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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物:爱、性格和成就的潜在根源》欣赏和享受艺术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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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丽卡在艺术方面的体验正是我们在本书中介绍过的各种类型感知的缩影。观察和倾听是厚实、有创造性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纳。

例如,当你听音乐时,声音在空气中以每秒340米的速度传播,碰撞你的鼓膜,在你耳朵里的细小软骨中产生一连串的振动。这些振动传导到耳蜗内的薄膜,在那里转化为微小的电荷,最终回荡在你的大脑里。也许你并没有任何正统的音乐知识,但在你的整个一生中——从被母亲有节奏地拍打哄着睡觉开始——你一直都在潜意识层面构建着关于音乐的工作模型。你一直在学习怎样发现节奏模式,怎样预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听音乐涉及一系列关于未来的复杂计算。如果之前的几个音符符合模式Y,那么接下来几个音符很可能符合模式Z。正如乔纳·莱勒在著作《普鲁斯特是个神经科学家》(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中论述的那样:“尽管人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怎样倾听音符,最终我们还是只有经过指导才能听得懂音乐。从长度3分钟的流行歌曲到长度5小时的瓦格纳歌剧,文化创造出来的音乐作品教我们期待某些特定的音乐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音乐模式最终会被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

当音乐符合我们的期待时,我们会感到源源不断的安慰和快乐。有些科学家认为,人处理某条信息的过程越顺利,就越会因此感到开心。当一首歌、一个故事或一种观点与大脑内部工作模型的关联达到“彼此迷恋”的地步时,这种同步性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幸福感。

然而人脑中的熟悉感与新奇感也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经过进化,大脑已经可以检测到连续发生的变化,因为能够理解出乎意料的情况而感到快乐。所以我们也会沉醉于那些音乐,它们先勾起我们的期望,然后我们发现这种期望并不会实现,但我们仍会感到快乐。正如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在《大脑对音乐的痴迷》(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一书中表述的那样,《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这首歌的前两个音符呈现出不和谐的8度音阶,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其余的部分则小心地把我们引入更加传统、更有安抚性的套路中。莱纳德·迈耶(Leonard Meyer)在《音乐的情感和意义》(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中展示了贝多芬是如何创作出清晰的节奏与和声模式,再熟练操控着它进行各种变化,保证绝不出现完全重复的情况。生活就是改变,幸福的生活就是一系列温柔、刺激、旋律美妙的改变。

人在观赏画作时也遵循着类似的过程。首先,思维需要在脑海里创作出这幅画作。也就是说,双眼会分别快速对画作的表面进行复杂的扫视,然后把扫视结果混合起来,在大脑皮层内部重建整幅画面。每一幅画面总有一部分区域是思维无法看见的,因为每只眼睛中部视神经连接到视网膜的部位都会出现盲点。大脑基于自己的预测结果把这些盲点填补上。与此同时,思维把已有的概念加入画面里。例如,它会加入颜色。根据照明环境和其他因素,画面的各个位置会反射出处于各种能量级别、波长各不相同的光波,然而人的思维却会借助内部模式建立起“画作表面颜色恒定”的印象。如果思维不能给事物指派恒定的颜色,那么世界就将处在混乱的变化当中,人们将很难从环境里推断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人们目前尚不了解思维到底是怎样创造出“颜色恒定不变”的假象的,但这一现象似乎与光波比例有关。想象一下黄色、蓝色、紫色围绕着绿色表面的情况。大脑会理解绿色部分反射出来的波长和黄色部分反射出来的波长之间的比例是恒定的。大脑即使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也可以为事物指派恒定的特性。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克里斯·弗利什写道:“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刚好符合现实的幻想。”

在创作画作时,思维也在对它进行评估。大量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同样一些品位。正如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在《艺术本能》(The Art Instinct)一书里所描述的那样,世界各地的人们往往受到类似主题的绘画吸引——具有开阔空间、水流、道路、动物和少数几个人的风景画。为了深入发掘这种嗜好,一种新潮的家庭手工业逐渐成长壮大。进化心理学家们主张,世界各地人们都喜欢的这类风景画代表了非洲的稀树大草原,那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人们普遍不喜欢看到令人生畏的茂密植被,以及无法觅食的广袤沙漠。人们喜欢生长在空旷地表的茂盛草丛,其间最好还点缀着高矮不等的树丛、水流以及种类繁多的鲜花和果树,而且至少在一个方向上能够不受阻碍地看到地平线。一些评论家指出,肯尼亚人看到哈得孙河流域的照片时,会觉得那里比自己的家乡还美丽。评论家们认为,这是因为纽约州哈得孙河流域的风景更像更新世年代的非洲稀树大草原,而今天肯尼亚的非洲稀树大草原比当年要干旱得多。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们喜欢分形样式,那些在不同水平上会重复的形状。大自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分形样式:彼此呼应的山峰,树的枝叶,白杨林,有支流的河流。人们喜欢温和的不太复杂的分形样式。科学家甚至已经找出办法来测量分形密度。迈克尔·卡扎尼加用这个例子描述测量分形密度的过程:首先想象你被要求在一张纸上画一棵树。如果你让纸保持空白,那么这张纸的分形密度就是1;如果你画出一棵枝叶茂盛的树,使得整张纸完全变黑了,那么这张纸的分形密度就是2。人们通常喜欢分形密度在1.3左右的样式——有点复杂,但又不会太复杂。

埃丽卡在观赏维米尔、凡埃克和桑德罗·波提切利的作品时用不着考虑分形样式。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她的欣赏是下意识的,她只是站在那里享受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