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最大的研究项目是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他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者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思考全球化——商品和思想的全球性流动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并不是驱动改变的核心过程。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提供的官方数据，在21世纪的前10年当中，美国所有的裁员行为只有1.9%是由离岸的外包活动引发的，尽管这些活动成了人们谈论和关注的焦点。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潘卡基·格玛沃特（Pankaj Ghemawat）的说法，全球90%的固定投资都是在美国本国内部进行的。
哈罗德认为，改变的真正动力是认知负荷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和社会的变革已经对人们的认知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今的人们被迫要吸收和加工一套极其错综复杂的信息流阵列，被迫在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导航。这一切同时发生在本土和国际领域，即使人们撕毁所有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一切仍旧会继续上演。
全球化的范式强调了这样的事实：信息可以在瞬间走完24000公里的距离。然而认知负荷的范式承载着这一漫长行程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几厘米的距离——人的眼睛、耳朵和大脑里形形色色区域之间的距离。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感知信息？个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理解信息？他是否接受过训练，懂得如何利用信息？信息会引发怎样的情绪和想法？是否存在着能够歪曲或强化信息理解方式的文化假设？
认知负荷的这些变化已经带来了很多广泛的影响。它已经改变了女人的角色，她们现在可以在脑力劳动的竞技场里与男人平等竞争。它已经改变了婚姻的类型，男人和女人现在都更加倾向于寻找在智力才能方面彼此匹配和互补的异性伴侣。它已经形成了“选同型婚配”，例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会互相吸引和结婚，教育程度欠缺的人们同样会互相吸引和结婚。它也已经制造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现象，以至于整个社会被划分成两个族群——一个族群具备足以驾驭当前环境的潜意识技能，另一个族群则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这种潜意识技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溢价”（education premium）呈现出稳定的增长趋势，接受过更高层次教育的人会得到更优厚的经济回报。有人主张，读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并不具备任何经济学意义。上过大学的阶层和没上过大学的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并不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溢价”开始出现，而且这种趋势从未停歇。如今，知识创造财富。拥有硕士学历的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93000美元，本科学历的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75000美元，高中学历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42000美元，而从高中辍学的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仅有28000美元。
此外，即使是在上层社会，明星效应也依然存在。拥有独特智力才能的人最受珍视，他们的薪资也高不可及。仅仅接受过良好、体面的教育以及拥有易于替代的智力特征的人只能变成普通劳动力。他们的薪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这些智力才能趋向于通过家庭一代代往下传承，最终形成了世袭的精英阶层。虽然今天的情况并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极端，当时一个人是否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先祖可追溯到“五月花号”乘客的新教徒家庭至关重要。但是，个人的家庭背景现在仍然相当重要，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出生在年收入90000美元家庭的孩子到24岁时有一半的机会能够从大学毕业；出生在年收入70000美元家庭的孩子有1/4的机会能够从大学毕业；出生在年收入45000美元家庭的孩子有1/10的机会能够从大学毕业；出生在年收入30000美元家庭的孩子只有1/17的机会能够从大学毕业。
精英大学成了特权的堡垒。安东尼·卡内瓦莱与斯蒂芬·罗斯研究了美国排名前146位的大学，发现其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经济状况处于美国社会底层1/4的家庭，而76%的学生来自经济状况处于美国社会顶层1/4的家庭。
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富于流动性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拥有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应该让每个人都有理由去奋斗，应该让人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受相应的境遇起落。然而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认知时代，各国社会仍然出现了各种独特的不平等形式，并且这些不平等形式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脑海中，它们比古代封建社会的阶级划分更加微妙，但几乎同样严酷与不公。
哈罗德指出，大多数国家都尝试过努力克服不平等问题，并在努力过程中花费了大量金钱。美国已经花费了上万亿美元试图弥补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之间的成就鸿沟。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1960~2000年，美国在每个小学生身上投入的公共教育经费实际上比最初增长了240%之多。大多数大学都提供了慷慨的助学金计划，其中最富有的一些大学，例如哈佛大学，甚至宣布完全免除那些来自年收入低于60000美元家庭的学生的学费。美国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推行扶贫项目，每年向每个穷人发放15000美元的现金支票。如果根据这个项目作一番简单推算，那么抚养两个小孩的失业母亲每年可以获得45000美元的现金支票。
但是，金钱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因为金钱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根源。这个问题属于意识与潜意识发展的领域。只需要对比自己和埃丽卡的成长过程，哈罗德就能认清这一点。一些孩子生活在鼓励个人技能发展的氛围中——关于他们未来梦想的书籍、讨论、阅读材料、提问和谈话——而另一些孩子却生活在混乱的氛围中。如果你给富人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一个故事的部分内容，那么大约50%的孩子都能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情节。如果你给穷人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同样的故事片段，仅有约10%的孩子能预料到故事的进展态势。构建预测未来模型的能力对于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认知时代真正到来之前的1964年，在人口统计学方面，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非常相似，这意味着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线上的孩子们在成年时拥有相似的前景和才能。然而，随着对智力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鸿沟开始形成，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孩子跟接受较低层次教育的孩子开始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成长。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孩子生活在良性反馈的回路之中。高水平的技能和稳定的家庭环境能够引导他们获得物质上的成功，而物质上的成功意味着更容易获得稳定的家庭生活、高水平的技能和更多财富。接受较低层次教育的孩子生活在恶性反馈的回路之中。低水平的技能和破裂的家庭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压力，而经济上的压力意味着更容易出现家庭破裂的情况、更难以获取技能、更难以获得财富。
今天，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之中。超过2/3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是在完整的家庭中成长的，而在同样情形下成长的贫困孩子却少于1/3。在社区学院就读的学生大约一半都有过怀孕或者使人怀孕的经历。伊莎贝尔·索希尔计算出，如果今天的家庭结构与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结构相同，那么贫困率应该会比当前的实际贫困率下降1/4左右。
在生活态度方面，同样巨大的鸿沟也已经形成。罗伯特·普特南指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容易信任他们周围的人，更容易坚信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处于这道分界线两侧的人需要的往往是同样的东西。接受过更高层次教育的人和接受过较低层次教育的人都趋向于想在稳定的双亲家庭中生活。他们都趋向于想获得大学学位，让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接受过更高层次教育的人只不过是拥有更多的情感资源，可以真正实现他们的这些梦想。如果你在生育孩子前结婚，读到高中毕业，而且找到了全职工作，那么你有98%的可能性不会生活在贫困当中。但是，很多人连这些都实现不了。
随着哈罗德对贫困、家庭破裂和其他跟社会流动性有关的话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他有时只想抓住人们的肩膀摇晃他们，告诉他们要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勇敢地参与求职面试；参加早已注册报名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为了通过期末考试而努力学习，能顺利毕业。不要仅仅因为工作单调乏味或者家里某个微不足道的变故就辞去工作。他知道，在某种程度上，除非人们坚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到底，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持续不断地工作，否则就不存在任何能代替个人职责的东西，更不存在任何成功的前景。
然而他也知道，仅仅向人们宣扬自力更生的意义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积极的生活状态需要依靠那些让有意识的成功成为可能的潜意识技能。没有学习到这些潜意识技能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更难以适应工作的习惯性节奏，在工作日每天早上按时出发，舟车劳顿去面对他们并不喜欢的工作内容。他们更难以礼貌地对待会把他们逼疯的老板，更难以微笑面对遇到的每一张新面孔，更难以在经历情绪变化甚至个人危机时摆出始终如一的淡然表情。他们更难以养成对自身能力的基本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塑造自己人生历程的信心。他们更不容易相信“有因必有果”的说法，不容易相信如果他们现在作出牺牲，将来就会得到好的结果。
除此之外，不平等问题本身也会产生心理效应。在《精神水平》（The Spirit Level）一书中，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提出，处于较低的地位会让人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精神压力倍增。不平等和被排斥的感受会引发社会性的痛苦，而社会性的痛苦会带来更多的肥胖问题、更糟糕的健康状况、更少的社会联系、更严重的沮丧和焦虑情绪。例如，威尔金森和皮克特引述了一项关于英国公务员的研究报告。有些公务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常工作中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另一些公务员则拥有较低的社会地位和压力较小的工作。你可能会认为，那些在日常工作中承受较大压力的人应该会更容易罹患心脏病、胃肠病和普通疾病。事实上，那些工作压力较小的人，健康状况反而更加糟糕。较低的社会地位导致人们付出额外的代价。
在他提出的柔性政策方案中，哈罗德把信心放在那些能够重塑人们内在思维模式的项目上。如果你像哈罗德一样认为追求成就的价值观在一些低收入社区并不能代代相传，那么你也只能想办法向那里的人们灌输这种价值观，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你不得不略微表现出家长式的作风。如果父母不能给孩子灌输追求成功的价值观，那么教会和慈善团体应该尝试这样做。如果连这些机构也无能为力，那么政府应该尝试介入其中，帮助人们获得跻身中产阶级所必需的三样东西：婚姻、高中学历和工作。
“我们都需要被鞭策、激励才会去做一些能够改善我们长期生活状态的事情，不管是吃正确的食物，还是为退休生活储蓄养老金，”罗恩·哈斯金斯和伊莎贝尔·索希尔在他们的著作《创造一个有机遇的社会》（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中如此写道，“即使低收入家庭也不例外。”没有任何一项单独的政策能够培养人们的这些潜意识技能。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政策就像是营养物质，必须持续不断地让人们汲取。但是哈罗德的确看到了一系列能够为那些跟社会流动性的阶梯相隔绝的人们提供帮助的政策。
最大的影响来自于对年轻人的关注。詹姆斯·赫克曼提出，养成学习习惯的人更爱学习，技能会催生新的技能，所以在孩子们身上投资会比在年长一些的人身上投资更容易产生显著成效。父母培训班教导年轻母亲该如何照顾她们的孩子。高品质的早期教育项目可以对儿童成长产生持续性的效果。当孩子们从高品质学前班升入常规小学就读时，智商增益有时会消失，但是社会和情感技能似乎并不会消退，而是会产生持续性的增益效应——更高的毕业率和更好的发展。
诸如“贫民窟儿童区”一类注重提升社区完整性的尝试，取得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这些项目的成功让许多类似的项目涌现出来，这些项目的设计目的都是为了把年轻人置于追求更高成就的文化环境之中。“知识就是力量”（KIPP）项目中的学校，以及其他追求实际效应的学校，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前途。像埃丽卡曾经就读过的“学园”一样，这些学校带给学生们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比他们从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更加严格、有序。
在任何一间教室里，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师生关系。小班教学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然而与其给小班配备一些不合格的老师来滥竽充数，还不如改成大班教学，确保所有老师都是合格的。让老师们有充裕的收入，可以让才华横溢的老师更愿意留在学校上课。学生们能够从他们最喜爱的老师那里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导师项目也能建立起社会关系。如果学生在人生道路上有幸遇到了一个经常引导和鼓励他们的重要人物，他们就更少考虑从高中或者大学辍学。纽约城市大学推行了一个名为“尽快去做”（ASAP）的项目，该项目包含了强有力的导师计划，似乎确实提升了学生的毕业率。
第一代的人力资本政策为人们提供了前往学校和培训设施的渠道。第二代的人力资本政策应该帮助人们培养在这些地方取得成功所必备的习惯、知识和精神特征。如果只是让学生有机会去社区大学上学，当他走进校园时却发现入学条件莫名其妙、辅导员粗鲁无能、注册手续令人困惑、重点课程已经满员、毕业条件严苛得不可理喻，那么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障碍会让缺乏社会资本的学生感到挫败。所以第二代人力资本政策必须对人生的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投入同样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