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端午节后上班第一天，我的面前，是一批精装本图书。它是认知科学家斯坦诺维奇《机器人叛乱》的简体中文版。我是中国第一位拿到该书的读者。当天收到图书后，我立即给期盼已久的师友们快递过去。在随书贺卡上，我激动地手写了如下赠词：
《机器人叛乱》来了！继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后最好看的神作。将剑交给那些能够挥舞它的人，现在，我很高兴将这把剑传递给你——各位追寻理性的师友。它是认知科学与决策科学之剑，也是人类爱与善良之剑！
现在，我同样非常高兴地向各位读者推荐斯坦诺维奇的另一本著作《超越智商》，这一次，我会在给你的贺卡上写道：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成为聪明人意味着要阅读大量图书并掌握大量概念。而在21世纪，聪明人必须掌握的元概念是“理性”。光有智力还不够，还要有理性。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认知科学家写得最好的一本“理性”著作，它将帮助你理解人类的心智架构，从高智力到高理性。
这才是心理学
为何我会如此激动？这要回到2000年。
彼时，我还是一位心理系本科生，意外读到一本英文著作，思想深邃，通俗易懂。从此，原本细碎庞大的心理学知识难题迎刃而解，我一下子具备了所谓的“心理学思维”。而那本书，就是斯坦诺维奇的成名作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我的心理学研究之路似乎一下子开窍了，以本科生身份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荣获首届北京市“挑战杯”特等奖。
正如它当年给我带来的震撼，这本神作被翻译成中文，通过不断的口碑传播，很快成为国内多数心理系的入门必读著作，前后出过多个版本，更改过多个书名，从《与众不同的心理学》《对“伪心理学”说不》到现在的《这才是心理学》。相对而言，我个人更喜欢最后一个书名。
几年后，豆瓣诞生，这本书因为写作清晰明快、思想深刻，迎来一轮又一轮豆瓣读者的追捧。截至目前，已有上万豆瓣读者读过此书，无数豆列将其作为心理学入门必读读物。
时间很快到了2010年。此时，我正准备写一本关于学习与心智成长的认知科学普及读物，于是开始寻找相应的学术体系。偶然之间，我发现世界上有一批极客，天天在讨论如何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而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提及一本书，甚至有读者一章一章去写它的读后感。
当我看到作者是斯坦诺维奇时，立即买来了英文版。这就是各位读者现在手上这本书的英文原版：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读完后，大吃一惊，我明白了，斯坦诺维奇的体系就是我在苦苦寻找的。
芒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想成为理性的思想者，必须培养出跨越常规学科疆域的头脑。”那么，当跳出常规学科后，你就来到了一个野兽乐园。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正如斯坦诺维奇所言：“聪明的人只有在被告知要如何做的情况下，才会表现优异。”现在，没人来告知你该如何去做。这恰巧是多数寻求智慧的求知者经常面临的情况：这是一个极不确定并高度复杂的世界。黑暗路上，谁是那盏伴我前进的温暖小灯？
当我意识到斯坦诺维奇的理性心理学体系就是我在苦苦寻觅的“真理之灯”时，我注意到那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关注到斯坦诺维奇如何重新定义人类认知能力，我决定将其系列著作引入中国，这就是斯坦诺维奇的理性时代三部曲：《机器人叛乱》《超越智商》与《理性与反省心智》。严复曾在1895年写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民智强，则国家强；民智弱，则民族亡。”然而百余年后，每个有见解的中国人对当今国人的理性程度仍不乐观。与其再打理性争辩的口水仗，不如理解理性背后的认知科学。
现在，是时候，让理性之灯，照亮更多国人寻求智慧之路。
思考，快与慢
岁月漫漫，十年时光，我从青涩的心理系学生成长为斯坦诺维奇著作的引入者，怎能不激动。
那么，斯坦诺维奇究竟说了一个什么新故事呢？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高考志愿填报期。就像高考成绩一样，智力测验成绩构成了绝大多数人评定聪明程度的一个指标。当我们说这人智商真高时，我们在假定，他是一位聪明人。然而，无论是专业的智力测验成绩还是智力测验的变种——高考，都难以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认知能力。魏坤琳老师还特意发了一条微博，为高考学生加油：
高考就是考砸了，也无损你在人生大道上前行。我在人生跑道旁，为你们鼓掌、加油。by魏坤琳，一个曾经的高考失败者。
大家都笑了。国人心目中的最强大脑科学男神怎么能算是一名高考失败者呢？当我们长大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智力测验成绩及高考成绩的好坏跟一个人的成功关系不大。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反面例子，高考状元，一事无成；聪明人，碌碌无为。所以民间才有了所谓的“聪明人做傻事”的说法。
斯坦诺维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既然“聪明人”会做“傻事”，那么就意味着认知科学对“聪明”的界定出了问题。因此，早在1989年，他参照学习障碍（那些智力测验正常，却学习成绩低下的人）的概念，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用于描述那类智力测验正常，但思维能力低于人类正常水准的人群。正如书中所写：
什么是理性障碍？布什的认知缺陷没有影响到他在智力测验上的表现，但是削弱了他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这些认知缺陷，是“理性障碍”（类比“阅读障碍”（dyslexia））的根源。我于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这个词，用以引起人们关注智力测验的不足之处。我把理性障碍定义为，尽管具有足够智力，却缺乏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总统并非不聪明，而是很可能患有理性障碍。
学术界的奇妙就在这里。高手过招，相互激发。“理性障碍”作为斯坦诺维奇所言的“模因”，又引出了一连串的新模因。首先是理性障碍概念启发了哈佛大学认知科学家帕金斯提出“心智程序”（mindware）概念。1995年，帕金斯注意到理性障碍的普遍存在，因此在著作《出类拔萃的IQ》第1章中引用斯坦诺维奇发明的词汇“理性障碍”来呼唤人们重视反省智力。为了解释人们如何提高反省智力，帕金斯发明了一个新词汇——心智程序，用来形容那些安插在人们大脑中的程序。我们要抵制那些坏软件，安装好软件。
结果，心智程序概念反过来启发斯坦诺维奇提出人类心智架构的“双过程理论”。他与英国认知科学家埃文斯审查了大量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心理科学文献，注意到，无论是齐瓦·孔达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提出的冷认知、暖认知，还是雷伯在教育心理学领域提出的内隐学习、外显学习，还是埃文斯在推理心理学领域提出的进程1、进程2，都在阐述人类大脑的运作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认知过程。
因此，在2000年左右，斯坦诺维奇首先提出了“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他认为人类的心智加工存在系统1、系统2两个不同过程。斯坦诺维奇的“双系统理论”又启发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卡尼曼不仅在诺奖演讲中提及斯坦诺维奇的贡献，还将斯坦诺维奇与埃文斯提出的这一理论作为其2011年出版图书《思考，快与慢》的标题与图书架构。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写道：
基思·斯坦诺维奇与其长期合作者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首先提出了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术语（他们现在更喜欢将其称为第1类型过程和第2类型过程）。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不同个体面对各种问题时的不同反应，这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
他们用多种不同的方式问受试者同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判断成见的影响？斯坦诺维奇在《理性与反省心智》（Rationality and Reflective Mind）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对书中相关章节的主题进行了大胆而独到的论述。他对系统2的两个部分做了明确区分，这一区分十分明显，斯坦诺维奇称其为泾渭分明的两种“思维”。
其中一种思维（他称其为算法）负责的是慢思考和要求很高的计算活动。有些人在这些脑力活动中比他人做得更好，他们在智力测验中超越他人，并且在从一项任务转换到另一项任务上时，他们往往更快、更高效。不过，斯坦诺维奇认为，高智商并不能消除成见。要想消除成见，还需具备另一种能力，他称其为理性。斯坦诺维奇对理性之人的定义和我之前说到的“勤快人”有相似之处。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当将理性和智力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肤浅的或者惰性思考是一个反思缺陷，是一个理性错误。这是个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想法。为了论证自己的想法，斯坦诺维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球拍和球的问题以及其他此类问题比传统的智力测验（比如智商测试）更能反映出我们对认知错误的敏感度。关于智力和理性之间的区别是否会引出更多的新发现，时间最终会告知我们答案。
《思考，快与慢》的不少中国读者没有注意到这段话，甚至部分读者以为双系统理论是卡尼曼的贡献，其实不然。它来自斯坦诺维奇与埃文斯。尤其是英国认知科学家埃文斯，少为人知。但是实际上，他才是最初原创者，早在1989年，埃文斯便发表了相关的论文与著述。
正如卡尼曼上文中提及的肯定被人忽略的要点：“他们现在更喜欢将其称为第1类型过程和第2类型过程。”近些年来，斯坦诺维奇与埃文斯等合作的论文，否定了通过卡尼曼畅销书《思考，快与慢》的宣传而广为人知的“双系统理论”，而更倾向于使用“双过程理论”（dual-process）描述人类大脑工作的两种不同进程。为什么要否定自己提出的双系统呢？因为系统1、系统2的区分，容易使读者造成一个错觉，以为人们的大脑真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生理区域。然而，它们仅仅是加工机制而已，所以斯坦诺维奇现在更倾向于使用进程1（Type 1Process）、进程2（Type 2Process） 正文中译为“类型一加工”和“类型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