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一个人不理性时，并非是在指责他的缺陷已无可救药。相反，我们是在敦促这一类人发生积极的改变。
——乔纳森·巴伦，《理性和智力》，1985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常常过度关注智力，而低估了理性思维的重要性，这样的做法极具讽刺意味，也让像我一样的认知科学家感到愤怒。在本书中，我已经阐述了几种不同的理性思维和知识库是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然而，我们的学校并没有教授这些思维工具，社会也不愿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注。与之相对应的，从高档昂贵的私立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各个等级的等教育机构一直都在使用智力作为选拔工具。企业和军队中的情况也很相似，都过度关注IQ，把它当成重要的评估标准[1]。
想想看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这些学校选拔的是未来社会的精英。他们使用的选拔机制（例如SAT）满足了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呢？社会批评者认为，这些测试只不过为社会遴选出了经济精英。可是，社会批评者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按智力来选拔，而完全忽视了理性？”真是错失了痛批当前选拔机制的绝佳机会。
简而言之，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对算法心智的评估，却忽视了反省心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事件的机缘巧合造成的。我们先有了评估算法层面加工效率的衡量标准，过了很久之后，才出现了理性思维的衡量标准以及对反省心智的操作化。早期智力测验的主导性和普遍性使人们除了关注算法水平效率之外，不关注认知的其他方面。我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致力于消除这个历史渊源造成的错误（高估了心智的算法部分）。
相对于智力，理性受到严重的低估。为了阐明这一现象，我想援引认知心理学家乔纳森·巴伦在1985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思维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阐述。巴伦要我们设想一下，要是我们能给每个人服用一种无害的、又能增加他们的算法水平能力（例如，区分速度、工作记忆、去耦能力）的药，结果会是怎样呢？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这种药会增加他们的智力水平。试想一下，要是北美洲的每个人在睡前都服用这种药，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有了更强的记忆力，处理信息的速度也变快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我和巴伦都认为，如果从提升人类幸福感的角度来看，发生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人们不可能在服用了这种药之后的第二天就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人们很可能只是做着平时做的事，只不过效率更高罢了。如果人们有了更强的记忆力和更快的处理速度，大概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由于没有想到备择原因，而继续接受无效的治疗（第10章）；由于过度自信而一直做出糟糕的金融投资决定（第8章）；受到信息生动性的影响，不断地错误评估环境风险（第6章）；成为庞氏骗局和金字塔传销骗局心智程序的宿主（第11章）；因为关于概率的证词是错的，而使得陪审团做决定时受到错误的影响（第10章）。智力提高之后，人们继续做着前几章所讨论的那些差强人意的决定。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速度变快了！
我将这个思维实验作为直觉泵（intuition pump），希望借此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讨论：使用这种特定的认知属性评估方法，我们的社会会损失什么？这个实验有着明显的警示意义。在第9章讨论的例子中，更多的认知能力有助于增加人们的理性反应——在这些例子中，算法心智没能改写自动化心智的加工倾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当次优理性思维倾向出错了，它也无济于事。
在“IQ之辩”中，另一个让研究推理和理性思维的认知科学家感到愤怒的问题是关于智力可塑性的无休止争论[2]。没有人否认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它使得其他与智力同等重要且可以被传授的认知技能黯然失色了。同样地，我们也没有重建人们容易犯理性错误的环境，进而改善理性思维困难造成的糟糕后果。倘若我们继续只关注智力而忽视其他的认知技能，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我们会错失教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理性思考的机会；也会错失通过重建环境以减少因心智程序问题和认知吝啬鬼倾向而付出代价的机会（有益于个体自身，或是有利于整个社会）。
鉴于人们完全忽视了理性思维心智构件和程序（这一组与智力有同等社会影响的心理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将大把的注意力花在智力上（培养智力、赞扬智力、担心智力不够高等）似乎是在做无用功。畅销书告诉父母如何养育出更聪明的孩子；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在讨论如何提高学生的智力；听到某一身体缺陷不会损害智力时，人们常会长舒一口气。父母不是很关心他们的孩子能不能成长为理性的人，学校也没把相应的注意力放在学生能否进行理性推理上。智力对于不能适应社会的孩子而言是毫无用处的，这一观点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认为，社会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将非理性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将会引发怎样的后果。这些技能和思维倾向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由于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理性思维能力（即本书所讨论的加工偏见和心智程序问题），医生选择了效果更差的治疗；人们未能准确评估环境风险；在法律诉讼中，信息被误用；政府和私营行业在不需要的项目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父母没有给孩子注射疫苗；病人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动物遭到掠杀，濒临灭绝；数十亿资金被浪费在无效的医疗方案上；人们为糟糕的金融决策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3]。扭曲的信念形成过程体现在多种形式的民族优越主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对同性恋的憎恶中。
由于未充分发展的理性思维倾向和知识所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世界中，部分地区的非理性思维和决定的影响会通过信息科技在全球范围得到传播并被放大，进而影响更大范围的人群。也就是说，即使你自己没有做出非理性行为，你也会受到其他人非理性思维的影响。举例来说，伪科学观念的传播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例如，尽管有大量研究表明巫师根本无法协助警察开展调查，但警察部门还是会雇用巫师参与调查。有的陪审员被发现依靠占星术做出决定。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笔迹与人格无关，但是一些大型银行和世界500强企业在招聘时还是会聘用笔迹学家帮助他们做出人事决定[4]。伪科学判断得出的笔迹线索使雇主忽视了更有效的评价标准，最终造成经济上的低效和人为的不公正。你愿意仅仅只是因为写竖弯钩时不够标准而失去一份你很想要的工作吗？你愿意因为星座运势而被判有罪吗？
不幸的是，这些例子不在少数。当这种污化心智程序在社会中弥漫时，尽管我们自己想免受污化心智程序的影响，但事实上无人可以幸免，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诸如占星术之类的伪科学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涉及报纸专栏、电台节目、书籍出版、互联网、杂志文章等多种传播手段。美国众议院人口老龄化特别委员会预计，全美花费在医疗骗术上的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医生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医疗骗术在网上的传播及其健康成本。
伪科学信念源自于思维倾向、心智程序缺陷和污化心智程序的复杂结合。伪科学信念与确信偏差倾向、忽略备择假设、忽视结果随机的可能性、认同某些信念而不去批评它们和各种概率思维谬论都有关系[5]。在本书中，我已经讨论了这些理性思维属性和智力水平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对这些心智属性能做什么呢？我们暂且将数十年来关于智力可塑性的争论搁置一旁，试问关于理性思维倾向的可塑性我们又知道什么呢？
[1] 过去10年中，各大公司都想尽办法完善对员工的评估计划。他们开始使用各种人格测试以及所谓的忠诚度测试，而这些问卷测试的信度、效度都尚存疑问（Paul，2005）。
[2] 某项心理特质有50%由遗传决定，这是非常常见的。毫无疑问，智力是具有可塑性的，但是这种可塑性具有一定的界限，并非是无限可塑的（Ceci，1996；Hunt and Carlson，2007；Neisser，1998；Neisser et al.，1996；Nickerson，2004）。
[3] 这些例子来源于多篇不同的文章（Arkes and Ayton，1999；Baron，1998，2000；Bazerman，Baron，and Shonk，2001；Camerer，2000；Chapman and Elstein，2000；Gigerenzer，2002；Gilovich，1991；Groopman，2007；Hastie and Dawes，2001；Hilton，2003；Kahneman and Tversky，2000；Lichtenstein and Slovic，2006；Margolis，1996；Myers，2002；Reyna and Lloyd，2006；Sunstein，2002，2005；Sunstein and Thaler，2003；Taleb，2001，2007）。有关仇恨的研究，请见：Sternberg，2005。
[4] 有关警察心理学、笔迹心理以及金融管理和司法领域中的伪科学信念的文章请参考：Hines，2003；Reiser，Ludwig，Saxe，Wagner，1979；Ben-shakhar，Bar-hillel，Blui，Ben-abba，and Flug，1989；Neter and Ben-shakhar，1989；Krantz，2000；Wilkinson，1998；Shermer，1997；Stanovich，2004；Sternberg，2002b。
[5] 已有一些研究试图探索伪科学信念和思维属性之间的关系，其中多数都是间接证据（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Nickerson，1998；Shafir，1994；Stanovich and West，1997；Toplak et al.，2007；Waganaar，1988）。