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比斯利·韦尔奇（Jane Beasley Welch）拿起电话分机，听到许多根本不想听到的内容。她的丈夫，通用电气公司刚刚退休的CEO杰克· 韦尔奇正在跟一个陌生女人说话。简悄悄放下了电话。她看了杰克黑莓手机上的短消息，确认了自己的怀疑。简跟丈夫正面对质时，最大的冲击来了。他毫不否认自己有了婚外情，连借口都不找。他爱上了苏西·韦劳佛（Suzy Wetlaufer）。苏西42岁，长相和身段都可以跟模特相媲美，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该杂志说要给杰克·韦尔奇做个形象侧写，他同意了，却不料从此便一头栽进了“史上最昂贵的幽会”当中。
双方的离婚律师很快就围绕杰克·韦尔奇悬殊的身价估值争论起来。简的律师认为它是8亿美元（并想要它的一半），杰克·韦尔奇的团队则说只有4.56亿（给简的部分不低于30%）。谈判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杰克·韦尔奇给简每月35 000美元的临时津贴。对像简这样具有权利意识的女性来说，这简直不算什么。轮到简来玩最后通牒博弈了。2002年的夏天，人们的话题全围绕着贪婪的CEO们。大把的丑闻同时曝光，安然、世通、泰科和阿代尔菲亚（Adelphia），接二连三传出噩耗。6月14日，腐化堕落的泰科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为妻子卡伦40岁生日举办了一场狂欢会。客人们飞往撒丁岛参加“罗马式纵欲”，侍应生们穿着宽松的罗马罩袍，蛋糕做成裸体女人的样子，一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冰雕不停地“尿出”红牌伏特加。科兹洛夫斯基说这是股东会议，以此为借口让泰科负担了200万美元成本的一半。短短几个星期，这样那样的丑闻就让科兹洛夫斯基成了贱民，他别无选择，只能辞职。讽刺的是，此前科兹洛夫斯基经常被人比作杰克·韦尔奇——这是当时对CEO的最高赞誉了。凡是翻看报纸商业版的人都知道，杰克恐怕是最后一个平安下台的CEO了，没人怀疑他的正直、坦率和公平。
简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她知道，通用电气背着媒体和股东，供给杰克·韦尔奇多到令人吃惊的额外待遇。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答应为杰克·韦尔奇在任期内和退休后提供川普大楼（Trump Tower）里的一处公寓，每月租金80 000美元。简的律师告诉她，她有权使用该处公寓，因为它其实就是杰克·韦尔奇的资产。这类特殊待遇杰克·韦尔奇多得是。简的律师们要她一一道出，并用彩色图表做成了一份供词。
这成了谈判里的一个重要筹码。在那充斥着企业丑闻的年头，这些信息一曝光，（至少）会把杰克·韦尔奇从宝座上活生生地扯下来，说不定他还会被迫放弃这些特权待遇。简这边提出的要求很简单：要么把这些特权待遇公平地分给我一份，要么谁都别想得到。
杰克·韦尔奇是通用电气最后通牒谈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一贯炒掉10%绩效最差的经理人，所以便得了个“中子弹杰克”的绰号。他把人全部轰没了，“房子”却屹立不倒。可要是他以为简是在虚张声势，那他就错了。
简的律师于9月5日提交了供词。第二天一早，《纽约时报》就登出了它的所有细节。媒体不再围绕着世纪大离婚喋喋不休，而是惊叹于杰克·韦尔奇的薪资方案是何等多元化。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的退休金大约是每年800万美元，比他当年的最高薪水翻了一倍。关键是他还什么都不必做。杰克·韦尔奇还为通用电气提供咨询，为此可得 86 000美元的永久年俸。
较之终生享受的特别待遇，他的薪水简直微不足道。他可以随意使用公司的波音737飞机，飞行员免费，燃料也免费。每逢通用电气公司赞助的球队——红袜队、洋基队和尼克斯队——打比赛，黄金位置他可以随便坐；杰克·韦尔奇在餐馆吃饭，公司埋单；汽车、电话、鲜花、干衣、红酒和维他命，公司统统包干。杰克·韦尔奇每年800万美元的退休金要如何花，倒成了真正的谜题了。“他好像谈出了一套退休方案，”《纽约时报》约瑟夫·诺塞拉（Joseph Nocera）说，“买任何东西都不必他亲自掏腰包。”
消息曝光后，杰克·韦尔奇大怒，很快，人们就把他跟科兹洛夫斯基说成了一路货色——这可不是恭维。简把他的老底爆料给媒体之后，不到10天，铺天盖地的批评声就把杰克·韦尔奇给打趴下了。他宣布放弃通用电气公司付给他的所有特殊津贴。有人算了算，简的最后通牒一出，这对昔日夫妇余生里每年就少了250万美元的收入。
萨拉·索尔尼克（Sara Solnick）之所以对性别与谈判产生兴趣，起因是一件T恤。她年轻时修读经济，报名参加了卡尼曼和泰勒主持的夏日学院。在那儿，她看到了学院印的T恤，上面问道，“经济人是否存在”。“他们批评了经济人的现有模型，但仍然觉得‘经济人’（economic man）是个‘男人’（man），”索尔尼克回忆说，“我说，这个人的身份也会带来不同的。”
索尔尼克研究了劳务经济学，知道性别差距是该领域的一大难题。人们很早就知道，哪怕排除了有可能影响结果的所有明显因素，妇女的收入也仍比同等素质的男性要低。等索尔尼克了解了最后通牒博弈之后，她认为，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阐释性别角色。她想知道，在博弈对价格设定的最低限度模拟中，性别差异是否仍然存在。导师告诉她，这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它都会很有意思。她申请了5 000元的研究补助金，就动手开干了。
在索尔尼克巧妙的设计中，提议者和响应者坐在隔离物的两侧，彼此看不见。对照组的参与者只知道伙伴的代码。另一组人则知道伙伴的名字。第二组里的每个人必然都意识到了伙伴的性别，只不过没人知道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性别”。（有几个受试者的名字很中性，比如“凯西”或“乔丹”。他们的结果不计算在内。）
不知道伙伴性别的提议者平均开价是4.68美元（总数为10美元）。可要是提议者知道伙伴是个男性，则平均开价是 4.89美元。倘若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跟女性打交道，平均开价便只有4.37美元了。
最容易想出来的一种解释是，人人都认为男性报复心强，女性却可以随便踩在脚下。奇怪的是，提议者是女性时，性别差距反而更大。女性对男性响应者的平均出价是5.13美元，比对半分还要高，可对同性响应者的平均出价却只有4.31美元。要么是女性对男性更慷慨，要么就是她们更害怕男性抓狂。一位女性提议者把10美元全给自己的男性伙伴，这种事情，哪怕是在新几内亚也没有发生过。当事人这么解释说：“我希望我们中至少有一个得到了点什么。”
索尔尼克让响应者报出自己愿意接受的最低出价。当他们知道提议者是女性时，最低值会更高。不管扮演哪一方角色，女性总会遭受不公平待遇。
这里，“性别歧视” （sexism）一类的字眼或有误导之嫌。因为索尔尼克的受试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一个个年轻得都记不得女权主义闹起来之前的事儿。尽管他们或许会有意识地拒绝双重标准（就好像锚定实验的受试者否认自己受了随机数字的影响一样），可性别的确带来了差异。光是改了伙伴的名字，就触发了潜意识的性别行为模式（这一点可以用美元数字衡量出来）。
总体而言，索尔尼克研究中的男性提议者比女性提议者出价要高14%。这个数字，跟现实世界里的薪资性别差距报告很接近。索尔尼克指出，薪资是谈判出来的，“对于薪资待价而沽的部分，女性说不定只能得到较小的一个份额”。
对我们这个讲究男女平权的社会来说，这些发现真叫人心烦意乱。个体薪资靠讨价还价决定，“同工同酬”就成了个滑稽的概念。要是雇主（不管男女）对女性提出较低的薪资报价，而女性接受了，那还能怎么做呢？索尔尼克发现，不少老板丝毫也不担心。根据她对雇主的研究，人们的一个常见反应是：“要是女性接受了我们最初开的薪资，那可真是遗憾。男人会讨价还价，得到一个更优厚的起薪。”
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诚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人都支持机会平等。可基本上，我们倾向于认为，机会平等会自然地带来结果的平等。索尔尼克的研究对这种想法提出了挑战。“如果你真的想要公平，”她说，“你不能光假设自己是公平的。你必须预先安排好一套程序。”
争议离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究其本质，它是一种因为性别而复杂化的最后通牒博弈。韦尔奇夫妇的离婚大战就是其中的典型。男方有着更强的赚钱能力，他扮演提议者的角色，要求己方所得的比例多于50%。女方的优势主要在于她能否定任何提议（律师是按工作时间收费的，他们的计价器可没停下）。简的做法是她能够采取的最有效举措。她叫两人都牺牲掉了每年数百万美元的特殊待遇，一举成为爆发力超强的“中子弹简”[1]。她表明了自己拒绝不公平出价的意愿，大出杰克·韦尔奇及其律师团队的意料。这一招可能真的管了用。2002年10月临时赡养费听证会召开之前，杰克·韦尔奇说：“让我们谈谈吧。”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达成了协议。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双方都说，韦尔奇夫人所得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每月35 000美元。”
[1] 杰克·韦尔奇曾有绰号叫“中子弹杰克”，意思是说他杀伤力巨大，裁员下狠手。这里把外号安在他前妻头上，也是暗指其威武凶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