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11点45分，雷蒙德与埃丽卡来到员工食堂开始共进午餐（这一天雷蒙德起得很早，但由于埃丽卡的原因，他同意改变平时吃午餐的时间，提前45分钟吃午餐）。不久以后，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人都改变了吃午餐的时间，以便能够同他们共进午餐。几周之内，在12点以前来员工食堂一角共进午餐的人数就增加到了二三十个。
这群人分属不同的年龄段，聚在一起确实有些怪异。其中包括埃丽卡的一帮朋友——30多岁的人——以及雷蒙德的一帮50多岁甚至60多岁的老朋友。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的闲聊内容都围绕着塔戈尔特最近一段时间的各种愚蠢行为。有一天，公司宣布暂时停止招聘，“那不可能行得通，”雷蒙德微笑着评论道，“人们只会聘请临时工和实习生，并一直留着他们。我们过去常常让实习生在这里工作5~10年。如果你把他们当做实习生来雇用，就可以一直给他们发薪水，而又用不着提交任何表格，所以停止招聘完全没有实际意义。”
雷蒙德出生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一个大牧场，一辈子都没有赶上过时尚潮流。如果把他的一生拍成电影，那么吉恩·哈克曼应该被邀请来扮演他。
他和埃丽卡之间很快默契地形成了劳动分工。他负责观察塔戈尔特和他的管理团队是如何把事情搞糟的，而她则密谋掀起一场变革。如果让他自己决定，雷蒙德情愿整天冷眼旁观，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给出酸溜溜的评论，但是埃丽卡想要采取行动。塔戈尔特一直在摧毁别人建立起来的一切。她的人生还有好几十年，她可不想这么早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前途化为乌有。她自己的创业尝试已经失败了，现在她被这家大公司聘来帮助它发展，如果它又毁于一旦，那么谁还敢再雇用她呢？此外，另外一些来自内心深处的东西也激励着她。从少女时代开始，她就深深感受过被轻视的滋味，无论她和母亲走到什么地方，那里总有混蛋认为她们压根儿不配得到她们在那里找到的任何东西。如今，她只要想到自己每天在这群被教育过度的傻子们面前委曲求全，就会满腹不平，甚至在深夜被气得醒过来。
每天她都会敦促雷蒙德：“我们得着手做些事！我们不能只坐在这里谈话。”最终他同意了她的想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雷蒙德每天都吃自带的舌泥三明治，配上一瓶奶油苏打水。他同意他们应该汇总出一份完善的议案，该议案应该包括公司或许会尝试的另一套策略。但雷蒙德提出了几项规定：“第一，不要暗中密谋。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第二，不要计划搞政变。我们的目标不是希望公司有人事变动，我们只是提供关于总体经营战略的建议。第三，我们要一直给予管理层帮助。我们绝不会质疑任何人的能力。我们只是尽力向他们提供建设性的备选方案。”
埃丽卡认为他只是不愿意赤裸裸地宣称夺权而已。他的说法显得很委婉，但实际上他们要做的事情跟夺权没有任何实质区别。很难想象塔戈尔特会变成那种能够采纳雷蒙德所提出的策略的人。改变策略就意味着人事变动。但如果雷蒙德必须遵循这几项规定，让他能够觉得自己并没有违背某些诠释“忠诚”的传统道德规范，那么埃丽卡也可以理解他。
他们开始汇总那些可以拯救公司的建议。他们确实开诚布公地做着这件事，聚会地点就在员工食堂，而参与者自然就是“早午餐俱乐部”的成员们，大家这样称呼自己，是为了纪念雷蒙德提早进餐的安排。
他们几周来都致力于完善这份他们将要提交的议案，而埃丽卡对雷蒙德领导这个团队的方式极其感兴趣。首先，他似乎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谈论他自身的缺点。“对不起，我很容易受到那些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的影响。”每次讨论前，他都会关掉手机并且这样说。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类的大脑能很好地避免受到那些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的影响，但雷蒙德足够明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对不起，我真的不善于归纳问题。”他在某次讨论中插话道。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思维在处理可视图像时都比处理抽象概念时更为灵活，但雷蒙德足够灵敏，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现在能设计一下议事日程吗？”他会说，“我的思维不断偏离主题。”事实上，大部分人每次思考某个想法时仅能保持全神贯注的状态10秒，但雷蒙德足够聪明，能够考虑到他需要借助某种外界安排才能保证一直遵循特定的思考顺序。在每次午餐开始时，他会写下一张需要讨论的事件清单，然后不停地浏览这张清单。
雷蒙德对于自身缺点的认识是非常透彻的。他知道他在同时比较两个以上选项时会有困难。如果你给他3个选项，他就糊涂了，所以他会把多个选项组合为二叉树，每次只进行二选一的比较，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比较。他知道他喜欢听到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所以他要求埃丽卡和其他人首先向他提供反面证据，而不是把它隐藏起来。他知道他在任何情境下都倾向于小心谨慎地处理问题，所以在论证小心谨慎的处理办法之前，他会强迫自己先总结一下足够冒险的处理办法的利弊。
早午餐俱乐部的计划是总结出8~10条能够呈送给董事会与管理团队的策略建议。他们每次专注于其中一条建议，在午餐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大多数时间并没有真正花在构思新想法上。正如雷蒙德在很久以后的某天晚上向埃丽卡解释的那样，大多数商业会议并不是致力于制订出全新的计划，它们的目标是调动与会管理人员的思维，让他们采纳某种基本的处理方法。
“有人觉得这样有问题吗？”当他们正讨论一套新的雇佣制度时，雷蒙德有一次这样问道。事实上，思维善于检测自身的错误。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的迈克尔·法尔肯斯坦注意到，当受试者无意中错按下原本不应该按到的键盘按键时，他额叶中的电位会下降大约10微伏。曼彻斯特大学的帕特里克·拉比特发现，在输入错误字符时，人们敲击键盘的力度比输入正确字符时要稍微小一些，似乎大脑在最后一秒钟会无意识地试图阻止错误。换句话说，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反馈机制，大脑能够在犯错的同时认识到错误。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在考试时突然内心有所触动，觉得你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你不妨改变答案，因为大脑能够在犯错的同时认识到错误。许多研究都表明，那些回头检查并改掉自己所怀疑的答案的人往往能够在考试中得到更高的分数。雷蒙德是在要求人们敏锐地感知大脑内部涌动着的这些微妙的报警信号。
有时埃丽卡会对他感到非常恼火。整个团队通常会为自己的工作设定时间表，大约给每项建议预留3天时间来讨论。此时他们正在就某项提议进行第3天的讨论，并且即将敲定这项建议，不料雷蒙德突然改变立场，开始陈述一项与他们刚商定的建议完全不同的提议。“你恰好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埃丽卡恼怒地喊道。
“我知道。我的一部分人格认可那一点，另一部分人格认可这一点。我只是希望让我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所有人格都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开玩笑地解释道。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这种热衷于所谓“辩证式思维引导”的人通常比不这么做的人考虑得更周全。这会让人投入到内心的自我辩论中，比较一种冲动与另一种冲动。
最终，当辩论结束时，早午餐俱乐部都会进行表决。当一项建议得到认可后，雷蒙德总会拿起写着建议的纸，微笑着宣布：“好，这是一次高尚的失败！”
当他第一次这样说时，埃丽卡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雷蒙德解释道：“伟大的商业智者彼得·德鲁克说过，他所观察到的大约1/3的商业决策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另外1/3最终被证明是仅有极小影响的，而最后1/3最终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做出的商业决策至少有2/3的概率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伟大的决策，因为我们想认为我们自己是伟大的。我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宁愿自欺欺人地捏造出让自己满意的想法。然而真相却是，人生总是会不断地失败。我们仅仅是通过一系列受控的错误而前进。每一步都是部分性的失败，需要下一步来矫正。不妨把它看做走路，每一步你都在转动身体时失去平衡，而后你会迈出另一条腿来支撑。”
晚上回家后，埃丽卡把雷蒙德这天所做的事情告诉了哈罗德。哈罗德只见过雷蒙德几次，一次是在野餐会上，一次是在公司员工聚会上，但他觉得雷蒙德让他想起了自己以前认识的一个在闹市区剧院工作的木匠。那个木匠总想待在剧院里，但他绝不是真的想成为演员。他在高中时曾尝试过，但在舞台上演出让他感到不舒服。所以他成为了一名舞台工作人员。他喜欢剧团的团队精神，乐于为整部作品贡献力量，同时他也享受着这种感觉：他往往比那些被自己的自负所蒙蔽的导演和明星更了解剧院。哈罗德的看法是，雷蒙德属于那种热爱运作事物的人。但他怀疑，当改变的时机到来时，雷蒙德绝不会真正想要挑战塔戈尔特的地位。他永远不会想要走上历史舞台，在拯救公司的戏剧中扮演主角。
埃丽卡并不是如此肯定。每天她都看到人们怎样在食堂里围绕在他的周围。他身上有许多不同的个性，离奇地混杂在一起。他非常谦虚，但也极其固执。人们通常认为谦虚的人也必定容易被说服，但有时雷蒙德却会显得极其倔犟、固执。他将专业技能建立在对自身无知的深刻认识之上，但他相当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