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繁荣，人类行为变得越发不理性、不合乎常理，与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非理性行为使得现代人的生活还不及茹毛饮血、食不果腹的祖先快乐。现代科技让人类免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甚至远离了无聊乏味的生活，然而，个体违抗自己意愿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非理性行为并非是无心之过，而是在人们能够意识到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依然执意而为。
——乔治·安斯利，《意志的崩溃》，2001
1999年7月的一个夜晚，小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 Jr.）与妻子及妻姐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前往玛莎葡萄酒庄园，在距离目的地仅有几英里时，飞机因在夜晚的薄雾中迷失方向而坠入深海。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认为肯尼迪的这次失误是压制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1]。肯尼迪未能让类型二思维战胜并取代类型一思维，也就是说，他未能让自己在飞行学校学习并掌握的仪表引导飞行技术战胜思维倾向。给他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当他找不到标记水平线的灯光时，全然没有意识到飞机正沿着海岸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没能保持机翼平衡，最终导致飞机陷入死亡螺旋，俯冲入海。
当地平线不可见时，飞行员无法通过重力感判断河岸的位置，也无法感知到飞机的非水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脑的无意识子系统会发出一个只能够勉强应对当前情境的劣质指令，意识需要察觉到这个指令，并用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取代这个无意识的自动化反应。在肯尼迪的案例中，这个劣质指令就是操控飞机上下翻飞，试图飞离云雾，寻找到地平线。而后天习得知识所教的正确做法是使用仪表数据来保持飞机水平，慌乱之中的肯尼迪未能做到这一点。根据格拉德威尔的说法：“在那种情况下，肯尼迪需要打破在能看到水平线时所依赖的直觉飞行思路，将注意力集中于仪表引导上。”联邦运输安全委员会对这起飞行事故进行了深入调查，公布了飞机在失事前最后几分钟的飞行路线，揭示了飞机不顾一切地寻找可视地平线的各种尝试和努力。寻找地平线是一种人类本能，但是，夜间飞行需要的并非是依赖直觉和本能，而是要执行后天学习到的飞行知识与技巧。
在前面几章，我们讨论了由于认知吝啬鬼未能做到有意识地加工信息，不假思索地使用默认信息加工方式，进而导致了对某些情境的非理性反应。然而，上述理论不能为肯尼迪的坠机事件提供合理的解释。他既没有被动地受到给定框架的影响（第7章），也没有像解决第6章的莱维斯克难题（杰克正看着安妮，而安妮正看着乔治。杰克已婚，乔治未婚）一样，轻率地对新异问题做出反应。从是否进行主动的思考这个角度来看，肯尼迪在面对当时的情境时，并不是认知吝啬鬼。另外，他知道正确处理危机的方法。肯尼迪学习过在当时那种情境下的处理方法，当他和另外两位乘客命悬一线时，很显然，他的顾虑太多了。在某一瞬间，正确的应对方式也许曾闪现在肯尼迪的脑海中，但是，正确的行为模式最终还是输给了错误的行为模式。那一刻，肯尼迪进行着紧张的思考，但是，正确的思路却已惨败出局。这让我们不由得想问，输给了谁？考虑到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源自于同一个大脑，正如第3章中所提到的三重加工心智模型理论，大脑中可能有若干种不同的心智。大脑中的无意识子系统经常会打败反省的、有意识的心智[2]。在肯尼迪的例子中，他输给了古老的关于平衡、知觉和方向定位的进化适应模块。这种现象很常见。然而，日常生活中更为我们熟知的，是与情绪管理有关的进化适应模块战胜理性反应的行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