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普通大众，人们都会好奇：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和行为为什么会出现差异?人类最善于撒谎，也的确经常撒谎。这让我们想知道生活中认识的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样一个人，又习惯于怎样为人处事。
已知的最早人格评价活动诞生于伪科学——占星术。占星术多用来预测未来，比如战争、自然灾害或者命运。在科学的幼稚年代，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性格和命运。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其纯粹是无稽之谈，但这种观点现在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相面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真实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极大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外貌学家均注重的不是表情而是长相，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也强调说：“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另一种用外表区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抚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然相信，大额头代表智慧敏感，小额头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使性格与生理特质相联系的最有名的理论，是盖仑（Galen）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过多者性急易躁；黑胆过多者沉湎于忧郁；血旺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至18世纪，其后继门人常玩弄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把戏以校正体内的化学循环，以求强身健心。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心理学中最基本也是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里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渴求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两大阵营的研究者和理论家都悟到了什么，他们是否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第二节 人格的基本单位
本世纪初期，对人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心理分析学家做出的。
弗洛伊德对成人性格做出了解释，认为成人的性格是自我致力于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其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
阿德勒的兴趣却集中于社会力量对性格产生的影响。比如，中间出生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容易产生自卑感。
荣格认为，性格是由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的概念）形成的。
心理动力学概念虽然提示了性格的发展，但并没有给心理学家提供快速、准确地衡量性格的方法。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质只有在几十甚至上百次临床诊疗后才能得出，即使这样，此种方法也只是得出印象上的评估。在性格测试界赫赫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认为，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可计量的分类学”。
最早的分类学始于1917年。美国介入一战，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方法以辨别情绪受挫的新兵。他在紧急中抛出了第一套人格测试问卷，即一种征询表格，向受试者征询有关症状，如：“你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觉得想向下跳?”等等，将获得认可的症状数目加在一起就可得出总的分数。
作为性格评估，这无疑既原始又有限。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确实有效，这些问题的确能将正常人和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诊断出的神经质患者得出的肯定答案平均为36项，正常人仅有10项。
伍德沃思的开拓启发了很多人。战后，许多心理学家设计出类似的其他问卷，让受试者自我评估。没过多久，这些问卷很快开始涉及总体的性格特质问题。早期测试中的最优秀问卷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Robert Bernreuter）设计出来的。该问卷共提出125个问题，将分数归类为四个主要特质：自制、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否常常感到可怜?”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说不出”）号，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将得3分，自制上得1分，神经质上得0分，自足上得0分。全国迅速席卷起一股心理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约100万份类似的测试问卷销售一空。
到此时为止，性格成为心理学的特别领域，由特质理论主导。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特别情境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
1928年和1929年，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似乎从特质理论中脱颖而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Mark May）是心理学家，也曾供职于联合神学院。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做书面测试，以察看其对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诸如集体游戏或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作弊、偷窃或撒谎，看似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研究者一眼即可判断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孩子们不仅在书面测试中说的话与实际行为的关系甚小，在一种情形下与另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也根本没有连续性，这着实令人惊异。
这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互相矛盾。我们都能感觉出，在所认识的人中，有的诚实，有的不诚实，有的保守，有的开放，有的谨小慎微，有的草率鲁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出来救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纳州一个乡村医生的孩子，而且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所在的家族世代居住在英格兰，母亲则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奥尔波特的幼年生活，如他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奥尔波特家里总是住着许多病人和护士，奥尔波特自小就开始分担家中的工作，如照应门诊室、洗瓶子、照顾病人等。他继承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引用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经济回报，那么，就会有足够的财富随心所欲。”
在哈佛，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从事许多社会服务的志愿性工作，从而使其满足了帮助困难者的深层需要，就像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使我产生一种竞争的感觉（以纠正普遍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融为一体，因为他确信，“若想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他人的性格进行充分的理解” 。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研究总是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只在有意识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那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唯一的见面，因为那次会晤对他影响深远。当时，他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在访问维也纳时给弗洛伊德写信说很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他先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打开话匣子，于是说，在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母亲说，他想躲避脏东西，从而可以看出他对脏物具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穿戴整齐，衣领浆过，气度不凡。他认为，显而易见，这种对脏物的恐惧心理与母亲大有关联。然而，如他所回忆的，“弗洛伊德用他那双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男孩子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转换话题。
在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即开始自行设计书面性格特质测试问卷。他和哥哥——心理学家弗劳德·奥尔波特，创造了一种早期客观的测试法。他们不问受试者是否感到优势或压抑，而是问其在涉及那种特质尺度时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做出行为反应。这里有个例子：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的前面，你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不能再等了。假设这位插队者与你同一个性别，你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自愿受试者进行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做出优越或压抑反应的人，他们在其他类似情境里多半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既然如此，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会有前后不一的表现呢? 奥尔波特从格式塔理论中找到了答案。每个人的特质都以某种层面的独特配置集中在一起：在顶层是其主要品质或关键特质；再下面是中心特质，也即其生活中的日常聚焦点（奥尔波特称之为我们在写推荐信时有可能提到的品质）；最下层是一大批次要特质，所有次要特质均由少数特别刺激引起。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但其在较大的层面上仍保持一致——奥尔波特喜欢称其为“相合”。
例如，他认为，如果你观察某人先是慢行，后又见其匆匆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判断他前后不一致，因为在一种情境之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他又疾步如飞。然而，这些只是次要级别的特质行为。另一个更重要的特质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又在纸上写较小的字，他也这么做了，你可能认为他富于变化——他也的确如此，如在走路时一样。他在两种活动中的行为均显示出可塑性，因而也是前后相合的，尽管不一定前后连贯。
奥尔波特也用此观点回答了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质，或在不同情境之下表现得前后不连贯? 转瞬即逝的情绪或状态经常构成似乎不连贯的东西，紧急的情境有可能在人的心中产生临时的焦躁情绪，即使他平素静若止水。
奥尔波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性格理论，但始终认为，特质是性格中最基本且相对稳定的单位。今天的心理学家认为，性格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特质研究的同义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肯定会非常高兴。
第三节 人格测量
特质既不是可见物体，也不是具体动作，而是个人的某些特质，因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它们。
首先，他们要清楚自己所测量的究竟是什么。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选择一大批直觉上非常明显的特质，比如内向、自制和自足。但不久，他们就放开眼界，将许多其他东西拿进来一并加以考虑，从而导致整个领域因数量庞杂而变成一团乱麻。
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可能。勤奋工作的奥尔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数过字典中专指不同人类行为或品质的词条，总数竟达18000条之多。他们测量性格的主要方法如下所示：
个人材料和史料：在信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东西里，存在着大量关于受试者性格的信息，当然也有错误信息，因为写给他人阅读的自我描述，表现出的肯定是经过伪装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实（佩皮斯的日记里含有大量放荡淫秽的段落和无耻的想法，但其是写给他自己看的，里面满是代码）。
面谈：这也许是最常用的性格评估方法，但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就业面试的官员、大学入学考试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学家等，都可通过与受试者谈话得出有关他的信息，但其他人未必就能。研究证明，即使有经验的面试者，对同一个人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
由观察者定级：研究者经常请某人的朋友或熟人来评定他或她的若干具体特质。为求得准确，研究者会让接受询问者在某种特质的尺度表上定一个级别。该尺度表从0～5或0～10不等。可是定级的办法既不可靠，也非有效（所谓可靠，即每次测试均得出相同结果；所谓有效，即所测出的正好就是要测试的东西）。
问卷：它是目前最通用的性格评估工具。比如，提供现实生活情形，征询受试者在这些情境中最可能的行为方式。
心理学家斯塔克·哈塞维（Starke Hathaway）和精神病学家J.C.麦金雷（J.C.Mckinley）均为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两人于20世纪30年代合作设计出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级问卷”（MMPI）。内容中约有550句话，其中包括：
大部分时间我是快乐的。
我喜欢社交性的聚会，是想与人相处。
我缺乏自信心。
受试者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 “不是”或“?”（不肯定）。它能通过你的回答检测性格，比如，那些对“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快乐的”和这个级别里的大部分其他问题均回答“不是”的人，可被定为精明、心存戒备和处心积虑者。那些对“我喜欢社交性的聚会，是想与人相处”和相关问题回答“是”的人，可被定为善于社交、活泼和有雄心者，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则有谦逊、害羞和自我躲闪的倾向。
1949年，一组性格心理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款项。他们设计出的最知名、使用最广泛且至今使用不衰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CPI）。CPI是哈里森·高夫（Harrison Gough）博士的研究成果，他共收集了1000个问题作为原始材料。在助手和同事的帮助下，他开始对这些项目进行测试，最后的CPI定稿包括480个（1987年版中有462个）项目。比如：
人们常常对我期望过多。
我要坐下来放松一下也非常难。
我喜欢聚会，喜欢社交活动。
受试者根据每句话回答“是”或“不是”，这些答案可得出自制、自我接受、自我控制、移情等15个（改进后增加到26个）性格特质的分数。这种测试在今天依然广为使用，尽管它问世已达40年之久。
其他许多心理学测试法所提供的答案远比MMPI或CPI广泛，比如定级测试。下面举3个例子：
按这种定级方式做出的回答所得出的对态度与感觉的检测远远精确于“YES—NO”问卷。
投射测试：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接受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意识过程是性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检测这些特质最可行的办法是给受试者提供一些模棱两可的模糊或暗示性的图形或图画，再请受测者来描述它们。一般来说，他们的回答往往显露出他们部分或全部的无意识幻想、恐惧、期望和动机。
这些测试中最有名的是1912年至1922年间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克（Hermann Rorchach）设计出来的。他创造出若干的墨迹图案，请病人说出每个图案看起来与什么相像。之后测试者给病人的回答评分。评分的依据是：受试者是对整个墨迹做出反应，还是只对部分？墨迹的哪一部分受到重视？回答是针对墨迹，还是其背景？以下是几个相似的（原图案不允许复制）图案，还有对典型反应所做出的解释。
图 13 仿罗夏克图案与典型解释
后来，罗夏克测试法成为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使用最广泛的测试法之一。
另一种有名的投射测试法是主题知觉测试（TAT），由心理学家亨利·默里（Henry Murray）及其助手克里斯蒂安娜·摩根（Christiana Morgan）创出。
在实施TAT法时，测试者让受试者观看19张黑白图片，图片所描述的事情及原因他们并不知情。测试者要求他们为每张图片编出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约5分钟，可凭感觉自由发挥。然后对这些故事进行心理学解释。
尽管TAT法有其价值，但使用起来却相当麻烦。一些人能够讲出长篇大论的系列故事和大量信息，但另一些人总觉得无话可说，什么信息也表达不出来。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它仍旧是一种用来检测性格特质的可靠且有效的工具。
行为取样或操行测试：在这类评估中，一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在特定情形下观察某人，并检测或给他或她的行为定级。观察者通过单向镜观察孩子们在教室里一起完成某个项目、玩耍或面对一个设计好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如从隔壁教室里传来的呼救声等。在另一种形式的操作测试中，心理学家与某人面对面，让他或她进入很烦躁或很压抑的情境里，再给他或她的最终行为定级。
人们还设计出更为实际的操作测试法。然而，大部分的测试法都要求测试人的参与，且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因而不适应在学校、工厂、临床、机构及军队中做大规模的性格测试之用。下面列出几例：
——受试者要追踪4道印制的迷宫，每道不能超过15秒，且不能让铅笔轨迹碰到迷宫边缘。如果成功，说明该人有决断力。
——受试者按正常方法大声念一篇故事，然后倒过来念。费时差距越大，受试者僵硬和不灵活的可能性也越大。
——一组受试者就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表示态度，测试者私下告知每一个受试者，他或她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出于测试目的，不一定是事实）。一会儿之后，受试者再度接受测试，他或她对该话题的态度的改变程度，可用以检测其对求同压力或对适应性压力的抵抗能力。
——受试者坐在椅子里等待一件计划好的事件发生，可该事件却推迟发生。他或她并不知情的是，这把椅子是一个小动作记录器，可以将所发生的所有动作记录下来。动作过多的人往往是容易紧张或容易受挫者。
这只是一小部分例证，心理学家还编制出数以百计的其他测试法。他们在开发这些产品时，也许还有一些非物质主义的动机：为使结果值得信赖，这些测试的真正目的往往不为受试者所知，因此，编制该道测试题还有某种游戏或设计某种可操作的玩笑的意味。也许情况是这样的，设计这些测试法的一些心理学家发现这样做非常有趣。
第四节 乱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的早期，就特质问题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只不过是一些原始素材。有关一个人的杂乱特质分数，并不能合并成关于他或她的性格的整体图像。
一些心理学家提议，一定要做到乱中求序，即把一些联合特质合并成更大的趋向或共有特质。其他人建议把性格特质归类为双模式的范围或类型，比如荣格将人群分成外向及内向两大类。
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汉斯·艾森克（Hans J.Eysenck）的德裔英国心理学家，将因素分析应用到复杂的性格分析之中。艾森克采纳荣格的两分法原型，假定说，若干特质如死板和害羞，会在内向的人身上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特质却可能在外向的人身上产生相互作用。对此，他又自己增加了两种新的两分法，即神经质的尺度，一个极端是高度稳定的性格，另一极端是极不稳定的性格。他期望一些特质能够彼此关联。
按照MMPI和他自己设计的一套性格测试法所得出的数据，他发现自己的假设是正确的：在他认为内向者和外向者身上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质当中，的确存在相互联动的关系；而在神经病和正常人之间他认为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质中，的确也存在可比较的相互联动关系。将这四种因素罗列出来时他发现，它们与盖仑在古代发明的体液理论的四质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画出了下面的草图：
图 14 艾森克四重性格表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但大多数MMPI使用者发现艾森克四重原型说太过笼统，并希望能从测试结果所得出的分数里归纳出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诊断办法。在英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之下，因素分析法终于问世。
卡特尔没有像艾森克一样始于某个假设的结论，而是让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出路。他在大量变量中计算其相互联动，将那些明显显示相互联动关系的素材列成表格，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称。这是一件繁重的业务，即使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亦不轻松。比如，要把100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就得计算4950种关系。
这一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但就卡特尔而言，尽管彬彬有礼，富有贵族气质，却并非那种枯燥无味的浮夸之徒。卡特尔于1937年来到美国从事研究，在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性格表层特质归类为62个串,后来减去重叠内容又将其缩减为35个。最终得出结论说，16种根本性的特质或因素足以涵盖所有个体性格差异。
16种性格因素中的每一种都有两极化倾向。比如，情感稳定性，从一端的“受感情左右”到另一端的“情绪稳定”；疑虑，从“不疑”到“多疑”不等。按照手册里列出的一些步骤，测试人员可得出一位受试者或某类受试者的性格轮廓。轮廓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且易于看出问题，这些轮廓成为职业咨询的重要工具。我们在此例举出3种职业人员的轮廓。
图 15 卡特尔16种因素法得出的3种职业人员的性格轮廓
多年来，卡特尔16种性格因素问卷一直得到广泛应用。今天，它已为不那么复杂的其他分析法所替代，但这些新方法中有许多仍是它的衍生物。
第五节 后天养成的性格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性格内在型与外在型的区别，一是男女性格的差异。
内在型与外在型
20世纪50年代，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朱利安·罗特（Julian Rotter）研究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产生于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有好有坏。用行为主义术语来说就是，当某个特别的动作得到或没有得到回报时，人们会对这样的环境和行为将能否得到回报形成“总体的预测”。一个经过认真学习而得高分、得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预测，即在其他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一个经过认真学习但没有得到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任何好处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看法，即努力也是白搭。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总体预测所产生的影响。在一项典型研究中，他告诉志愿者——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他们接受的是超感实验（是幌子，以掩盖真正目的）。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圆圈，让志愿者猜测，而后由实验者评判是猜对或猜错。进行10次实验之后，他就让受试者预测一下将在后面的下一组实验中猜对几个。一些学生通常预测说，他们将猜得更差，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凭运气猜中的。另一些则预测，他们将能猜得更好，因为他们将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他们认为随着练习的增加，他们对这种技巧将更加熟练。
约在同一时期，罗特指导了一位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E. Jerry Phares）。费里士有位40岁左右的单身病人，他总是抱怨自己缺乏社交才能。费里士敦促他参加一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而且有几位女孩跟他跳了舞。但他告诉费里士：“这一次完全是撞大运了——这样的事情再也不可能发生的。”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萦绕在罗特脑海里的一个念头突然明朗化：
我意识到，在实验中，总有受试者跟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即使成功，也不能形成盼望。我和我的研究生先前进行过各种实验，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告诉其是对是错，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实验中表现得更为糟糕。另一些人，不管我们怎样告诉他，他总认为自己下一次会干得更好。
因此我得出假设，有人感到发生在自身的事情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另有人则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自己努力加技巧的结果。我和费里士要编制一套测试法，用以检测个体的认知程度，即个体认为其所得到的回报是自己的行为结果，还是与自己的行为毫无关系。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称作“控制位”，他和费里士为检测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制位（I—E）标尺”，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项目均由两句话构成，凡接受该项测试的人都要说出每一对中的哪一句陈述最适合自己。
下面是一些典型的项目：
2. a.人生不幸多为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多为自己所犯错误所致。
4. a.从长远意义上看，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b.不幸的是，人的价值经常遭到埋没，不管其多么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关；
b.得到一份好工作取决于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地方。
25. a.我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相信运气在我的生活中起过什么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者表明受试者是外在型，这样的人会经常感到他或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其他者则表明是内在型，这样的人通常认为自己可以主宰生活。外在型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他人的力量；内在型倾向于将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或其他个性特质。
控制位，因其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心特质”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本特质”。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了控制位预测对行为的影响。
比如，被评为内在型的小学学生所得的分数将高于外在型的学生；“无助的”学生（外在型）在某次包含有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砸之后，将表现得越来越差，而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内在型）将表现得更为努力，也更优秀。在一些实验中，志愿者将面对一个两难情境，内在型多半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在型则大多依靠他人的帮助。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在型对其病情的知情度及向医生提的问题要远远高于外在型。内在型刷牙的次数比外在型多。与外在型相比，内在型坐汽车时更易系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锻炼，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效果是，一些研究发现，内在型比外在型更不可能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在型相信，这些人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内在型在成功时虽然感到自豪，却可能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负疚。相比较起来，外在型就没那么在乎成败。
控制位理论还有个特别引人注意的副产品，即可以解释一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他们称其为“学会的无助”。大家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往往拥有足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想不出办法对付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最有价值的解释发生在1967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1岁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个奇想。
塞利格曼做过一项实验，把一些狗拴在笼子里施以电击同时开灯，无论它们如何挣脱都不能逃脱，狗很快将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然后解开绳子，再放入另一些狗，继续施加电击。当电灯打开后，后放入的狗被电击后很快逃走，而之前被拴过的狗却只是待在原地，不做任何逃脱努力。因为这些狗认为不管做什么都难以逃脱被电击的下场，它们已知道了什么叫无助。塞利格曼和他的合作者大胆假设，人类存在的压抑感，可能更多地归咎于学会的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信念，而不是因其真的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后来，塞利格曼将其理论进一步扩充，他称其为“解释性风格”，用以解释彻底乐观主义或彻底悲观主义的性格的基本方面。例如，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形，如生意或恋爱失败，悲观主义者将它归咎于长期或永恒存在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全都是自己的过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暂时的，且只限于目前这件事，要么就是环境不好，或运气不佳，或他人从中作梗。
性格与性别
就社交学习理论引发新见解的另一个话题是，男人和女人有着性格方面的差别。
传统上属于女性的特质——多愁善感、胆小、贪图虚荣、敏感、善变等——一直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在心理学的早期，大多数心理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均相信这些特质是女性荷尔蒙和生物构成的结果，或是这些特质所引起的特殊经验的结果。
现在，随着女性在最近几十年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性格的许多方面也起了很大变化。另外，由社会学习理论家和其他学者得出的大量研究结果，也对传统假设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多年所发表的几百篇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个例子：
——女孩子的确比男孩子更怕老鼠、蛇和蜘蛛，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她们在幼年已经养成一种认知，由她们而不是由男孩子来表达害怕更为合适，也更容易得到容忍。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自发地玩布娃娃，这个事实长期以来就是证据，可证明女孩子天生更喜欢养东西，且更喜欢帮助他人。但女孩子总是收到布娃娃作为玩物，应该是社会培训的结果。女孩子更喜欢养育的天性至少有部分是后天学来的。
——小学的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更具同情心，我们可根据她们更愿意给生病住院的孩子写慰问信做出判断，但男孩子乐于采取一些被人视作具有阳刚之气的行为以帮助他人。在成人阶段，女人比男人更乐于帮助一些闷闷不乐的人，这主要也是传统作用的结果，传统认为，女性更适合这种场合，如照顾受伤的孩子等，男性更乐于在冒险性或需要力量的情形下帮助他人。总体来说，在帮助人时表现出来的性别差别，其原因有部分或较大部分是从社会中学习来的。
虽然女权主义者一度极端地认为，几乎所有的性格和智力差别都是社会不平等、压力和后天培养的结果，但研究结果证明，有些认知性差别和性格差别的确是生物构成影响的结果。
结论是，男女差异中的大多数现已归入后天学习的结果，或是社会影响和生物进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但部分差异的确是天生的。
第六节 身体、基因和性格
你相信性格是先天形成的吗？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吧。
关于性格先天论有两个相关版本：其一是，性格受个人身体特质如相貌、体格等影响；其二是，性格取决于具体的基因或某些基因的相互影响。
20世纪初，在德国南部数所精神病院从业多年的德国精神病专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宣称，他已发现病人的身体与其性格及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认为，四肢短小、圆脸、矮胖健硕的人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极度沮丧，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四肢修长、面容消瘦、身材苗条的人则内向，害羞，冷淡和反社会，是分裂症患者；而四肢平衡、肌肉结实的人富有活力，富于进取，性情达观，但有其他精神毛病。
后来，哈佛大学的医生兼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William H.Sheldon，1899—1977）也开始其“身体差别”（身体类型）研究，并在此后的几十年内收集了有关身体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大量数据。他共拍摄4000幅男性大学生的裸体照片，一一记录下他们的主要身体尺寸。从大量的数据里，他得出结论说，共有三种基本的人体类型 ：内胚叶型，即柔软、滚圆、丰满者；中胚叶型，即硬棒、平阔、大骨架、肌肉丰富者；外胚叶型，即高挑、瘦削、颅骨巨大者。
通过性格测试他发现，性格和体形有关联。矮小圆滚的内胚叶型通常为社会型，放得开，健谈，且喜欢奢侈的生活；平衡发展的中胚叶型则精力旺盛，言行果决，勇敢无畏，乐观向上，喜欢运动；而高挑瘦削的外胚叶型则大多内向，害羞，智商较高，善于自制，不善交际。谢尔登推断道，决定哪种类型在胚胎发育时成长壮大的是基因，因而，决定此人将要表现出何种性格模式的也是基因。虽然谢尔登的理论存在着很多谬误，但在当时还是引发了大量的研究。
到20世纪40年代，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专家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和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开始在婴儿和小孩中进行个人禀性差异的研究。托马斯和切斯收集婴儿从出生时起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部分来自于个人观察，部分来自于对孩子父母的征询，如婴儿第一次洗澡或吃第一口麦片时的反应。他们发现所有生过两个孩子以上的妈妈都有体会的证据，即婴儿从出生的第一个小时起，禀性就有所不同。
经过几年研究，托马斯和切斯将生命最初状态下就已明显的禀性分为九类。但总体来说，约有2/3的婴儿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明显的禀性，2/5的婴儿是“轻松型”（平和、易哄），1/4是“困难型”（易怒、难哄），1/6是“热身型”（稍显糊涂或领悟较慢，但对环境能够适应）。而且他们发现，如果这些孩子成长中没有遭受重大事件影响或环境变化，生命早期的禀性基本上就是成年后的禀性。
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性格中有部分是先天形成的。那么，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受到其基因的控制，基因彼此相关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结论是亲属、兄弟或双胞胎两个人的基因关系越近，其心理上的类同性应越类似。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证明，情况正是如此：基因关系越近，个人之间的性格也越近。双胞胎比同胞兄弟更为相像，最好的数据——也是最难获取的数据，应来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地点和不同家庭里养大的双胞胎。在这样的情况下，至少说环境是不同的。
譬如说明尼苏达双胞胎与收养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布查德（Thomas Bouchard）教授追踪的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对双胞胎。他们于1940年出生，刚足月就被分开，分别在俄亥俄州相距约45英里的两个家庭长大。他们在39岁时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并相会。见面后，除服饰之外，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但更令人惊奇的远不止此。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嗜好同一牌子的香烟，都喜欢开雪佛兰车，都咬指甲，都为自己所养的狗起名托依。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对这对双胞胎进行了一系列性格测试，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质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累计追踪了分开养育的近80对双胞胎和33对兄弟。在对双胞胎与不同组别中所存在的相关统计数据认真分析之后，研究小组得出结论，性格中约有50%的变化由遗传所致。
然而，行为基因学的其他研究者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John C. Loehlin）最近对一系列双胞胎进行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的成分只占其性格变化中的40%。
除了上述研究，因为其他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开辟，性格研究这些年变得不那么热门了。这一领域最新也最有趣的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普遍产生的“富足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向的人社交能力比较强，老了之后的生活要比内向的人更为幸福。神经质严重的人将变老看作危机，担心健康并为退休感到沮丧压抑，而神经质程度较轻的人更适应中老年生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