，精力旺盛的少年不会开着马达轰鸣的摩托车毁掉人们一个安静的周六午后。
我想再度重申，将心智如何工作与心智应当如何工作混为一谈是不明智的。但或许可以采取一些安抚之举来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或许我们应当为人类情绪不是为群体最优而设计的感到高兴才对。令某个群体受益的最佳方式往往是取代、征服或消灭邻近的群体。一个群落中的蚂蚁彼此密切相关，每一只都是无私的完美典范。这就是为什么蚂蚁是少数几种进行战争并役使奴隶的动物之一。当人类领导者操纵或胁迫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淹没于所在群体的利益中时，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一些最为凶残的暴行。在电影《爱与死》（Love and Death）中，伍迪·艾伦笔下的绥靖主义者角色被敦促去服兵役来保卫沙皇和祖国俄国时，意外地获知如果沦为法国统治，他将不得不蘸着浓酱吃牛角面包和油腻食物。人们渴望自己、家人和朋友能过上舒适生活的愿望可以抑制许多帝王的野心。
末日机器
时间是1962年，你是美国总统。你刚刚获知苏联向纽约投放了一颗原子弹。你知道他们不会再进行攻击了。你面前有接通五角大楼的电话，还有那个众所周知的按钮，按下它你就能向莫斯科投下一颗报复性的原子弹。
你打算按下这个键。这个国家的政策是应对核攻击要采取同样的手段予以报复。政策的设计是为了威慑攻击者，如果你不实施的话，这种威慑就沦为一种欺诈。另一方面，你在考虑，损害已成事实。杀害几百万苏联人也不会令几百万死去的美国人复生。原子弹还会增加大气中的放射性沉降物，伤害自己的国民。而且你还将成为历史上一位最残暴的大屠杀凶手而遗臭万年。现在的报复纯粹是泄愤。
然而，正是这种思维逻辑使得苏联敢于进攻。他们知道一旦投下原子弹，你进行报复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认为你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所以你最好进行报复，告诉他们你不是在虚张声势。
但进一步说，现在证明你当时不是在虚张声势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无法影响过去。事实仍然是如果你按下按钮，你将使数百万条生命毫无理由地消失。
且慢——苏联知道你在他们揭露你虚张声势后再证明自己没有虚张声势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在虚张声势。正是因为你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一事实才引起了这个灾难——所以你不应当用这种方式来思考。
但现在不以这种方式思考已经太晚了……
你诅咒着自己的自由。你的困境在于，你有选择进行报复的自由，而既然报复对你无利，你可以选择不去报复，正像苏联预测的那样。要是你无可选择就好了！要是你的导弹已经被连线固定在一个可靠的核火球监测器上可以自动发射就好了。苏联就不敢攻击了，因为他们知道报复是确定的。
这一系列推理因果循环的逻辑结论是根据小说及电影《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而来的。一个疯狂的美国军官下令发射一颗原子弹攻击苏联，命令无法撤回。总统及其顾问与苏联大使在作战室会晤，同时打电话给苏联领导人，尽力说服他们，即将发生的攻击纯属意外，希望苏联不要报复，结果却得知已经太迟了。苏联已经安装了末日武器：一套地下核弹网络，一旦该国遭到攻击或者任何人试图拆除它，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启动。放射性坠尘将会摧毁地球上所有人类和动物。苏联安装这套装置是因为这比精确制导导弹或轰炸机的成本更低廉，还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可能已经建造了一个同样的系统，所以想赶上末日武器的差距。穆夫利总统（彼得·塞勒斯饰演）与美国最优秀的核战略专家、杰出的奇爱博士（彼得·塞勒斯饰演）一同协商：
“但是，”穆夫利总统说，“它真的既可能被自动引发，同时又不可能被不引发吗？”
……奇爱博士立刻说：“完全正确。总统先生，这不仅是有可能的，也是最关键的。这正是这种机器的核心所在。威慑的艺术就在于使敌人产生害怕而不敢攻击。所以，正是因为这种自动而不可撤回的决策过程排除了人的干涉因素，末日武器才这样令人恐惧，易于理解，并完全确凿可信。”……
穆夫利总统说：“但这真不错，奇爱博士。它是怎么被自动启动的呢？”
奇爱博士说：“先生，这样做非常简单。你只要掩埋核弹，没有数量的限制……掩埋好后，将它们连接到一个巨大的复杂计算机系统。将核弹爆炸的具体而清晰界定的环境条件都设置到内存记忆储存带里……”奇爱转过身来，以便直接看着苏联大使。“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大使先生。如果你们把末日武器当作秘密而不公之于众，那就丧失了它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你们不昭然天下呢？”
大使转过身。他轻声但清晰地说：“我们本计划在周一的会议上宣布。你知道，总理喜欢惊喜。”
这位德国口音、带着皮手套、坐在轮椅里的奇爱博士，在行纳粹军礼时不安地抽搐着，他一直是这个影片中最令人恐惧的角色。这个角色是用来象征在公众心目中颇为重要的一种知识分子：核战略专家。他们专门想那些一般人想不了的事情，并以此谋生。这些人，包括亨利·基辛格（Heny Kissinger，塞勒斯就是以他为原型的）、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以及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人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些无道德准则的书呆子，他们将核战争中百万人的死亡以及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化作公式在黑板上详加演算，并以此为乐。或许关于他们最可怕的是他们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核时代的安全来自将自己的城市暴露于外，而去保护自己的核弹。
但这种令人不安的核策略悖论适用于任何利益部分竞争、部分共享的各方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胜利会落在智力最优秀、最自利、最冷静、选择最多、权力最大以及沟通最清晰的一方。这种常识是错误的。所有这些优势在策略竞争中都可能成为不利条件（这与机遇、技能或力量的竞争相反），在这种竞争中，要根据估计另一方将如何做出回应而对行为进行计算。托马斯·谢林说明了这些悖论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悖论对于情绪，特别是对令浪漫主义者断言情感与理性相对的执着激情而言，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与见解。但首先，我们暂且不论情绪，只探讨策略冲突的逻辑性。
我们以讨价还价为例。当两个人对一辆汽车或一座房子讨价还价时，如果一方做出最后让步，则议价结果就最终确定了。他为什么要让步？因为他确信另一方不会让步。另一方不会让步的原因是因为另一方认为他会让步。另一方认为他会让步是因为另一方认为他认为另一方认为他会让步。以此类推。总有一个价格范围让买方和卖方都能够接受。即使在这个价格范围中，虽然某个特定价格不是一方的最优价格，但它仍比直接取消交易更划算。当一方发现另一方除非达不成交易别无选择后，则后者很可能被迫按照最不愿接受的价格确定交易。但当双方都能猜到这个价格范围时，在该范围内的任何一点价格，都至少有一方愿意不再议价并就此交易，而且另一方也知道应该如此。
谢林指出，赢得有利地位的要诀在于“一个自愿的、不可逆的、对选择自由的牺牲放弃”。你如何劝说某人相信你不会付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来买一辆对你来说价值20000美元的汽车。你可以和一个第三方进行一个公开、可执行的5000美元的打赌，赌你不会支付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只要16000美元能给经销商带来利润，他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劝说是没有用的，妥协将违背你的利益。通过自缚双手，你改善了你的议价处境。这个例子有些夸张，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经销商要求销售人员无权签署少于一定价格的销售单子，即使销售人员想卖也不行。如果银行的评估人员说房屋购买者付的价格太高，他将得不到抵押贷款。房屋购买者利用这种支付能力的欠缺从卖方那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
不仅能力可能在策略冲突中成为一种不利条件，沟通手段也同样可以。当你通过一个付费电话和朋友商讨在哪里见面吃饭时，你可以只宣称你将在63街的明亮餐馆与对方见面，然后就挂断电话。如果你朋友想要和你见面的话，他就不得不依从。
似是而非的策略也参与构成了许诺的逻辑。只有在诺言的受益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诺言会兑现时，诺言才能确保有利的作用。因而当受益者知道许诺者受他的诺言限制约束时，许诺者就会处在更有利的位置。法律授予了公司起诉和被诉的权利。被诉的权利？这是哪种“权利”？这种权利赋予了一种许诺的能力：去达成契约、筹借资金以及进行商业合作，而对方有可能会在交易中受到损害。与之类似，法律授权银行可以对一笔抵押贷款取消赎取权，这使得银行值得去发放这笔抵押贷款，与此同时，借款者也会受益。谢林指出，在一些社会中，阉人能得到最好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做不了的事。绑架者为了不让人质在法庭上指认出自己而要杀他，这个人质应该怎样劝说绑架者不要杀自己呢？一个选择是故意弄瞎眼睛。另一个好一些的选择是坦白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绑架者可以用此作为要挟。如果他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可以让绑架者拍摄自己做一些无法言状的下作行为，从而创造出这种秘密。
威胁和防威胁是奇爱博士真正受人尊重的领域。有一些令人乏味的威胁，威胁者实施这种威胁对自己有利——例如，当房主威胁盗贼他将打电话报警时。有意思的是，当实施威胁对威胁者的成本很高时，威胁的价值仅仅就是一种威慑。再次重申，自由是有成本的；只有当威胁者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而且被威胁者也知道这点时，威胁才是可信的。否则的话，被威胁者可以反过来用拒绝遵从来威胁威胁者。末日武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尽管它的保密性损害了它的目的。威胁如果有人试图反抗就炸掉飞机的劫机者，如果他全身绑着稍加挤撞就会引爆的炸药，那他实现劫持目的的机会将会更大。在十几岁少年比谁胆儿大的游戏中（两辆汽车相对着以高速冲向对方，谁先偏离方向谁就丢脸认输），一个获胜的好方法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拆除你那辆车的方向盘，然后把它扔一边去。
有了威胁，就像有诺言一样，沟通也可以成为一种不利条件。绑架者在提出赎金要求后，就保持不与外界联系，这样别人就无法劝说他放弃人质以换取少一些的赎金或者安全的逃脱。理性也是一种不利条件。谢林指出，“如果一个人敲着门，说除非你给他10美元否则他要自己刺伤自己，他更可能得到这10美元——假如他的眼珠子瞪得充血的话”。对于恐怖主义者、绑架者、劫机者、小国家的独裁者来说，当他们表现出心理上失衡时，对他们更有利。缺乏自利也是一种优势。自杀炸弹袭击者几乎是无法阻拦的。
要想保护自己不受威胁，就得使威胁者无法对你提出一个你不能拒绝的提议。再次重申，此时的自由、信息和理性都是不利条件。“不知保险柜密码的司机”[17]——运货卡车车尾的贴纸上这样写着。担心自己女儿被绑架的男人可以放弃他的财富、离开城市不与外界联系、游说通过一项法律将支付赎金定为犯罪，或者弄断自己签支票的手。入侵的军队可以烧掉身后的桥梁，使得后退不再可能。大学校长告诉抗议者他对于所在城市的警界没有影响力，也真心不想施加任何影响。如果歹徒在附近时，被敲诈者确保自己不在家的话，讹诈钱财的歹徒就无法敲诈保护费。
由于昂贵的威胁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自己丧失能力的循环往复。抗议者为了阻止一个核电站的建立，躺在通往该处铁路的铁轨上。理性的火车司机别无选择，只能停车。铁路公司做出反击，告诉火车司机将用节流杆确定位置使火车可以慢速行驶，然后跳下火车在旁边走。抗议者一定会争先恐后地爬起来。下一次抗议者将自己铐在铁轨上，火车司机就不敢离开火车了，但抗议者必须确定司机看到他们的时间足以使火车停下来，但公司将下一班火车的运行交班给了一个近视眼司机……
这里的许多例子都源自谢林的表述，这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来自像手铐或对警界的机构性约束这样的实际限制。但强烈的热情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比方说，议价者公开宣布他不会以高于16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车，每个人都知道他不会忍受自食其言的羞耻。无法避免的羞耻感与可执行的赌博同样有效，所以他将会按照自己的价格拿到那辆车。如果特蕾莎修女向你卖她的汽车的话，你不会坚持索要保修单，因为她本质上应该是不可能骗你的。一个会随时爆发的急性子享受的策略优势，与可能随时会真的爆炸的劫机者享受的优势是一样的。在电影《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中，山姆·斯佩德（亨弗莱·鲍嘉饰）挑衅凯斯帕·加特曼（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饰）的亲信杀了他，明知他们需要他来找回那只鹰。加特曼回答说：“那是一种态度，先生，它要求对双方进行最细致的判断，因为你知道，先生，在行动的热血上涌时，人们很可能会忘记哪里才是符合他们最好的利益所在，而任他们的情绪带着走。”在电影《教父》中，维托·克里昂告诉另一个黑社会家族的首领说：“我是个很迷信的人。如果一些不幸的事故降临在我儿子身上，比如我儿子被闪电击中的话，我会责怪这儿的一些人的。”
奇爱博士遇见了教父。激情是一种末日武器吗？脑子里充斥着骄傲、爱或者暴怒的人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他们可以是无理性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有悖自身利益的行动。他们可能对恳求和呼吁充耳不闻。暴怒中的人让人想起了已经被启动的末日武器。尽管这有些疯狂，但他们确实有存在的意义。这种意愿和理性的丧失，在构成我们社会关系的无数次讨价还价、诺言和威胁中，确实是非常有效的战术策略。
这一理论将浪漫主义模型踩在脚下。激情不是以往动物性遗留的痕迹、不是创造性的源泉，也不是理智的敌人。理智被设计为放松对激情的控制，使其能够成为理智提议、许诺和威胁的保证，以免它们被怀疑是虚报低价、两面三刀和虚张声势。激情与理性之间的防火墙界限不是大脑建构中必然出现的一部分，它已被精巧地设计其中，因为只有在激情得以控制时，它们才能成为可信的保证条件。
末日武器理论分别由谢林、特里夫斯、达利和威尔逊以及经济学家杰克·赫舒拉罗（Jack Hirshleifer）和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独立提出。正当的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弥补或报复，是可信的威慑物，如果它是无法控制的，而且不考虑威慑者成本的话。尽管长期来说这种冲动是有用的，但可能会使人们为远超过自己份额的利益而努力斗争。1982年，阿根廷吞并了英属福克兰群岛，这些岛屿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或战略价值。如果是早几十年，对英国来说保卫它们还有些意义，就当作为对那些觊觎帝国其他所属地方的对手的直接威慑，但1982年那时已经没有什么帝国要去捍卫了。弗兰克指出，英国重新夺回那些岛屿的领土主权所付出的成本，足可以给每一位福兰克群岛的居民送一座苏格兰城堡和终身的养老金了。但大多数英国人都感到很自豪，他们可以昂首站立在阿根廷人面前。同样是对于公平的感觉，使我们耗费不菲的诉讼费来讨回金额不大的权利，或是坚持索要质量低劣产品的货款偿还，而全然不顾繁文缛节使我们搭上的误工费早已超过了产品的价值。
复仇的欲望是一种尤其令人恐怖的情绪。全世界被杀害者的亲人们朝思暮想的，都是能以命偿命那一苦乐参半的时刻，从而最终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激荡的情绪令我们感觉如此原始和恐怖，因为我们已经与政府约定为我们伸张正义。但在许多社会中，一种无法撤回的复仇渴望是一个人抵抗致命袭击的唯一保护方法。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所要付出的成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可能会有所差异。既然这种解决方法只有在公之于众时才能最有效地产生威慑，它就伴随着一种传统上被当作是荣耀的情绪：公开报复的欲望，哪怕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和侮辱。荣誉感和复仇的一触即发根据环境可以被调整到威胁的程度。荣誉感和复仇在一些法律执行范围之外的社群中被提升到了神圣美德的高度，比如偏远的园艺业者和牧民、西部荒原的开拓者、街头黑帮、有组织的黑社会家族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复仇的情绪仍不能轻易熄灭。大多数法学理论，甚至是来自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们的理论，都承认惩戒是处罚犯罪的合理目标之一，其优先性超过了威慑潜在罪犯以及剥夺罪犯行为能力、威慑和改造罪犯的目标。被激怒而实施犯罪的受害者长久以来被美国的法律系统所忽略，他们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在认罪辩诉和量刑决策方面享有发言权。
正如奇爱博士所解释的，如果你秘而不宣的话，末日武器的关键所在就失去意义了。这条原则可以解释长久以来关于情绪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情绪表露在脸上。
达尔文自己从不认为面部表情是自然的选择适应。事实上，他的理论是十足的拉马克主义。动物的脸部活动自有其实用价值：露出牙齿是为了咬，睁大眼睛是为了看得更广，收回耳朵是为了在战斗中保护它们。这些方式变成了动物的行为习惯，只要预测到有事情要发生，它们就会表现出来。这种习惯也遗传给了它们的子孙后代。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达尔文在其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中竟然不是达尔文主义，但请记住，达尔文仍要在两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他需要对自然适应做出解释，来说服他的生物学家同人们；同时还要解释人的许多毫无意义的特征和动物的遗留痕迹，来和创世论者们辩论（他们主张功能性设计是上帝杰作的标志）。达尔文曾质疑，如果上帝真的信手设计了人，为什么他要在我们身上设置一些毫无用处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和动物身上的有用特征类似呢？
许多心理学家仍不能理解一个人将自己的情感状态表露出来会有什么好处。难道公开表露恐惧的气味不正激发了他们的敌人吗？一位心理学家试图重新复兴一个古老观点——认为面部肌肉像止血带一样，将更多的血液流到需要应付当前挑战的那部分大脑。且不论这种理论在液压原理上的不可能性，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周围有其他人时，表情会更加丰富。
但如果激荡的情绪是威胁和诺言的保证条件，情绪外显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但这引发出了一个问题，还记得真实的情绪会使伪装的情绪也应运而生吧。当你能模拟狂怒来威慑敌人，又无须因复仇失败而遭到报复时，干嘛还要劳神真正地陷入狂怒呢？让其他人去做末日武器吧，你可以直接收获他们创造恐怖效果带来的好处。当然，当伪装的面部表情开始驱逐真实表情时，人们会揭露对方的虚张声势，这时的面部表情，无论真假，都变得毫无价值了。
面部表情只有在很难模仿时才是有用的。事实上，它们确实很难被模仿。人们并不相信笑嘻嘻的空中小姐们是真的看到乘客而高兴，那是因为礼节性微笑与真正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相比，是由不同的面部肌肉组合构成的。礼节性微笑是由可以主动控制的大脑皮层中的回路发出的，而发自内心喜悦的微笑则是由自动的边缘系统和其他脑部系统中的回路执行的。
生气、害怕和悲伤调动的也是不能主动控制的肌肉，真实的表情是很难伪装的，尽管我们能够大致表演出来。演员需要模拟面部表情，并以此为生，但许多人的表演看起来都不自然。一些伟大的演员，如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是曾经顽强学习控制每一块肌肉的高度协调的运动家。另一些人，则学习康斯坦丁·斯坦尼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倡导的方法，演员通过回忆或想象一次强烈的经历来感受一种情绪，从面部表情中反射性地呈现出来。
这个解释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演化出控制自己表情的能力呢？不能简单说如果表情的伪装循环下去，它就会伤害所有人。虽然事实确实如此，但在满是诚实情绪者的世界中，伪装者会迅速增加，所以伪装者应当总会将情绪真实者驱逐淘汰。动物学家也担心同样的问题：在一个潜在伪装者的世界中，真实的动物信号，比如哭泣、姿势以及健康的标志是如何演化的呢？一个答案是，如果伪装的成本很高，真实的信号就有了演化的空间。例如，只有健康的孔雀能够拥有光彩夺目的尾巴，所以健康的孔雀承担着累赘的尾巴这个负担，以显示这种招摇的消费只有它们偿付得起。当最健康的孔雀自我炫耀时，健康程度稍差一些的也就别无选择只能跟随，因为如果它们隐藏自己健康的话，雌孔雀便会往坏处想，认为它们离死不远了。
如果将情绪表达纳入主动控制的范畴，其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吗？这里只是一种猜测。在设计人类的其他部分时，自然选择有很好的工程设计理由，将主动的认知系统与控制日常生活和基础维护的功能区分开来，如对心跳、呼吸、血液循环、汗腺分泌、眼泪以及唾液的控制。你的意识和思想与你的心跳应该多快毫不相关，所以让你控制它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么做反而极度危险，因为当你分神时，你有可能忘了给自己的心脏供血，或者尝试自己草率的想法来选择自认为最佳的脉搏频率。
可以说，自然选择对每种情绪都用一种生理控制回路加以限制，回路的活动是观察者看得到的，如脸涨红、脸羞红、变苍白、冒汗、发抖、声音颤抖、声音沙哑、哭泣以及达尔文曾讨论过的面部反射。观察者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情绪是真实的，因为人们无法伪装这些反应，除非他能主动控制他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就像苏联想要向所有人展示其末日武器的设置，来证明它的自动性和不可撤回性以及他们的描述绝非虚言一样，人们也应当有利益上的动机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情绪控制了他们的身体，而他们愤怒的言语也不是虚张声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情绪与身体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令威廉·詹姆斯和他之后的心理学家们困扰了一个世纪之久。
这种束缚对于自然选择来说很容易，因为人类的主要情绪似乎都源于演化前兆（生气源于战斗，害怕源于逃跑等），每种情绪都用了一套自动的生理反应（这或许是浪漫主义和三脑一体理论中为数不多的一点儿真理吧：现代人的情绪或许是利用了古老反射机制的自动性，尽管这些反射并不是天生遗传来的）。一旦这些束缚出现在诚实的情绪表达者身上，其他人也就没什么选择了，只能依样照办，就像不健康的孔雀也被迫开屏一样。而一个人长期面无表情则只会暗示更糟的事情：这个人用言语和行动所表示的情绪都是伪装的。
这一理论未经证实，但没人能否认这种现象。人们对伪装的情绪非常有警觉性，而对于非自主的生理表现则给予最多的信赖。这反而阐明了信息时代中一种讽刺现象的根本原因：长途电话、电子邮件、传真以及电话会议本应淘汰掉面对面的业务会谈，但面谈会议依旧是企业一项主要的开销费用，并独立支撑着像宾馆、航空和汽车租赁等行业。为什么我们非要坚持亲自见面才能办事呢？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一个人，直到我们亲眼看到在哪种情形下他会冒汗为止。
爱
为什么浪漫的爱情令我们心醉神迷，寝食难安又满心疑惑呢？它会是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就像将自己自缚于铁轨上吗？很有可能。愿意与某人共度一生并共同养育子女，将是你做出的最重大的承诺，而当承诺者无法食言时，这个承诺将最为可信。下面是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如何利用反向工程推理疯狂的爱的。
不感情用事的社会科学家和单身的退伍军人都同意男女间的约会堪称一个市场。不同的人在作为未来婚姻对象的价值上也有所差异。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合适的丈夫或妻子应当是貌美、聪明、善良、稳重、幽默和富有的。人们在能够接受自己的人中选择自己最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婚姻中的新郎新娘彼此之间的爱慕程度都大致相等的原因。然而，伴侣选择只是浪漫心理学的一部分，它解释了伴侣选择的统计数字，而不是最终的选择。
在这个有着70亿人口的世界的某个角落，总会住着一个最漂亮、最有钱、最聪明、最风趣，也最善良的人和你刚好般配，但你的意中人却像是干草垛中的一根针一样，如果你执意守候对方出现的话，你很可能临死还孑然一身。独身生活是有成本的，比如孤独、无子嗣，独自借酒浇愁，晚餐（有时早餐）都无人共享。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你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共建爱巢是有好处的。
但这种计算将会使你的爱侣极为不稳定。概率法则认为，总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更心仪的人，如果你总是在寻找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的话，到那一天你会甩掉你现在的伴侣。但是你的伴侣已经付出了金钱和时间，与你共同养育儿女，并放弃了其他亲密关系的机会。如果你的伴侣是世界上你最想要的人，他（她）自然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你永远也不会背弃他（她）。但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伴侣进入这种亲密关系就会显得很傻。
弗兰克拿婚姻市场与租赁市场做了比较。房东希望租房给最好的租户，但最终确定的只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租户；租房者想要最好的公寓，但最终确定的只是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公寓。双方在公寓上都做了投资（房东可能刷了租户最喜欢的颜色的漆；租户可能布置了永久的装饰），所以如果任何一方突然终止合约的话，对方都会受损。如果租户可以离开去一个更好的公寓，房东就得承担公寓空租和寻找新租户的成本，并会收取更高的租金来涵盖这一风险，并且不愿刷漆。如果房东能够赶走现有的租户而把房子租给一个更好的房客，原租户就得再找一个新家，那么他就会只愿支付较低的租金，而且不愿意费事保持公寓整洁无损，尤其是当他不得不承担可能被赶走的风险的话。如果最好的租户租到了最好的公寓，这种担心倒无须考虑，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终止合约。但既然双方都做了妥协，他们通过签订租约来保护自己，使对方违约的成本高昂。鉴于同意限制自己收回所租房屋的自由，房东可以收取较高的租金。鉴于同意限制自己离开的自由，租户可以要求较低的租金。缺少选择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
婚姻法的作用就有些像租约，但我们的祖先需要在有这种法律之前就找到某种方式使自己忠于婚姻。你怎么能确定未来的伴侣不会做出理性的选择而转身离去呢——比方说当一位完美无缺的人刚刚做了你家的新邻居。一种答案是，不要接受一位最初喜欢你是因为某些理性原因的伴侣，而是要找一位伴侣，其承诺和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就是你。用什么承诺？用情绪承诺。一种这个人无法决定具有的情绪，因而也不能决定不具有。一种不是由你的客观的作为伴侣的价值所引发的情绪，因而也不会由于某人具有更高的作为伴侣的价值而疏远你。一种确定不是伪装的情绪，因为它有生理上的成本，如心跳过速、夜不能寐和茶饭不思。一种像浪漫之爱一样的情绪。“对爱敏感的人没有能力爱。”道格拉斯·叶慈（Douglas Yates）写道。即使是被最完美的求婚者追求，人们也不允许自己坠入爱河，这往往使月老、求婚者甚至他们自己感到疑惑不解。相反，匆匆一瞥、一个笑容、一个举止，就能偷走一个人的芳心。还记得第2章中，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的配偶对双胞胎的另一人并没有产生吸引；我们是与这个人坠入爱河，而不是与这个人的特质。积极的一面是，当丘比特罢工时，热恋着的人在对象眼中会愈发值得信赖。不停地念叨着你爱的这个人的长相、赚钱能力和智商符合你的最低标准，这十有八九会毁掉浪漫的爱情，尽管这些声明在统计意义上是正确的。俘获一个人内心的方法是宣称相反的内容——你恋爱了因为你情难自已。且不论蒂帕·戈尔的父母音乐资源中心，满脸不屑、身着刺青、将吉他摔碎的摇滚歌星一般不会歌唱毒品、性或撒旦。他歌唱爱。他追求女人是通过唤起别人注意他欲望的非理性、不可控性以及生理上的成本。我是如此想你，想得几近疯狂、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我的心脏跳动得如一面大低音鼓，你是我的唯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爱你，你让我疯狂，我不能停止爱你，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令我神魂颠倒，我喜欢你的款款信步，我喜欢你的嫣嫣笑语等。
当然，人们可以料想女人不会被这些甜言蜜语的声明弄得神魂颠倒（或者男人也不会被来自女人的这种宣言所俘获）。它们开启了求爱过程中对另一要素的一盏警示灯——聪明购物。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说过，他将不属于任何会把他列作成员的俱乐部。通常人们并不想要那些想他们想得太迫切出现的求爱者，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太绝望以至不顾一切（所以他们应该等待更好人选的出现），还因为这说明这位求爱者的热忱太容易被启动了（因而也容易被其他人所启动）。求爱过程的冲突——昭示你的渴望的同时表现出难以得到，源自浪漫之爱的两部分：为配偶市场的候选人确定最低标准，并由着性子将身体和心灵付诸其中一人。
悲伤
心理活动往往感觉像一个内在议会。思想和感觉激烈地争夺着控制权，仿佛双方都是充满谋略的代理人，目标是接管你整个人。我们的心智代理人相互之间也采用似是而非的战术策略吗——自缚双手、末日武器、与第三方不可违背的契约？这个类比不太完美，因为自然选择设计的是人参与竞争，而不是让器官，包括心智代理人去参与竞争；整个人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但一个人可能会有多个目标，比如食物、性、安全，而这需要在心智代理人之间根据不同的优先顺序和各自的专长进行劳动分工。代理人受到一种联盟关系的制约，使整个人在一生的时间内长期受益，但从短期而言，代理人可能以欺诈的策略相互角力。
自我控制是心智各部分之间确定无疑的策略争斗。谢林观察到，人们用来自我控制的策略和人们用来控制他人的策略是可以互换的。你怎样防止你的孩子在睡梦中抓挠他的荨麻疹？给他戴上手套。你怎样防止自己在睡梦中抓挠你的荨麻疹？给自己戴上手套。如果奥德修斯没有塞住他同船伙伴的耳朵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塞上的。那个想要苗条身体的自我在能够控制的恰当时刻扔掉了巧克力蛋糕，从而胜过了那个想要甜食的自我。
所以，我们也会对自己使用似是而非的策略。取得控制权的代理人曾一度做出让整个身体放弃选择自由的主动且不可撤回的牺牲，从而在长期得以随心所欲。这就是关于自私的基因和末日武器令人沮丧的讨论中的亮点。社会生活并不总是等同于全球核战争，因为我们具有未来远见的那部分自我在控制身体时，能够为其他时刻的身体考虑主动牺牲选择的自由。我们签署合同、提交法律裁定，将我们的声誉与对朋友和伴侣的公开忠诚宣言相联系。这些不是为了击退其他人的策略，而是为了击退我们自己那部分黑暗自我的策略。
关于人的头脑中的争斗还有一个推测。没有人知道悲伤是为了什么，如果他有目的的话。很显然，失去爱人让人悲伤，但为什么会令人如此悲痛欲绝？为什么这种令人脆弱的痛苦使人不吃、不睡、免疫力降低，甚至无法继续生活？简·古多尔（Jane Goodall）描述了一个年幼的黑猩猩弗林特在深爱它的母亲死后变得情绪低落，最后自己也死了，仿佛是死于心碎。
有人认为，悲伤是一种为重新评估而强制实行的中间插曲。生活永远不会相同，所以人们必须花时间来计划如何应对这个被颠覆的世界。或许悲伤给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去思考他们的一次过失可能会带来死亡，所以他们应当如何在今后更加小心应对。这种说法或许有正确的地方。亲人的亡故使人们认识到，每当他们发现要修改一个既定的习惯，比如多摆放一副餐具或是购买两个人的日常食物时，他们都会再次感到锥心的痛苦。责备自己是一种常见的症状，然而悲伤的痛楚使得从长计议更为困难，而不是更容易。而且，悲伤作为一项有用的策略太过极端且持续时间也太长。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要让放任的心智学会逐渐对自然的东西感到奇怪，这样它才会去询问‘为什么’人类的本能行为会如此这般。”尽管这对科学家来说非常在理，但“为什么我们会悲伤”这个问题从常理来看却颇为古怪。如果你对某人的死不感到悲伤，你怎么可能在他活着的时候爱他的呢？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心理上似乎是不可能的；悲伤是爱的另一面。答案可能是：或许悲伤是一种内在的末日武器，一旦关闭便无意义，而只有在作为一种威慑力时才有用。哪些父母没有曾因想到失去孩子的恐惧而夜不能寐？或是一想到孩子故去或丢失的可怕情形，自己就担心得要命？这些想法都是有力的提醒，让我们保护和珍视所爱的人，纵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需求需要人们去花时间和思考。像所有的威慑力一样，悲伤只有在确定和可怕的情况下才会有效。
讲真话的撒谎者
剧作家杰尔姆·K.杰尔姆（Jerome K.Jerome）曾说过：“讲真话总是最好的策略，当然，除非你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撒谎者。”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撒谎者很难，即使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且谎言只有你才能验证。意愿来自情绪，情绪则根据演化体现在脸部和身体上。除非你精通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方法，否则你很难伪装情绪；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情绪难以伪装，所以才能演化而来。更糟糕的是，撒谎是很有压力的，而焦虑也有它自己的蛛丝马迹。它们是测谎仪的理论依据，人们也演化成了谎言检测者。于是就有了这个恼人的事实：一些论断能在逻辑上推导出另一些。既然你所说的总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你就总是处于暴露自己谎言的危险之中。正如印第绪谚语所说的，撒谎者一定有很好的记忆力。
特里夫斯将他的情绪理论推演出了逻辑性的结论，他指出，在满是活人谎言监测器的世界中，最佳策略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谎言。如果连你都不认为它们是你的意图的话，你不可能泄露你的隐藏意图。根据其自我欺骗理论，有意识的心智有时对自己隐瞒事实比对别人隐瞒得更好。但真相依旧是有用的，所以它应当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做个记录，与同别人相互作用的那部分隔离开来。这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本我的防御机制理论（如压抑、映射、否认和理性化）有明显的相似，尽管两种解释完全不同。乔治·奥威尔（Gecoge Orwell）在《1984》中这样说：“统治的秘密是将对自己绝无过失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
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18]（Michael Gazzaniga）证实了大脑欣欣然地编织着对其动机的错误解释。裂脑患者的大脑半球被手术切断连接，以治疗癫痫。语言回路在左脑，而左半边视野被记录在割裂的右脑，所以裂脑人能够讲话的那部分意识不到他的左半边世界。然而患者的右脑仍然是活跃的，能够执行左边视野中呈现的简单命令，如“行走”或“笑”。当患者（事实上是患者的左脑）被问及他为什么走出来时（我们知道这是对呈现到右脑指令的回应），他会有创意地回答：“去拿杯可乐。”当被问及他为什么笑时，他说：“你们这些人每个月都来测试我。这种谋生方式真不错啊！”
我们的虚构正将我们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这并非巧合。社会心理学中差不多有几百个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滑稽演员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这样描述杜撰的沃伯根湖社区：“那里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英俊，所有孩子的素质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确实，大多数人都宣称，他们在任何你提到的正面特质方面都超过平均水平，无论是领导能力、精明程度、运动技能、管理能力，甚至驾驶水平。他们通过寻找那些特质中可能确实表现不错的某个方面来使自夸显得合理。开车慢的人说他们在安全性方面超过平均水平，开车快的人说他们在反应能力方面超过平均水平。
更一般地说，我们会在自己如何仁慈和高效方面欺骗自己，这种结合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益效”。当被试在进行由实验人员暗地操纵的游戏时，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技能，将失败归咎于运气不佳。当他们在一个假装的实验中被骗而以为自己在向另一个被试实施电击时，他们会贬损受害者，并暗示受害者理应得到惩罚。所有人都听说过“减少认知失调”，意为人们会发明一个新想法来缓解内心中的某种冲突。例如，如果一个人已同意向其他人推荐某项任务可以得到微薄的报偿，他会回忆他很享受一项令人乏味的任务（如果这人被诱使去推荐这项任务以换取不菲的报酬，他则准确地回忆出了这项任务很乏味）。正如最初由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所发现的，认知失调是一种无法解决的感受，它源于人们自身信念的不一致。但这是不对的：“任务很乏味”的提法与“我受到压力而撒谎说这项任务很有意思”的提法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iot Aronson）将其明确地表示了出来：人们篡改自己的信念只是为了减少与“我是好人，也能够自我控制”的论断的冲突。当你能够找到一些鲜明的证据，证明你并不是和你想让别人感受到的那般仁慈而有效力的时候，认知失调这种感受就会被激发出来。随之而来的那种想要降低失调状况的渴望，就是一种迫使你去重新找到一种自圆其说的故事的力量。
有时，我们对自我欺骗也会感到模糊。什么时候一种负面的评论会让我们如芒在背，有切肤之痛，撞击着我们的神经？当我们的一部分知道那是事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每个部分都知道它是真的，这个评论就不会让我们难受了，它就是陈年旧闻了。如果没有一个部分认为它是真的，这个评论就滚到一边去了，我们会因为这是错的而不加理会。特里夫斯对一种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至少我很熟悉）的经历进行了重新审视。他的一篇文章遭到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批评，这在当时令他觉得充满恶意且被冒犯了，满篇都是讽刺和诽谤。几年后当他重读了那篇文章，他却惊奇地发现那篇批评文章的用词柔和了些，质疑也比较合理了，态度并没有他记忆中的那样偏颇。其他许多人也有这样的发现，它们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如果有一个动词的意思是“错误的相信”，它将没有任何显著的第一人称、现在陈述语气形式。
马克·吐温（Mark Twain）
有一种方式可以检查一个人是否诚实：直接问他。如果他说是，你就知道他不诚实。
弗朗索瓦·拉·罗什福科尔德（Francois La Rochefoucauld）
我们的敌人看待我们的观点比我们本身看待自己的观点更接近事实。
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
哦，多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赐予我们能力：让我们看待自己就像别人看待我们一样！
没有人能在审视情绪时，不把它们看作是很多人类悲剧的源泉。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把一切归咎于动物，显而易见，是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本能来适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怪罪自私的基因。它们赋予了我们自私的动机，但同样也赋予了我们爱的能力和正义感。我们应该感激和畏惧的是情绪自身的精巧设计。它们的许多具体设计都不是为了获得快乐和理解：想想幸福跑步机、女妖之歌、伪装情绪、末日武器、浪漫之善变，还有悲伤的无意义惩戒。但自我欺骗可能是所有情绪中最粗劣的动机，它让我们在做错时感觉自己是对的，在应当投降时却让我们无畏地战斗。特里夫斯这样写道：
设想两个具有紧密关系的人的一次争论，比如夫妻之间。双方都相信，一方是长期的、动机相对纯粹的，且多是滥用的利他主义者，而另一方的特征则在数百件事例中表现出自私的情形。他们只是对谁是利他、谁是自私的意见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争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爆发的，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预演，然而随着事态的进展，两幅信息处理的整体画卷似乎又是早已准备与组织好的，只等着气愤的引子将它们展示开来。
在卡通片和电影中，坏人都是胡髭卷曲的堕落分子，干坏事得逞时发出刺耳的怪笑。而在现实生活中，坏人则深信自己的诚实正直。许多研究邪恶人物的传记作家在开始写作时都推测，他们的写作对象是毫无理想的机会主义者，却不情愿地发现，这些邪恶人物实际上是理论空想家和道德说教者。如果希特勒是演员的话，那么结论就是，他是一个相信自己就是所演角色的演员。
仍旧要感谢我们心智的复杂性，幸亏如此，我们不必永远被自己的欺骗所愚弄。心智有许多个组成部分，一些部分的设计是为了美德，一些是为了理性，还有一些更聪明的设计是为了胜过那些既无美德也不理性的部分。一个自我可能欺骗另一个自我，但总会有第三个自我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